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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坐拥书城的季羡林

来源:北京晚报 | 吴霖  2018年10月19日07:44

立秋那日,夏还非常热烈着,蝉鸣悠扬。道路蜿蜒的深处,是朗润园。竹林掩映之中,走下从凉台推门而出的季羡林先生。昨天,是他82岁的生日。

在季先生指引下,走进他的家。过道里,满满的,是书橱。书橱上,满满的,是书。走进房间,是更多的书橱,以及书。大凡读书人都会艳羡这丰富的收藏的,而这感叹也使这位爱书长者高兴起来,他要引来访者,去参观他的书房和他的书。几乎所有的屋子,都井然有序地放满了书。其中有他留德十年带回的外文版图书,还有以相当便宜的价格购齐的大套《大藏经》……

季先生非常“奢侈”,因为他有三个书房。这是他三个读书、写作的地方。他喜欢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战术。在一张书桌上,写一个专题的文字。因为资料书及稿子等摊子铺得很大,所以,一旦写累,则空手转移到另一个书房,继续写作,或读书,只是换了主题。

其中一个书房,是用凉台改装的,四个简易木质书架,叠罗汉般地矗着。书们便有惊无险地拥挤在其中。访者隔着书桌,与季先生相向而坐。不仅书桌上有书,而且上、下、左、右,全是书。因此,说季先生坐拥书城,挥笔如剑,绝是不为过的。

在这里,特殊的书香和主人所营造的文化氛围,使无数访者留连忘返,灵魂,在这里可以得到平和的宁静。

季先生每日凌晨四点即起身工作,那盏竹林后的灯光,应算是朗润园,乃至整个燕园的最早的灯光吧?这是他多年的习惯了。俟清晨八时,他便像上班一样,走出家门,穿过未名湖,步行到大图书馆去看书。早两年,他是以骑车代步的,但近来,由于家人“严令禁止”,他便也“少数服从多数”,安步当车起来。季先生自称没有体育锻炼的爱好,“这就是锻炼!”他认真地说。在图书馆看两小时书后,他便循来路走回家中。

他最近的大动作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撰写一部《糖史》,打算写四十万字的这部巨著,已写就十多万字了。

季先生爱猫,是出名的。两年前造访季府时,尝见两只波斯大猫。此次去,季先生告知,其中一只竟于数月前被人窃走。剩下的那一只,叫“咪咪”,给工作之余的季先生,带来了些许欢乐。“咪咪”已五岁了,季先生风趣地说,已是“猫到中年”。

季先生虽然是功成名就的大学者,但他坐拥书城,却不甘心把朗润园当作世外桃源,他的忧国忧民之心依然如故,每每让年轻一些或更多的客人怦然心动。

立秋那日,他与访者又谈起敏感而又不可回避的话题,季先生陈词慷慨,一席话刚落,窗外,竟响起了雷声。

在季先生的家门口,与他握别。面前是一片细致的湖,正对着楼门,长着一片荷花。荷叶已绿到极处,而花,尚含蕊待放。

“那是我们种的。”季先生说。

“怎么种的?”访者问。

“撒下一把种子。”他做了个撒种的动作:“三年了,就长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此时,雨,已开始下了,寥寥落落的。

“我喜欢雨!”他说:“今年雨少呵。”

刹那间,从一个严谨严肃的大学者季羡林身上,看见了抒情的散文家季羡林的形象。他们是那么奇妙又和谐地统一在了一起。

他的那本散文选,厚厚,重重,承蒙相赠,正在访者的行囊中,上面的作者签名,形拙而有妙趣。

楼门的两边,均是季先生的家。一侧是卧室,放着二十四史,挂着齐白石的画,当然,还有他的书桌,他的纸和笔;另一侧是他用凉台改装的那个书房。

雨,打在竹林的叶子和窗玻璃上,声音先是碎碎的,继而连成一片。季先生穿着黑绸布衫,站在门洞,像一本厚重的书,默默观雨。

季羡林先生在1933年6月6日日记中写:“晚饭后,到朗润园一游,风景深幽。”彼时的他,22岁,在清华园已生活了两年多。因此,无法印证此是否是他与朗润园的第一次亲近。出清华西门,如果没有围墙,斜对角就是朗润园。1980年,季先生在散文集《朗润集》自序中说:“我在北京大学朗润园已经住了将近二十年,这是明清名园之一,水木明瑟,曲径通幽,绿树蓊郁,红荷映日,好像同《红楼梦》还有过一些什么关系。我很喜欢这个地方,也喜欢‘朗润’这个名字。”

季先生是朗润园中人,我在朗润园中拜访过他。印象最深的,自然是第一次,那是1991年6月19日。那天,我和他在他家一楼的阳台上合了影。看着这张距今已经27年的旧照片,有不胜讶异和惶恐之感,也让我顿时理解了“光阴似箭”、“白驹过隙”这样的成语。这张照片于我,还有另一个意义,因为,摄影者是我1983年相识于学院路41号的老友唐师曾。大致计算了一下时间,大约正好是他从海湾战争归来,复又去新华社开罗分社任职前的期间。

那天去季先生家里,唐师曾至少用了两台相机,分别用了黑白和彩色两种胶卷。彩色照片我还保留了几张,地点是在季先生家的客厅。我和季先生相对坐在一张方桌前,至于聊了些什么,早已漫漶不清。但当年的照片保留了一些细节,现在看来颇有些意思的,是屋内的环境:季先生身后,有一台14寸(不知是彩色抑或黑白)的电视机,罩着绛红色绒布套。墙上除挂着有风景的月历外,还有一个必须每天翻阅或撕开的日历。季家的日历,从照片可以看到,是向上翻阅并用夹子仔细夹起的。日历的底板,是一个美女……桌子上,有白瓷的茶壶,还有貌似盛放调味品的瓶子。这里,应该是季先生家的客厅兼餐厅。

还记得一个细节,我们正在聊着的时候,一只硕大的白猫忽然跳上了桌子,就在季先生站起安抚白猫的一霎,唐师曾用黑白胶卷那个相机抓拍到了那一个瞬间。后来,老唐把这张照片戏称为:猫争人权。

快离开的时候,我和季先生在客厅外的阳台上,以比较流行和正式的方式合了影。我应该给老唐在同样地方也按下了快门。通过这张1991年6月与季先生的合影可以看到,季先生住在一楼,阳台外是一片葱翠的小竹林。我腰间的BP传呼机看上去很抢眼、突兀,且有喜感。如今,这种俗称BP机的传呼机早已绝迹,但在当时,却是即时通讯的利器。我还记得我的号码是126—53630。老唐的呼机号码,我也记得:126—5566。

季先生出生于1911年8月6日,1993年他82岁整,按中国人算法也可算83岁。《坐拥书城的季羡林》一文写于1993年8月8日,从文章上看,我是8月7日去拜访的季先生。我找出了当年季先生所赠、我文中所写的“厚厚,重重”的那本书,我讲的“厚、重”自然有双重含义,物理上的厚重,也的确,那本书有556页。那是一本《季羡林散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12月初版,印数3550册。季先生在扉页留下了钢笔签名,时间正是1993年8月7日。这应该是我再一次去拜谒季先生。

季羡林先生的学问在当时的我来看,几乎是高山仰止,比如他说当时正在写的《糖史》,按今天的流行语来说,十分的“高、大、上”。我记得还问过他为什么要写《糖史》以及怎么写的问题。季先生的回答,可惜我早已记不清。如今,《糖史》业已出版,非常惭愧至今尚未一读。我想,我当年问的问题应该在那本书里会找到答案。

回想当年的季先生,马上就清晰浮现的,是记得他衣着非常朴素,似乎几次见他穿的不是衬衫就是蓝色的中山装。说话慢条斯理,有较重的山东口音。能让他兴奋和自豪的,似乎就是那一屋子、一屋子的书。第一次去,他还为书的无处摆放而烦恼,第二次去的时候,北大已经给他增配了一套房子,就在原先住房的对门,专门用以放书,对这一点,他是很感念的,因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房子是多么稀缺的资源!

因为增配了一套房子,家中的布局也就有了变化。季先生带我在他家参观,记得他夫人当时有病坐在床上。再就是,他指着墙上的齐白石画给我们看,告诉我购于五十年代的初期。我问价格,他的回答让我惊呆了。按今天看,画价便宜到令人咋舌。依稀记得,季先生告诉我当时是通过朋友去买的,买了两张,仿佛还买二赠一了……

2004年夏天,我第一次去德国,以马丁·路德大学所在的城市哈勒为原点,每天往不同方向的城镇坐火车随意转悠。某一天黄昏,从某个城市回哈勒,要在爱森纳赫转车,不知什么缘故,却坐上了去另一个方向的火车。当火车在终点停下,是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哥廷根!呀,我第一反应是,这是季羡林先生曾经留学生活过十年的城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