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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先生与女儿丰一吟在家中翻译

对于丰子恺先生，喜欢他漫画的人往往将其看成大画家，喜欢他散文的人则认为他是散文大家。其实，丰子恺天资聪慧，勤奋刻苦，精通英文、日文，53岁又开始学习俄语并翻译俄国文学作品。他一生出版绘画、教育、音乐、文学、翻译著作达160多部，是著作等身的多才多艺的大师。

与鲁迅同时翻译日文版 《苦闷的象征》

丰子恺先生的文学道路，是从翻译起步的。1921年冬，24岁的丰子恺在日本留学10个月后坐船回国。在漫长的海上旅途中，丰子恺开始翻译英日对照的屠格涅夫小说《初恋》。

《初恋》于1931年才出版，比丰子恺1925年最早出版的《苦闷的象征》迟了6年，但他依然把《初恋》称为自己“文笔生涯的‘初恋’”。这部英汉对照的注释读物，在当时普及俄罗斯文学过程中，曾影响了一代文学爱好者。作家王西彦曾回忆自己 “对屠格涅夫作品的爱好，《初恋》的英汉对照本也未始不是渊源的一个方面”。

由于丰子恺在日本10个月的苦学生涯，对日本民情风俗和日本文学有许多切身感受，因而他一见到日本优秀作品，便有译介到中国的冲动。丰子恺后来回忆当年在日本见到古本 《源氏物语》情景时说：“当时我曾经希望把它译成中国文，然而那时候我正热衷于美术、音乐，不能下此决心。”这是当时丰子恺的一个梦想，40多年后，这梦想变成现实。

丰子恺带着许多甘美回味从日本回国，不仅在归途中翻译了《初恋》，1925年 4月还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译著——《苦闷的象征》。这是厨川白村的文艺论文集。当时，鲁迅先生也已将《苦闷的象征》译毕。两种译本同时译出并分别在上海、北京的报刊上连载，又分别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北新书局出版。鲁迅在1925年1月9日写给王铸的信中提到此书：“我翻译的时候，听说丰子恺先生也有译本，现则闻已付印，为 ‘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

1927年11月27日，丰子恺去内山书店拜访鲁迅先生，谈起翻译《苦闷的象征》时，曾抱歉地对鲁迅说：“早知道你在译，我就不会译了。”鲁迅也客气地说：“早知道你在译，我也不会译了。其实这有什么关系，在日本，一册书有五六种译本也不算多呢。”据说，当时年轻的丰子恺听了很是感动。

53岁学习俄文，几个月后翻译《猎人笔记》并出版

丰子恺的翻译，早期主要集中在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除了《苦闷的象征》《初恋》，还有《自杀俱乐部》以及艺术教育类的教材性质的作品，如《艺术概论》《生活与音乐》等。另一个时期是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这个时期是丰子恺翻译的黄金时期，生活相对安定，时间充裕，主要译作除了他钟爱的艺术教育类外，重点完成了《猎人笔记》《夏目漱石选集》《石川啄木小说集》《蒙古短篇小说集》《落洼物语》《肺腑之言》等，同时又完成了百万字的日本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上、中、下三册。这些译作成为丰子恺文学世界里的一个重要方面。

丰子恺翻译成果之丰与他的苦学分不开。丰子恺到日本后，“白天在川端洋画学校读美术，晚上则苦攻日文和英文。他学日文，并不去专为中国人而设的学校，他嫌这些学校进度过缓，却去日本人办的英语学校，听日本老师用日语来讲解初等英语，从这些教授中去学习日文”。

53岁那年，丰子恺重拾俄文学习，几个月后便能读托尔斯泰的俄文原著《战争与和平》，最后将30余万字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译成中文出版。据他的女儿丰一吟撰写回忆，丰子恺学习一个外语单词，一般分四天学，第一天读 10次、第二天读 5次、第三天读5次、第四天读2次，合起来22次。在开始翻译时，丰子恺极为认真，力求每个词字句都能做到信、雅、达，所以丰一吟在与他合译时，常常发现“父亲仰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十一层楼的洋房发呆的时候，十有八九是为了想形容词的译法”。也正因此，今天读丰子恺的译作，仍能感到他笔下的译文文笔流畅、辞章丰富、文采斐然。

弥足珍贵的《丰子恺译文集》

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整理出版，共 18卷 500多万字的《丰子恺译文集》虽未达到全集的程度，但已弥足珍贵。除了《源氏物语》《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等多卷本大部头，还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丰子恺发表在一些报刊杂志上的翻译小说。

《丰子恺译文集》值得关注的，是收入了丰子恺当年应出版社之约翻译但从未出版过的日本著名作家中野重治和大仓登代治的长篇、中篇小说。其中，《肺腑之言》是中野重治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派出所面前》是他的短篇小说；《美国猎》是日本作家大仓登代治的中篇小说。这些作品都是丰子恺在上世纪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的译作。

《丰子恺译文集》里，除了日本作家石川啄木、和田古江的小说，还有苏联作家柯罗连科的短篇小说以及美国作家霍桑的《泉上的幻影》、李奥柏特的《大自然与灵魂的对话》等一些很让人养眼的美文，以及一些有滋有味的短篇小说；还有日本《竹取物语》《伊势物语》《落洼物语》三部小说，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和英国作家史蒂文生的《自杀俱乐部》。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中篇小说《旅宿》，日本作家德富芦花的中篇小说《不如归》以及蒙古作家达姆定苏连的四个短篇小说，其细腻、其清新、其缠绵、其优美，相信都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综览丰子恺先生译文，可看出丰子恺先生的审美风格和译笔文风。这些译文里，丰子恺以他丰富的学养和渊博的知识，使他笔下的译文真正做到了传统的信、雅、达的要求。人物故事的生动、描述的生动准确、语言的丰富，哪怕一个细小部位，丰子恺总是尽量用最贴切甚至贴切到精确的程度来描写。可见，丰子恺的翻译是从来都不肯马虎的。

丰子恺文学活动的偏好

从翻译屠格涅夫的《初恋》着手，丰子恺的文学活动明显显露出自己的偏好：

一是对俄罗斯文学的喜爱。他读过不少俄文原作，上世纪50年代又专门翻译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这部被许多名人赞扬的小说，列宁曾“多次反复地阅读过屠格涅夫的作品”后称赞其语言的伟大而雄壮。托尔斯泰认为，屠格涅夫的风景描写达到了顶峰，“以致在他以后，没有人敢下手碰这样的对象——大自然。两三笔一勾，大自然就发出芬芳的气息”。现在猜想，屠格涅夫的这种手法，与丰子恺的漫画创作思维恐怕有某些共通之处，所以艺术的共鸣性让丰子恺先生特别钟爱屠格涅夫的作品。

二是对日本文学的情有独钟。丰子恺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的风土人情、山川风物十分了解，他曾说：“我是四十年前的东京旅客，我非常喜爱日本的风景和人民生活，说起日本，富士山、信浓川、樱花、红叶、神社、鸟居等浮现到我眼前来。中日两国本来是同种、同文的国家。远在一千九百年前，两国文化早已交流。我们都是席地而坐的人民，都是用筷子吃饭的人民。所以我觉得日本人民比欧美人民更加可亲。”

他又说起：“记得有一次在江之岛，坐在红叶底下眺望大海，饮正宗酒。其时天风振袖，水光接天；十里红树，如锦如绣。三杯之后，我浑忘尘劳，几疑身在神仙世界。四十年来，这甘美的回忆时时闪现在我心头。”

对日本风情的喜爱，是丰子恺对日本文学的了解和熟悉引起的，他的这种情感，浸淫在日本文学的翻译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的翻译，大量的是日本国作家的著作，如田边尚雄的《孩子们的音乐》和《生活与音乐》、黑田鹏信的《艺术概论》、上田敏的《现代艺术十二讲》、门马直卫的《音乐的听法》、森口多里的 《美术概论》等。可以说，丰子恺在日本留学10个月的日本的艺术熏陶对他一生的艺术价值取向至关重要。

丰子恺的译文，艺术价值与思想价值皆具较高水准

屠格涅夫是俄国大文豪，其生平和文学贡献，丰一吟在《猎人笔记》的“译本序”中有充分精到的介绍。《落洼物语》中有关三部物语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及其艺术成就，唐月梅先生在其 “译本序”中也作了酣畅的阐述，读者从中可增长许多知识。

至于丰子恺翻译的蒙古小说，其作者是著名小说家达姆定苏连，也许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已颇为陌生，况且蒙古小说在中国的读者群并不众多。然而，正是这一原因，许多中国读者失去了领略蒙古小说的风采的机会。

达姆定苏连是诗人、散文家、翻译家兼文学评论家，其作品《被遗弃的姑娘》被选入蒙古文学教科书。1908年他出生于蒙古国一个放牧者的家庭，16岁以前和家属同在广阔无涯的蒙古草原过着游牧生活，有条件观察人民生活世态。18岁时，他参加人民革命军，同时立下文学志向，并开始翻译和创作。1933年至1938年，达姆定苏连到苏联求学。上世纪40年代他担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乌南》主编。丰子恺翻译的达姆定苏连四个短篇小说，主要反映蒙古普通人民的生活情况，有人评论是“严格的现实主义，生活的知识，以及将生活充分具体地表现出来的愿望，在达姆定苏连是和温暖的抒情主义以及看到祖国生活阴暗面的人物的轻松幽默结合在一起”，所以“在他以简单而明朗的笔调描写故乡的自然景色中特别明显地流露出来”。这些评价，也在丰子恺的译文中显得格外充分。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以及蒙古大草原上那种草的气息，从字里行间扑面而来。那种与草原生命同在的骏马的拟人化描写中，让人在阅读中深切地感受到草原上人们与马的那种影形不离、相依为命的深厚感情。相信这些蒙古小说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将有一种久暌的淡淡的而又亲切自然的感受。

丰子恺翻译的日本著名作家中野重治的自传体长篇小说 《肺腑之言》，曾获日本1955年度每日出版文化奖。在现当代日本文学发展中，中野重治的地位与小林多喜二齐名，是诗人、小说家、评论家。

中野重治1902年1月出生在日本福井县现坂井市丸风町，1924年进东京帝国大学文学系德国文学专业学习，次年加入社会主义研究团体新人会。1926年初，中野重治创作的小说《愚蠢的女人》获《静冈新报》一等奖。同年受委派参加共同印刷厂罢工斗争。自传体长篇小说《肺腑之言》就是主要叙述受新人会委派去组织罢工斗争这段经历。

丰子恺的翻译作品，题材不一、风格各异。他的译文与其散文一样，都是丰子恺文学世界的宝贵财富。

本文摘自《丰子恺：水光山色与人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