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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纪念我的导师：“楚狂老人”陈子展先生

上世纪80年代，陈子展（右）与徐志啸。

2018年是我的导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展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上海古籍出版社新近出版了《陈子展文存》，将他在1949年前出版或发表的著述文字共计100余万字整理出版。作为他生前招收的唯一一名硕士研究生，整理、编选先生的著述成果固然是我义不容辞之任务，今天看到《陈子展文存》的重新集束面世，使世人得以再次领略先生的学术成果与学问文采，我的心情很是激动欣慰。

陈子展先生原名炳堃，子展是他的字。1898年4月 14日，他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青峰山村一户农民家庭，幼年就读于私塾，后入长沙县立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小学教师。五四运动后，陈先生曾在湖南多所中学及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因为在湖南长沙多年，使他有机会结识了一批共产党人，如李维汉、李达、何叔衡、谢觉哉等。我曾听他说起过，他曾跟毛泽东一起踢过足球，毛泽东踢前锋，他守门。

1927年“马日事变”，陈先生遭反动派通缉，不得不携家属逃往上海，幸应田汉之邀，陈先生入南国艺术学院任教授，开始了新生活。1932年，他应朋友力邀，开始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37年开始兼任中文系主任。1950年，他卸任系主任一职，之后便一直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直至1990年因病谢世。

陈先生早年因生活所迫，大部分时间从事杂文写作，借此获取稿费卖文为生。先生的杂文大多短小精悍、泼辣尖锐、刺中时弊，其辞锋之犀利、讽刺之辛辣、识见之广博，在当时文坛堪称翘楚。这些杂文发表时，多以“楚狂”“楚狂老人”“湖南牛”“大牛”等笔名行世。现代文学史家唐弢在《申报·自由谈》合订本“序”中曾写道：如要写现代文学史，从《新青年》开始提倡的杂感文，不能不写；如要论述《新青年》后杂感文的发展，黎烈文主编的《申报·自由谈》不能不写，它对杂文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陈子展先生正是这个报纸副刊的经常撰稿人，他的《蘧庐絮语》专栏当时很受读者欢迎。据《申报·自由谈》主编黎烈文说，这个副刊付给作者的稿酬，依据文章质量和社会影响而定，最高者是鲁迅和陈子展两位。林语堂办《人间世》，最欣赏两位作者——曹聚仁和陈子展，理由是：两位作者书读得特别多，写出的文章特别耐读，自然特别受读者欢迎。

除了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杂文名家之外，陈子展先生也是我国现代最早重视近代文学研究、并于20世纪初问世近代文学史著作的少数学者之一。他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问世后广受好评，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两部开山之作。陈先生这两部书问世之前，胡适已发表了 《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陈先生没有人云亦云地照搬胡适所言，而是别创一说，且对胡适论著中有所忽视的近代时期出现的旧体诗词创作及其作者群——宋诗运动、同光体代表诗人、近代四大词人等，作了专门论述，体现了他的独家风格。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之后，陈子展先生编写出版了《中国文学史讲话》上、中、下三册以及《唐代文学史》《宋代文学史》（后合编为《唐宋文学史》行世）。与此同时，他还撰写了多篇古代文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奠定了其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的地位。

陈先生毕生用力最多、体现功力最深、成就最大的，首先是《诗经》研究，其次是晚年的楚辞研究。他曾说自己“一生所在，唯此两书”——《诗经直解》《楚辞直解》。两部《直解》可谓他毕生学术研究成果的结晶。

陈先生之所以会花大力气于这两部《直解》，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历代许多学者都没能科学正确地认识和诠解这两部上古时代的诗歌集子，为此，他花费了自己后半生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投注于这两部《直解》的著述之中，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几易其稿，荟萃各家之长，参酌取舍，成一家之言，向学界和世人奉献了两部厚重的大著。

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读遍世上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资料，决不妄下结论。”对于历来争议较大的一些疑难问题，如孔子删《诗》说、采《诗》说、《诗》序作者、风雅颂定义等，陈先生都旗帜鲜明地表述了他个人的看法，绝不人云亦云。他既要和古人“抬杠子”——指谬正讹、去芜存精，也要和今人作辩论——辨必有据、辨伪求真。

陈先生的楚辞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那时他已年逾花甲，一千多年来蒙在楚辞研究领域的层层迷雾，促使他下决心要作一番爬梳剔抉的工作，努力还世人一个近真的楚辞原本面目。为此，陈先生翻遍了历代的楚辞注本，系统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和许多西方理论家的论著，参考了大量文物和文献资料。他不愿无据而否定史有屈原其人，也不愿无据而肯定屈原的任何作品，凡古今人士所揭出的疑问，他都广搜前人成说，并经过独立思考，一一予以爬梳澄清。不仅如此，陈先生还将对屈原认识的视野置于世界文学的高度，认为屈原的作品堪与荷马史诗、但丁《神曲》、莎士比亚戏剧、歌德《浮士德》等世界一流大家作品相媲美。

回顾陈先生这一生，早年的杂文创作，使他驰名文坛；中年的近代文学研究，让他赢得了学界美誉；中晚年的古代文学研究，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并因此驰誉海内外。除了教学工作以外，可以说，陈先生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几乎都奉献给了他钟爱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事业。

我1977年末考入复旦大学，拜入陈先生门下时，他已81岁，比我整整大了50岁，是我的爷爷辈。刚入学时，陈先生家住长乐路，我每周六下午去他家上课，他开了书单让我读书，读后写读书报告，有时也会让我做些协助研究的杂事。记得当时钱锺书《管锥编》出版不久，他对此书评价很高，特意让我帮他去买。他多次向学术界推荐过我这个未出茅庐的学生。我毕业留校后，他又写信推荐我到北大林庚先生门下攻读博士。跟随陈先生求学的日子是难忘的，他对我的诸多指导和帮助，思之常令我感动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