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高则诚在 《琵琶记》 “尾声”中明言，此剧旨在 “显文明开盛治，说孝男并义女。玉烛调和归圣主”。所以 《琵琶记》会不同于 《赵贞女蔡二郎》。也就是说，大家都是文明人，又躬逢圣主盛世，怎么能把蔡、赵二人的故事，写成是一个 “负心郎”的故事呢？但直接写成一个 “同心子”的故事，大概亦非高则诚所愿——“同心子”的故事不过是迎合了青年男女追求爱情、婚姻自由的心愿，至多不过是 “郎才女貌”式的二人世界与自我成就而已。而 《琵琶记》的旨趣，相比之下似乎更为宏大高远，即所谓 “人生怕不全孝义，圣明世岂相弃”。

好一个 “圣明世岂相弃”。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考察读书人的文献基础与观照维度，大体有三：经史、子集以及民间故事传说。其中，民间故事传说在对待读书人时，往往能够从实际生活、现实处境以及人性真实出发。而与民间故事传说多少有些关联的元明杂剧，亦就会提供一些与生活及现实距离相对较近的 “真材实料”，也就是所谓 “现实主义”的一面。不过，这种直面社会现实与人性真实、反思与批判的坚持，在表现底层民众及其生活方面或能较为客观，一转到读书人自己的日常生活及内心世界，就多少会有些畏首畏尾、左右躲闪。从 《赵贞女蔡二郎》到 《琵琶记》，似乎可以为证。

但作为 《琵琶记》的作者的高则诚，似乎有着更深沉的考虑。如果把蔡二郎、赵贞女的故事，写成了一个 “遗老、负妻、弃子”的故事，首先对作为社会文明表率的读书人形象，无疑是一个挑战乃至冲击，与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亦违悖，至于是否会动摇社会及普通民众对于读书人的认知，亦不得不在顾虑之中；其次是有对圣明世以及圣主之盛治的忽视、藐视甚至于挑战之嫌疑，这一点不辩自明。

于是蔡伯喈在剧本舞台上的形象就需要进行大的调整。蔡二郎、赵贞女的故事，也不能再是一个人性和家庭的悲剧，不能是一个谴责与批判的故事，而需要彰显人性的光辉，需要照顾并实现家庭的和美团圆，需要凸显文明世界、文明人以及圣主盛治，最终还需要价值观上的另一番考量。落实下来，就是“莫道名高与爵贵，须知子孝与妻贤”，由此也就照顾到了儒家的纲常伦理，还将 《琵琶记》的人生境界，由世俗意义上的 “功名利禄”，提升到更高层面的价值观，即一个在读书人的家长榜样作用之下被 “治理”得井井有条的 “子孝妻贤”的理想家庭故事。

大概也正是在上述顾虑与考量之中，蔡伯喈为赶考而不得不与赵贞女之间的 “分离”，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一段 “故事”，也就成了对蔡伯喈以及赵贞女的夫妻 “情义”操守的考验。在《赵贞女蔡二郎》中，赵贞女经受住了考验，而蔡二郎道德失守，未能自我保全。而在 《琵琶记》中，蔡、赵夫妻双方均经受住了这人生漫漫旅途之中在所难免的 “考验”，于是也就有了剧中所谓 “不是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式的 “苦尽甘来”。而 《琵琶记》第四十二出中圣上所旌表者，自然就一个也不能少：

议郎蔡邕，笃于孝行。富贵不足以解忧，甘旨常关于想念。虽违素志，竟遂佳名。委职居丧，厥声尤著。其妻赵氏，独奉舅姑。服劳尽瘁，克终养生送死之情，允备贞洁韦柔之德。糟糠之妇，今始见之。牛氏善谏其父，克相其夫。罔怀嫉妒之心，实有逊让之美。曰孝曰义，可谓兼全。

有意思的是，高则诚式的 “文学观”，在另一个显然与 《琵琶记》有着千丝万缕之关联的陈世美与秦香莲的“故事”中，得到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回应。这种回应虽未伤及圣主与盛治，却毫不客气地剥下了读书人 “圣人子弟”的外衣。如果将 《琵琶记》中的蔡邕，与 “铡美案”中的陈世美略作比较，二人行为表面上看甚为相似：遗老、负妻、弃子。更有甚者，陈世美后来还有欺瞒君王、重婚、杀妻等多重罪行。但如果细查两个故事或者两个文本，就会发现蔡、陈二人其实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甚至可以作为古代读书人两种不同类型、不同人生境界的代表。与 《琵琶记》相比，陈世美的故事，显然是对读书人毫不客气、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在 “铡美案”中，陈世美的种种劣行，可谓丧尽天良、忘恩负义，既违圣人之教的根本，亦无读书人点滴本色气质，徒具一副读书人的皮囊外表而已，而 《琵琶记》中的蔡伯喈，书生本色已经渗入到骨子内里。所以这两个故事，一正一反、一褒一抑，为古代读书人在文学中的形象，委实增添了两个鲜活的个案。

说到陈世美秦香莲的故事，在故事的叙事方式上，多少与赵贞女蔡中郎的故事有些类似，其中都有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前者故事中有包公 （包拯），后者故事中有东汉的中郎将蔡邕。将世俗故事附会在历史人物身上，形成虚实相间、相辅相成的叙事结构，大概既是一种形式的说古，亦不失为虚构故事的尝试增添一些历史真实。

不过在包拯的官场生涯之中，却并未见有过铡死状元驸马的记载。

《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全像百家公案全传》 （《包公传》，明钱塘散人安遇时编撰）第26回 “秦氏还魂配世美”，其基本故事情节，与后世所传 “铡美案”相符。不过其中最不同者，就是陈世美虽考中头名状元，并授翰林院编修，且久贪爵禄，不念妻子，不过他并没有被招为东床驸马。

而对于处决忘恩负义、丧尽天良、遗老负妻弃子的陈世美， 《秦氏还魂配世美》中位居 “太师”、在朝理政的包公，具表申奏朝廷之时，所拟决陈世美的罪名如下：

我国家进用人才，惟欲上致其君，下泽其民。迩来翰林陈世美，苟贪爵禄，欺君罔上。谋杀秦氏，忘夫妇之纲常；不认儿女，失父子之大伦。臣忝摄国柄，辅赞圣明，不言此奸若容，败乱纪纲；此奸一殄，朝仪整树。

与 《琵琶记》中旌表蔡、赵阖家一族所不同者，对于陈世美这样一个状元翰林，朝廷在接到包公表奏之后即下圣旨。圣旨曰： “陈世美逆天盗臣，欺罔圣君，断夫妇之情，灭父子之恩，免死发配充军。”而包拯领旨之后， “即差张千、李万去拿陈世美、赵伯纯到庭鞫问、拷打一番。世美俯首无语，一直实招。拯拟世美配辽东军，赵伯纯配云南军”。

宋代说书人讲故事以及话本及拟话本当中，上述读书人一朝高中之后负心婚变的故事屡见不鲜。在这类故事中，读书人喜新厌旧、攀龙附凤、抛妻弃子的行为，亦广为市民听众之关注及不齿。这大概与有宋一朝社会现实之中确实存在着上述现象行为不无关系。于是乎，各类文学文本之中，借褒扬高古者来隐射现实者有之，直接针砭揭露现实丑恶者亦有之。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为考察评价喜好自矜自圣的读书人，提供了一个既要 “听其言”、更要 “观其行”的警示和提醒。

至于 《琵琶记》在文学方面的得失，有论者言之曰 “用力太猛”，或者是就其一味旌表颂扬而言者。不过，如果由 《琵琶记》的文学文本来反观历史或者当时的社会现实，亦或者能够体味到高则诚的一番不得已的良苦用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