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些年来，文化市场上的汪曾祺作品集层出不穷，他的 “粉丝”也越来越多。但大多数人似乎仍把汪曾祺理解为所谓的 “最后一个士大夫”，比如他对诗词书画的精通，对传统美食的热爱。汪曾祺当然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某些精神气质，然而，这很可能只是我们把自己的欲望投射在他身上罢了，而真正的汪曾祺则不经意地被忽视了。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不难发现，他对 “士大夫”实际上是有批判的。在他的笔下， “士大夫”往往是被揶揄和讽刺的对象。 《金冬心》正是这类小说的一篇代表作。

和汪曾祺的大部分作品不同，《金冬心》是以古代人物为主角组织情节，敷衍成篇。金冬心即金农，是清朝著名的书画家， “扬州八怪”之一，可谓典型的文人士夫。但小说中的他却和传统的士大夫形象大相径庭。小说并未刻画他的文人情怀，而是先写了他的 “无聊”：

他刚从杭州扫墓回来。给祖坟加了加土，吩咐族侄把聚族而居的老宅子修理修理，花了一笔钱。杭州官员馈赠的程仪殊不丰厚，倒是送了不少花雕和莼菜，坛坛罐罐，装了半船。装莼菜的磁罐子里多一半是西湖水，我能够老是饮花雕酒喝莼菜汤过日脚么？开玩笑！

值得玩味的是，金冬心的 “无聊”并不是由我们在古代文人的叙述惯例中常见的伤春悲秋或怀才不遇造成，而是由物质欲望的不满足造成的。通过写这种为物质所困的 “无聊”，汪曾祺一开始就打破了传统文化对士大夫“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想象，把他们和物欲纠缠在了一起。这种互相纠缠的关系贯穿在整篇小说的叙述中，起到了为士大夫 “祛魅”的效果。

“祛魅”还表现在小说中金冬心与袁子才的一段交往上。小说中写金冬心为了获得经济利益， “叫陈聋子用乌木做了十张方灯的架子，四面由他自己书画……到南京找袁子才，托他代卖”。谁知袁子才以南京人不能“别其妍媸”为由将灯退回，反给金冬心弄来十部 《随园诗话》，让替他 “向扬州的鹾贾打秋风”。金冬心对此很是恼火，认为袁子才俗不可耐：

他顺手把《随园诗话》打开翻了几页，到处是倚人自重，借别人的赏识，为自己吹嘘……哈哈，竟然对毕秋帆也揄扬了一通！毕秋帆是什么？——商人耳！郑板桥对袁子才曾作过一句总评，说他是‘斯文走狗’，不为过分！

这段描写再次颠覆了人们对文人的生活想象。在传统的叙述中，文人士夫的精神产品的交换往往是神圣的。因为它是彼此引为知己的两个人传情达意的媒介。这个交换过程不能沾染一丁点儿铜臭气。但金农和袁枚的交换却没有丝毫 “雅”的成分。相反，这里的 “交换”是明显的经济行为。说白了，金农和袁枚都把自己的精神产品当成了 “商品”和牟利的工具，其中不仅没有知己间的理解和默契，反倒埋藏着两人关系破裂的种子。汪曾祺没有按照文人之间的想象性关系来刻画他们，而是把他们设定成 “经济人”，即现实生活中相互冲突的利益主体。

事实上，借助美术史的研究可以发现这种情况在士大夫群体中相当普遍。高居翰在 《画家生涯》一书中通过研究不同画家的创作经历，为我们展示了文人士夫是如何把自己与整个文化市场联系起来的。他们的艺术动机并非完全出自主观情感，而是受制于各种经济事务或者人情应酬，甚至会因画债太多而雇人作画。凑巧的是，高居翰发现金农恰恰从事过这种雇人作画的勾当。因此，士大夫的生活并不 “纯粹”。精神世界并非他们唯一的栖身之所，他们也会把自己的才能变成一门生意，心安理得地做一个实用主义者。

就这篇小说而言，值得玩味的还有金冬心对这种生活的态度。虽然他已经卷入了这种俗务，但看到袁枚和商人来往时，又觉得俗不可耐，骂他是 “斯文走狗”。这种 “五十步笑百步”暴露出金农的两面性，一方面是对利益的近乎疯狂的追求，一方面又标榜自己 “士大夫”的清高孤傲。

紧接着，汪曾祺更深入地描写了金农与世俗生活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揭开了 “士大夫”身上的神秘面纱：

他把陈聋子叫来，问问这些天有什么函件简帖。陈聋子捧出了一叠。金冬心拆看了几封，都没有什么意思，问： “还有没有？”

陈聋子把脑门子一拍，说： “有！——我差一点忘了，我把它单独放在拜匣里了：程雪门有一张请帖，来了三天了！”

“程雪门？”

“对对对！请你陪客。”“请谁？”

“铁大人。”

“哪个铁大人？”

“新放的两淮盐务道铁保珊铁大人。”“几时？”

“今天！中饭！平山堂！”

“你多误事！——去把帖子给我拿来！——去订一顶轿子！——你真是！快去！——哎哟！”

金冬心开始觉得今天有点意思了。

从 “无聊”到 “觉得今天有点意思”的契机是程雪门和铁大人的出现。程雪门是头号盐商，铁大人是朝廷官僚，他们给金农的精神状态带来的改变意味着，能使金农振作起来的无非是钱和权。但在士大夫的信念中，“道统”第一，钱权则是粪土，所以孟子说 “大丈夫”要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 “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金农的表现完全不符合这种信念，对于钱和权之象征的程雪门与铁保珊，他趋之若鹜，因为只有他们才能给他提供庇佑，使他名利双收。小说中借宾客之口道出了这种利益之所在：

“雪门今天请金冬心来陪铁保珊，好大的面子！”

“听说是铁保珊指名要见的。”

“金冬心这时候才来，架子搭得不小！”

“看来他的字画行情要涨！”

金农即便是丹青圣手，其才能也无法靠自身来凸显，而是必须靠大人物的吹捧才能增值并获得额外的文化意义，这就是布尔迪厄所说的 “象征资本”。当然，作为回报，他也必须把自己的才能变成大人物的工具。小说的最后一个情节，即 “飞红令”表现的正是两者之间的这种互酬关系。这一情节并非汪曾祺杜撰，而是源自清人陆长春 《香饮楼宾谈》的一则笔记：

钱塘金寿门先生农客扬州。诸盐商慕其名，竞相延致。一日，有某商宴客于平山堂，先生首坐。席间，以古人诗句 “飞红”为觞政。次第至某商，苦思未得，众客将议罚。商曰： “得之矣，‘柳絮飞来片片红’。”一座哗然，笑其杜撰。先生独曰： “此元人咏平山堂诗也，引用綦切。”众请其全篇，先生诵之曰： “廿四桥边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东。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众以先生博洽，始各叹服。其实乃先生口占此诗，为某商解围耳。商大喜，越日以千金馈之。

这个故事的本意显然是表现金农的才思敏捷。但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它把对文人士夫的赞誉变成了对他们“帮闲”习气的一种讽刺，这无疑把原先的主题深化了，让我们看到了比人们对士大夫的想象更深刻和复杂的世态人情。

小说的结局是金冬心因为替程雪门 “解围”而得到了一千两银子。金冬心终于获得了他想要的一切，但这整个过程却是以不断背叛自己的士大夫精神为代价的。金冬心骂袁枚是“斯文走狗”，却没意识到自己也是同道中人。所以小说最后陈聋子才奇怪：“他这是骂谁呢？”

其实，这种对士大夫的拷问是汪曾祺小说中持续存在的一种力量。对民间生活的亲近使汪曾祺从不认为庙堂文化就一定尊贵无比。当人们把汪曾祺当成 “最后一个士大夫”时，时常忽略了他本身对士大夫文化的批判与反思，而这很容易把汪曾祺变成一个 “小作家”，而不是一个对潮流精神有所探问的思想者。今天，汪曾祺被文化市场包装成“浑身静穆”的 “美食家”、 “书画家”，然而，只有重新注意到他 “金刚怒目”的一面，或许才算得上是对他全面的理解和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