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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七十年代末,我在人文社改稿的日子

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 | 冯骥才  2018年10月02日09:48

后来才知道,这里是我一生中注定要背井离乡在此生活近两年的地方。

一座临街的长方形灰色的大楼,一排排紧闭的窗户总共五层。一进楼门两边走廊,挂满白花花写满墨笔字的大字报。人一走过,大字报纸被风带得哗哗响。只有开门的地方没大字报。不过这时的大字报已经没有当初那么杀气腾腾了,都是“批判四人帮”、“小爬虫”、“打砸抢分子”之类的话语。我从中找到一扇门钻进去,一问才知小说北组和南组都在三楼。那时人文社的小说编辑室分南北两组,以长江为界,将南北两地作者分由南组和北组负责,我在北方燕赵之地,自然属北组。

一进北组,靠墙一圈八九张桌子前坐着的全是老编辑,每人书桌上都堆着满满的书稿,连地上都是一摞摞用纸绳捆着的厚厚的装书稿的牛皮纸袋,上边写着书稿的名字。此后才渐渐认识了这些老编辑:王笠耘、王鸿谟、许显卿、张木兰、李庶、谢明清、邢菁子等,并知道五六十年代的长篇名著如《青春之歌》、《三里湾》、《林海雪原》等等的责编竟然都是他们,他们都有相当深厚的编辑功力和文学修养。此刻,他们扭过头从不同角度瞧我,叫我有点发慌。

一慌差点忘了我来找的李景峰叫什么,只用手指指这张已经熟悉的挺白净的笑嘻嘻的脸儿。李景峰先给我引荐了一位胖胖的和善的中年女编辑,告诉我她也是我的责编,叫邢菁子,“以后你归我俩管,韦君宜是你的终审。”说完便带我到四楼西北角一间大屋子说:“你就住在这儿,这一屋人你有两天就熟了,全是作家。”

定神一看,满屋是床铺、桌子和人,有的在埋头写东西,有的聊天抽烟,有的躺着睡觉,有十来个人,更像大车店。这些人全是生脸,也没人认得我,却有两位热情地告诉我,靠窗那张床和床边一张小木桌和木椅子是我的。不一会儿李景峰就笑嘻嘻抱来一堆东西。一个竹壳暖壶和两个水杯,几本每页五百字的空白稿纸,一本《现代汉语词典》。他说:“行了,东西都齐了。你在哪儿吃,哪儿买饭票,哪儿上厕所,哪儿寄信就问问他们。你把你的窝儿归置好就开始干活吧。”

屋里没柜子,我找个纸箱子,把从家里提来的装着衣服杂物的大书包塞在里边,放在墙角,将毛巾搭在床架上,再把另一捆资料图书打开摆在桌前,铺上稿纸,我的正式“写作生涯”就这么纯粹地开始了。

李景峰和邢菁子都是训练有素的、严格得有点苛刻的编辑,尤其是景峰。他首先教给我系统的标准化的改稿符号。他每看过一页我的文稿,就会把里边所有标点错误和错别字,像捉虫一样“捉”出来,用红笔纠正,像老师批改作文,也像在警告我。那时的编辑是要和你讨论作品人物的,直到把人物谈活了谈深了,再由你去改,当然他不会把他的观点强加进你的作品中,但如果你写得不确切不合理不充分,他会把稿子毫不客气地打回来。我感觉他对我像在“挤牙膏”。他却笑道:“谁叫你有潜力,可是不尽力。”

记得一位美国作家对我说她的编辑更厉害,有时还会动笔删去一段甚至加上一段。我说如果你反对呢?她说我会把我写的那段恢复回来或把她加上去的那段删去,我们常在稿纸上打架。我说,这很美好,你的编辑已经把你的作品当作她的作品了。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和我的编辑也是这样的关系,不过李景峰和邢菁子很少在我的稿子上添加什么。有时在稿纸边上加一句是给我看的:“怎么这个错别字又露面了?”

在人文社最受尊敬的是韦君宜和社长严文井,并非因为他们是“社领导”,而是他们的文品与人品,他们在“文革”中都受尽折磨。有趣的是人们对韦君宜的称呼,当面郑重其事地叫她“君宜同志”,背地里反倒亲切地称她“韦老太”或“老太太”,这恐怕与她的性格有关。她很低调,不苟言笑,人却耿直善良。后来读了她的《思痛录》才更深刻地了解她是个“思想性”的人物。我与她接触的这段时间里,总觉得她郁郁寡欢,是不是缘自她的心正处在对国家与民族反思的痛苦中?

那时,在楼里偶尔会碰见她,她最多点点头便走过,很少说话,但她审我的稿子时用笔说的“话”却很多。她改稿的方式很特别,常常用蓝、黑、红三种颜色,先用蓝改一遍,再用黑改一遍,最后用红色圆珠笔或铅笔。这表示她是一遍遍看过的。她是终审,终审通常看一遍。我不知道她审别人的稿子是否都看好几遍。我却从中看出她对我严格的要求与有心的帮助。那天,李景峰跑到我屋来,把五十多万字一大摞书稿往桌上一放说:“天天玩!不好好干活,老太太一看就火了,把你稿子毙了。”

我听了还真的吓一跳,再看稿子就乐了。我说:“毙了还用费这么大劲儿改?”

李景峰说:“你这家伙还真鬼,要不老太太说你聪明呢。认真看看老太太那些意见,老太太说你要是看不明白就去找她。”

韦君宜的办公室在二楼楼梯旁,房间很小,桌上堆满书稿,一盏台灯,一个挺大的白瓷笔筒,里边插满笔,还有些平时随手塞进去的乱七八糟的小东西。有时她要找个大头针或曲别针,便会把笔筒翻过来,将里边的东西哗啦全倒在桌上,从中去找。这些东西里还有牙签、眼药水、饭票、按钉、皮筋、衣扣、发卡等等。但她在稿子上却一字不苟,她的心思全在稿子上。忠于文学——这是她给我最深的印象,也是对我最主要的影响。

那时我的生活在人生的底线上。

洗脸没有香皂。一方块最廉价的含碱的肥皂洗衣服也洗脸。一个月用三十五元,余下的钱留给家用。地震后房倒屋塌无家可归,妻子带着孩子寄居朋友家,妻子上班很远,骑车一趟要四十多分钟。冬天孩子放学妻子还没回来,屋里没炉火,只能在地上不停地蹦,好使身子发热。我在北京改稿,一日三餐加上两包烟,再没别的花销,吃饭时只能买价钱最低的菜,烧茄子一角钱,炒菠菜五分钱,菜不够吃就找师傅要一勺菜汁。有时馋得厉害就到隔壁北小街街口的小面馆,花三角五分钱,买五两小肉面,狼吞虎咽吞下去,然后像富翁那样挺着肚子走回社里。隔一阵子,李景峰把我叫到他家,吃一顿韭菜肉馅的饺子,对于我,这一顿有肉的饺子和国宴没什么两样。谁知道这些事让韦君宜知道了,她特批给我每月十五元的补助。她肯定知道我这么大的身个,顶不住如此艰辛的脑力劳作。这使我终于可以多吃一些烧茄子,甚至一盘洋葱炒肉片了。这是救命般的支持,让我感到一种母亲般的温暖,她和我母亲是同时代人,比我母亲小两岁。然而,她见到我却从不提这事。一次,她给我一个书单,叫我到人文社资料室去借这几本书,有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刘孟扬的《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还有马克里希的《天津租界被围记》等等。我很奇怪,她并不研究近代史,这些很偏的书她怎么知道并读过?

在人文社四楼上那段日子虽很艰苦,但很特别,也快乐。那个时代,人很少攀比。其实人的烦恼一半是比出来的。我们那一屋子“作家”,都没出过书,都有希望出书。大家来自各地,各有各的经历和故事。写东西的人都关注生活里有意味的事,都有一肚子故事满脑袋杂学,于是搁下笔的时候就天南海北聊大天。记得那时我们都抽烟,我抽天津最廉价的“战斗牌”卷烟,有时天晚了,没处买烟就抽别人的,虽然都穷,没人吝啬,彼此烟茶不分家。有时写到夜里没烟抽了,就在地上拾烟头,将烟丝弄出来,撕条稿纸卷上,舌头一舔用唾液封了口,点了便抽,那一口挺过瘾。这种日子这种滋味现在想再尝一尝也没有了。

四楼上还有两个编辑室:一是古典文学,一是外国文学。这两种书皆我所爱,编辑们又都有见识又有学问,有的本身就是学者或翻译家。比如矮胖胖的刘辽逸,我曾读过他翻译的托尔斯泰的《哈泽·穆拉特》,十分钦佩他译笔的干净又有韵味;还有《莱蒙托夫传》的译者孙绳武、《斯巴达克斯》的译者施咸荣、《怎么办?》和《屠格涅夫文学回忆录》的译者蒋路等等,他们学识渊博,聊起外国作家就像聊自己的老朋友,生动又快意。还有拉美文学编辑室的王央乐(王寿彭)给我印象很深。他身材略胖,戴一副圆眼镜,鼻子发红,人很随便,健谈。他精通西班牙和拉美文学,那时他还没有译出《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但他谈起《堂·吉诃德》,好像那本书是他写的,他似乎记得每一个细节。我特别喜欢听他侃外国文学。那时“文革”刚过,古典文学与外国的文学尚未摘下“封资修”的帽子,出版业务尚待恢复,却常可以看到一个或高或矮或胖或瘦的人怯生生上四楼来,走进古典文学或外国文学编辑室,很快引起里边一阵喧哗,过后听说是哪位编辑被落实了政策,刚从什么农场返回北京上班来了。凡这种人都把制服穿得规规正正,头发整整齐齐,好像假释出来似的。

我和这两个编辑室最热烈的接触是通过打乒乓球。那时人文社二、三、四楼走廊西端都各放一张乒乓球台,逢到上下午工间休息时候,便各拿各的手拍来赛一场。游戏规则是打十一分,谁输谁下,按照先来后到排着,轮到谁谁就上。别看这些编辑文质彬彬,打球却各有绝招怪招。有时业余球手的球挺怪异,很难应付,尽管动作不规范,谁也不追究谁。我当过运动员,应变能力是天生的,很快就有法子克制他们,不过我不会总霸着台子,连胜两次过了瘾就故意“喂球”,让人家赢。在人文社打球最大的快乐如同下棋,一边打球一边斗嘴,说说笑笑,其乐融融。

当然,四楼的“作家们”也有痛苦的时候,那便是某位作家的书稿改不出来,被中止出版,要卷行李回去了。这时候我们这些同屋的伙伴便会约上他到外边小馆子喝点酒送个行,大家尽力说些宽慰的话。可是真待到这位走了,空了床,也招致一些伤感与叹息。

(本文节选自《凌汛》,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