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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何其芳及其诗集《预言》初版本、1957年与1982年版书影。

何其芳1931年开始发表诗作，早期诗作先后编入《汉园集》（1936）、《刻意集》（1938）。《汉园集》是他与卞之琳、李广田三人的诗合集，其中何其芳的《燕泥集》收诗作16首。《刻意集》是诗与散文合集，收入“不曾收进《汉园集》的诗”18首。

何其芳第一本诗集《预言》是自选集，收入《燕泥集》《刻意集》中的大部分诗作。其中，《燕泥集》的诗删 1首留15首，《刻意集》的诗删4首留14首，再加上写于1936至1937年的5首，共34首。全书分三卷，1945年2月作为“文季丛书之十九”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编选始于1939年

何其芳1956年在《写诗的经过》一文中说：“我的第一个诗集《预言》是这样编成的：那时原稿都不在手边，全部是凭记忆把它们默写了出来。凡是不能全篇默写出来的诗都没有收入。”“那时”指在冀中的时候。

沙汀后来回忆说：初到冀中时，“为了排遣，一有空他（何其芳）就埋头抄写他抗战前所作的诗歌。字迹又小又极工整。这个手抄本我曾经一一拜读，尽管它们的内容同当时的环境很不相称，但我多么欣赏其中那篇《风沙日》啊”（《〈何其芳选集〉题记》）。这个“手抄本”就是那时开始编选的《预言》。

1940年 12月，诗文集《刻意集》第二版已出版一年，身在延安鲁艺的何其芳 “一直”“没有见到这本书”，但他“想起了它”。为“使这本书显得单纯一些，调和一些”，他决定对《刻意集》作些改编。18日，他在延安鲁艺作的 《刻意集》“三版序”中说：“感谢出版人和这种丛刊的编者，他们允许我有一个改编的机会！……我要把那些诗和那两篇关于诗的文章从这本书里抽了出来，它们（除了一些我要根本删掉的不好的诗）将出现于我的第一个诗集 《预言》里面。”文中所说“那些诗”是“卷四”的 18首诗，何其芳删去 4首“不好的诗”，其余14首编入《预言》。这样，仅《刻意集》初版本和再版本收入诗作，后面的版本均未收。

何其芳改定《刻意集》，诗集《预言》已差不多编成，这与他在第二个诗集《夜歌》（诗文社1945年版）的“后记”中所说相符：“我的第一个诗集即工作社预告的《预言》。那是1931年到 1937年写的……把那些古老的东西编成一个集子已经是四年以前的事了，那时的动机也不过一是为了自己保存陈迹，二是为了爱好我的作品者了解我的思想发展，总之没有什么更充分的理由。”“后记”作于1944年10月11日，还提及《预言》最初是在工作社出版的。

“工作社版”并未“出世”

“工作社”，是何其芳妹夫方敬1942年秋冬在桂林创办的小型出版社。取名“工作社”，缘于何其芳、卞之琳、方敬等 1938年 3月在成都创办的《工作》半月刊。

工作社“开张”后出的第一本书是何其芳的散文集 《还乡记》。该书1939年由良友公司出版时，因 “出版者在战乱中失去了一部分原稿，并且将书名误印作《还乡日记》”，工作社于 1943年2月出版了再版本，书名改为《还乡记》。在该书预告的“工作社新书”中，就有何其芳的《预言》。

诗集《预言》是方敬准备为何其芳出版的第二本书。他回忆说：“1944年夏天这本书已排好打成纸型，准备付印。但战局骤紧，日寇长驱直入，桂林沦陷前，我们仓卒疏散，这本诗集当然也就不能出世了。”（《关于〈预言〉》）何其芳在《夜歌》“后记”中也说到这件事：“后来工作社打算印，而且不久以前已经在桂林付排了，打好了纸型。但是，战时的变化是很多的，现在当然无法出世了。这也没有什么，于人于己都不是值得惋惜的事。”

由于工作社预告过《预言》的出版，所以有些文献误认为《预言》是由桂林工作社正式出版的。比如，《桂林文史资料》（第四十七辑）介绍“方敬”时，说工作社出版的“工作文学丛书”中有“《预言》（诗集，何其芳著，1942年出版）”；《桂林抗战文艺辞典》明确为“1944年桂林工作社出版”；《桂林抗战文学史》中，《预言》的注为“1944年桂林工作社”，并说“这部诗集……在桂林诗坛上也还是引人瞩目的”。其实，是“无中生有”。

曾改书名为《云》

工作社预告时，书名取自诗集中第一首诗的篇名《预言》。但在工作社 “无法出世了”的情况下，何其芳对书名另有想法。他在《夜歌》“后记”中说：“将来若万一又有机会印出来，我想给它另外取个名字，叫做《云》。因为那些诗差不多都是飘在空中的东西，也因为《云》是那里面的最后一篇。”事实上，何其芳确曾把书名改为《云》，因为他请老友卞之琳为《云》写过一篇序。序文说：

这 《云》是其芳的第一个诗集，他的第一部分称集的诗作，原是《燕泥集》，可是《燕泥集》并未出刊单行本，而只是由我编入《汉园集》一度行世。

现在那本小书也就成了陈迹了，陈迹里却分别借了一点根或者芽分别长了新草木——其中之一就是其芳的这本《云》。

而《云》本身也就只是一个芽了，若同时提起其芳未来的发展，这些诗也的确“预言”了一些未来的东西，与其说是思想上勿宁说是艺术上的成就。现在其芳已经怕人家以为还是这样子写诗，而愿意人家知道他已经有了第二个诗集《夜歌》那样的诗，可是《云》也有其本身不可抹杀的价值。它之所以能成《云》者也就在于这里见出的认真的精神和严肃的态度，即便表面上有时候带点颓废式玩世色彩的一往情深，并然炫目或怵目而是醒目或摄目的丰富的想象，叫字句随意象一齐像浮雕似的突起来的本领……

作者自己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对前一期的作品有所不满意是当然的，正如其芳现在就已经开始不太满意《夜歌》了，不过是作者在某一时期内的满意不满意判断而已，从另一点说，正因为作者一定不会再写这样的东西了，倒更是弥觉可珍，因为它们还是艺术品，这种奇怪的东西。

显然，何其芳告诉卞之琳，他的第一本诗集叫《云》，第二本诗集也已编好，叫《夜歌》。“其芳的第一个诗集却没有叫《云》，这篇序当然也就没有用上。”方敬解释说。不过，“这篇序也还是可以当作《预言》的序看，虽然书名不同，虽然没有印在诗集上。”那么，是谁把《云》改回《预言》呢？

1944年4月，何其芳奉命第一次来到重庆，1945年1月回延安。笔者推测，1944年桂林沦陷，《预言》无法“出世”，何其芳就把书稿交给也在重庆的巴金。也许是巴金建议他把书名改回的，他自己非常珍爱《预言》，也就同意了。《预言》于1945年2月出版，在时间上是相合的。不过，初印本出现一个小 “差错”：目录编有“序”，书中却未见序文。事情可能是这样的，交给巴金的书稿，书名是《云》，目录编有“序”。由于改了书名，抽去了为《云》而作的卞序，却未将目录中的“序”字删去。后来的再版本、三版本，目录就不再见“序”字了。而卞之琳的“序文”，1945年方敬在贵阳主编 《大刚报》文艺副刊《阵地》时，曾发表在副刊上，因而留存了下来。

关于版本

关于《预言》的版本，孙玉石在《论何其芳三十年代的诗》一文中说：“《预言》很快于第二年得以再版。不久,何其芳在给巴金的一封信中,还商量能否‘重印’,以‘留作一点纪念’。这个愿望后来实现了。195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第三版。何其芳逝世后，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又出了第四版。”文中说到《预言》的几个版本，但有误记。

《预言》初版于 1945年 2月，再版于1946年11月，第三版是1949年1月，均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因此，“孙文”所说的1957年版应为第四版。

“孙文”说到给巴金的信，写于1952年1月9日，现录于下：

有一点小事情想麻烦你一下。

有时还有人向我要 《预言》看。因此，我最近抽空把它改编了一下，主要是删去了那些有悲观色彩的东西。我一共删去了十四首，还留下了二十首。按原来的版式计算，一共还有五十四面（不包括目录），这实在是一个很薄的小册子了。现在想和你商量一下，是否文化生活出版社或平明出版社愿意重印它？如愿意重印，请通知我，定当寄上。如果你觉得无重印必要，或者估计无销路，书店有顾虑，都望不客气地告诉我。重印这个小册子，实在近于翻古董了。改编的动机实在起于有人向我要，而现在书摊上找不到。另外，我抗战以前写的东西全部不足存，这二十首诗或者可以留作一点纪念，这也是一个促成我改编它的想法。

其实，早在1950年3月2日，何其芳给巴金写信就提到“再印”《预言》事：“《预言》似乎悲观消极的色彩还没有前两本（指《画梦录》和《刻意集》）书厉害，如还有人要看，我想倒是也可以再印的（当然，如果根本没有人买，也就算了）。再印时请通知我一声，我也校勘一下。”两年后再次致信巴金，说的仍是重印《预言》事，但这次何其芳不想只是简单的重印，而是认真作了“改编”：“删去了那些有悲观色彩的东西。”具体说来，“一共删去了十四首，还留下了二十首”。他的“想法”是，为了给自己，也是给他人“留作一点纪念”。但不知何故，这个改编本始终未见出版。不过，既已改编完成，可称之为“未刊版”，只是至今不知留下的是哪20首诗作，否则应是研究何其芳的一则重要史料。

1957年 9月，《预言》终由新文艺出版社重印，但不是“孙文”中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艺社重印的《预言》，前有简短的“内容提要”，说“这次重印，由作者删去一首，补入一首，仍为三十四首”。删去的是《墙》，补入的是《昔年》。其实篇名也有变化，《季候病》改为《秋天（一）》，原来的《秋天》也就改成了《秋天（二）》。1977年何其芳逝世，《预言》于 1982年12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再次重印，注明原“新文艺版”。巧的是，这两个版的封面设计者都是装饰画大家章西厓，时间上却相隔了25年。1955年 5月，他“涉嫌”“胡风分子”莫名入狱一年余，“1957年版”封面是他刚出狱后所作；在“文革”中，他又被打成“坏分子”，“1982年版”封面则是他 1984年真正“平反”前的设计。

另外，有“名家名作原版库”版，还有与《画梦录》或与《夜歌》合编的。《何其芳选集》《中国新诗库·何其芳卷》收入了部分诗作，《何其芳全集》以新文艺版为底本，把删去的《墙》重新收入，共收35首。

何其芳因 《汉园集》被誉为“汉园三诗人”，因散文集 《画梦录》（1937）而获大公报文艺奖，诗集《预言》则是全面反映他抗战之前诗歌创作的范本。这些奔赴延安以前的作品，“什么也不为，只是为了抒写自己，抒写自己的幻想、感觉、情感”。1938年去了延安，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他自己说：“在四二年春天以后，我就没有再写诗了。”因为“有许多比写诗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由此，一个被称为“何其芳现象”的文学史现象，至今仍被学界所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