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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可以证史:老舍笔下的清末旗人心理史

来源:中华读书报 | 李乔  2018年10月06日13:22

郭沫若写历史剧的时候,常感到史上人物的心理很难把握,因此,人物的对话便不好下笔。他在《历史·史剧·现实》一文中说:“古人的心理,史书多缺而不传。”的确,中国的史书,能够反映古人心理的文字很少。“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之类能洞见人物心理的文字,司马迁以后越来越少了。虽然在诸如《世说新语》一类杂史笔记中也留下了一些记录人物心理的文字,但总体来说,古籍文献中的人物心理史料是稀缺的。古人的心理,实际上分为两种,一种是具体人物的心理,即郭老所说的古人心理;另一种是古人的群体性心理,即社会心理。不论是哪一种古人心理,若想从古籍文献中觅得,都是不容易的,诚可谓“文献不足征”也。

历史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种缺憾。陈寅恪先生认为,小说可以证史。这可证之史,当然包括心理史。就是说,历史小说是可以作为我们考察古人心理的一种史源的,换句话说,历史小说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史料。

当然,历史小说各种各样,在觅知古人心理方面,价值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影响这种价值之高下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如果小说的作者距离所写的时代较近,隔膜就会少些,所写历史人物的心理也便会相对真实些。二,如果作者所描写的人物心理是以相关的史料为基础的,那么这种描写便易于接近实况。三,如果作者对所写时代的世道人情有较深的了解,那么所写的古人心理,也会接近实况。比如,晚清小说家曾朴写的小说《孽海花》,是晚清人写晚清事,所写的人物故事和人物心理,许多是以真实的历史和相关史料为依据的,所以其所描写的人物心理便具有较多的真实性。又如《水浒传》《金瓶梅》一类小说,因作者对所写时代的世道人情有相当深刻的了解,所以书中所呈现的社会心理,多是很接近历史真实的。

清末旗人心理史

老舍写的历史小说《正红旗下》,有大量关于清末旗人心理的描写,这些描写具有相当的历史真实性,甚至可以作为清末旗人的心理史来读。

这种历史真实性的形成,与老舍的历史意识及生平经历有很大关系。老舍虽然不是历史学家,但历史意识很强,特别是对本民族满族的历史,更有一种强烈的寻根、考察意识和加以描述的愿望,对晚清旗人的没落史更抱有一种自觉的反省态度。他写作《正红旗下》,就是他的浓厚的历史意识的体现。老舍生于清末,本人是旗人(正红旗),是清末民初旗人历史的亲历亲见亲闻者,他对清末社会有直接感受,对清末旗人的生活和心理有较多的体察。《正红旗下》虽是小说,却属家传性质,可谓家传性历史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多有历史原型,这些原型既是小说素材,更是历史原貌和珍贵史源。老舍根据这些历史原型和自己的亲身感受写出的《正红旗下》,必然具有相当的历史真实性。老舍又是极善于描摹人物心理的作家,这使他对清末旗人心理的描述相当真切。那些在《清史稿》中看不到,在《上谕八旗》《八旗通志》等八旗文献中也看不到的旗人心理状况,被老舍的“史笔”复原出来了。《正红旗下》可谓一部清末旗人的心理史。

清末旗人的心理状态,与清初旗人已有很大不同。清初,八旗军队威武彪悍,八旗子弟生活富足,那时旗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可用“刚健骄横、踌躇满志、怡然自得”这些词来形容。到了清末,大清已处于“残灯末庙”的境地,旗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便转为颓唐堕落。他们不再好好训练骑射,也无其他谋生之计,只靠着“铁杆庄稼”(钱粮)混日子,提笼架鸟、斗蛐蛐、泡茶馆、吸鸦片、游逛惹事,成了他们的生活常态。这时的旗人心理,已完全是病态的了。《正红旗下》所描述的旗人心理正是这种病态心理。

旗人的阿Q心理

清末旗人的病态心理,与鲁迅笔下的阿Q心理有颇强的相似性。阿Q自认“门第高”“先前阔”,名言是“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什么东西?”处于败落状态,生计日窘的清末旗人,也有很强的这种心理。旗人的想法是,“我们祖宗当年入关,比你们厉害多啦!”《正红旗下》写了个满翰林,就有浓厚的“门第高”“先前阔”的心理,这个“满翰林是个矮胖子,他的祖先曾征服了全中国,而他自己又吸收了那么多的汉文化,以至当上翰林,所以不像汉翰林那么拘束。他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他的才华足以应付一切人,一切事”。

《正红旗下》主人公的大姐婆婆,也是个满脑子“门第高”“先前阔”的旗人。债主来讨债,她总是慷慨激昂地交待自己是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有铁杆庄稼,误不了还债,她“这几句豪迈有力的话语,不难令人想起二百年前清兵入关时的威风,因而往往足以把债主子打退四十里”。

吹嘘“先前阔”,本是一种破落户心理。郑板桥在一封家书里说:“失路名家,落魄贵胄,借祖宗以欺人,述先代而自大。”(《郑板桥集》)只有破落了,才需要吹嘘以往和祖宗。清末旗人正是如此。

阿Q自认“门第高”,旗人也认为自己“比别的民族都高着一等”。所以,旗人的优越感很强。《正红旗下》里有个人物叫多老大,此人每逢想起“敬”烟之类的规矩,便油然从心底涌起一股优越感:“是呀,这一条,和类似的多少条规矩,无论怎么说,也不能不算旗人们的创造。在他信教以后,他甚至想过:上帝创造了北京人,北京的旗人创造了一切规矩。”看看,他的优越感有多强,旗人的本事有多大。云亭大舅也是个旗人高明论者,“遇到大事,像满汉应否通婚,大清国的人应否信洋教,他就觉得旗人应该比汉人高明,心中有个准数儿,不会先犯错误”。他觉得,旗人当然要比汉人聪明,是一定要管国家大事的。

虚荣护短、夸饰逞强,这是阿Q心理,也是清末旗人的心理。阿Q明明长着癞疮疤,却极尽掩饰,讳言一切近于“癞”字的音,连“光”“亮”也不许别人说。清末旗人明明经济拮据,却偏要“耗财买脸,傲里夺尊”,以求“誉满九城”。《正红旗下》写旗人家庭遇上婚丧大典,连胯骨上的亲友也一定邀来贺喜吊丧,否则就觉得脸上无光,死了也欠光荣,结果,红白喜事虽然办妥了,自己却几近倾家荡产。

欠债,本不是光彩的事,但有些旗人却以欠债多来显示自己有身份、够派头。《正红旗下》里的定大爷就是这路旗人。定大爷手下的管事对王掌柜说:“你想想吧,若是一节只欠你一两银子,我怎么向大爷报账呢?大爷会说:怎么,凭我的身份就欠他一两?没有的事!不还!告诉你,老掌柜,至少开十两,才像个样子!”虚荣逞强,以至于此。

阿Q的精神胜利法不知啥时候被旗人学到了手,旗人常用此法“化解”经济窘境。清末,旗人债台高筑是常态,这使得往昔敬畏他们的汉人商铺老板开始对他们大不敬。《正红旗下》写道:“连油盐店的山东人和钱铺的山西人,也对旗籍主顾们越来越不客气了。他们竟敢瞪着包子大的眼睛挖苦、笑骂吃了东西不还钱的旗人。”那旗人咋办呢?“大姐说得好:反正钱粮下来就还,一点不丢人!”于是,“领到饷银,便去还债。还了债,所余无几,就再去赊”,赊得面子过不去了,就再用“一点不丢人”宽慰自己。他们想,别看我欠钱,老子是享受钱粮的天潢贵胄,总有钱还的!别看你们把眼睛鼓得像包子一样,实际上你们汉人比我们旗人低一辈儿呢!一想到这儿,他们的心理就平衡了。

清末旗人的麻木心理,也颇像阿Q。阿Q挨了揍便很快忘记,被判了死刑还为画圈不圆而遗憾,浑浑噩噩,荣辱颠倒,可谓麻木至极。从《正红旗下》可以看出,清末旗人的麻木心理也相当严重,老舍的点睛之笔是:“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他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讲究的一汪死水里。”自谴、自励都忘了,心灵已经麻木。他们不论有钱没钱,都要讲究生活乐子,天下事全然不管,他们生活在一汪死水里,却浑然不觉。

旗人对生活的讲究,特别表现在吃喝玩乐上。《正红旗下》里的多甫大姐自豪地说:“咱们旗人,别的不行,要讲吃喝玩乐,你记住吧,天下第一!”怎么个讲究吃喝玩乐呢?老舍写道,他们“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他们在蛐蛐罐子、鸽铃、干炸丸子……等等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他们的一生像作个细巧的、明白而又有点糊涂的梦”。他们的头脑是糊涂的,灵魂是苍白的,但他们自我感觉良好。

面对变法的旗人心理

旗人的政治地位比民人(汉人等非旗人)高一等,经济上享受官家钱粮,所以他们先天不愿意变革。他们虽也不满现实,有时还满腹牢骚,但却反对朝廷变法。《正红旗下》对此有不少描写。

大舅、大姐的公公和丈夫,“都激烈地反对变法,大舅的理由很简单,最有说服力:祖宗定的法不许变!大姐公公说不出更好的道理来,只好补充了一句:要变就不行!事实上,这两位官儿都不大知道要变的是哪一些法,而只听说:一变法,旗人就须自力更生,朝廷不再发给钱粮了”。大姐公公还愤愤地说:“出那样主意(指变法)的人,该剐!”总之,变法就像挖了他们的祖坟,谁变他们就反对谁。

旗人对于清王朝的态度,可以用“爱惜”二字概括。他们觉得自己是皇帝的“嫡系”,大清朝是自己的“衣食父母”和靠山,所以,谁想与清朝为难,他们绝不答应。他们的心理是: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旗人应当向着朝廷”。

《正红旗下》有个旗人福海,虽信仰一向被朝廷视为有邪气的白莲教,但“他没有造反、推翻皇朝的意思,一点也没有。他只是为坚守不动烟酒的约束,而入了‘理门’”。理门是倡导戒烟酒的组织,属于白莲教系统。福海看到旗人王十成参加了造反活动,便告诫自己:“不管怎样,一个旗兵不该支持造反的人。”在旗人中,不造反的福海比造反的王十成多多了。老舍对旗人的政治要求有个总结:在那年月,旗人希望永远做旗人,千秋万代。

鲁迅说:“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且介亭杂文·隔膜》)满人、旗人是很珍视自己的“奴才”地位的,他们以当“奴才”为荣耀。变革,就要推翻他们的主子,改变他们的“奴才”地位,那还了得,绝不能答应!

老舍写《正红旗下》的立意,老舍夫人胡絜青曾这样解释:“老舍通过各色各样的人物形象,要告诉读者:清朝是怎样‘从心儿里烂掉的’。”我觉得,旗人的病态心理,是清朝从“心儿里烂掉”的一个极重要指标。因为,心理是深层的东西,病态心理是社会病态的深层表现。老舍写旗人的病态心理,就是从深层揭示清朝是怎样从“心儿里烂掉”的。

老舍不仅在《正红旗下》里写了旗人的病态心理,在《四世同堂》《二马》等作品中,还写了其他的国人病态心理。比较起来,《正红旗下》写的稍远一点,揭示的是一个特殊群体的心理,而且写得最生动、最深刻。

老舍揭示旗人的病态心理,与鲁迅揭示国民劣根性是相通的,因而他们的作品便有了某些相通之处,老舍笔下的旗人心理有点像阿Q心理,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