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代后记:忠于某些事实,忠于某些情感,也忠于幽暗的自己

来源:《80后文学研究与批评》 | 李伟长  2018年10月28日09:38

“他总是戴着帽子,

一顶七号大的灰色浅顶软呢帽,

哪怕在办公室一个人看稿时也戴着。”

这是我读天才编辑麦克斯韦尔•珀金斯写下的句子。这个帽子细节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就成了现在的书名。在电影《天才捕手》中,科林•费尔斯扮演的珀金斯,时刻戴着一顶帽子,我有点强迫症似地想确认那是不是七号大的。

珀金斯的帽子,作为一个来自生活的被文本和电影固化之后的细节,在我心里变成一种象征,孤独的,退后的,却又是坚定的。从生活的真实到文本的真实,中间就隔着珀金斯的这顶帽子。发现才华,帮他人辨认出自我,变得更好,不求回报,全身心投入,做个默默无闻的无名氏,却也乐在其中,这是珀金斯的理想生活。理想的批评写作也该是这样,发现一部分才华,与之对话,然后让自己变得清晰,平心静气地接受所有可能的不如意。从个人的生活来说,珀金斯又需要这一顶帽子,让自己藏起来。

这么关心帕金斯的帽子,和我个人的文学观有关。在珀金斯的身上,我看到了“忠于”,忠于自己的内心,忠于自己的判断,忠于自己的梦,忠于友情,也忠于热情,以及忠于这份忠于导致的失去与错过,作为一个文学编辑,珀金斯就主动“错过”了福克纳。最终忠于自己的局限,努力完成清晰的也清醒的自我认知。在他那顶极有标示性的帽子上,我也感受到了另外的东西,那就是独立于外界的一部分自己,作为孤独个体的外在兴趣,甚至是嗜好,完全自足的于他人无害的东西。

如果说珀金斯让我感知到了“忠于”的存在,那另外一个伟大小说家的一则短篇小说,则启发了我对“忠于”及其边界更为深度的认知。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起毫无希望的恋爱事件。一个饱经世故的男人,情场高手,遇见了一个是不谙世事、脸上写满寂寞的女人。这个男人风流成性,常在外寻求身心寄托。这女人的丈夫有钱,可她过得不开心,渴望新的生活。这两个人,邂逅了,相爱了,不断地幽会……未来怎么办?她哭了,他也束手无策。

故事中人说:“我们不知道这段关系会持续到何时,但至少现在它不会结束。”有人会问然后呢?没有然后,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这个“真实的”看上去庸俗撩人的爱情故事,来自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牵小狗的女人》,有人译成《带叭儿狗的女人》的,也有人译作《带小狗的女人》,用词不同,不作细究。说它真实,在于文学的真实。

这会是一次真的爱情么?对这个男人来说,是真的动情了,还是又一次风流?可为何他已经深陷思念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女人是第一次出轨,因为婚姻生活的苦闷,她渴望呼吸新鲜的空气。她是真的爱上了这个年纪大她一倍的男人?还是只要不是她丈夫,谁适时地出现在她面前、讨好她、听她诉说、带她逃离目前的生活,就可以得到她的爱情?关于这起恋爱事件的结局和意义,契诃夫没有表明哪怕半点态度。

美国作家乔伊斯•卡洛尔•奥茨,就不主张过于追求小说的意义,小说本身就是它的意义。对契诃夫这个故事的结尾,奥茨在《短篇小说的性质》一文中,作了这样的解读:由于他们各自的家庭、各自的社会责任等等因素,他们不能结婚。故事的“意义”就这些。契诃夫使我们感觉到了他们进退维谷,他们极度的痛苦使我们经久难忘。这就够了,故事不需要再有别的意义。他们不是因为私通而受惩罚!——也不是因为不敢私奔,不够罗曼蒂克而受惩罚。他们是平常的人,陷进了不平常的境遇。

对于故意的意义,奥茨认为这就够了,但关于故事为什么会这样,何至于此,她有着平实却独特的洞见。奥茨没有否认他们应该受到惩罚。相爱就是惩罚,思念就是惩罚,痛苦就是惩罚,爱而不能相见就是惩罚,未来往哪儿去的煎熬就是惩罚。这就是奥茨的文学观:平常人,陷进了不平常的境遇,感情只是其中一种,还有更多同样烦恼乃至绝望的境遇。试问,谁又不是平常的人呢?如果有幸地或者不幸地,陷入不平常的情感或者其他不平常境遇呢?平常人的不平常,就是原因,也就是答案。由此,小说中的想念是真实的。男人以为风流过后就是烟消云散,他错了,这次不一样了,他开始疯狂地想念她:他一闭上眼睛就看见她活生生地站在自己面前,显得比本来的样子还要美丽,年轻,温柔……每到傍晚,她总是从书柜里,从壁炉里,从墙角处瞅着他,他能够听见她的呼吸声、她的衣服亲切的窸窣声。在街上,他的目光常常跟踪着来往的女人,想找到一个跟她长得相象的人。

关于面前离家出走的女子的所思所想,契诃夫赋予在小说人物身上的清醒也是真实的。

她为什么这样爱他呢?他在女人们的心目中总是跟他的本来面目不同,她们爱他并不是爱他本人,而是爱一个由她们的想象所创造出来的、她们在生活里热切地追寻的人。

奥茨认为契诃夫忠实了这种真实。相比奥茨的一种解答,纳博科夫的解答就显得较为严肃,像数学那般工整。他以《论契诃夫》为题,收在《文学讲稿》中,用文本细读的方式,细致地讲解了这篇《牵小狗的女人》。纳博科夫开篇就先声夺人:有人说契诃夫总爱写一些可爱而一事无成的人物,这种说法不够准确,倒是这样的说法更确切些:他笔下的男女正是因为一事无成才显得可爱。纳博科夫认为,这篇小说没有提出什么问题,没有通常的高潮,也没有一个有意义的结尾。然而这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之一。

纳博科夫就是这样,爱憎分明,高赞此篇为最伟大的之一。不得不承认,有一点纳博科夫说得深刻:小说没有明确的终结,而是按照生活的自然运动、以典型的契诃夫方式渐渐消隐……他俩都明白结局还远得很,对他们说来,那最复杂、最困难的事情还刚刚开始。

没有一个有意义的结尾,深刻归深刻,有人会喜欢纳博科夫的解读,他忠于了生活自身的逻辑和走向。关于日常生活的延续,无论发生什么,生活始终匀速向前。然而,我个人觉得奥茨的“平常”一词更加意味深长。所谓平常,就是最大的枷锁,非不愿,不能也。“平常人,陷进不平常的境遇”,则跨越了时间、空间和民族,趋于某种永恒的人类情感和人性。

奥茨直截了当地追问,“短篇小说的性质是什么呢?它没有单一的性质,而只有多重的、不同的性质。就像我们各人的个性不同一样,我们的个性所做的梦也不会相同。没什么规矩可循。”当年的规矩都被打破,新的规矩正在被打破,即使这般不断流变,奥茨还是郑重建议:我们写作,是要忠实于某些事实,忠实于某些情感,是为了“解释”那些表面上古里古怪的行为……为什么要忠于?这是一个人的基本道德,忠于自己内心的幽暗,才可能看到光泽。奥茨继续向自己发问: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为什么会变得暴戾恣睢,会去杀人;一个无忧无虑的女人为什么会跟人私奔,结果毁了自己的一生,一个头脑清楚的人为什么会去自杀?

契诃夫的这篇小说,当然是关于一段特殊情感的,但如果往更高一点的地方看,我以为他写出了更为普遍的人类境遇,只不过这一次碰巧是爱情而已。在生命的长河中,无论平凡与否,总会遭遇到种种不同的际遇,进退不是,左右为难者多矣。作为批评写作,我期望自己能够说出奥茨这样的话来,平常的但能道出部分普遍的话语。同样,我也期望自己能够像纳博科夫一样审慎地面对文本,从中发掘出生活恒定的河流。这样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批评写作者,才可能拥有一顶属于我自己的帽子,当然不可能像珀金斯的一样,必须是七号大的,必须是软尼的。

奥茨的写作出于一个很简单的愿望:我想知道人类各种情感后面的“为什么”。关于她所列出的问题,我们都想知道原因,不是么?我们也想知道契诃夫为什么要写《牵小狗的女人》这样的小说。唯有忠于某类价值,才可能发出神圣的光泽,如果做不到忠于,写也写不出好的,读也就读不出好来。忠于某类意义,是不是就非得写大事件呢?这似乎也是纠结在中国写作者心中的大问题,奥茨更是不以为然, 她认为只有还没入门的作者才会挖空心思,想什么“大”事件。业余作者往往想写大事情,表现严肃的主题。但世上没有“大”事情,只有大手笔。所有的主题都是严肃的,或者愚蠢的。好吧,话题又回来了。就文学而言,世上没有“大”事件,只有大手笔。所有的日常生活中的主题都是值得写的,就看你如何写好,普鲁斯特的小蛋糕就是最好的例子了,还有珀金斯的帽子,在别处就是一顶帽子,戴在珀金斯的头上,就成了珀金斯的帽子,就是一个可以被解读的细节。

问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观,其实就是问我们需要什么的生活。刻薄地说,想要的生活常常就只能是想要,而不是能够要到,就像契诃夫的《牵狗的女人》,平常人陷入了不平常的境遇,你又能如何解题?愿那些经历古里古怪的事件的人,都能安然归来,因为现实中,很多人都没能回来,都消失了。有些朋友再也见不到了,有些人再也不会谋面了。

批评写作只有在成为文学的一部分后,才会获得流传的可能。要成为文学的一部分,“忠于”就是不二的法则。忠于某些事实,忠于某些情感,也忠于幽暗的自己,不驱一时之趣味,不满足于流行(因为有流行就会有过时),去体验更为普遍的不会过时的人类情感和境遇,也许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文学观,好像也可以算是一种人生观。

关于珀金斯的帽子,这就是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