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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文学如何面对暴力

来源:《小说评论》 | 刘剑梅  2018年10月12日13:36

中国文坛历来不乏敢于描写人性恶和暴力的作家,从鲁迅到余华、莫言、阎连科、贾平凹等,都具有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不过,刻意在自己的作品中把暴力变成一种奇观和风景的中国作家,恐怕非余华莫属了,怪不得王德威曾经这样评价道:“在以后的十年里,余华要以一系列的作品引导我们进入一个荒唐世界:这是一个充满暴力和疯狂的世界:骨肉相残、人情乖离不过是等闲之事。在那世界的深处,一出出神智迷离、血肉横飞的秘戏正在上演。而余华娓娓告诉我们这也是‘现实一种’,也有它的逻辑。他不仅以文字见证暴力,更要读者见识他的文字就是暴力。”

文学中的暴力描写,跟充满暴力和残杀的中国历史和现实紧密相连,暴力似乎是中国历史中的“常态”,就连沈从文如诗如画的山水描写中,也会时不时冒出关于“砍头”的主题。当然,它也跟作家的文学理念有紧密的关系。对于鲁迅而言,文学是疗治国民性的工具,所以他要在《狂人日记》中振聋发聩地揭示中国传统礼教“吃人”的真相。对于左翼作家而言,文学就是革命的传声筒,于是革命文学让暴力变得合法化,成了推翻旧世界而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必要手段,然而就像汉娜·阿伦特在《论暴力》一文中所质疑的,暴力革命经常导致手段压过目的的危险,她反对以进步观念为标准来为暴力的合法性辩护:“进步观念不能再用作标准,以此评估我们已经无法掌控的灾难性的飞速发展过程。”对于早期的余华而言,书写暴力不仅是进行文学形式创新的一个方式,而且是重写历史、反思历史的一个重要角度──展示暴力是如何积淀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日常生活中的。他和同时期的许多作家,用荒诞的形式非常有力度地瓦解了革命文学宣扬的暴力与正义的合法关系。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作家书写暴力、死亡和人性恶,包含着他们对国家民族心理的认知,包含着他们对病态文化的反思以及对文学现代化的实践,最重要的是,他们以文学的方式去参与中国的历史、批判现实、解剖人性的黑暗。

同样也书写暴力和人性恶,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ño)去世前完成的巨著《2666》,让我感到非常震撼,因为他所涵盖的暴力范围之广,大大超过了以往的作家。首先,波拉尼奥具有全人类的视野,他是以“全景式”的视角来审视整个人类在二十世纪甚至二十一世纪所犯下的暴行和罪恶,涉及的国家有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美国、墨西哥、智利。他所书写的暴力,有极权主义产生的暴力,如二战德国纳粹发起的战争以及他们对犹太人的屠杀、苏联社会主义乌托邦对言论的专制和对个体的摧残,有历史中存留下来的种族问题,如美国的黑奴问题,也有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激发个人欲望膨胀后而造成的人性邪恶,如墨西哥的圣特莱莎市成了毒品贸易和对女性残杀的恐怖城市。有大至极权国家的暴力,也有小至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暴力;有人类集体犯下的罪行,也有个人犯下的暴行。其次,波拉尼奥写了大量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是知识的承载者和制造者,如文学评论家、哲学教授、作家、出版商、新闻记者等,并在小说中提到了无数从古至今的人文书籍,试图探讨在暴力面前知识的承载者是否能起到任何作用,试图从人文的角度来关注人类当下的困境,揭示人性的复杂和黑暗。

(一)敲碎我们内心冰海的冰镐

阅读《2666》的过程中,我总是想起人文主义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Steiner)的《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Languageand Silence: Essays o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the Inhuman)这本重要的著作,脑海里总是回响着他在书中提出的大哉问:

“我们是大屠杀时代的产物。我们现在知道,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要说他读了这些书而不知其意,弹了这些曲而不通其音,这是矫饰之词。这些知识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文学和社会产生影响?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从柏拉图到阿诺德的时代几乎成为定理的希望──希望文化是一种人性化的力量,希望精神力量能够转化为行为力量──产生影响?那些公认的文明传播媒介(大学、艺术、书籍),不但没有对政治暴行进行充分的抵抗,反而经常主动投怀送抱,欢迎礼赞。为什么会这样?在高雅文化的精神心理定势和非人化的诱惑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尚不为人所知的纽带?是不是在文明内部生长出来的那种十分厌倦和过度抽象的观念,为野蛮的肆虐铺就了道路?”

斯坦纳的大哉问其实就是:在灾难和暴力面前,文学何为?语言何为?知识何为?在“善”和“恶”面前,他认为“保持中立的人文主义要么是迂腐的骗局,要么是走向非人性化的序曲。斯坦纳认为,野蛮和政治暴行在人类的各个阶段都存在,没有一个时代可以幸免,但是当野蛮和暴力在文明发达的现代欧洲中心突起,就意味着以往的人文精神的毁灭。他说:“我不认为这类野蛮有任何特权,但它是理性人文主义的危机。”斯坦纳欣赏的文学是卡夫卡的虚构作品中对未来“非人”社会和西方人文主义灾难的预言,用卡夫卡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本书必须是一把冰镐,砍碎我们内心的冰海。”他认为卡夫卡用最激烈的方式来质问:“诗人应该沉默吗?”“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人都像甲虫或耗子一样,吹出或挤出他们的痛苦之声,万物中最为人道的人文话语,还存在吗?卡夫卡知道,太初有‘言’;他问我们:结局会是什么?”斯坦纳也非常欣赏格拉斯的《铁皮鼓》,因为格拉斯的吼声,“压倒了令人沉醉麻木的塞壬之声,让德国人直面邪恶的历史,这才是德国作家中前所未有的成就。”斯坦纳特别指出,“格拉斯知道德国高傲晦涩的哲学话语对德国精神的伤害有多深,对德国人清晰思维和言说的能力的伤害有多深”,所以他故意用笑声和诙谐来瓦解德语旧词中的谎言,使他自己的文学表述焕然一新。我认为,波拉尼奥的《2666》对全人类范围的暴力的书写,就是一把可以敲碎我们内心冰海的冰镐,非常有力度。他不仅质疑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以及精神出路的问题,而且通过小说的形式继续探讨斯坦纳提出的大哉问,那就是面对人性的野蛮和邪恶,文学和语言是否已经失去了其本来应该具有的人文精神,还是仍然有力量去表现和批评现实中的暴力和谎言,发出呐喊,让麻木的人们为之震颤?那些知识的承载者,是否已经全军覆没,对黑暗的世界无能为力?

《2666》既有世界性的格局,又不失对地方政治文化的具体描述,比如《2666》的第四章专门写发生在墨西哥和美国边境地区的圣特莱莎市的几百起女性奸杀案,而跟这一地区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几位主人公的生活经历,有作家、文学评论家、教授、记者等,都是处于流动状态的人,常常从一个国家游离到另一个国家,自由地跨越国家和地域的界限,不仅如此,这些人所阅读过的书籍又都是从古至今的世界文化和文学经典,身上所承载的文化遗产是世界主义范围的。或者更准确地说,《2666》是一个产生于全球化时代的小说作品,既有“地方性”──充满毒品交易和残杀女性的恐怖罪行的墨西哥的圣特莱莎市,又有“全球性”──欧美和拉美诸多国家,于是,全球性和地方性展开对话,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一系列重大历史浩劫,如战争、种族屠杀、独裁等,和地方性、家庭性、两性的暴力事件,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但是,波尔尼奥对于这些人性恶和暴力事件的书写,总是跟对整个人类的人文精神和文学的思考连在一起。他像一个预言家,试图通过他的文字,来反省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反省文学是否已经完全失去感染人心的作用,知识的承载者是否还有能力影响社会,文学是否跟人类的生存状态和未来的命运还能有所关联。

(二)毕达哥拉斯文体

波拉尼奥的《2666》分成五章,他临去世前,为了后代的生计问题,嘱咐每章都作为独立的一本书来出版,但是后来他的好友把这五个部分合成一卷本出版,得到欧洲和拉美文坛普遍性的高度评价,有的评论家甚至说《2666》掀起了二十一世纪文学的新浪潮。这部小说的各章之间有巧妙的联系,围绕着同一个中心,那就是暴力──这个关乎人心的黑洞和人性的深渊的主题,采取的叙事方式是折叠式、流动式和多元式的,既有博尔赫斯般的梦境和现实自然穿梭的讲述,也有写实主义的如新闻报道式的记录,也有后现代主义叙述中常用的元小说元素,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单一和线性的时间观,而是选取了书中间接或直接有所关联的几位人物生命中的某段经历,随意地把过去、现在和未来拆散、拼接和并置在一起,各章都采取开放式的结尾。甚至可以说,这部小说有斯坦纳提倡的“毕达哥拉斯文体”(ThePythagorean Genre), 也就是一种广义的文体。李欧梵非常推崇斯坦纳提出的这一文体:

“就人文的广泛意义而言,他[斯坦纳]认为文学家不必局限于一隅,而应该打破传统的界限,不再做散文或诗、戏剧或小说、艺术想象或实地报道之分,更应该因时制宜、广采兼收,使得哲学、音乐、数学等不同学科的特长和内涵,可以做文学之用,这样,才能挽救语言的危机,才能表现当代人的‘沉默感’,也才能于沉默中寻出一线生机。”

波拉尼奥在他的小说中做了这一“毕达哥拉斯文体”的实验,他在《2666》中融入历史、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数学、艺术、海洋学、出版业、新闻、电视等学科,跨越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跨越小说、散文、书信、传记和实地报道等文体的界限。他的这种写法,同样符合萨伊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所倡导的,即反对西方工具理性和知识的专门化,认为有机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业余者”。因为业余者可以冲破专业的束缚,摆脱专业的有限眼界和学术体制内的权力的压迫,回到单纯的喜爱与关怀中,以漫游者的身份对广博的全人类知识有更加全面的理解。而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也同样批判西方学院派的专门化和分割知识,认为这种逻辑思维和专门化的过度发展造成了一种扭曲的现象:“一个只有着知识门类而没有知识本身的人类文化梯阶;只是专门化,但没有完成其整体;只有专门家,而没有人类知识的哲学家”。无论是斯坦纳还是萨伊德,无论是林语堂还是波拉尼奥,他们都希望文学能够融汇广义的人类文化,恢复它应有的人文意义,阻止人类的“非人道”和“非人化”的势力,让知识分子能够对这一“非人道”的异化的势力发出有力度的反抗声音。

《2666》的中文译者赵德明认为:“《2666》的叙述艺术既是对20世纪下半叶各类小说技巧的高度概括,又有作者独具匠心的创造。这种理论的说法叫作‘全景式长篇小说’。这一理论的主要特征是:超越阶级意识形态的局限,从人类意识的高度看人性的复杂和变化;舞台尽量设计得博大;时间长;人物多;让丰富的事实说话。叙事的话语是冷峻和白描的”。的确,虽然波拉尼奥描写到西方启蒙主义以来的一系列重大观念和话语,如共产主义思潮、法西斯主义、新自由主义思潮、进步的观念、种族问题和性别问题等等,但是他既不偏左,也不偏右,而是冷静地面对“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死亡的验尸报告,”探讨暴力与这些思潮之间的潜在关系,揭露人类进入现代化进程后的精神危机。

《2666》这部小说一共有1125页,2012年出版了赵德明翻译的中译本,这部小说被法国导演朱利安·戈瑟兰改编成话剧后,2017年在天津大剧院演出过,居然长达12个小时。小说的第一章《文学评论家》,讲述四位来自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的文学教授,他们都出自学院派,有共同的研究对象——对二战后的一位不为世人注意的德国作家阿琴波尔迪的文学作品感兴趣,因而结成学术和生活的密友,在世界各地一起参加研讨会并宣读论文,四人后来卷入多角恋。由于阿琴波尔迪是一位喜欢隐居独处的作家,这些学者们对他的生平所知甚少,所以后来获悉这位神秘作家的行踪后,他们就一起去墨西哥的圣特莱莎市找寻他的踪迹,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当地的哲学教授,名字叫阿玛尔菲塔诺,但是他们最后都没有找到那位神秘的德国作家阿琴波尔迪。第二章《阿玛尔菲塔诺》,就是以这位智利哲学教授为主人公而展开的故事。因为皮诺切特政变,智利哲学家阿玛尔菲塔诺带领全家到墨西哥避难,他的流亡经历似乎带有某些波拉尼奥的自传因素。阿玛尔菲塔诺的西班牙妻子爱上了一位精神病诗人,离家出走,剩下他单独抚养女儿罗莎。在危机重重的大量少女被奸杀的圣特莱莎市,他一直忧心忡忡,惶恐不安,常常跟家里鬼魂的“声音”对话,非常担心女儿的安危。第三章《法特》,讲述一位美国黑人记者法特处理完母亲的丧事后,为服务于黑人的纽约《黑色黎明》杂志前往芝加哥采访一位黑豹党创始人西曼,后来又去墨西哥的圣特莱莎市采访拳击赛。到了这座城市,他发现这个小城大量的女性奸杀案更值得报道,可是杂志领导认为跟黑人没有关系,不准他报道。最后他带着偶然相识的阿玛尔菲塔诺教授的女儿罗莎离开了这个充满暴行的城市。第四章《罪行》用的是客观的新闻报道的方式,不加任何渲染色彩地真实报道了近两百个被奸杀的女子的案例,像是一个个怵目惊心的验尸报告,讲述了这个城市很多少女和女性被残害后,警察和政府无所作为的情况,并且揭露这个国家极其腐败的状态,官员和犯罪集团同流合污,整个文化都是典型的男权中心、蔑视女性的文化。第五章《阿琴波尔迪》则以传记的形式,讲述这位神秘的德国作家复杂曲折的人生故事。他出生于普鲁士家庭,从小就特立独行,年轻时被征兵参加了二战,到过波兰和苏联,无意间发现了一位犹太人的手记,因而了解了斯大林极权统治下苏联作家被迫害的情况,后来又了解到德国人残杀犹太人的惨状。战后他开始写小说,受到德国一位出版家的青睐,但是他不喜欢交际,一直在世界各地漂流、居无定所,他的小说的销量也非常低,属于不被当时文坛重视的作家。直到九十年代才受到一些文学评论家的重视,甚至他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呼声突然变得很高,但是他依旧过着简单平静的隐居生活。小说的结尾,他打算出发去墨西哥的圣特莱莎市,因为他的侄子被认为是连环杀手,被关在那里的监狱。小说至此就戛然而止,让读者自己去推测,并跟前面几章去做衔接。

我们在《2666》可以看到一些博尔赫斯小说中的元素,比如人物的梦与现实有神秘的关系,作者自由地徜徉在世界文化的天地里,拥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量,具有世界主义的“全景”视野,跨越不同文体的界限,让小说、散文、书信、新闻报道等文体相互补充和转换,并把一些人文知识如哲学、历史、人类学、艺术、诗歌、神话、小说等专业知识巧妙地变成小说虚构的一部分,大大延伸了作者的文学想象力。但是波拉尼奥和博尔赫斯又截然不同:一个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和世界历史;另一个则躲进书本和幻想天地里,热衷于写充满知识性的幻想小说。当略萨评价博尔赫斯的作品时,他写道:“博尔赫斯世界独一无二的特征在于:在那里,生存、历史、性、心理学、情感、本能等等,都被消解了,都被压缩为仅仅属于精神的天地。生活,这个沸腾和混乱的骚动,是经过博尔赫斯的过滤成为神话,经过升华成为概念之后来到读者面前的。他的过滤属于从逻辑上进行清洁的工作,它是那样地完美和彻底,以至于有时会让人觉得他不是要纯净生活,而是要废除它。”即使博尔赫斯写到暴力,它似乎只是传说中的一个元素,给他那些玄学和抽象的题材增加一些神奇的魅力,像一座艺术雕像,让人可以放心地观看,不用担心被匕首或酷刑伤害到,他笔下的暴力不沾泥土的气息。然而,波拉尼奥却正相反,他紧紧地抓住政治、现实和历史,把暴力和死亡冷静而赤裸裸地展示给我们,不满足只是写幻想文学,他对历史和现实中的灾难、浩劫、邪恶充满敏感,迎面而上,绝不妥协,引领读者来到满目疮痍的历史现场,甚至死亡现场,像法医一样冷静地勘察尸体,试图诊断历史与伤痕、暴力与正义、文学与邪恶等的关系。

(三)文学可以变成一种隐秘的暴力

文学与邪恶的关系一直都是波拉尼奥喜欢表现的主题。他的小说《美洲纳粹文学》借用了博尔赫斯的《恶棍列传》的形式,只不过把眼光转向文坛,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杜撰了92名文坛恶棍、骗子、怪人、疯子,以讽刺的笔法写了他们的生平和作品简介,跨度长达百年,从20世纪初一直到21世纪,但是在小说中又常常提到历史和文坛中的真实人物,在真实与虚构中自由转换,书的结尾甚至还特别列举了美洲大陆跟“纳粹文学”相关的出版机构,以证明其“真实性”。《纽约时报》的书评对这部小说这样评价:“谁说文学对历史没有真正的影响力?至少对波拉尼奥不是。对他来说文学是令人不安的变数、是非难辨的力量,拥有自我创造、自我评价、自行塑造神话的可怕力量。纳粹诗歌是一个矛盾语吗?在波尔尼奥的设定中可不是,相反的,它大有可能出现。”

波拉尼奥在《美洲纳粹文学》中写的这些文坛恶棍,有的是骗子和流氓,追逐名利,靠剽窃别人的作品而暴得大名,但是有的居然真的具有文学创作的才华,不缺乏文学想象力,也不缺乏新颖的文学审美形式,比如有的诗人会写意象和韵脚都很出色的诗歌,有的会写先锋派戏剧,有的作家可以在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文学形式之间找到自己的路数,有的会设计颇有创意的行为艺术,然而,这些无论是蹩脚的还是有文学才华的作家,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缺乏质朴和正直的心灵。正因为他们没有慈悲心,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宣扬的基本上是“垃圾”思想,不是虚伪地附庸风雅,就是公开宣扬纳粹精神,或是歧视犹太人、女性、同性恋,要不然就在作品中堆积低级下流、污浊不堪的内容,而且他们的为人也非常低劣,有的杀过人,做过监狱,绑架过人,参与过折磨人,宣扬过暴力和仇恨,有的基本上就是个精神病人,有的是坑蒙拐骗之徒,有的是利欲熏心之徒,所以他们是文坛的恶棍,没有一个人拥有正直和善良的心灵。他们不仅自己生产垃圾,在文坛有一定的地位,而且还有一系列的文化产业,如出版社、杂志、报刊等替他们传播和繁殖这些可怕和有害的思想。比如有一位文坛恶棍,想跻身上流社会,他说只有两个办法:“一是通过公开的暴力手段,这招不行,因为他性格温和,还容易紧张,看见血就恶心;二是通过文学创作,因为文学是一种隐秘的暴力,是获得名望的通行证;在某些新兴国家和敏感地区,它还是那些一心往上爬的人用来伪装出身的画皮。”在波拉尼奥的眼里,“文学是一种隐秘的暴力”,如果这些文坛恶棍的文字成了社会主流,那么对人类的历史和现实是怎样的危害啊?

刘再复在《什么是文学──文学常识二十二讲》中,谈到文学的三大要素:一是心灵,二是想象力,三是审美形式,但是他尤其强调第一要素是心灵:“可以说,文学事业就是心灵事业,是心灵通过想象外化成审美形式去感动读者的事业。文学既是心灵的载体,又是想象的载体。凡是不能切入心灵的作品,都不是一流的作品。”他还进一步指出:“什么是‘文学的心灵’呢?‘文学的心灵’一定是超功利、大慈悲、合天地的心灵。要当好作家,不是只掌握一些艺术技巧就行,还要有大悲悯的心灵,像基督、释迦牟尼一样,才能写好大文章。”波拉尼奥在《美洲纳粹文学》提出的其实是同样的问题,那就是文学最重要的还是心灵世界,只不过他是从反讽的角度来论证这一论点的。《美洲纳粹文学》里那些卑劣的所谓“作家”和“诗人”,那些华而不实的追求功利之徒,那些内心深处是一名纳粹的人,那些满脑子都是肮脏想法的人,他们一边把文学变成了传播暴力和邪恶的工具,另一边又有能力从事“新小说”和先锋作品的创造,最可怕的是,这些人常常在文坛占据一席地位,拥有一定数量的读者群和市场,一些文化机构又积极地帮助传播他们的垃圾思想。如果在鲁迅的眼里,文学是可以救治国民灵魂的工具,那么波拉尼奥则没有那么乐观,他提醒我们,文学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和无辜,因为文坛恶棍也可以用文学来制造暴力和邪恶,可以把人拉进“心灵的地狱”。

(四)沙漠中的恐怖的绿洲

波拉尼奥在《2666》中其实继续探讨了文学与暴力、文学与邪恶的问题,只不过这一次,他不是用讽刺的方式来看待“文坛恶棍”,而是用一种悲凉的眼光,来观察当下文坛中的文学评论家、大学教育家和文化承载者──这些文明的传播者。虽然这些人并不是《美洲纳粹文学》的“文坛恶棍”,他们只是正常人,大多是职业文化人或学院派出身的文学评论家或大学教育者,但是他们的身上已经丧失了斯坦纳呼唤的人文精神,在社会的暴力和邪恶面前,完全“沉默”和充满无力感。

《2666》以波德莱尔的一句诗“沉闷的沙漠中的恐怖的绿洲”作为小说开篇的题记。波德莱尔的原句是:“从旅行中获得的知识是多么酸辛!/单调狭小的世界,不论昨今和以后,/永远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面影,/就像沉闷的沙漠中的恐怖的绿洲!”这句诗,让我联想起汉娜·阿伦特在《政治的应许》中提到的“荒漠中的绿洲”的意象。她用荒漠来比喻当代世界的具体状况,比喻我们对世界的不断丧失,陷入一个不仅是“无物”,而且是“无人”的虚无主义世界,她说极权主义的风暴会威胁到沙漠中的绿洲,如果没有这些绿洲,人类更是无法生存和呼吸。对于汉娜·阿伦特来说,“绿洲是那些独立于或大体独立于政治环境而存在的生活领域。”或者说,能够赋予生命的绿洲,指的是那些遗世独立的艺术家、隐居独处的哲学家、爱情和友谊。然而,汉娜·阿伦特既反对努力调整自己而适应荒漠的生存方式,也反对从荒漠逃亡到绿洲的生存方式。前者只会让我们变得麻木,比如她说现代心理学是荒漠心理学,帮助我们适应荒漠,而不再感到痛苦,逐渐“变成真正的荒漠居民,在荒漠中觉得像待在家里一样的舒适自在”,不再积极地去改变外在的荒漠;后者则因为“当我们为了逃避而走向绿洲时,我们便破坏了维系生命活力的绿洲。因此,有时看起来似乎是所有东西串通起来要让荒漠环境普遍化。”她反对逃避主义,反对逃避到绿洲里,而是主张我们应该成为“行动的人”,成为“在荒漠环境中仍然保有生命激情的人”,敢于直面那些摧毁世界之恶,在困境和荒漠中积极地开拓公共空间,“唯有我们自然生长出来的根能制造一个新的开端。就像大自然的树木,它们将根扎到大地深处以改造贫瘠的土地,新的开端也能够把荒漠变成一个人类的世界。”

我不知道波拉尼奥是否曾经读过汉娜·阿伦特的“荒漠中的绿洲”的隐喻,但是《2666》的各章其实一直都贯穿了这个隐喻。那些荒漠的扩张,也就是人类邪恶和暴行的扩张,在小说中比比皆是。而绿洲就是那位特立独行的德国作家阿琴波尔迪,他在战后独立于政治,过着隐居的生活,专心写自己的小说;绿洲当然也指一种可以逃避到哲学、艺术、爱情和友谊而对外界政治不闻不问的生活。所谓“恐怖的绿洲”则指当下知识分子因为完全丧失了对现实社会的影响,不是完全适应了在荒漠中生活的能力,就是大量逃到了绿洲,破坏了维系生命活力的绿洲,让荒漠化变得更加普遍,而绿洲也面临逐渐干枯、临近消失的危险,所以可以被称作是“恐怖的绿洲”──绿洲一旦被破坏,整个世界就会被荒漠占领,我们则无法呼吸。《2666》写了一批当下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他们可以代表“荒漠的恐怖的绿洲”,虽然有良好的教育,可是他们的声音是“沉默的”,对荒漠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第二章的智利哲学家阿玛尔菲塔诺,有一天发现家里有一本跟他的专业毫不相干的书──拉法埃尔·迭斯特的《几何学遗嘱》,于是他模仿艺术家杜尚,把那本对他来说完全没有用的书挂在了院里晒衣服的绳上,让这本书经历风吹日晒。杜尚当初的意图是:“他因为败坏了‘一本满是原则的书之原则性’而感到快活;他甚至暗示一位记者,那本几何学著作由于经受了风吹雨打而终于明白了生活四件事[衣食住行]。”这本晒在衣服绳子上的几何书,其实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隐喻,在我看来,它意味着那些文明、文化、文学的制造者和承载者,已经变成了一本毫无用处的可以晒在衣服绳上的书,对黑暗和风暴没有什么感觉,沾上了灰尘也无力打掉,对社会已经不能产生任何影响了。就像杜尚一样,“他的全部生活就是一件ready-made[现成的],这是一种安抚命运又避免警铃的方式”,也就是一种不疼不痒、可有可无、只是模拟和戏仿而并无原创力的方式,但是可悲的是,这种生存方式几乎弥漫当代的整个知识界、文化界和教育界。智利哲学家阿玛尔菲塔诺清醒地意识到大学教育和文坛中的种种弊病,所以用这种“行为艺术”来表达他内心的一种深深的悲哀和无奈,他属于无法适应住在荒漠中的人。在小说的第一章里,当他跟欧洲来的研究德国作家阿琴波尔迪的学者们对谈时,他曾经有一段反思墨西哥知识分子与权力关系源远流长的谈话,然后他也延伸到对整个欧美和拉美大学和人文机制的批评,他说那样的机制只能让知识分子闭目塞听,没有兴趣看到真实的世界,只会追求自己的名利,完全失去了对现实的关怀和批判。他说:

“知识分子的工作,说到底,可怜之极。著述中花言巧语,让人感觉是一场暴风骤雨;高谈阔论,让人感觉十分震怒;写作中严格遵守规范,里面只有沉默,既不震聋也不发聩。知识分子说些‘啾啾、喵喵、汪汪”,因为巨型动物或说巨型动物的缺席,他们没法想象。另外,知识分子工作的舞台非常漂亮,非常有想法,非常迷人,但是舞台的体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缩小。舞台的缩小丝毫没有减弱舞台的效用。仅仅就是舞台越来越小,观众席越来越小,观众数量自然也越来越少罢了。”

这位智利哲学家阿玛尔菲塔诺的反思很深刻,他说的其实就是斯坦纳提到的“语言的沉默”的问题,是当下知识界已经丧失了人文精神的问题。当今的知识分子,因为大学体制的束缚,只懂得专业的知识,越来越自我封闭,对现实中发生的事情非常冷漠,没有任何社会责任感,没有兴趣对现实的问题发出任何声音,所以他们的观众也就越来越少,舞台也越来越小,越发固步自封在学院的大墙内。阿玛尔菲塔诺说的这些反思的话,那几位欧洲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居然完全没有听懂,仍旧悠然自得地享受着学院墙内越来越狭小的生活,即使到了充满黑暗的城市,对人性的暴力和邪恶也跟完全没有看见一样,丝毫不关心,只顾纠结在自己的情爱和性爱世界,满足于只有他们自己才听得懂的“小圈子的话语”。

第一章描写的那四位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欧洲文学批评家,因为找到了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德国作家阿琴波尔迪的小说,发现是一个被文学评论界忽视的作家,于是开始做关于他的研究,这位德国作家的小说作品成了他们的“学术资本,”让他们从贫穷的学生时代翻身,顺利找到教职,在他们所任教的大学升等,成了正教授,做了系主任,变成了学界的权威,并满世界开国际会议和旅游,形成一个四人的小圈子,自说自话,自得其乐,名利双收,“漂流在欧洲四所德语教研室舒适的河流里”,说着一些只有极少数人才听得懂的专业话语,从公共空间完全撤退,失去了以往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大关怀。这四个人还卷进无聊的“四角恋”,甚至法国教授和西班牙教授同时跟英国女教授丽兹上床,波拉尼奥以此暗讽他们毫无意义的“小圈子主义” 。 小说中,波拉尼奥用智利哲学家的话来讽刺他们这种画地为牢的学术生活,讽刺他们对传奇性的德国作家的研究,只是在追逐一个影子,甚至是自己的影子,把自己生活和工作中的一切统统寄托在这个影子上面,直到末日来临也不会醒悟。这些学者的生活,只是内行人或专业人的游戏,就像戴维·洛奇在《小世界》中所讽刺的,他们周游世界、参加国际会议只是为了追求权力、荣耀、地位和感官享受,并不追求真正的学术意义,对在现实中开拓公共空间丝毫不感兴趣。

这些当下的学者不像二十世纪早期的知识分子,比如本雅明、卢卡奇、威尔逊、利维斯等,具有共同的人文精神,把文学批评当作社会批判,对人类的行为可以产生正面的影响。《2666》第五章描写的一位已经七十多岁的德国大出版家布比斯先生,身上就带着以往知识分子的这份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让人肃然起敬。他出版过德布林、穆齐尔、卡夫卡、托尔斯·曼等名家的著作,当然他出版过的青年作家中也有许多人后来变成纳粹党员或参加过党卫军,他自己统计过这个数字,统计的结果几乎让他想自杀。由于他的太太是犹太人,他只好流亡到伦敦,可是战后他还是回到德国,继续他的出版事业,希望经历了漫长的纳粹文化荒芜后,他能够为社会发现一批新的作家,而一贫如洗的阿琴波尔迪就是他发现的,即使阿琴波尔迪的小说没有什么读者市场,一点都不赚钱,甚至赔钱,他依然坚持出版这位年轻德国作家的小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出版人,不为市场考虑,而是有更大的文化关怀和理想,他和他那一代的出版商和书商,对书抱着一种纯粹的热爱。比如他的一位老书商朋友,敢于冒着违犯纳粹黑森林法而被杀的生命危险,像保存圣物一样地藏起布比斯出版社的图书,“这是一种诚实商人的姿态,是掌握了一个几乎可以追溯到欧洲起源秘密的商人们的姿态,是一种神话或者为神话开门的姿态,它的两个主要支柱就是书商和出版商,而不是作家──走异想天开的道路或者痴迷于无法捉摸的幽灵,而是书商、出版家和一位佛兰德斯画派画家笔下弯弯曲曲的道路。”可惜,像布比斯这样的文化出版家,在我们当下的时代几乎消失殆尽了。他就是属于阿伦特所期待的“行动的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重新开拓被纳粹破坏了的荒芜的文化事业。

(五)无边无尽的荒漠

《2666》之所以份量非常重,跟波拉尼奥大量地写20世纪的暴力有关,他大幅度地展示当代文明可怕的荒漠状态,似乎在测试读者对暴力的接受能力和忍受程度,冷静地揭露人性可怕的深渊和黑洞,让他这部厚重的遗世之作成为关注人类命运的警铃。人性恶有个人基因的因素,有文化环境后天塑造的因素,也有国家极权主义的因素──这些出现在20世纪欧洲和拉美的种种暴力现象他基本上都涉及到了。比如有极权主义风暴下人类集体犯下的罪恶和暴力。波拉尼奥写到的苏维埃政权下的无产阶级作家如鲍里斯,富有新左派的激情,相信革命和暴力的手段,认为革命是创造新世界的力量,会给人类带来进步和幸福,甚至浪漫地认为“革命会最终消灭死亡”,会消灭一切。不过,他和他的作家同伴很快就成了这场暴力革命的牺牲品。当波拉尼奥写到德国军人,他有一大段文字写这些德国高级军官一方面拥有非常丰富的文化知识,可以像知识分子一样探讨哲学、宗教、艺术等话题,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可以在战争中残忍地进行屠杀行为。还有一位平常的德国人,在波兰担任过一个机构的副主任,只是一个平庸的人,可是当他收到命令要处理掉500名波兰人时,仍然不加思考地去执行这个命令,他手下杀犹太人的人手不够,就让村里的波兰少年也参与杀戮,这完全就是阿伦特批判的“平庸之恶”的表现。

这些关于极权主义与暴力的关系,波拉尼奥大多从侧面描写,可是当他描述墨西哥圣特莱莎市大量年轻女性被奸杀的一系列事件时,他则正面强攻,用了整整厚厚一章的篇幅来写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现场”。王德威在评论余华小说的时候,提到过“暴力的辩证”问题,他说“像《现实一种》、《难逃劫数》这类作品,一方面暴露了毛派革命/暴力论述的堕落,但很奇怪的,一方面也延伸了它的诱惑性。余华借写作来祛祓暴力魔魇,但也(不由自主的)‘演出’暴力。他对暴力的辩证姿态几乎使他成为大陆小说界的乩童了。”文学中对暴力的表现确实是一把双刃剑,有其复杂的两面性,比如莫言的《檀香刑》也一样陷入这一悖论,一方面作者旨在鞭笞中国古代的酷刑,但是他对暴力的过度书写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一种“演出”暴力了。也许正是由于这一辩证关系,波拉尼奥采取了新闻报道式的写法,并且选择写“死亡现场”,以法医的眼光来写女性尸体,不夹杂任何感情的因素,从1993年的第一起奸杀案写起,然后如实地记录之后每年每月出现的女尸,一直写到1997年的最后一个案件,如同长篇的法医报告。每一位被奸杀的女性的案件都非常雷同,大多数是十几岁的少女,有长长的头发,为了养家糊口,早早就进入工厂工作,她们的尸体都有生前被残忍地强暴和折磨的特征,死后被随意地丢弃在大型的垃圾场、高速公路的绿化带、工厂的空地等公共场地,有的只被埋了半截,有的连埋都没有埋,被暴尸荒野,而当地警察司空见惯,只是懒懒地调查几日,常常抓不住凶手,然后就草草结案,把这些尸体葬在城市公墓里。波拉尼奥并不描写这些女性被奸杀的过程,但从对她们尸体的法医鉴定上,我们可以想象她们生前曾经忍受过的凶残的暴力,这样冷静的描述回避了书写对暴力的延伸,也回避了对女性受害者的第二次暴力──书写的暴力。作为读者,我们不由得思考,这些女性的尸体,跟二战中德国法西斯屠杀犹太人以及斯大林的暴政有什么关连之处?这一个个残骸是文明被摧毁之后的“遗迹”的延续吗?这些罪恶是人性中的兽性造成的,还是文化生成的,还是国家制度造成的?如果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的专制是关于国家极权主义和人性恶的关系,那么墨西哥女性的大量死亡是关于自由与邪恶的关系吗?在这一章里,波拉尼奥给了我们一些暗示,那就是这些女性的死亡跟墨西哥对女性歧视的文化环境有关,比如墨西哥警察在酒吧谈论到女性时,完全把女性当作没有脑子的“性物品”而已:

“讲笑话的人说:来啊!伙计们,给女人下个定义吧!无人回答。答案是这样的:就是围绕阴道形成的细胞组织!于是,有人笑了。是个检察员。他说这个笑话很好,就是细胞组织嘛。对呀,先生。又讲了一个,这回有国际意义:为什么自由女神像是女的呢?因为需要一个没脑子的人,好在头上设置瞭望台。再讲一个:女人的大脑分成多少块?伙计们,这要看情况啊?……看你揍她有多狠。……或者可以这样说:女人如同法律,制定出来就是要破坏的。”

连这些执法者对女性都是如此蔑视的态度,他们面对女性再多的尸体,也不会有太多的同情心和怜悯心。在这一章“罪行”中,波拉尼奥对暴力的思考跟地方文化、国家差异、拉美政治状况和历史传统等联系起来,他非常悲观地告诉我们,不光极权国家有罪恶,民主社会一样有罪恶;专制会产生暴力,自由也一样会产生暴力。

《2666》中也写到个体的暴力。比如第一章中的法国教授和西班牙教授,属于受过高等教育的衣冠楚楚的绅士,可是当一位从巴基斯坦来的司机看不惯他们同英国女教授的三角恋情,说在巴基斯坦把这种女人称为“婊子”,而把他们成为“二流子”的时候,他们居然大打出手,把那位巴基斯坦司机打得昏迷不醒,满脸出血,说是为巴黎的女权主义者出气,并且用暴力手段后,三位教授居然有经历性高潮的感觉。在这段小小的故事里,波拉尼奥不仅揭露人的兽性像冰山下的潜意识一样,无论他受了多少文明熏陶,仍旧隐藏在人性的黑洞里,随时可以爆发,而且对所谓的欧洲知识分子虚伪的“政治正确”也带有反讽的态度。

(六)结语

波拉尼奥在小说的最后一章里写的德国作家阿琴波尔迪,是这部小说的一个灵魂人物。他从小就跟世界保持距离,有属于自己的想象世界,即使不得不参加二战,他也总是处于一种“游离状态”,属于一种在内心选择“自我放逐”的人。在战争中,他读了苏维埃犹太作家的手记后,被其中关于人性的文学内容深深吸引,早就超越了可怕的战争划出的战友和敌人的界限。二战后,他过着最简朴的生活,他从写小说得到的稿费仅仅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所以他什么底层的工作都做过,但是坚决不肯为自己的作品做任何宣传。他热爱自由,不愿意被战争束缚,不愿意被世俗的名利和金钱束缚。他不想当什么名人,在他看来,“就算不是追名逐利向上爬,成名的态度也会是暧昧的,也会谎话连篇”,“名气和文学创作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波拉尼奥非常欣赏这种遗世独立的文学家的态度,当然这种态度更像以赛尔·柏林定义的“消极自由”,是“荒漠上维系人类生命的绿洲”,追求不被极权或世俗利益所干扰的最起码的私人创作空间,只有在这样自由的空间里,文学家和艺术家才能创造出真正好的作品。不过,虽然波拉尼奥充分肯定这种艺术家独立于世俗名利束缚的生活态度,他还是希望当下的知识分子有拥抱“积极自由”的勇气,不要纷纷逃到这片绿洲里,让人类的荒漠变得更加普遍化。

《2666 》从头至尾都流露着波拉尼奥伤感的情绪──深深的悲伤、无尽的悲伤,就像那位智利哲学教授给丽兹的印象:“他是个悲伤的人,迈着巨人的步伐向死亡走去”。然而,即使对人类的命运抱着绝望和悲观的态度,他仍然期许我们当下有更多类似新闻记者法特、欧洲出版家布比斯那样“行动的人”,那些敢于在人类的无尽的荒漠中开拓公共的政治空间的人,那些敢于面对地狱和摧毁世界之恶的人。可以说,《2666》是警铃,是敲碎人们内心冰海的冰镐,是荒漠中的嚎叫;它不是从世界逃离,而是迎面而上,直面人类灾难和死亡的残骸与遗迹,希望自己的书写可以警醒众人,带来一个新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