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19 年 11 月 16 日，茅盾给郭虞裳写了一封信 ：

虞裳先生 ：

今天接到先生的信。我那篇《对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感想》，现在想去，简直是乱想。我那时有两个感想：一是根据滑德的话，以为女子解放原来是为社会进化，所以我杜撰的解放定义是不仅做到男女平权，社交公开，是要做成男女在社会上简直毫无二致，同为生产者，同为消费者。一是不取小家庭制，主张废家庭，因为小家庭制尚不能使女子都到社会上做个生产者。这两层我以为似乎有相通的地方。

我以为西洋式的小家庭有些毛病。譬如一夫一妇成立个小家庭，夫有事，妻也有事，家中便少不了一个女佣人这是不经济，女佣人的工作又几乎可说是 nonproductive labour，而且这女佣人也不好算是解放的。倘然不用女佣人，或用不起，那么，只好住寄宿舍了 (boarding house) ；住寄宿舍，在西洋风俗不算成立一个 home，所以有许多人不喜欢，硬要创个家庭，于是做妻的只好分一日的二、三小时管家务，因此绊住身子，不能到社会上同做生产者了。在男女分工上看，做妻的管管家务原不算倒楣，不过家家各有个妻受家务绊住身子，在社会经济上说来，实在不上算，何如组织公厨设立公共育儿所，用少数的劳力，做出多数的成绩呢 ；然而公厨等等，一定是没有了家庭制度之后，才可以大大发达。

所以我以为我们提倡打破大家庭之后，便欲提倡废去家庭制度 ；将来没有家庭 (home)，也没有什么叫家族 (family)，大家都是人，都是在同一社会中的人。社会即是大家庭，社会中各员，即是大家族，只有社会生活，没有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即家庭生活。所以我以为将来不要现在怪噜苏的市房，一家有一家的门户和厨房 ；将来造房子的应该造客栈式的大厦，房间一样大小，夫妇共居一间或各居一间，这只是夜里歇歇用，一切游戏读书娱乐都可以公共。那时做妻子的更没有什么家务可管，自然可以个个都到社会上做生产者的了。

以上我的意见，和无治主义派相合，不过他们因此而谓婚姻制度可废，主张绝对的恋爱自由，我有些怀疑了。我以为现在讲妇女解放，最宜先决者是儿童公育和公厨 ；儿童公育不就是育婴堂的变相，公厨也不就是包饭作的变相，这是要请旧派人晓得的。萧伯纳很主张儿童公育，不过他以为不健全的儿童，应当杀死，却又和别人不同了。以上的话都是乱说说，先生以为怎样？还请见教。上次的一篇感想，许多地方说的不爽不快，请您给我撕了罢，不好算数的。

沈雁冰

十一月十六日

一

一这封信是茅盾存世最早的一封信。郭虞裳是“五四”期四大副刊之一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主编，还是徐志摩的密友。郭虞裳 (1891-1971)，原名传治，字虞裳，后以字行，上海人。郭虞裳早年在上海南洋中学及唐山路矿学校学习，1919年11月，去英国留学。在英国期间，他曾经一度借住在徐志摩的家里。徐志摩的名文《我所知道的康桥》中写道：

“初起我在离康桥六英里的乡下叫沙士顿地方租了几间小屋住下，同居的有我从前的夫人张幼仪女士与郭虞裳君。”

作为徐志摩家的好友，郭虞裳还曾为徐志摩保密。那时，徐志摩每天早晨都要出去理发，因为理发店对面的杂货铺是他收发信件的地方，他和伦敦的林徽因经常鱼雁往返。郭虞裳看在眼里，没有将徐志摩的这一秘密及时告知徐当时的夫人张幼仪。后来徐志摩干脆离家出走，前往伦敦找心上人去了。郭觉得单独跟张幼仪一起住太尴尬，才离开徐家。在数年后，他才把徐志摩当年以理发为幌子偷着寄信的秘密告诉张幼仪（朱云乔撰《张幼仪传 ：锦瑟年华谁与度》，工人出版社 2015 年 10 月版）。

郭虞裳之所以借住在徐家，可能跟张幼仪的二哥张君劢有关。

1916 年 4 月，张君劢从欧洲回国，曾兼任《时事新报》主笔（有人说是总编辑）。年底，张君劢北上时，将主笔一职交给了张东荪。

郭虞裳曾于 1919 年 7 月 27 日继俞颂华出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编，一直到这年 11 月中旬他因为要出国才推荐宗白华接替自己担任主编。据宗白华晚年回忆，郭虞裳不仅是《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主编，还是《时事新报》的总经理，擅长管理和经营 ,不擅长文墨（邹士方执笔 ：《宗白华谈田汉》，载《新文学史料》1983 年第 4期）。宗白华在这篇访谈里还说 ：

“这年9 月，《时事新报》总编辑张东荪找我，聘请我接替郭虞裳担任该报文艺栏《学灯》的主编。”

邹士方在《新文学史料》1984 年第 3 期发表《对〈宗白华谈田汉〉的订正》一文，对宗白华的回忆做了三点“订正”：

其一，“《时事新报》负责人张东荪聘请宗白华编辑《学灯》是在 1919 年 8月初，不是 9 月。”这一条没有任何问题。

其二，“宗白华编《学灯》时 , 郭虞裳仍是《学灯》主编 , 一直到这年 11 月中旬宗白华才接替郭虞裳担任主编。”邹士方用来改正宗白华的依据是 ：

“1919 年11 月 18 日《时事新报·学灯》上有郭虞裳致沈雁冰的信，信的末尾说 ：‘这几天事情太多，打起精神，还忙不了。学灯编辑的事 , 现请定我最敬佩的朋友宗白华先生代理，以后学灯一定可加些光采了。”

引文中所说这封信是郭虞裳给茅盾的回信。同一天，《学灯》也刊登了茅盾致郭虞裳的另一封信。邹士方根据茅盾这两封信来证明“一直到这年 11 月中旬宗白华才接替郭虞裳担任主编”，因为既然到了 18 日，茅盾和郭虞裳还在通信，郭肯定还是主编，宗还没有担任主编。

如果宗已经是主编了，那么，茅盾应该转而跟宗通信了。当然，还有一个概率小到几乎可以忽略的可能 ：宗已经是主编了，郭虞裳虽然不再是主编，但降而为普通编辑，所以茅盾依然跟他通信。再来细看邹士方要订正的宗白华的原话 ：

“这年 9 月，《时事新报》总编辑张东荪找我，聘请我接替郭虞裳担任该报文艺栏《学灯》的主编。”

这句话到底有没有问题，值不值得订正，那要看我们如何来理解这句话。邹士方的理解恐怕有点太简单直接，他想当然地以为，张东荪找宗时说要宗接替郭虞裳担任《学灯》主编，宗立即就当上了这个主编。事实应该是：1919 年 8 月初之前，郭虞裳已经决定出国，并且已经告知张东荪自己准备离职，张当然要物色郭的后继者，这时他就找到了宗，而且预告他郭虞裳将离职，郭一离开，宗就接任主编。在郭正式离开之前，宗先以普通编辑的身份协助郭编辑《学灯》。从 8 月到 11 月这段时间，完全可以看作郭与宗两人之间的交接期、过渡期。“这几天事情太多”云云，当指他一边要准备出国诸多事项，另一方面要完成《学灯》编务的交接工作。所以，宗白华的说法没有问题，此处不需要订正。

郭虞裳和张君劢虽然在《时事新报》的工作时间都很短，郭只有 4 个月，张也只有 8 个月，而且在时间上还没有交叉，即两人并没有同时在《时事新报》供职。但《时事新报》的这段编辑生涯对他们的人生都影响很大。张君劢在主持报纸的笔政期间，讨伐袁世凯的态度无比坚决，言论也十分激烈，这使《时事新报》日益成为上海很有影响的报纸，他自己也名噪一时。《学灯》是“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之一，郭虞裳当编辑期间，遂与文化界人士广为接触。

他对于张君劢这位本报系的著名前辈应该是熟知甚至崇拜的。而徐志摩跟发妻张幼仪闹离婚期间，张君劢恰好也在英国。据罗家伦在《忆志摩》一文中的追述：

“志摩自己不敢和君劢说这件事 , 再三托从前《时事新报》的主笔郭虞裳和俞颂华两人去向君劢开口。”郭虞裳之被徐志摩所信赖乃至依赖可想而知。

二

茅盾在信中谈的是“五四”时期火热的大话题 ：妇女解放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婚姻制度问题，等等。

（一）关于妇女解放运动

茅盾存世最早的这两封信写作时间相隔仅仅两天。两者都于写作当天就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上。茅盾给郭虞裳写信，谈的不是私人问题，而是时兴的公共话题。

在数千年封建主义制度的压迫和封建礼教的制约下，中国妇女长期受“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礼教的束缚，境遇悲惨 , 这使她们具有强烈或者潜在的革命性。“五四”一代革命思想家们引进西方最新的妇女观，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来研究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迅速取得了轰动性效应。因此，有人说“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妇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时期广大的中国妇女以前所未有的革命姿态 , 英勇地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牛书成 ：《五四运动与妇女解放》，《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2 期）。

作为“五四”时期思想界的风云人物，从 1919 年起 , 茅盾高调积极介入妇女解放问题的理论探讨热潮，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在信件里也是大谈特谈。据有学者统计：茅盾“在当时影响广泛的《妇女杂志》《民国日报·妇女评论》上发表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评论、译文多达五六十篇 , 从而形成了他妇女解放的思想理论”（张莲波 ：《论五四时期茅盾关于妇女解放运动的思想》，《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7 期）。

茅盾这封信所展示的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意见，有几点是张莲波文章中所没有特别关注到的，或者说论述不全、甚至付诸阙如的。比如，茅盾连带论述了女佣人的劳动性质问题，这体现了他对底层民众的关心或忧思。“这女佣人也不好算是解放的”云云，说明他的妇女解放视野覆盖了包括女佣人在内的全体妇女。

（二）强烈的社会化思维与“毁家”

设想茅盾是杰出的“社会学家”，或者说是不折不扣的“社会”主义者。他对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细致的观察以及深刻的洞见，他的所有文学观一言以蔽之，与其说是以“人生”为圭皋（他参与发起的“文学研究会”被称为“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流派），还不如说是以“社会”为宗旨。他热衷于从社会的角度去理解人，去解剖问题，去设想出路。他的小说里讨论妇女问题也时刻应用社会化的视野。他把妇女解放运动放在整个社会的进化过程中展开讨论。

茅盾认为 ：“女子解放原来是为社会进化。”

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之所以要谈妇女解放，是因为社会文明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另一方面，妇女解放了，社会才会得到更加健康、平衡、全面的发展。

他把女子放在社会中，而不是家庭中，去赋予她们权利，或要求她们尽义务。他认为，作为生物人，或家庭人，男女有别；但作为社会人，即在社会上，男女“简直毫无二致，同为生产者，同为消费者”。在传统社会，或者说在传统社会的很多领域，女子只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 ；女子不生产社会产品，而只生产人 ；女子消费男子的生产成果，同时也被男子所消费，从而降格为商品。只有作为生产者，女子才能争取经济独立，只有经济独立了，才谈得上人格的独立，只有人格上独立了，才有资格谈男女平等。

张莲波替茅盾概括说 ：“妇女解放运动不是要废除家庭⋯⋯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 , 妇女运动要求的只是改善家庭，把大家庭变为小家庭 , 使家庭不妨碍个人的自由。”

即“五四”时期，茅盾似乎主张改善家庭，而不是废除家庭，尤其不要废除小家庭。但是，从这封信来看，张莲波的概括不无偏颇，或者说不符合茅盾当时的真实思想。

为了尽可能的社会化，关于家庭和家庭制度，茅盾不惜采取了激进的态度，即取消家庭（包括似乎是合理的小家庭）。因为在家庭中，无论是传统的大家庭，还是现代的小家庭，妇女都受到家事所累，不能到社会上去做生产者，而只能在家里作为消费者，充其量只能帮社会生产劳动者（人）。

“所以我以为我们提倡打破大家庭之后，便欲提倡废去家庭制度 ；将来没有家庭 (home)，也没有什么叫家族 (family)，大家都是人，都是在同一社会中的人。社会即是大家庭，社会中各员，即是大家族，只有社会生活，没有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即家庭生活。”

总之是存社会灭家庭。这是“五四”时期有些学者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真实设想。

为了实现人的高度社会化，茅盾还做了一些具体设计。比如，关于住房，他的设计是 ：“将来造房子的应该造客栈式的大厦，房间一样大小，夫妇共居一间或各居一间，这只是夜里歇歇用。”这就是后来中国许多集体宿舍的设计和分配制度的由来。再比如，为了让妇女摆脱看孩子、做家务的劳累，他力倡“组织公厨设立公共育儿所”。他强调“现在讲妇女解放，最宜先决者是儿童公育和公厨”。有了公厨，人们想吃饭时，只要去领取或购买即可。有了公共育儿所，家长只要早晚或周末接送孩子即可。这样，妇女可以把大量的时间精力解放出来，去生产，或者去娱乐，有利于她们自身的全面发展。

为什么说茅盾取消家庭的思想是激进的？“五四”时期，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对传统的家庭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新式知识分子提倡废姓，抨击宗法家庭制度，批判大家族制度蔑视个人尊严、摧残个性发展。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一些地方的大家庭逐渐走向解体，难以数计的青年尤其是女青年挣脱家庭的锁链，走向广阔的社会空间。但是，许多人只是主张家庭改制，而不是直接取消家庭。所谓改制，就是由大改小，也就是改成所谓的“核心家庭”（nuclearfamily）——夫妻加上自己的孩子。茅盾敏锐而切实地注意到 ：这样的家庭结构其实是不利于妇女解放的，因为妻子得照看孩子、从事家务。因此，他主张连小家庭都废除。这有他的道理和苦心，但这样的主张无疑是极为激进的。

在“五四”时期，这样激进的主张显得稀松平常。茅盾的这些说法不是他自己首倡的，而是附和了别人的提法。康有为始作于 1884 年、成于 1901 年—1902年的《大同书》（后发表于 1913 年康自办的《不忍》杂志）中说，宗族制度除了保障繁衍后代，对人类没有其他好处。所以他主张废弃家族制度，还说“去家界”是实现“大同社会”的必要条件。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评论《大同书》说 ：“全书数十万言，其最要关键在毁灭家族。”

可见，“毁家论”早在 20世纪初就在中国出现了。

“儿童公育”论则更早。在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已有此论之萌芽——要求儿童接受斯巴达式的训练，弱小的孩子就不该生存下去，因为他无法被培养为一个城邦的护卫者。萧伯纳完全继承了柏拉图的这一儿童教育思想。用茅盾在信中的话来说 ：“萧伯纳很主张儿童公育，不过他以为不健全的儿童，应当杀死。”显然，茅盾是不同意这种带有丛林法则的杀童观念的。

在中国，早在 1845 年，洪秀全写下的《原道救世歌》中就提到，儿童、老人及残疾者，由社会公养。康有为在其《礼运注》（康自称成书于 1884 年，发表于1913 年的《不忍》杂志）中提出“人人教养于公产而不恃私产”，儿童更是要公养。

不过，茅盾在“五四”时期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还没有达到极端激进的程度，即，他虽然提倡废除家庭制度，但不同意废除婚姻制度，不主张绝对自由的恋爱、绝对放任的感情。这体现了他清醒和理性的一面。

（三）毁家而不废婚。

“毁家”和“废婚”经常被同时提出，因为婚姻和家庭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联袂出现，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结婚自然就组成了家庭，没有婚姻，何来家庭 ；同时，家庭是婚姻的港湾和保障。

康有为在乌托邦气息浓厚的《大同书》中就阐述了“去家废婚”的理论 ：既然佛法求脱痛苦时要求“出家”，不如使人“无家可出”；既然家庭肇始于婚姻，“去家”就得“废婚”。康有为同时于书中提出“交好之约”论，即男女自愿定约，最长不超过一年，最短不少于一月，不得有夫妇之名，妇女不从夫姓，删除所有从夫限禁，所生子女由公家养育为“世界之天民”。

到了“五四”时期，“毁家”和“废婚”成了个人主义思想和妇女解放运动的两面旗帜。当时，不少有识之士揭露与抨击旧式婚姻和家庭制度，有一些激进分子把任何婚姻制度均视为束缚人类自由的羁绊，从而欲除之而后快。其中，以无治主义派最有影响力。此处“无治”不是庄子的“无为而治”（有政府而无为），而是“无政府主义”（Anarchism）。

无政府主义是“五四”时期最激进也最蛊惑人心的外来思潮之一种，他们要求废除一切组织和制度，其中当然包括家庭和婚姻制度。比如，刘师复是中国无政府主义的集大成者（理论与实践都很彻底），其在辛亥革命以后不久曾专门写了两篇文章 ：《废婚姻主义》和《废家族主义》。其中，《废婚姻主义》中说 ：

“婚姻制度无非强者欺压弱者之具而已。⋯⋯夫妇者本以感情相结合，今乃设为名义，互相牵制，尚何爱情之可？言既非爱情，即为强制，夫妇出于强制，则又何贵其为夫妇耶?⋯⋯两人之爱情，苟其互相胶漆，永无二心，则虽无夫妇之名而恋爱自由，亦可相其白首，此岂非男女之美谈，又何必藉婚姻以牵制。”

而且，他认为“家族之起源，由于婚姻”。所以，“毁家”必须先“废婚”，“废婚”乃“毁家”之根本。

“故废婚姻，所以去家族之根源，废族姓，所以泯家族之界域。二者相为表里者也。”

1912 年，刘师复与妹妹及女友在内的身边几个理想主义者一起建立“心社”，提出“十二不”的戒条，其中就有“不结婚”一条。

1914 年 7 月，刘师复在上海发起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时，即宣告：

“本自由平等博爱之真精神，以达于吾人理想之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长，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

刘师复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严格坚守着自己的信条，与志同道合的丁湘田女士同居，不举办婚礼，从而废除婚约。当时他们相互的称呼是“爱人”。

“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团体达七十余个。跟刘师复一样，绝大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一直主张废除婚姻制度，提倡男女自由结合。而茅盾只同意他们的废除家庭论，却不同意他们的废除婚姻论。

“不擅长文墨”的郭虞裳不仅与茅盾相互书信往还讨论有关问题，还把他俩之间的通信及时刊登在当天的《学灯》上，由此可见，他俩都是把信当作“准文章”来写。当然，在文风和文体上，信件比正儿八经的文章更加灵活、随意。郭虞裳给茅盾这封信的回信中，问茅盾为何“毁家”而不“废婚”。

在 18 日复郭虞裳的信中，茅盾答以理由 ：

“我以为家庭制度不靠婚姻制度而存在，我们一方面尽管无家庭，人人视社会是家庭，一方面仍有婚姻制度、夫妇名义 ；不过，婚姻制一定要极简极听人自由，夫妇名义要不碍男女两方的自由意见和行动。比如有两个男女，是夫妇了，他们不立门户，只住在一家旅馆里，男女各有事做⋯⋯”

也许，茅盾当时以为，家庭是对个人自由的束缚，而婚姻不是。为了保障婚后的个人自由，他极力要把家庭撇出去，硬要把家庭和婚姻分开。事实上，这种“分”当然没有无政府主义的“合”更具有现实合理性。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家庭和婚姻都没有被废弃。因此，恐怕连茅盾自己当时都有点不太相信，尽管他说 ：

“我们在已往的婚姻制度夫妇制下混得久了，⋯⋯因而觉得这两者是和家庭制相连不可分罢了。”

但他马上有点不自信地问郭虞裳：

“尊见以为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