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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章灿教授说，对中国研究这门学问，不要问是外国人做的还是中国人做的，应该问的是他做得好还是不好

程章灿是程千帆先生的弟子。26岁不到，他就成为国内最年轻的文学博士。30岁时，已经出版4本专著。2008年，45岁的程章灿荣膺教育部长江学者称号，这不仅是南京大学人文学科中的第一位长江学者，在全国人文学科中，大概也是最年轻的一位。

二十多年来，程章灿的治学横跨赋学研究、六朝唐宋文学研究、石刻文献研究、地方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在海外汉学的译介与研究方面也卓有所成。

在接受现代快报读品周刊专访时，程章灿说，对于中国的研究，早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做中国的学问，不能不关注海外同行的研究成果。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从1980年代开始整体译介海外汉学，至今已30年，在学界，可以说是无人不读、无人不受其影响的一套书。

研究中国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

读品：程老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国际汉学方面的研究？

程章灿：本科毕业后，我考上南大中文系，跟着程千帆先生研究唐宋文学。我入学时英语成绩好一些，进校后英语免修，程先生就鼓励我学习第二外语，同时交给我一些英美同行的论文，让我翻译练笔。程先生要求我们，不要把英语当作申请学位的敲门砖，而要放眼长远，不断提高外语水平，不仅要能够通过外语吸收新知，而且能利用外语在国际上推阐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后来，我有机会到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欧美名校访问研究、讲学交流，也得益于由此积累的一些外语基础。有这样的机会，自然就更关注海外同行的研究论著了。

读品：做中国的学问，为什么要关注外国人的研究？

程章灿：民国初年，王国维、陈寅恪那一辈学者老早就强调：学问是天下的学问，是世界的学问。研究中国，也不是只有中国人才能做的。研究中国是一门学问，一门大学问。对中国研究这门学问，我们也不要问是外国人做的还是中国人做的，应该问的是他做得好还是不好。好的要吸收，不好的就淘汰。清华校庆拍了部电影《无问西东》，那是清华的精神，也是我们面对海外中国研究应有的态度。其实，民国时代的有识之士，大抵都这样看。我最近看《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北大校长蒋梦麟对郑天挺说：中国书要读，不然会“昧于国情”；西方的书也要读，不然就会不了解当今世界的思想。做中国研究学问的人，也应该这样。

我这几年一直给博士生开一门课“欧美汉学研究原著选读”，目的就是让学生确立一个意识，要关注海外同行对中国文史研究的成果和动态。我也常向学生推荐这套丛书，不少学生已经翻译出版了一些海外中国研究的论著。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学界无人不读的一套书

读品：1988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当时您正在读博士，学界对这套书的出炉有何反响？

程章灿：现在年轻人要了解海外中国研究方面的情况，比我们那个时代方便得太多，网络时代加上数字化技术，国外的各种研究资讯纷至沓来，有的简直是不请自来。1985年，我做硕士论文，研究晚宋作家刘克庄，不要说国外的论著，连台湾的一些相关论文都不好查。到1980年代中后期，我做博士论文，要找一篇国外的研究论著，也很费周折。我去找程千帆先生，程先生就拜托周策纵先生、叶嘉莹先生、倪豪士教授等人，从美国、加拿大复印，再千山万水地邮寄回来，费时费力，等上两三个月时间，是常有的事。总之，信息沟通渠道不畅。

所以，当时江苏人民社出版这套书，从思想观念上说，是得风气之先。另一方面，从物质条件上说，上世纪80年代，出版社经济实力比现在要差很多，出书难，这种学术书又不畅销，不赚钱，还会赔本。在这样出版困难、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出版社看准了这么一个好的选题策划，持之以恒，真是难得。作为读者和学术上的受益者，我要向主编刘东先生致敬，他为大家做了一件好事。也要向江苏人民出版社致敬，多年坚持做这套书，规模和影响越做越大，很了不起。这套书涉及面很广，包括中国研究的各种方面，文史的、经济的、社会的、思想的，有古代中国研究，也有近现代中国研究，为各个领域的研究者带来了新的信息、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我想，没有一个认真严肃的学者没读过这套书，只是读得多还是少的问题。

译介海外汉学“痛并快乐着”

读品：2004年，您翻译了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的《迷楼》。为什么首次翻译选择这本书？

程章灿：1995年我在哈佛访学，跟宇文所安已经熟悉了，但没想过要翻译这本书。后来三联要出宇文所安作品系列，架不住编辑软磨，我才答应，但没约定交稿时间。《迷楼》与宇文所安唐诗系列的几本书很不一样，《迷楼》不好读。《迷楼》不是纯粹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它是比较文学研究，是从世界文学的视野来看中国文学，看中国古代诗歌。本书中引证的诗歌，无问西东，不分古今，从荷马史诗，到波德莱尔、马拉美、里尔克，到古诗十九首和六朝三唐诗。理论是一方面，诗是另一方面。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书中提及的诗，我要自己翻译，以配得上书中的解析。这就自我为难了。译完这本书后，我跟责编说，以后再也不干翻译的事了。

读品：但您接着又翻译了薛爱华的《神女》和《朱雀》。

程章灿：对啊，话是这么说过。没想到，才过三四年，我就“好了伤疤忘了疼”。薛爱华的书，我老早就喜欢看。2006年，我在美国一年，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访学，把能找到的薛爱华的书都找来看了，越看越喜欢。回国后就建议出版社出一套“薛爱华作品系列”。这两本书卖得很不错，算得上学术书里的畅销书。

最近又翻了薛爱华的《闽帝国》和《珠崖》。两本小书，都只有十万字，主题很好玩，一本写五代时的福建，一本写海南岛。今年应该能出版。

读品：江苏人民出版社出过宇文所安的《他山的石头记》，您跟他是多年朋友，也翻译过他的书，您对这本书怎么看？

程章灿：很好。书写得好，翻译得也好。那是田晓菲（宇文所安的妻子）翻译的。读这本书，能读到很多宇文所安很个性化、很好的想法。因为这是论文集，不是专著。专著对某个问题会挖得深一点，论文集每一篇都有新角度，有新想法。

读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您有特别推荐的书目吗？

程章灿：这套丛书的选目，大多数是好的，读者可以根据各自的兴趣爱好挑选阅读。就我个人的专业兴趣来说，我推荐《他山的石头记》。《斯文》也不错，译者很认真，已经出了修订版。外语好，懂专业，态度认真，找译者就得满足这三个条件。《内闱》原书不错，但翻译还有些问题，后来再版时修订了。

读品：江苏人民出版社也在请您翻译一本书？

程章灿：《早期中国祖先记忆》，2012年的一本新书。书中大量使用汉碑材料，学术界专门研究汉碑的人也不多，我恰好涉猎过一点汉碑，就被刘东抓住了。这本书翻译起来有难度，有压力。

应与海外同行开展平等理性的对话

读品：今年是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30周年，您对这套书有何评价？

程章灿：首先是角度新，方向对，开风气之先。1980年代改革开放刚刚开始，那时候要看到外国书很难，翻译引进海外著作是一件很有眼光的事。其次是选题好。这不是一般的外书翻译，而是专门翻译海外中国研究论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因为话题和主题直接关切中国，所以，不仅学界欢迎，很多一般读者也喜欢。第三就是持以之恒，不是做一两年、三五年，而是坚持了30年，最应该点赞。实际上，海外中国研究成果的译介，一开始并不是只有江苏人民出版社在做，其他出版社也在做，起步阶段甚至不分上下，但到现在，就规模和影响来说，都赶不上这套丛书。所以，创新很重要，坚持更重要。回首过往30年，积累丰厚，贡献巨大。

读品：对于如何进一步办好丛书，您有何建议？

程章灿：我把中国研究分为三大块：一是中国人研究自己，有人也称之为“国学”；二是日本人研究中国，日本人或称为“东洋学”；三是欧美人研究中国。后两大块有人称为“海外汉学”，有人称为“国际汉学”，总之都属于海外中国研究。日本原先属于东亚汉文化圈的，跟中国文化之间有一种既内又外的关系。欧美人研究中国，则是外在于汉文化，从另一个文化圈内看一种异文化。这套书相对来讲，欧美的书介绍得多，日本的较少；历史方面的多，文学方面的少；在世学者的书多，过世学者的书少；专著多，论文集少。其实不见得老书就过时了，尤其是一些经典著作。论文也不见得就容易过时。未来的丛书选目，也许可以考虑在这几方面适当调整比例。

读品：对海外同行的研究，您认为应该保持怎样的态度？

程章灿：对海外同行们的研究，应该持平等、理性、对话的态度。所谓平等，就是不卑不亢，平等交流。所谓理性，就是实事求是。面对名满天下的学者，他说得对，他的思路好，我们就借鉴学习；他说得不对，就批评，或者批判。所谓对话，就是有来有往，交流讨论，有基于自身立场的反馈与回应。读任何人的书，都不要取仰望的视角，不要有“粉丝”的心态。（陈曦/文 顾炜/摄）

程章灿

现任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文学院教授。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宾州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等校高级访问学者，台湾大学、台湾中央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著有《魏晋南北朝赋史》《刘克庄年谱》《汉赋揽胜》等，译有《迷楼》《朱雀》《神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