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新闻编辑室》第一季第一集中，威尔在美国大学演讲，台下有学生提问，为什么美国是世上最伟大的国家？威尔犹豫间看到观众席中举起一块答题板，上面写着“美国不是”。

许多美国人认为在美国获得成功的机会，在世上其他国家是找不到也不存在的。这一发展于19世纪的美国民族精神影响深远而广泛，它赋予了美国人独特的优越感，美国的环境没有人为的阻碍，每个人在抉择时不会因为出生阶级、种族、信仰而受到限制，人们称之为美国梦。

美国梦意味着人们在美国容易获得经济自由，政府在社会中扮演很小的角色，社会阶层不停流动。因此美国梦的实现依赖个人的努力，而非特定的社会阶级和他人的援助。也就是说，美国梦激动人心的关键在于，人们的机会的平等性。

但现如今的美国是否是一片平等的乐土？《乡下人的悲歌》这部蓝领阶级后代的自传体小说，就是对一大批人丧失美国梦的审视。作者J.D.万斯的祖父母为脱离贫穷，从肯塔基州迁至俄亥俄州。他的母亲和其不停变更的男友不断搬家，他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缺席，母亲还因为贫穷、酗酒、滥用药物、精神创伤等问题，使他的童年在混乱的环境下度过。他回忆，整个童年所接触的人中间，有机会念大学的人寥寥无几，许多人甚至不能从高中毕业。而人们都借口家庭、环境、贫困默认了这样的生活状态，鲜有人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于自身。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这个群体首先接受了自己没有所谓通向上层阶级的平等机会，“美式勤奋”在他的故乡，不是一种理想，而是一个奇迹。

尽管他最终实现了向上流动，但这对他而言也是一种奢侈和难得的幸运。为他创造这种幸运的，正是他的祖父母，还有与他同母异父但感情深厚的姐姐。祖母为他提供了稳定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并使他相信，只要愿意的事，一定可以做到，尤其别为自身的惨淡找借口。他们的陪伴是他困境的出口。万斯坚持念完了高中，参加了海军陆战队，完成了耶鲁大学法律系的学业。彼时的他才第一次认识到上层的世界，也意识到蓝领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差距不仅在财富，也是生活和行为方式、亲子及人际关系各方面的背道而驰。他通过挣扎获得的地位，对别人而言，只是水到渠成的结果。从而为自己生长的世界深深悲哀。

美国贫富两极的分化真正造成的，是对下一代生活机遇的影响。《乡下人的悲歌》代表了美国正在经历的现象，人们不再抱持乐观的态度。有一批学者先后跟踪调研了上百个不同阶级的家庭和生活在美国各地的年轻人，与黄金时代相比，美国社会结构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显著的现象是阶层固化，尽管蓝领阶级也在极力适应中产阶级生活的要求，依旧难以解除因为阶级鸿沟日益扩大而面临的危机。

哈佛大学教授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中描绘，“20世纪50年代的克林顿港早已不知何处去，随之一同消失的是普遍的经济繁荣、社区中无所不在的凝聚力、惠泽所有家庭的平等机会。”如果曾有美国梦存在，机会平等性的消失正是美国梦衰落的警钟。“富家子可以轻而易举地理解通向机会之路的种种制度。而且游刃有余地运用这些制度，为他们服务。相比之下穷孩子，往往就不得其门而入了。因此错过了向上走的机会。上层阶级的孩子见多识广，更懂得如何把握人往高处走的时机。然而下层阶级的孩子，却总是满怀疑虑，犹豫不决，机会从手边溜走也不自知。”

《我们的孩子》花费数年，追踪访问了生活在美国各地的107位18-22岁的年轻人，包括工业衰退地带的小镇、中产阶级云集的旅游胜地、发展不平衡的都会区和超级富豪的住宅区。感知他们对各自童年的理解，和对未来的规划。书中以“剪刀差”为意象，讨论了穷人孩子与富人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全方位不同。除了最直接地体现在经济上，穷人父母陪伴孩子的时间、给予孩子的引导、提供孩子的资源也都因此出现了短板。或者更糟，和J.D.万斯一样，孩子可能出生在破碎的家庭，童年无法获得父母的关爱，还要饱尝生活的苦难，他们宁可相信，努力都是徒劳。这些差异也正是逐渐导致美国阶级流动停滞的原因，也难怪人们要发出“在这个生而不平等的年代，仅仅谈机会均等都是不公正的”的感慨。

事实上，贫困未必是绝对的劣势。富孩子与穷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特征和品格。他们理应得到各自发挥的机会。

不同阶级的人们操持不同的行为语法，人们对此形成了共识。富人家重视协作培养，父母平等对待孩子，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感受和观点，孩子也敢于挑战权威。家庭的节奏以孩子的活动为中心，孩子以成人社会的规律组织着自己的活动。但兄弟姐妹间容易形成竞争关系，亲戚之间或邻里之间维持着点头之交；而穷人家的孩子多为自然养成，父母与孩子有明显的界限，孩子通常接受或服从父母的命令，很少发起挑战或反驳。但孩子们的活动多为自发组织和形成的，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和兄弟姐妹或邻居孩子一起度过，互相扶持。

客观而论，两种培养模式各有所长，难以简单地评判，但最终确实是中产阶级孩子得以从社会中获利。美国宾夕法尼亚社会系教授安妮特·拉鲁定量考察了贫困家庭、工人阶级家庭、中产阶级家庭孩子的生活后，写下了《不平等的童年》，直击要害。“美国也许是一片充满机会的土地，但它也是一片不平等的土地。父母的社会地位会以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形的但又是强有力的方式冲击着孩子的人生经历。”“‘儿童教养’的文化逻辑”是其中之一。“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母亲可能多会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反映出类似‘无微不至地照顾孩子’的理念，但她们的具体行为是截然不同的。当他们走出家门进入社会机构的世界里，他们发现这些文化惯性并未被赋予同等价值”。

从学校到公司，社会核心机构到整个美国社会推崇的价值观与中产阶级的价值观相当，反之亦然，中产阶级影响或形成了社会思维的主流，养成了社会有利于他们自身的评判标准。和《我们的孩子》其中的结论相似，安妮特·拉鲁认为中产阶级的孩子具有熟悉社会规则的优势，因此对日后所处环境如鱼得水，生成优越感；而贫穷阶级的孩子的优势无法获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同，面对完全陌生的成人环境，生活在局促感中。

优越感与局促感同样体现在家长身上，导致不同阶级家长对孩子生活的了解和干预程度的差距。中产阶级的家庭习惯挑战（以学校为主的）社会机构，书中提到中产阶级母亲在目睹舞蹈班老师纠正女儿的每一个动作后，并不是要求女儿，而是对老师的教学方式提出质疑（事实上不少老师都表示自己受到过中产阶级家长的质疑和建议）。她了解两个女儿的弱点是答题速度慢，对应的方式也不是要求她们加快速度，而是事先告知老师她们的做题方式，并希冀老师对此作出特殊的照应和培养。而工人阶级的家长则尽可能规定孩子满足学校要求的各项条件。他们也许会对别的机构据理力争，但学校在他们心中保有权威性。工人阶级家长们倾向教育孩子服从和适应学校，在与学校的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而中产阶级家长则更多地对学校形成影响，促使学校为迎合自己的孩子做出调整。孩子也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对家长行为的观察，各自接收了不同的暗示。“由于家庭中的文化技能库与组织机构采用的那些标准有很高的相似度，中产阶级孩子及其家长拥有很多优势，虽然他们看不到自己是如何受益的。”

或许现在仍然相信“美国梦”的，恰恰是已经拥有了特权的精英。他们也在做出一些维系梦想的尝试。以精英教育闻名的圣保罗中学通过设立一系列制度，终止依靠继承和封闭复刻的特权，取而代之的，培养开放坏境下美国的“新精英”。例如，让学生褪去家庭背景，统一起跑线，体验阶层流动，通过个人能力向上流动的“等级教育”。切断学生与家长的一切联系，将所有人的身份统一为“圣保罗化”，依靠个人经验积累自然形成他们认为属于精英的“淡定”气质。知识教育上，不再局限于知识点本身，而是重视思维习惯的培养，并以更开放的态度接纳更多新事物。

但实质上，这些企图消解特权的仪式，只是堆砌了一种真空环境下的假象。当学生走出学校，现实社会中的特权依然存在。而在学生们被“圣保罗化”之前，他们不平等的经历和文化地位也是既成事实。而正如作者在书中指出的，“开放并不等于平等”，当精英正在展开高阶的学习研究，公立学校的孩子还在为曾经旧精英们瞄准的知识点奋斗。“新精英”的规则，是旧精英们为自己锻造的进步阶梯，这些假象说服的，也正是享用着特权却看不到自己正在受益的精英们，使他们错觉，他们的地位全凭自己赢得，忽略了父母的财富保证了他们稳定优良的生活环境，或是当自己实力不够时，父母的付出代价如何替他们买了单。奋斗无疑可以创造奇迹，但我们也至少可以肯定，在机会平等不存在的语境下，“美式勤奋”的意义已经产生了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