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端木蕻良的忏悔:萧红之死与小说《初吻》《早春》

来源:《收获》 | 王富仁  2018年10月02日23:17

本文节选自王富仁先生遗著《端木蕻良》,商务印书馆

1938年4月,端木蕻良与萧红摄于西安七贤庄住地。

从1942年萧红去世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端木蕻良的文学创作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是在萧红的死和萧红死后人事关系的刺激下发生变化的,这种变化在他的创作上主要表现为从对外的表现向对内的表现的变化。

端木创作第一个阶段的《科尔沁旗草原》,是将当时的内心体验同对外在历史与现实的表现结合得最紧密的一个时期,但到了第二个阶段,由于抗战现实的刺激和关内左翼文化的影响,端木蕻良逐渐把自己的人生理想转移到了与自己有着不同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的大山、铁岭、来头、双尾蝎这类充满原始生命活力的人物身上,这当然也体现了端木蕻良当时内心感受的一面,但却不像《科尔沁旗草原》那样具有纯粹个人人生体验和社会体验的特征。而在第三个阶段端木蕻良则主要转向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他的主观体验及其象征性的表现成了这个时期小说创作的主要动力源泉,关外文化和关内文化的差别消融了,开始以一种普遍的人性为基础表现人和人的关系。

端木蕻良在这个阶段的创作是在萧红去世以及去世后的人事关系的刺激下发生变化的,我们就不能不注意这个事件对端木蕻良的影响。但是,我们之注意这个事件,应当完全是为了阐释和研究端木蕻良的作品,而不是为了对历史上的人物进行个人道德的评价。我们既不是为了对端木蕻良进行道德的谴责,也不是为了给端木蕻良辩诬。我们不是法官,不是道德鉴定员,我们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对历史上所有的人事纠纷都下一个明确的是非判断。在我们当代文学研究者的眼睛里,应当较之所有其他社会成员更能清楚地了解人生的复杂性,更能了解人生矛盾和人生痛苦的不可避免。过去不能避免,现在不能避免,将来也无法避免。人生的矛盾和人生的痛苦并不总是由于人的错误、由于人的道德品质的原因造成的,还是由于人与人的天然的差别和矛盾造成的。任何人都不是圣人,任何人都只能在自己的立场上获得对事物和事件的感受和体验,即使每一个人都是真诚的,人与人之间仍然是有差别、有矛盾的,有差别、有矛盾就有痛苦。

萧红与萧军

萧红的一生联系着多个男人,这多个男人出现在她生活的不同时期,其情感联系的方式也是不尽相同的。萧军出现在萧红生活最艰难的早期,萧军是爱萧红的,但他的爱更带有父爱的特征。他爱她,关心她,同时也常常带有父亲专政的意味,对她有更多的限制和束缚。萧红也是爱萧军的,但这种爱更带有女儿对父亲的爱的特征。她爱他,也依赖他,甚至萧军对她的限制和束缚也使她感到安全和温暖,因为这也是父爱的一种表现形式。

但到生活相对安定下来,萧红有了独立生活的能力,萧军的这种爱就使她难以忍受了。她更需要自由,更需要独立,在这时,她爱上了端木蕻良。她与端木蕻良的爱,才更具有现代青年男女之间爱情的自由性和独立性。这种爱的特征是,二者是彼此相爱的,但二者都不是在牺牲自己自由的基础上爱对方的。爱情的双方都重视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在这种爱情里,起关键作用的不是责任意识,而是情感联系。但是,情感是容易变化的,是有起有伏的。人需要爱情,也需要自由。在热恋中,爱情和自由融为一体。情感高潮过后,自由的要求就是相对独立的了。在这时,在联系中感到烦厌,在分离中才有自由。但只要二者并没有达到彼此怨恨的程度,这种分离的愿望就并不意味着爱情的破裂,恰恰是在分离中,情感的需要才有了发展的空间,自由感渐渐变成空虚感,再一次把情感的需要推向高潮。在这种“现代性”的爱情生活里,最好的婚姻也是在起伏跌宕的感情关系中度过的。没有始终如一的爱,也没有始终如一的不爱,要求一个人对对方必须有无私的完满的爱情,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合理的。

我认为,正是在婚后两个人的感情热度稍减之时,在端木蕻良更重视自己的事业而不愿被家庭关系捆住自己手脚的时候,萧红患了慢性的病症。在端木蕻良和萧红这样的年龄阶段,死亡意识一般是极为淡漠的,他们都不会把这种好不起来也坏不下去的慢性病症同最终的死亡联系起来,因而也激发不起端木蕻良对萧红病症的全身心的关注。在我们的眼里,萧红是一个杰出的女作家,是一个理应受到特殊照顾的名人,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在端木蕻良的眼睛里,萧红只是一个人,一个女人,并且是一个娇弱的女人,一个健康的男人甚至会把像萧红这样的慢性病视为女性过于娇弱的表现而自觉不自觉地感到有些烦厌的。这不是端木蕻良的过错,而是像他这样一个情感倾向更强、责任意识更薄弱的男性在本能上的缺陷。但是,最坏的结果出现了,萧红就死在了端木蕻良这一阵的情感懵懂中。她的死亡震醒了他,但所有的一切已经无法挽回了。

萧红的死不但震动了端木蕻良,同时也震动了一切与萧红有着感情联系的其他人。

1941年6月,端木蕻良在香港时为萧红小说《小城三月》绘的插图。

萧军是爱萧红的,这种爱使他既不会把萧红的离去视为自己的过错,也不会怨恨萧红本人,而是把责任放在“夺去”了萧红的端木蕻良的身上。即使在西方更加自由的社会里,这样两个男人之间也是常常没有好感的。萧红的死在萧军的感觉里进一步证实了他原来就有的对端木蕻良的恶感,他之公开指责端木蕻良不是不可理解的。

骆宾基对萧红的爱更是弟弟对大姐姐那样的爱,在萧红病重期间,是他一直厮守在萧红的身边。但在他的意识中,不能不认为这是端木蕻良的责任,他之一直厮守着病重的萧红,是因为端木蕻良没有担负起这份责任。夫妻之间,有相互满意的地方,也有相互不满意的地方,当萧红在病中感到孤独的时候,感到端木蕻良对自己有些冷淡的时候,很难不说一些对端木蕻良不满意的话。在这时,她会重新回忆起与萧军在一起时的生活,想到萧军在她最困难的时候给予她的帮助,在自己能够独立支持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她和端木蕻良之间的爱情可以说是人间最美好的爱情,但在她需要别人为她做出牺牲的时候,萧军那种父亲般的爱就有了值得留恋的地方。所以,当萧红去世之后,骆宾基表现出的对端木蕻良的不满乃至愤慨也是可以理解的。

丁玲是个女性作家,是一个重视女性权力的作家,她更同情萧红而不能原谅端木蕻良,也有其必然性。在更大的范围中,萧红是一个著名的女作家,是个公众人物,在他们的观念中,像萧红这样少有的女性作家,是理应受到加意地照料和呵护的,当知道作为丈夫的端木蕻良没有尽到自己作为丈夫的责任,从而迁怒于他,也是现代世界公众人物的亲属常常遇到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当我们同情端木蕻良的遭遇的时候,大可不必以反过来对上述人物进行道德的谴责为前提。他们有他们的角度,他们都对萧红有着特殊的感情和特殊的关切,而与端木蕻良却没有如此紧密的感情联系,萧红的死进一步激活了他们对端木蕻良的不满,从而迁怒于他,这也是人世间常有的现象,不是多么难以理解的。

但是,当我们把目光集中到端木蕻良身上,我们却不能不看到,端木蕻良不是不爱萧红的,他们有一段美好的爱情,即使在萧红病重期间,端木蕻良的疏忽和大意也并不意味着端木蕻良已经背叛了他与萧红的爱情。萧红的死对端木蕻良的打击不是比别人更小,而是更大。爱情和事业的矛盾,社会与家庭的矛盾是人类存在期间一个永恒的矛盾。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在那个生计艰难的时代,对于情感性重于理智性的端木蕻良来说,是没有从容地处理爱情和事业、家庭与社会的矛盾的余裕的,专注于事业则淡漠了爱情,专注于爱情则淡漠了事业;照顾了家庭则疏离了社会,照顾了社会则疏离了家庭。假若萧红不是这么一个公众人物,是谁都不会注意到端木蕻良这点情感上的懵懂的,是谁都不会感觉到端木蕻良有什么不可原谅的过失的。假若端木蕻良根本不爱萧红,假若萧红的死并不使他感到悲痛,他是完全有理由为自己辩护的,因为他对萧红的死并不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恰恰是他对萧红的爱,恰恰是他对萧红的死感到较之别人更大的悲痛,恰恰是他自己在感情上也无法原谅自己的疏忽和大意,才使他在别人的谴责中无法为自己辩护。(有的先生认为端木蕻良不为自己进行辩解表现了他的“君子之风”,我认为,这是一个太传统的说法,在现代社会,能为自己辩解而不为自己辩解———不论对象是谁———都是一种不可取的行为。)这是一个情感的旋涡,而不是一种简单的情感态度。这是只能用文学艺术进行暗示的情绪感受,而不是用理性语言可以说清的一个历史的事实。

这把他的小说创作推向了第三个高峰。

萧红去世以后,端木蕻良从香港回到桂林,把自己关在“一间闹鬼的房子里”,直到六个多月之后,他才写出了短篇小说《初吻》,此后又写了《早春》。这两篇小说,在我的感觉里,都属于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中的精品。

关于《初吻》,钱理群先生已有比较详细的分析和解读(钱理群:《文体与风格的多种实验———四十年代小说研读札记》),在这里,我只想做一些补充性的说明。

在讨论端木蕻良的文学创作同中外其他作家的联系的时候,我们更多地注意到他的创作同列夫•托尔斯泰、曹雪芹作品的联系,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我初读《初吻》的时候,首先联想到的是屠格涅夫的《初恋》。仅就故事情节来说,端木蕻良的《初吻》和屠格涅夫的《初恋》几乎完全是相同的,它们都是以一个少年为第一人称的“我”写成的,都写“我”爱上了一个比他年龄更大的少女,但最后“我”却发现,这个少女爱的并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父亲。在这时,“父亲”已经厌倦了她的爱,并用残酷的手段虐待她。

1942年7月,端木蕻良在桂林完成小说《初吻》,发表于9月的《文学创作》创刊号。

我认为,端木蕻良之所以写出了与屠格涅夫的《初恋》在情节上完全相同的一个故事,不论其是否受到了屠格涅夫这篇小说的直接影响,都在于他这时对于爱情的复杂性的痛苦感受和认识。在中国文学家的观念中,爱与不爱从来都是界限分明的两个概念,而对于爱情本身的复杂性却极少注意。在萧红去世之前,端木蕻良大概也是这样感受爱情和表现爱情的,萧红之死震动了他,使他不能不在痛苦的感受中重新思考人和人的爱情。在这时,他感觉到的是爱情的复杂性和虚幻性。

小说中的 “我”是爱灵姨的,他的爱是纯净无瑕的,是我们理想中的美的爱情,但他爱的却不是灵姨的本体,而是一个镜像中的虚幻的存在。他的爱情需要,是从他对母亲的依恋中转移出来的,开始转移到父亲静室的画像上,后来则转移到灵姨身上。在他的意识中,母亲-画像-灵姨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存在,灵姨并不是活生生的独立个体。他对灵姨的爱,虽然已经有了朦胧的性的感觉,但仍然主要是纯精神性的,神性的,它纯净、美,但缺乏激情,脆薄得像蝉的翼翅,旋生旋灭,无法长期停留在他的心灵中。灵姨也是爱“我”的,但她的爱是从对他的父亲的爱那里转移过来的,她看到的也不是“我”的本体,而是一个镜像中的“我”,是“我”身上的“我”的父亲的影子。甚至当她热吻着他的时候,在意识上吻的也是他的父亲。她在对他的吻中感觉不到他的父亲的热力,马上意识到了她被他父亲抛弃的事实,流下了热泪。她在他的爱中感觉不到爱情的满足,她需要的是现实的爱,这种爱只在他的父亲那里才能够得到。这种爱是建立在肉欲基础之上的,带有兽性的特征,但却充满激情,充满力量。在《初吻》里,端木蕻良表现了美和爱的虚幻性,真正纯洁的精神性的爱只是一种镜像性的存在:

我们两个约定谁也不看谁,只是在水里看着彼此的脸,我在水里向她笑笑,她也在水里向我笑笑,我向她皱鼻,她也向我皱鼻,我向她做鬼脸,她也向我做鬼脸,总之我们两个都彼此不真的来看谁,只看水里映出来的影子……(端木蕻良:《初吻》)

这种爱情是美的,但也是虚幻的,易碎的。

《初吻》是从人性的根本弱点上对美和爱的悲悼。

《初吻》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即它第一次不是从绝对否定的意义上而是在一种复杂的、神秘的、暗示的意义上描写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在现实社会中的影响的。“观入空潭,云彩花光都是幻;音出虚谷,玉台明镜本来空。”这副对联,已经不仅仅是对社会神佛迷信的批判,同时也传达了作者对人生的痛苦和绝望的感受。他追求着美,追求着纯洁的爱情,但人间的美和爱情却是虚幻的,易逝的。“都是幻”, “本来空”。端木蕻良是最热衷于描写神佛迷信场面的中国现代作家,但在过去,他的作品本身却没有神秘感和虚幻感。有这种感觉,从《初吻》始。

《初吻》在艺术上的成就来源于端木蕻良重新回到了自我的心灵感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描写的是他眼中的世界,而不是他心灵感受中的世界。《初吻》重新回到了他自身感受过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寸寸都有意思,事事都很熟悉,不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都能做到微妙、精细,入情入理而又不落俗套。《初吻》把端木蕻良心理描写的才能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初吻》写得紧凑而富有哲理性,《早春》则写得舒展而富有情绪性。它同样是对爱的哀悼,但《初吻》的悲剧性主要集中在女性主人公的身上,而《早春》的悲剧性则主要转移到了男性主人公身上。它表现的仍然是初恋时的飘忽不定的爱情感觉,这使“我”永远失去了金枝,失去了他和金枝的爱。实际上,人,一生都还是一个孩子。人的情感是多么飘忽不定、容易转移呵!是多么容易失掉那些最美的、最纯洁的爱情呵!(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正是那些失去了的爱情,才会永远以最美、最纯洁的形式保留在人的记忆中。)

《初吻》和《早春》是对萧红之死的别一种形式的悼念,是在人性根本弱点的意义上对自我过失的一种真诚的忏悔。《雕鹗堡》《红夜》则是在自我的孤独感受中对社会人生的象征性表现。它们的情节更带有中国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的形式特征,但所表现的情绪却是现代的、尼采式的、孤独的。它们不是人生悲剧的素描,而是人生悲剧的木刻。毫无疑问,端木蕻良这两篇小说都是在萧红死后孤独情绪之下写成的,都包含着对指责他的人的一种无可言说的愤懑情绪,但作为一个艺术作品,我们不能够将其落得太实,不能将其作为一篇杂文来读。例如,孔海立先生在谈到《雕鹗堡》时说:

萧军、骆宾基、聂绀弩、丁玲等等文坛名流多次公开发表对端木的指责批评,有的甚至近乎人身攻击,但端木多年来却一直保持沉默。只是这一篇不显眼的寓言小说倒可以说是他做的一次反驳,是他对文坛种种压制个性、帮派社团排斥无帮无派人士之现象的一种反批判。

这就把这篇小说落得太实了,落实了,就没有艺术的品位也没有思想的力量了,因为端木蕻良本人和小说中的石龙是有所不同的,即使在端木蕻良自己的意识中,也不会把自己当成“唯一敢于向主宰村子命运长达几千年的雕鹗挑战,向世世代代从未改变、也从未有人想过要改变的传统挑战”“唯一自愿为改变自己和他人的命运而甘于献身的人”。我们只能说,端木蕻良在感到孤独的时候重新感受了人生,感受到了人生的孤独,同时也感受到了像石龙这样的救世英雄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