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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利沃夫到格里威策:一部简略的个人史

来源:花城 | 李以亮  2018年10月26日00:21

《两座城市》是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的一部散文、随笔合集。此书一九九一年首次在波兰国内出版,一九九五年由丽莲·瓦莉女士译为英语在美国出版,并加上了“论流亡、历史和想象力”这样一个副题,分别概括了全书三辑文章大致的主题。因此也可以说,三辑大体可以提炼出这样三个关键词,只是每个词的意义都略显宽泛。我想提醒读者的是:此书的文章不是那种正儿八经的论文,其文体形式灵活而多样,但是各篇的主题都是严肃的。部分文章偏向于回忆性的散文,部分文章则偏向于评析性的随笔。

此书成于作者的盛年,又值历史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想必各种问题纷至沓来,且作者充分调动了他所拥有的一切写作资源,包括个人和家族的记忆、各种历史事件的解密、作家和知识分子方兴未艾的对摆脱历史钳制的努力、作为一名职业诗人对于诗歌美学内部诸多问题的思考,这些势必造成了本书内容上的宽阔,甚或驳杂,必然也会给阅读带来一定的难度和挑战。不过,我相信这也许恰是某些读者特别期待的。

整体而言,这本书给我的感受,既是一部简略的个人史(主要是精神史),也是一部带有个人问题的哲思录、诗学启示录。

本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即长篇散文《两座城市》,它有明显的自传和回忆性质,如同一篇“成长小说”。因为文体的缘故,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的纪实性。两座城市是指利沃夫和格里威策,前者是作者的出生地,后者是他童年和少年时生活的城市。利沃夫在文中属虚写,是一个“失去的城市”,只出现在上一代人的讲述和作者的想象里;格里威策则是实写,从不同角度折射出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后波兰社会的一般状况,特别是普通人生活的真实状况——在这座“丑陋的工业城市”,“仇恨和绝望”无处不在。

扎加耶夫斯基将自己定义为“无家可归者”: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出生不到四个月,因为国家版图的重新划分,就被家人带到了原属异国的另一个城市;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更为复杂:“出于偶然、命运的无常、本身的错误或气质上的缺点,从童年或从锻造他的年少岁月起,他就不能或不想与他成长、成熟的环境建立起紧密和深厚的联系。”无家可归,成为命运的一种安排;诗人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对这种命运的承担与克服。“无家可归,但也并不总是不快乐。无论怎样,这个更糟糕的城市也给我提供了各种卑微的财富,首先便是头顶的一个屋顶。”当然,我们不难想象,还应包括精神上的财富。事实上,我们从《两座城市》这篇回忆录中读到的,无不可以理解为诗人在精神上获得的财富,无论是上一代人“被割裂为两截”的生活,还是他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给予他影响的人物。正如作者所说:“我生活在一种成长小说里。”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诗人思想的一个起点、想象力的一个源头,以及他逐步提高的自我认识:“我怀疑,在许多交谈者眼里,我也许是一个令人不快的、自负的自命不凡者……我是荒谬的。”“我是谁?一个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个年轻的唯美主义者?然而,我不曾鄙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如何生活,才不伤害他人,才能帮助他们。”在扎加耶夫斯基的思想里,有一种倾向,便是对于生活本身的热情,其实它也深植于他的早年:

我体验到某种全新的东西:一个人可以与他人同在,在团体中间,在一群人中间,却仍然只是自己。一个人能敏锐、动心地感受到他人的存在,同时不失去自我,或作为个体和普通人的特性。

需要说明的是,《两座城市》并不只有抽象的议论,相反,它更多是通过细节的刻画,达到对于自我和他人的理解。有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楼下的一个邻居,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住所。有时他穿一件蓝色睡衣出现在院子里。他也来自利沃夫。他属于移民社区激进的一翼,并且拒绝接触新的世界里所有的一切。他穿睡衣走进院子,这样,就没有人会认为他离开过房子。不过是一个囚徒在监狱做一些身体的锻炼。那时我不理解他,他让我发笑;我现在想到他,想到一个人自己判自己多年的监禁,生活在那些没有被打开过的旅行箱、后德国的墙壁、半明半暗的环境中,是怎样一种苦难。他是一个老人,满怀仇恨和绝望。也许他在梦里回到了逝去的日子,那个不得不离开的地方。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总是穿着睡衣。他生活在梦里,只是在梦里。他的睡衣,犹如一件潜水服;他潜入往昔,仿佛一个蛙人。

我相信,这样的叙述高过许多的长篇大论,其穿透力,完全是可以超越国界和语言的。可贵的是,在《两座城市》里,这样的文字随处可见。

《两座城市》之后,作者还有一部同样具有自传性的回忆录《另一种美》,可以看作是其姐妹篇,后者既是前者的补充、延续,更是扩展和深入。

苏珊·桑塔格在其长文《智慧工程》里说,扎加耶夫斯基的书“部分是关于挣脱历史钳制的沉思”,即“如何将自我从历史的狰狞鬼脸和反复无常中解放出来”。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大体来说,扎加耶夫斯基不能算作“清算文学”的代表,他“并没有再去提供一份谴责,直指历史上的罪行和压迫”。

从本书的第二部分来看,两篇文章,矛头虽然也会指向“罪行和压迫”,但是文字的意义又不止于此,它们差不多都采取了巧妙的反讽方式,都有超出社会学研究的价值。作者给它们选择了一个总题:“公开的档案”。所谓“档案”,公开就具有“解密”的性质,同属于作者的“个人化历史”的写作。限于篇幅,具体内容不在此详述了。

上帝在哪里?——在受苦里,还是快乐里,在一束光里,还是在恐怖里?在富裕而自由的城市里,还是在集中营里?当然,我知道,很幸运我知道,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后一部分并不困难。然而,如果上帝偏爱黑暗和恐怖充斥的地方,那意味着什么?啊,在美里面,我也感到神圣的存在,但是,对我来说那似乎不是同一个上帝。是的,我知道,一个人必须敞开自己,必须谦卑地接受到来的一切,而不是坚持要理解那些不可理解的事物。我不应谈论这个,我是谁?冒险闯入一个属于教士的领域?我只是一个门外汉,我应该保持在自己的能力、经验和反思的范围内。

译者不能确定第二部分《春天的雷雨》有多少自述的成分(它讲述的部分往事的确并不是发生在作者身上的),但是,它确实透露了诗人在移居巴黎后的一些信息。作者在出国后确实也发生过转变,“朝向美学领域的飞升”。诗人的老朋友朱利安·科恩豪塞尔曾批评他改变了自己“集体的主题”,成了一个单纯的“抒情诗人”。对于自己被指控为一个“浅薄诗人”,扎加耶夫斯基有过这样的自我辩护:“在波兰,很多批评家指责我,说我漂浮到了一个审美愉悦的轻浮海面。当然,这样的看法并非是唯一的;波兰也有批评家能够公正地看我,他们认为我依然在对历史做出反应,不过不再是以我年轻时习惯的那种方式。”

本书的第三部分题为《新拉鲁斯百科小词典》,作者以影响颇大的一种法语词典之名,可能意在借喻本辑内容的广泛性和灵活性。这一部分,主要是作者对于波兰和欧洲几位诗人和作家的精短评论,以及作者关于一些哲学和诗学问题的思考,大都不成体系,有时只有思考的结论,并无更多的论证。

就在完成《两座城市》一书的翻译后不久,译者在波兰文化网站上看到一条消息:扎加耶夫斯基在德国被授予以让·埃默里的名字命名的“欧洲随笔写作杰出成就奖”。让·埃默里是一位犹太作家,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一九六三年后以散文和随笔写作反思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而广为世界所知。扎加耶夫斯基被视为一个“擅长多语种的波兰人和一个世界主义者”,由奥地利作家罗伯特·梅纳瑟领导的评审团做出了表彰的决定。评审团的授奖词里写道:

扎加耶夫斯基结合了明亮的政治意识和共情的艺术关怀……博学,而不自视其高;全面,而不流于琐碎;反讽,而不愤世嫉俗。他带领读者穿行于历史和当代的欧洲文化,使他们因此而改变、丰富,并更为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悬而不明的处境。

几年前,扎加耶夫斯基也获得过由中国诗人黄礼孩主持的“第九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以及在北京颁发的第四届“中坤国际诗歌奖”。他的诗歌选集《无止境》和随笔集《捍卫热情》也由花城出版社收入“蓝色东欧”第三辑出版了。总之,对于这位杰出的诗人和散文家、随笔家,中文读者开始逐渐熟悉起来。译者希望《两座城市》及《另一种美》的出版能对我们理解诗人的思想与写作艺术有所助益。译文中或存在这样那样的瑕疵,也请尊敬的读者、师友们不吝赐教,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