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强，上世纪60年代生于宁夏固原，1987年毕业于宁夏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现任宁夏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助理、宁夏法治报社总编辑。在《朔方》《飞天》等刊发表文学作品若干，主编《二十年见证宁夏》《四十七岁才开始》《平安宁夏》等图书。

编者按：王庆同先生1936年10月生于浙江嵊州，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后，自愿来宁夏工作，至今已经整整六十年。六十年间，他见证了宁夏翻天覆地的变迁与发展，也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行行坚定而稳重的足迹。他在《宁夏日报》当过记者、编辑，后来以“莫须有”的罪名下放盐池农村劳动、工作达十七年之久，平反后调入宁夏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直至退休。期间，他撰写了数千篇新闻、时评、杂文、新闻理论与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后结集出版专业著作四部、文学作品集五部，可谓硕果累累。任教期间，他为宁夏培养和输送了数百名新闻人才，并在他们步入工作岗位后仍时时关注、指导鼓励，留下了为人称道的好口碑。值此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大庆之际，本刊特邀其学生，现宁夏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助理、宁夏法治报社总编辑张强为他作了访谈。张强早年曾写作诗歌和散文，是宁夏有影响的青年作家，工作后虽忙于专业，但仍笔耕不辍，近年以“总编记录”的形式创作了大量精短美文，此次倾情为老师所作的访谈，质朴感人，情深意长，值得一读。

张 强：今年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大庆，也是王老师来宁工作六十周年纪念，既是巧合，也是缘分。作为学生，在这个时间采访您，我觉得既荣幸又意义重大。

王庆同：谢谢。

张 强：如果我没记错，王老师今年应该八十二岁，算是高龄老人了。但您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清晰、乐观热情、笔耕不辍，每天用手机写作并且推送，众多微友粉丝为您点赞。记得“宁夏老干部网宣群”一位网友点评您的文章说：“从赴宁时的义无反顾，在宁时的风雨兼程和无怨无悔，到壮志得酬时的欣慰，再到为宁夏的发展做贡献，为‘我是宁夏人’而自豪。王庆同老师所代表的一批‘宁夏人’值得尊敬和铭记。”

王庆同：过奖了。

张 强：我1983年进入宁夏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读书，有幸成为您的学生，在成长与求学时期，多蒙老师指点教诲，使我从此走上新闻从业之路，成为一个媒体人。工作之后，您依然对我们眷顾有加，使我们在社会这所大学里继续汲取您的精神养分。我想，我此时的心情，和您十多年培养的数百名新闻学子一样，内心充满感激，心中芳华常驻。

王庆同：不客气，从学校毕业，你们都在各自的岗位做出了突出成绩，我倍感欣慰，也为你们自豪。

张 强：这次访谈虽然重点是关于文学的，但我还是想从您早年的经历开始。因为我知道，一个人用心写就的文字，总是与他的特殊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王庆同：很乐于接受你的采访，我是有问必答。

张 强：从您的众多文章中得知，您1958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后，自愿到宁夏工作，刚开始在《宁夏日报》做记者、编辑，后来又去了盐池。当时是怎么一种境况？

王庆同：说来话长，我去盐池是因为被打成了反革命，罪名当然是“莫须有”了，这是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时间是1966年9月，当时我被从银川迁赶到盐池二道边外，在一个叫高沙窝公社苏步井大队双井子生产队（分队后叫油坊梁生产队）的地方劳动九年。1975年夏，我银川的原工作单位提出甄别意见，经自治区党委有关部门批准，恢复我公职，并决定由盐池县委安排工作。鉴于我的行政降级处分，以及政治结论没动，我到盐池中部的青山公社当了生产干事。那时我三十九岁。不久，在公社党委和同事的关心下，我有了家室。1980年获彻底平反后，又在盐池县委和银南地委的关心下，完成了艰难的家属户口“农转非”，我得以“挈妇将雏”到县城，在中共盐池县委宣传部工作两年。1983年带着全家回到阔别十几年的银川，从事与我所学专业相一致的工作，到宁夏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教书。

张 强：听说您的政治生命也与盐池有关系？

王庆同：是的。我出事前，是中共预备党员、共青团员；出事后，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开除团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预备党员资格，恢复团籍。那时我四十四岁。上级党委批复上写着“是否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由所在党组织讨论决定”，这样，我在失去中共预备党员资格十六年后，由青山公社机关党支部讨论我是否能转为中共正式党员，获得全票通过。公社党委很快批准我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注明党龄连续计算。这可是天大的事啊！我得说，这是时代前行的必然，我原工作单位党组、上级党委为我恢复本来的政治面貌，又在盐池县的一个党组织里顺利完成了这个过程。恢复团籍后，盐池县团委又为我补办了超龄团员的光荣退团证。就是说，我的政治生命的妥善解决以及履行程序，与盐池也有密切关系。上级批复我平反的决定说“工龄连续计算”、“恢复原行政级别”，这样，我的工龄从1958年算起，中间失去公职九年（1966—1975年）也算工龄。执行这个决定的第一个工作单位也是盐池县的青山公社。青山公社对我具有纪念意义。

张 强：我知道，您一直和盐池老乡保持着联系。

王庆同：当然，我现在还和十多个当年油坊梁劳动的伙伴经常保持联系。在油坊梁时，我是被开除公职的人，没人给我关饷，我又不会干营生，还不会焖饭、烧炕。队上的老年人说我枉凉、孽障、不当豁的，都是同情可怜我的意思。我在大伙儿的帮助下渡过难关，熬了过来。我从内心敬佩和感激那些农牧民和基层干部，并与他们结下深厚情谊。平反回银川后，我先后八九次到双井子（油坊梁）和宁夏川区吊庄（他们中有的人后来搬到吊庄）探望当时的劳动伙伴，听一听那西声不像西声、东声不像东声的盐池土话，看一看那亲切的身影，走一走那走惯的小路，甚至翻山越岭、穿过沙坝，到生产队的菜园子摸一摸我熟悉的地窨子的土墙（在生产队种过菜园子，地窨子倒了，土墙还在）；十几次与迁到银川居住或打工的多位油坊梁人相聚。油坊梁人有的也到银川看我，有的到银川看病，我便到医院探望他们。

当年带我种生产队菜园子的俞汉、张普，曾热心地为我介绍对象，没有成。在我刚到生产队“劳动改造”最初的困难岁月里，伸手援我的郭登明一家，以及我搬到生产队居民点以后，经常关照我的孙立义一家（他用毛驴把肚子疼得走不成路的我从荒滩驮回队上），还有半夜让我代他写入党申请书的俞秉金，都是我难忘的患难好友。每当重新见到他们，与他们相拥在一起的时候，我有恍若隔世之感：这是真的吗？我是不是还在生产队？当然，事实是我已经回到充满温情的环境，时代列车已经跨进新时代。俞汉、张普已经辞世，而郭登明、孙立义、俞秉金还在，我们相见时无话不谈，就像亲兄弟。

我还与十几位当年在青山公社工作的同事保持着联系。在青山工作的头五年，我还是一个“有问题”的干部，但公社党委以及领导、同事、大小队干部、社员并不嫌弃，以平等的态度待我，给予我多方关照，使我常怀感激之心。我回盐池，常与他们相聚，回忆当年并肩战斗的岁月，深感相知相识也是一种缘分。

张 强：记得2006年7月的一天，为编辑出版您的随笔集《话一段》，我与该书策划、编排设计等人，陪您走访盐池油坊梁——也就是您“边外九年”劳动的地方。当时我开车，您坐在副驾位置，车经盐池县城街道，您突然缩下身子，催促我开快点，说“小心我的亲戚看见”。原来您是怕熟人或亲戚埋怨您路过家门而不进去。记得当时您还讲过这样一次经历：盐池庆祝解放六十周年，您应邀从银川去盐池，到达地点后随行参加各种活动，直到晚上结束才去一个亲戚家住宿。当时亲戚家一个小男孩子说：“我跟踪你一天了，就看你来不来我家。”惹得大人笑喷。如此说来，盐池也是您另一个灵魂栖息的地方啊。

王庆同：是啊。我祖籍浙江，出生在南京，上大学在北京，工作在银川，中间很宝贵的一段时间在盐池，平反后又回到银川，我曾戏称自己是“野人”。用盐池老乡的俗话说，我是个“江浙侉子”。我没有被蔑视的感觉，反觉得亲切。为什么会有盐池情缘呢？因为我在盐池连续劳动、工作十七年，我在那里有了家室，有了儿女，有了朋友，有了众多的亲戚。我与盐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也算盐池人了。“江浙侉子”也就变成了“盐池老乡”。多年来我一直觉得，我的盐池情缘不光是我个人的一种际遇，更是时代变革的反映，淳朴善良的盐池文化特质对我是一种熏陶。盐池人民伟大的精神品质与不屈不挠的奋斗意志，对我又是一种滋养。

张 强：您1983年调入宁夏大学任教，我恰好也是在那一年上了大学，咱们能成为师生也是一种缘分。大学四年，您关于新闻采写的精彩讲授，使我们受益终生。工作后您又无时无刻不在关照我们，您用心血写成的那四部新闻专著，至今也是我们学习和教导部下的教科书。不过今天我们不谈这些，着重谈谈文学。我上大学时，写过许多诗，也算一个文学青年，常常关注宁夏在写作上有了成就的一些人。那时常能读到您发表在报刊的一些文章，感到很骄傲，记得那些文章情深意长，非常有感染力。

王庆同：我的文学梦始于1980年，那年我刚刚平反，有许多话要说。这也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本能。十七年时间磨去了我的许多棱角，唯有对生活与生命的激情没有消弭。平反后，精神得到了彻底解放，我和那时候的许多作家一样，希望把自己的情感诉诸笔端，就这样，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散文《难忘的高沙窝》，试投《朔方》，不料很快发表，同时收到编辑虞期湘的一封信，她鼓励我继续写下去。此后一发不可收拾，我先后在《朔方》发表了二十多篇散文和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如《山村雨景》《碾房的灯光》《我的第一批大字报》《羊肉街口》《半个西北人》《花甲之思》《两个肥皂箱》《“恢复预备党员资格”》等。虞期湘还专门写评论《真挚 朴实——评王庆同的散文》鼓励鞭策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当时参加宁夏作协也是虞期湘介绍的。冯剑华也编过我许多稿子。我的第一部文学作品集《岁月风雨》中的许多篇章，都是那时在《朔方》发表的，它后来还获得过宁夏第三届“五个一工程”奖。感谢《朔方》，它是我文学梦最初的摇篮。

张 强：诗人艾青曾在名篇《我爱这土地》中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我读过您大部分散文，其中很多篇目都是写您在盐池的经历的，包括您后来的两部著作《边外九年》和《毕竟东流去》。换句话说，盐池以及盐池人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您的文学梦。

王庆同：可以这样说吧，没有盐池的经历，就不会有我的文学梦。1996年写了散文《毕竟东流去》，2000年写了《边外九年》，2001年写了《青山六年》，它们先后在《黄河文学》刊载。其中《边外九年》和《青山六年》两文，曾被誉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宁夏散文创作领域最值得珍视的收获”。

《毕竟东流去》一文，触发我撰写回忆录《毕竟东流去——几只狗和一个人的记忆》，我在两个网站的博客推出，收到数十条肯定性反馈，且言辞恳切。《边外九年》一文，触发我撰写回忆散文集《边外九年》（含《青山六年》一文）。出书后，《吴忠日报》《宁夏煤炭报》分别连载。央视4套《见证》栏目编导据此书线索找到我，拍了一个专题片名为《记者》，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前夕的2008年9月17日中午，播了近半个小时。该书出版十六年后，甘肃《丝绸之路》2018年第2期《人在旅途》栏目刊载《边外九年》摘要七千字。这些算是我做得稍大一点的文学梦，梦醒后听到一点掌声，不算热烈，也足慰我心。

张 强：从2003年12月至2014年，我先后在宁夏日报报团主管主办的《现代生活报》《法治新报》供职时，约请您一起策划创办过两个专栏《话一段》和《今日声音》。这两个专栏的所有文字都是您一个人撰写，大约有一千三百多篇，也就是说十多年间，您平均每三天写一篇。《话一段》已于2008年结集出版。选自《今日声音》专栏中的一百五十三篇，收录在您的《好了集》一书中。这些言论和小品，关注社会每一次铿锵有力的脚步，关注具体而微小的社会事件，关注幸运的相逢和不幸的苦楚，关注正义来迟的迷茫，关注公平彰显的进步；从致敬崇高到剑指丑恶，从创新品格到尊重规律，从心怀悲悯到凸显愉悦，饱含着真相的判断，甄别着善恶的尺度，放射出理想的光芒，鼓励着读者行进的脚步。有读者评价《话一段》《今日声音》专栏的文字，就像一颗一颗珍珠。您在古稀之年专心串起这些珍珠，令我非常敬佩。由于有这十多年的办报互动经历，我感受和领悟着您的时尚、乐观、善意、豁达，从发现美好到分享思想、倾听声音、延伸脚步，您与自己完成沟通，尽揽世界在怀，内心丰沛、安详。

王庆同：你说的这些溢美啦。《话一段》一书是我报刊短时评、随笔的选集。该书以选录我在《现代生活报·话一段》专栏写的微小言论为主，添加了个“又一段”辑，摘录《边外九年》一书的五十四个小段落。张贤亮先生题写书名，并亲笔题写一联“人生难得历练，苦难成就智慧”。《好了集》书中“今日声音”辑是我在《宁夏法治报》（原《法治新报》）言论专栏“今日声音”所发短时评的选录，此书其余各辑是散文选录。

一次面对镜头，采访者问：“您这一辈子最愉快的事情是什么？”我想也没想地回答说：“十年写了一千五百篇短文章。2003年到2014年我以笔名一丁、乙丁写了一千二百五十三篇时评、随感，以二丙、一介笔名写了二百一十篇随笔。两者相加，共一千四百六十三篇，结集或收进书籍出版的四百八十九篇。”有人问：“后悔不？”我说：“消耗了我不少精力，同时让我有事做，不心慌，助我长寿，一点不后悔。”我觉得，一个人，特别是老人有事做是很幸福的。人就是这样，无事生非，有事安生。

张 强：写了大半辈子文章，您一定有许多写作上的经验或体会，能否与大家分享分享？

王庆同：那我就简单说说吧。我的感想大概有这么几点：

一是写作要为时代前行添动力。我写了一些在文学中可能属边缘体裁的东西，但也算是文学写作者吧，从一开始，就把“以史为鉴，更好地前进”作为写作目的，因而提笔、敲键时的心情，虽然有时有点沉重感甚至恐惧感，但总体上不感到压抑，而是感到责任。我在《边外九年》一书结束语中说：“如果我的‘一粟’‘一滴水’，真的能为人民更美好的未来发挥一点作用，那么，过去受的‘苦’，现在受的‘累’，就算统统有了补偿。”正因为这样，我一边写一边活得自在。我今年八十二岁了，仍感到肩上有沉甸甸的责任。

二是写自己熟悉的东西。文学是要虚构的，是可以虚构的。但这不意味着文学作品容易写，恰巧意味着很难写啊，因为虚构不等于瞎编。文学虚构要有生活基础，写作者要有虚构的禀赋和本领。尽管写小说、散文随笔等的虚构的尺度不一样，但写自己熟悉的东西，或以自己熟悉的东西为基础展开写作，这个说法是不会错的。我一开始就写自己熟悉的东西，或以自己熟悉的东西为主干，对情节稍作调动，就觉得有写不尽的素材和思路。只是我的教学任务繁重和禀赋不足，写不尽的熟悉的素材和思路的根系，只结出几个枣子大的小果子。

三是写作不要刻意回避人性。文学写作不能回避人，文学是要写人的。而人都有人性，文学写作者不要怀疑这点，不要刻意回避人性。在我的几本书里，有事情发展的过程，有因果的交代，但写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是禁不住写了不少患难之中结交的人物的。他们并不完美，但他们在我身上体现的人性，是动人心弦的，我在笔下也是毫不掩饰的。存史之作，是存在人的心里的。如果刻意回避人性，进不了读者的心，也就进不了历史。

四是写出来的东西应该是心声。写文字不要来假的。虚假的文字，钻出地面之日就是寿终正寝之时。新闻、文学都是这样。对写作者来说，写出来的东西是否是心声，自己是明白的。掩盖心声的写作者写出来的东西，很难感动读者。我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过，我的写作宣泄了我心中所思所想，助我长寿，活到今天。时不时做起文学梦，精神是愉快的，因为流出来的是心声。心里没有龌龊的东西，读者的心理至少不会受到污染，还可能受到一些鼓舞。

五是文学可以借鉴新闻的某些表达技巧。新闻、文学的写作规律不一样，这是不能互通的。但新闻的某些表达技巧是否可以为文学借鉴呢？我以为是可以的。新闻要求用事实说话，符号的运用强调严谨、精练；叙事、描景、议论要以少胜多，直奔要害。中国笔记文学中的优秀篇章，有的除了没有新闻的时效性，其余方面可以看作是新闻写作的范例，其方法可供文学写作者琢磨、借用。文学写作者读一读那些存史的近代优秀新闻作品，或许可以把作品写得更有精粹感，更传神。

我学新闻，做新闻，教新闻，算是有新闻背景的人。三十多年来做着文学梦，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有时限制了我在文学领域放开和创造，这是我的局限性。当然，我也自我感觉到，无用的文字在我笔下较少藏身之处，我是能删就删。

张 强：话题再回到原点，我们再说说盐池。今年2月3日，我有幸随您去盐池县看望当年在青山公社（现为青山乡）一起工作的战友，回来后我写了一篇记录，存在我的手机里，我想读给您听听。

王庆同：好呀，你是有心人。

张 强：我选几个片断读读吧：“盐池县青山乡，距县城三十五公里，是盐池县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因王庆同老师在这里生活、工作多年，留有岁月印痕，也使我们这些学生对青山乡总有向往。2015年8月，“全国省级法治报总编辑宁夏行”采访活动期间，采访团来到盐池县青山乡法制文化广场，我和新疆法制报社副社长张军戈，与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交谈，我向她问及我的老师王庆同，她说认得认得，遂邀请我俩去她家吃西瓜，我说队伍大时间紧不便去，她说那明年来吧，明年来了给你们宰羊吃。2016年8月，同样的采访活动同样的地方，我寻找那位老太太，并不是要去吃人家的羊肉，而是一年间每每想起她那和善的表情，就想见一面。没有见到。如同上次一样，我随便向一个中年人打问认不认得王庆同，他脱口而出：‘认得认得，还给我开过结婚证呢！’

今年2月3日，我有幸陪王庆同先生来到盐池县城，看望他四十年前在青山公社工作的战友同事，还有当年萍水相逢的乡里乡亲。相见相聚中的许多细节都让我牢记下来，我深深感觉到，王庆同先生以盐池以青山为福，青山的老伙伴和乡亲们以王庆同先生为荣。我有幸见证了青山作为善美之乡、礼仪之乡、文化之乡的魅力之所在，也见证了青山人善良、乐观、幽默和崇尚文化的美德。

这次赴盐池聚会，圆了王庆同先生多年的心愿。事前几天，他托青山的同事王志银邀请和召集，并再三告诫不许任何人抢着买单，只容他表达心意。

聚会地点定在盐池宾馆，坐齐正好二十人。其中有侯堰、汪泽龙、张万、段连生、周永祥、翟锡荣、吴浦棠、侯凤章、刘国君、王志银、尚涛、侯永琴、侯永华等，他们中有当年的几任青山公社党委书记和干部，还有青山乡的老师、爱好文学的作者等。其中翟锡荣是分别四十三年后才有幸见面。王庆同先生一眼认出，大喊翟锡荣，接着紧紧拉住翟锡荣的手。周永祥本来由儿子陪伴在厦门旅游，接到聚会的电话，就提前赶回来了。王庆同先生一一介绍了大家（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女婿、一个儿子也去了），一口气讲了十分钟。他说定在立春前一天聚，表达感激和祝愿。他深情回忆着在青山当年的细节，怀念办妥一家人“农转非”的幸运，感叹终于可以到粮库打商品粮了，描述告别青山去宁夏大学教书那一天。那年那月那情景，此时此刻说不够。翟锡荣大声对王庆同先生说：‘我们青山给了你一家子人！’八十三岁的侯堰说：‘一年又一年，不觉到晚年；回忆当年，感谢陪伴；不是为吃，只为见面！’赢得满座喝彩。周永祥说今天见面是行善积德的聚会，王教授把功德修成了。侯凤章说：‘等待王教授返乡，心潮澎湃。听到聚会消息，等了三天，见到了王教授，王庆同先生说：‘三年以内再见没问题。’侯堰说：‘三年以内不请了，五年以后再说。’又是满堂大笑！参加聚会的年轻的尚涛在“青山那年那事”朋友圈留言：‘王教授对自己人生的不公正遭遇并没有抱怨，对帮助和关心他的贵人，只有感恩。’看着他们亲切相谈的样子，我想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是多么不易，一辈子不管遭受什么依然能有情有义，可能会更加不易。愿自己也能坚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王庆同先生生于1936年，侯堰生于1934年。侯堰是当年青山公社党委书记，这一天聚会结束后，他邀请王庆同先生去他家。原来，他当天把在盐池和吴忠工作的儿女都叫回来了，全家人共同迎接王庆同先生返乡，并且又摆了几样菜，还拿出珍藏多年的剑南春酒。两位老人相拥时，互相鼓励说他俩手拉着手，就是不走！老伙伴们相逢，当年的故事讲也讲不完。王庆同先生与侯堰等当年三任青山公社党委书记合影。当年的青山公社干部们，如今都已退休，安享晚年。这次聚会的操心人是王志银。王庆同先生与侯凤章老师交流写作。从青山乡走出的侯凤章、侯永琴和盐池文化人周永祥、刘国君、尚涛等，都带着自己创作的作品来见王庆同先生。王庆同先生也把他收集齐的侯凤章等2017年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带来了。见面面容易拉话话难，一辈子情义到永远。最遗憾的是，戴科因为腿疾，不能亲临聚会现场。王庆同先生当年恢复工作到青山公社，分到古峰大队蹲点，戴科是古峰庄的文化人，他俩能说到一起，交情很深。在聚会前，王庆同先生登门看望了戴科。发现戴科不仅坚持练字，还写了一本书《雕刻岁月》，印了一百本，现在只剩下两本了。戴科将其中一本送给王庆同先生，还送了一块土猪肉。告别后，走出单元门，突然听见戴科打开厨房窗户喊：‘王教授，能来再来，我等你！’

大地寂静，青山无言，人心隽永。我听到了敬爱的老师心中的感怀：这片土地曾让我泪流不止。所有的人和事都不会随风而散。

王庆同：你把我说得太好了，心中不安。

张 强：我一直记着一个感人也激励人的细节，最近在手机上记下来：就在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返校时，王庆同先生见到了八十岁的罗列老师等。甫一见面，罗列老师双手抓住学生王庆同的手说：“王庆同，都过去了（指王庆同被错整十几年的农村改造经历），你还年轻，好好干几年！”这一年，王庆同先生六十二岁。

王庆同：许多年前的事了。

张 强：今年北京大学建校一百二十年，当年的中文系新闻专业没有专门设计将毕业学子邀请返校这个环节。我相信，如果有这个环节，您一定会赴母校，拜访故地，乐见故人，重拾初心。

王庆同：那是一定。

张 强：从二十岁上大学第一天看见您，到今年整整三十五年过去了，我们这些学生总是融会在您独有的亲情疼爱中、人生调教中、工作奋斗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切身的感受，诠释着这句古语的丰沛与丰厚。六十年过去了，您成了岁月不老、依然傲立的宁夏人，不光拥有患难相处的盐池亲戚和盐池乡亲，还拥有我们这些遍布宁夏大地乃至五湖四海的学生。所有曾经的无助、羞辱、隐忍，连同生生不息的奋斗、专注、勤勉，化作您身上源源不断的力量和学养。您是我们的引路人、参照系、智慧泉，我们总能持续地从您身上汲取到营养和光亮，调试好人生的步履，有力地朝前行进。亲爱的王老师，感谢生命中有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