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来再度沉醉在“鸳鸯蝴蝶”之中，因为工作的需要将庋藏多年的这一派旧杂志，从书箱柜笼里翻找出来，死水微澜一时间鸯泳蝶舞，乱花迷眼。回想起二十多年前与“鸳蝴”初面的情形，不能不相信“因缘本是前世定”，早一步，晚一步，都不成。还有一个解释，“不见可欲，其心不乱。”如果那天没有这许多“鸳蝴”杂志魅影闪耀，也许我依旧喜欢所谓正派期刊。那天最重要的收获，无疑是《礼拜六》创刊号，这本双封面的“鸳蝴第一刊”，几乎可以断定为人间孤本。自从拙作《创刊号风景》毫无戒心地将它公之于世，不知被盗用了多少回。拙作书影乃由国家图书馆资料室拍摄的反转片，真实清晰宛如原书。

《礼拜六》创刊号

先来回顾一下历史。一百年前新文学破壳而出，却发现眼前横亘着一座大山，一个强劲而美艳的对手，——“鸳鸯蝴蝶”文学。经过几十年的厮杀缠斗，起源于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文学逐渐衰落甚至溃不成军，不敌精锐猛进的新文学阵垒，直至1949年前夜，“鸳鸯蝴蝶”文学寿终正寝，驱逐殆尽。随着战败而消失的“鸳蝴”杂志，没有想到重见天日的那一刻，价钱却飚升动辄成千上万，渐渐地我买之不起了。

鲁迅先生1931年曾说：“到了近来是在制造兼可擦脸的牙粉了的天虚我生先生所编的月刊《眉语》出现的时候，是这鸳鸯蝴蝶式文学的极盛时期。后来《眉语》虽遭禁止，势力却并不消退，直待《新青年》盛行起来，这才受到了打击。”（《二心集》）“鸳鸯蝴蝶”文学与新文学互为消长，由此得出一个观念，所谓文学流派交锋，实质比拼的是各自拥有期刊杂志的数量。其中最典型的战例，莫过于沈雁冰（茅盾）1920年夺取“鸳鸯蝴蝶”文学重镇《小说月报》的主编权。经此一役，新文学快马扬鞭奔向前，“鸳鸯蝴蝶”文学则“金陵王气黯然收”。鲁迅说错了《眉语》主编的名字，主编乃高剑华（许啸天妻子）而非制造“无敌牌”牙粉的天虚我生（陈蝶仙）。那又能怎么样，鲁迅的态度决定了“鸳鸯蝴蝶”的命运，“鸳蝴”作家们亦不争气，甜起来齁死人，酸起来酸掉牙。

《眉语》封面美艳之极，由月份牌画家郑曼陀执笔。创刊号画面极具挑衅，为世俗所不容。据学者考证，创刊号出过两个不同的版本，有意思的是，常见的是“挑衅”号，少见的倒是“世俗”号。我的书运一向不佳，却收藏有几册《眉语》。

如今我们站在一段文学历史的终点，重新审视和评介一段文学历史起点的“鸳鸯蝴蝶”文学，也许会发现“鸳鸯蝴蝶”文学的流风余韵并未彻底消歇，只不过换了块招牌而已。1992年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唱出了历史的沧桑和轮回：“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

我的“鸳鸯蝴蝶”期刊杂志收藏之旅，首先要感谢自己，就像当初收集张爱玲作品“初发刊”一样，有人教我么，有人给我指路么，没有。就像当初蒐集北京上海沦陷时期所出文艺杂志一样，有高人教么，有仙人指路么，没有。接下来要感谢郑逸梅先生和魏绍昌先生。如果没有魏绍昌主编的《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史料部分）》（196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初版）这本书，及书里郑逸梅所撰《民国旧派期刊丛话》，我可能要多走弯路，多花冤枉钱。魏绍昌著《我看鸳鸯蝴蝶派》（1990年香港中华书局初版），是重要的参考书，“收藏之乐”之外，充实理论又是一乐。

魏绍昌讲：“鸳鸯蝴蝶派的上限，始于民国初年，有这两位名家的两部名著作为界石，是十分清楚的。”（两部名著作为徐枕亚的《玉梨魂》和李涵秋的《广陵潮》）“鸳鸯蝴蝶派到了四十年代后期，再也不能推出吸引读者的作品，发表作品的园地又陆续丧失殆尽，至此，应是鸳鸯蝴蝶派的下限所在。”接下来的论述亦颇具见地，如《美丽的帽子》《井水不犯河水》《“似是而非”辩》《质变的典型》《报刊与书店》等章节，条分缕析，旁征博引，在鸳鸯蝴蝶文学研究领域处于绝对领先。惟独到了涉及个人“盖棺论定”“一锤定音”之时，魏绍昌毫不顾虑老作家的感受，下手很重，语调颇为不逊，他讲到郑逸梅时居然蹦出了这么一段话：“不料过了二十年之后，郑逸梅提到这本书内他所写的《丛话》，还是不愿写明这本书的原名，这一点，恰好透露了他对鸳鸯蝴蝶派这一名称有意避讳的心声。”什么话呀，魏绍昌难道不晓得这顶“美丽的帽子”害人之不浅？就算是远在香港安全度日的包天笑也持有与郑逸梅同样的心声：“我说，我已硬戴定这顶鸳鸯蝴蝶派的帽子，復何容辞，行将就木之年，‘身后是否谁管得’，付之苦笑而已。”

大可玩味的是，所谓“鸳鸯蝴蝶”作家纷纷急欲撇清与鸳鸯蝴蝶之关系，魏绍昌封号“五虎将”之一的包天笑如此，封号“十八罗汉”之一的郑逸梅亦如此。“五虎将”之周瘦鹃只承认自己：“是个十十足足，不折不扣的《礼拜六》派。”魏绍昌不依不饶：“周瘦鹃不承认自己是鸳鸯蝴蝶派，但承认（见上段周语），这是他编过《礼拜六》杂志，不得不承认的。”什么话呀！

接着，魏绍昌又从理论上封死了周瘦鹃的退路：“事实上，在‘新文学’的心目中，《礼拜六》派和鸳鸯蝴蝶派完完全全实实在在是同一码事，两者的实质性并没有任何区别。”紧接着，魏绍昌又封死了范烟桥（“十八罗汉”之一）郑逸梅的退路：“至于范烟桥，郑逸梅等愿称‘民国旧派’，那是指在特定的时期（即1912年至1949年）内和‘新文学’相对而言，只不过是暂且一用的泛称。其实在新世纪新时代里，自己甘居守旧，这个名称并不见得比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要好些。”1968年8月20日，周瘦鹃在自家园子里投井。周瘦鹃的结局，魏绍昌应该知道。我在享用魏绍昌大著同时，深感遗憾，也是基于这一点。

魏绍昌的研究另有一个大贡献，他考证出周作人1918年首先提出“鸳鸯蝴蝶体”，一九一九年钱玄同与周作人分别提出“鸳鸯蝴蝶派小说”。魏绍昌讲：“这三段话恐怕是新文学方面提出鸳鸯蝴蝶派这个名称最初的文字纪录。”因为有了这段话，小文的题目“百岁蝴蝶老鸳鸯”，真真是准斤足两了。

提到“鸳鸯蝴蝶”文学研究，另一块重石，非范伯群莫属。范伯群小魏绍昌十岁，思想桎梏少了许多。范伯群教授主张现代文学研究“双翼齐飞”，意即加强偏弱一方“通俗文学”的研究。所谓“通俗文学”其祖师爷不就是“鸳鸯蝴蝶”文学么？许多年前我不揣浅陋给范伯群教授的大著《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写了篇小文章，没有想到后来范伯群送了我一本增订本，还写了一封鼓励的信。

魏绍昌书里有一章《装帧与插图》，称“‘五四’以来，鸳鸯蝴蝶派和新文学长期处于同一时代同一环境，但各自编写的杂志和小说等出版物，且不论其内容截然不同，在装帧与插图方面，也是大有区别，各具自己的风貌。”以我之见，在装帧与插图这个艺术美学层面，“鸳鸯蝴蝶”更胜一筹。过去曾经举办过“现代文学期刊展览”，如果今天来场“鸳鸯蝴蝶文学期刊展”PK一下，孰胜孰败，孰美孰丑。其实，不劳公立图书馆大驾，鄙藏的鸳蝴书刊见之于拙书里的图片，已然足够办个私人展的。光听着这些名字——《七天》《五铜圆》《星期》《香艳小品》《紫罗兰》《新月》《白相朋友》《茶话》《橄榄》《繁华杂志》《红玫瑰》《快活》《饭后钟》《半月》《真美善》《春声》《金钢钻》，就陶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