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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反映

来源:文学报 | 林颐  2018年10月13日10:03

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远远超过个人生平的记录囿限,以作家自己的话来说,这部厚重的大作是 “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反映”。

作品的编写自1852年至1869年。全书共八卷,回忆录的大部分文章都曾陆续在赫尔岑创办的刊物 《北极星》和《警钟》上登载,后又在伦敦、日内瓦等地刊发单行本,成书编排不完整、不系统,事件错乱,但赫尔岑并不打算修正时间线,也不打算调整结构、规范主题,他觉得 “这都是事实”,写下的那一刻,就是最真实的内心。

我们读到:赫尔岑家族的日常生活,八面玲珑的参政官,古怪的“化学家”,总是板着脸的父亲,劳作不息的仆佣们;老头儿斯捷潘诺夫,战争期间为了生存,卖了一些庄园的木柴,遭到主人的惩罚,至死忠心耿耿;渴慕新潮进步,向往一望无际的汪洋(不管有无彼岸),勇于尝试,敢于反叛的年轻人们;初萌的恋情,罗曼史,私奔,缔结秘密婚姻,彼此的誓言,爱与奉献;流放,西伯利亚,组织革命,失败,友情的背离与异化;四处流亡,与秘密警察周旋,办刊,出版,论战;与国内形势的联系,与各色人物的交道,与各种思想的接触……因为是“我”,感情饱满,非常动人。

赫尔岑的书写皆立足实处,而笔墨之所向,灵活到难以描述。爱之所苦,情之所系,思之深潜,论之犀利,敏锐的感受,激烈的反应,这是一颗勃勃跳动的灵魂,他对高贵与虚伪、对骄傲与卑鄙,有着极致的表达,而又完全不涉粉饰、不作教条,这是真实的“一个人”所能到达的境界。因为“我”之存在,“我”所打下的深深烙印,这些文字不管在什么时候被人阅读,总会激起读者的感动,所以经典,所以不朽。

在“我”的基础上,才能理解何谓“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反映”。这个“我”有着“人”之共性,有着“人”之普遍性,有着生而为人的闪闪发亮的东西。这个“我”也有着独特性。赫尔岑的周围集结了一批欧洲当时激进的思想家,借助赫尔岑的主观描写,与某种不可言喻的戏剧性,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广阔、真实、入木三分的图像。

对于恰达耶夫,尼古拉一世宣判他是“疯子”,而赫尔岑说《哲学书简》是黑夜中的枪声;“别林斯基是天性最活跃、最容易激动、最富裕辩证精神的勇猛战士”,而斯坦克维奇“不仅理解力强,富有同情心,而且善于调和矛盾”;加里波第具有“以自己的勇敢使久经沙场的老兵折服的人民领袖的本色”,通过与马志尼的长期交往,赫尔岑展现了意大利革命者更多的、更复杂的层面与内部斗争;斯图亚特·穆勒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个人自由作了有力辩护,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则被赫尔岑定义为“蓝胡子式的丈夫”的暴力威权;赫尔岑对罗伯特·欧文满怀同情,赫尔岑认为,对欧文的认识,应当归结为:“理性观念和精神独立是否与国家意识并行不悖?”

少年赫尔岑与友人奥加辽夫一起在莫斯科的麻雀山上宣誓,“我们要为我们所选择的斗争献出我们的一生”。青年赫尔岑对人和人类,对追寻个人的自由、现在的自由有着深刻的信仰,这在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俄国难以实现,因此他不得不远赴异域。中年赫尔岑是一个成熟的、充满斗志、意志顽强且依然虔诚地致力于社会重建事业的人,将炽烈如焚的激情倾注于一系列的政论、批评与随笔。

赫尔岑在清楚认识、逐渐深入西方的过程里,也在不断寻找直面真理的勇气。在他对西方的吸收与批判中,我们能感受其精神探索的全部深刻性,还有其理念的未完成性。赫尔岑曾经不止一次地称自己是革命的 “堂·吉诃德”,正因为如此,明知自己投身的社会理想距离实现无限遥远,而奋不顾身、一往无前,这里面包含的热情和真切的痛苦,是“一个人”全部的付出。

(《往事与随想》[俄]赫尔岑/著,项星耀/译,四川人民出版2018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