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家父王蘧常年轻时就以孔子之教人和孟子之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终身志愿，授业、传道成了他的生活乐趣，被他视之为天职。他总想把自己所学完全传给学生，让学生不仅有成家立业之本领，而且能对国家、社会多作贡献，成为栋梁之才。他在讲课时常常谈到做人之道，而且循循善诱，言传身教。

“此生诚实，其言可信”

我表弟沈宁在 《与大师谈大师》一文中提到了我父亲上世纪80年代的一件往事：

在做外文局局长的时候，范伯伯发现外文局干部，特别是业务干部们，居住条件差到不堪一提的地步，决定想办法为职工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盖宿舍房屋，当然要钱，外文局是国家事业单位，每一分钱都是国务院批的。他给当时国务院主管财经的姚依林副总理写了一封信，申请基建资金。经过打听，获知姚依林副总理在上海光华大学附中读书的时候，曾经是王蘧常先生的学生。范伯伯高兴了，马上把自己写给姚副总理的信，寄到王蘧常先生那里，请求恩师帮助。六姑父接信后，在范伯伯写给姚副总理信头注了八个字：此生诚实，其言可信。然后从上海把信寄给北京的姚依林副总理。没过几天国务院就批给外文局800万元的基建资金，盖起两座宿舍楼，解决了许多干部的住宿问题。

上文中的“范伯伯”是范敬宜先生（时任国家外文局局长，后又先后任《经济日报》和《人民日报》总编辑），是家父在无锡国专任教时的学生。家父是沈宁父亲沈苏儒先生的表姐夫，所以沈宁又称他“六姑父”。

这一事例生动地体现了当年师生之间的感情。学生十分尊重、信赖老师，而老师又十分关心、爱护学生。“此生诚实，其言可信”，短短八个字，却饱含了老师对自己学生的充分信任。

沈宁也在后文感慨地说：听完这个故事，我仔细想想，觉得这件事，从几个方面证明了同一个道理。范伯伯对恩师的尊敬，虽然毕业30年了，仍然有事就向恩师请教，并且相信会获得恩师的帮助。六姑父对学生的关怀，凡学生有事相求，必亲自过问尽力解决。姚依林副总理对老师的尊重，他虽贵为副总理，对数十年前教过他的老师，还是不敢怠慢。何以王蘧常先生对姚依林副总理保持了那么大的影响力呢？范伯伯笑着说：你六姑父做老师，那确实是非常迷人的，讲课讲得好，人品也好，一代宗师，凡他教过一节课，所有学生对他都一定是永远尊敬爱戴的，姚依林副总理也不会例外。

沈宁所述之事，在父亲生前我并未听说过。但父亲与学生之间师生情长谊深的事例却是不胜枚举、历历在目。

与学生之间热诚相待、倾力相助

父亲对清贫子弟尤为关心，为了使他们能得到学校或私人提供的助学金与奖学金，他常常不顾疲劳奔走于校内校外。为了帮助学生毕业后谋职就业，他又发函，走访，仆仆风尘，在所不辞。毕业多年的学生遇到困难来求助，父亲也一样热诚相待。他会不顾自己家庭的拮据而倾囊相助，或将自己的衣服赠予学生御寒。学生遇到委屈或受到运动冲击、迫害，危难中来向他倾诉、求助，他都是怀着满腔的同情来劝慰他们，并尽力给予支持。例如曾任苏州丝绸工学院副院长的秦和鸣是无锡国专的学生，因参加共产党地下活动而多次遭到追捕，有时就躲到我们家里来。乱世中父亲自己受到冲击，但他却时时关心自己的学生，写信鼓励他们“独立乱流中”。父亲去世多年后，有的学生已经90多岁，还一再感慨地对我们说：“王老师和王师母待我，如同我的父母！”

而学生们也对父亲十分敬爱并提供各种帮助。日寇占领上海租界后，汪伪政府“接管”交通大学，父亲为保持民族气节，毅然辞职离校。当时，由杭州迁到上海租界的美国教会主办的之江文理学院也被迫关闭。父亲一时失去两个教职，家中连食粥的生活也难以维持。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父亲在交通大学的学生王叔堤设法在他父亲主持的一家私人银行——中国商业银行中为我父亲谋得一个秘书的职务，虽然那只是一个挂名职务，但所得薪水已能维持我们家的温饱生活。

粉碎“四人帮”后，许多父亲几十年前教过的学生虽失联多年却纷纷来寻找看望。如曲琦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前期曾求教于父亲，后赴外地任职并参加地下工作。他因工作及政治运动历经坎坷之故，与父亲数十年不通音讯。上世纪80年代有一次他到上海时，花了一整天时间从外滩横穿上海走到我家原来的住址附近到处寻访，终于与父亲重逢，万分激动。此后，即使他的子侄到上海出差，他也都要托他们来看望父亲，并让他们带上录音机，把谈话录下来带回去让他聆听，感情至深。在曲琦先生的倡议奔走下，经山东省领导批准，父亲所书“青连齐鲁”四个大字被刻上了泰山。历来书家章草，大不过盈寸，而父亲所书“青连齐鲁”原作每字达两尺余见方，气骨纵横，古意盎然。

周一萍也是父亲早年的学生。他因后来赴外地升学及参加革命活动而数十年未通音讯。上世纪80年代，他到上海出差时打听到我家住址，立即前来拜访，时任国防科工委副政委的他见到父亲立即致以一个军礼。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述：“五秩流光若逝川，重亲謦欬浦江边。”此后他每次到上海，都要来看望父亲。看到父亲居家局促，他虽已年逾花甲，还在各政府机关奔走不息，了解相关政策。多亏他的不懈努力，我们家才得以迁入新建的公寓中。

还有不得不提复旦大学哲学院的吴晓明教授。他不是父亲的研究生，从事的专业也不同，但上世纪80年代，有好多年，他几乎每周都要从江湾复旦大学到宛平路我家，与父亲谈古论今，讨论书法。此后吴晓明一直把我父亲看作自己的老师，父亲的许多诗词联语他都能熟记于心。2000年时任哲学系系主任的他主持举行父亲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并在会上宣布哲学系将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协作出版凝聚了父亲数十年心血和辛劳的遗著《秦史》。去年，吴晓明又和他的学生、现任复旦大学哲学院院长的孙向晨教授一起，发起并推动成立了“王蘧常研究会”，开创了对父亲学术成果与书法艺术成就全面研究的新局面。

师从沈曾植，又问业于康有为、梁启超

回想起来，父亲与他学生之间情深意长的关系绝非偶然，其实这正是他与他的老师之间深厚情谊关系的传承。在父亲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几位老师的影子，以及他对老师的敬重。

父亲先后师从沈曾植、唐文治先生，又曾分别问业于康有为、梁启超先生。

沈曾植先生为父亲的外族叔祖父，号寐叟，父亲称其“四公”。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硕学通儒”蜚振中外，被誉称“中国大儒”。父亲18岁那年，寐叟先生自上海回故乡嘉兴。父亲早就听说沈老的盛名，对他敬仰如泰斗，从此经常荟集疑难问题及治学之法向老人请教。寐叟先生所说的“凡治学，毋走常蹊”，父亲终身不忘，其后纂写秦史，书写章草，独步一人，都渊源于此。大约在父亲向寐叟先生拜师两年后，老人便去世了。父亲十分悲痛，书挽联痛悼恩师：

海天留万丈光芒公原不死  薪火传千秋学业我又何堪

父亲对寐叟先生一直眷念不忘，曾竭尽心力编写 《沈寐叟先生年谱》，数易其稿，最后成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父亲与康有为先生的首次会面是在沈曾植先生的沪寓。当时父亲才19岁，他带了临写的《爨龙颜》碑文去请沈老教正，正好康有为先生也在座。当他得知父亲带了书法习作请“四公”批改时，便对沈老说：“四兄，让我来代劳吧。”南海先生（因康是广东南海人，所以世称南海先生）看了父亲的习作，连连叫好，一口气批了48个圈，并回头对沈老说：“咄咄逼人门弟子。”沈老听了，脸色一沉，说：“休要长了少年人的骄气。”原来南海先生引了宋代赵庚夫题曾几《茶山集》的诗句，将沈老比作曾几，而把父亲比作陆游。而且诗中“咄咄逼人”四字又是卫夫人形容王羲之的话，这是又把父亲比作王羲之。因此，沈老觉得过分，便发话阻止了。

父亲始终尊南海先生为师。南海先生论述书法的名著《广艺舟双楫》，父亲常置案边，不时翻阅。在书法理论、执笔运笔以至选帖择碑等方面，父亲都觉得受教益多。1988年，康有为先生的女儿康同环女士以耄耋之年从香港到上海，来我家看望父亲。康同环女士回香港后又来信告诉父亲说，香港中文大学将举办南海先生遗作展览，请父亲为此题词。父亲当即书联以颂：

万木风高，际海蟠天终不灭；一言心许，铭记镂骨感平生。

然父亲又感意犹未尽，觉得南海先生著作等身，最脍炙人口者为《广艺舟双楫》及《大同书》两种，所以复作一联云：

尊碑广艺舟，金鍼天授，纲举目张十七日；大同称宝典，玉音神会，薪尽火传三千年。

次年，康同环女士来函告称，以上两联将在香港中文大学展出，前一联还将刻于康有为先生墓门。

此后，祖父又命父亲问业于梁启超先生。梁启超先生号任公，因戊戌变法而与康有为齐名。祖父与他同年中举，因此父亲称他年丈。梁启超先生有天下大名，父亲多次向他请教子学与史学。梁先生曾面教说：“中国之史，但如刻板，某日有某事而已。至事之何以生，远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影响何如？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栋之史书，真无生气之可言。汝喜历史，能知其蔽乎？能毅然立志一新其面目乎？”父亲认为他几十年后为学生讲儒学，“犹无以易此也”。梁启超先生又为父亲论先秦诸子，以为必先明流派。父亲认为他后来撰写《诸子学派要诠》及《先秦诸子书答问》，“皆造端于此”。甚至“他日立志拟作秦史，妄欲于旧史陋习有所刷新”，也实由梁启超先生“高论启发之”。父亲对梁启超先生一直十分敬重。1958年，戊戌变法60周年，父亲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邀，抱病编著《梁启超诗文选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于对梁启超先生的崇敬与感激之情。

受教于唐文治先生“至深且大”

唐文治先生曾先后赴英国、比利时、法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考察教育事业，见多识广，明世界之潮流，非一般耆宿硕儒所能望其项背。他于1907年担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监督，即校长，任职14年，成绩卓著。唐文治先生的道德文章，给了父亲一生的深刻影响，他终身事师如父，连与我们家人谈话都从不直提老师的名讳。说起父亲师从唐文治先生，不得不提父亲年轻时参加的两次“高考”。

父亲中学尚未毕业，因病休学了两年。等病好后，年龄已大，我的祖父和伯父就开始考虑让他报考大学。此时正值杭州法政大学招生，祖父便要他去投考。父亲心里不愿意，但父命难违，勉强赴试。据他自己回忆：“作文题为‘述志’，我乃借题发挥，极言不愿从宦海中讨生活，又备论其风波之险恶。”“得官则其门若市，失官则门可罗雀，人情变幻，尤所难堪。吾父吾兄已备尝之矣，我能继其覆辙乎？乃所愿学孔子之教人与孟子之得天下英才为乐。今违愿而来试，则以父兄之命，如能玉成，幸甚幸甚。”那时法政大学的校长是伯父的故交，因此祖父叫伯父走访，询问是否录取。校长便出示父亲的考卷，边笑边说：“从来试卷，无此奇文！余将成全令弟。”伯父大出意外，然也只能苦笑而已。这第一次“高考”就让父亲自己给“搅黄”了。

1919年秋，唐文治先生在无锡创办国学馆（后改名为无锡国学专科学校，简称无锡国专）。父亲当时顾虑录取不易；即取，又恐引入宦途，有难色。祖父便正色说：“唐先生天下楷模，汝乃不乐为其弟子耶？毋自误！”不得已，父亲就参加了他的第二次“高考”。当时招生名额只有 24人，报名的却有1500多人，录取比例为60几个取一个，这个比例今天看来都是相当高了。试题两个：一是於缉熙敬止论；二为顾亭林先生云拯斯民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试申其义。父亲一考而成，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自此，父亲成为唐文治先生的学生。父亲认为他在无锡国专时受教于唐文治先生“至深且大”，他后来的学术研究“稍有成绩，多为唐先生之所教”。毕业之后他留校任教，开始了长达60年的教书育才生涯。

1938年以后无锡国专在上海 “孤岛”复校，唐文治先生因年迈体衰，无锡国专实际上的校务和教务几乎全由担任教务长的父亲一人肩负。对于老师的嘱托和信任，父亲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即使经费支绌，困难丛集，始终殚精竭虑地思考如何办好学校。他深知培育人才端赖名师，所以先后延请了许多热心教育而又卓然成家的学者，如周予同、周谷城、蔡尚思、朱东润、张世禄、胡曲园、王佩诤先生等。只要看一下这份名单，就可以知道父亲当时聘请的都是造诣极深的一时名流。曾有人如此评价无锡国专：“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无锡国专是个很特别的学校，它规模不大，历史不长，却有着堪比西南联大的教师阵容，学生在那里接受到第一流的学问，体悟到第一等的境界。”

1954年唐文治先生逝世。在唐老先生病情日趋严重时，曾语重心长地对父亲说：“将来条件允许，无锡国专应力求恢复。此乃关系到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长久大计，非一校之存废而已。”后又握着父亲的手嘱托：“复校大业，全靠老弟了！”唐先生的临终遗愿，父亲30年未曾或忘，曾言“惟此复校一事常至形诸梦寐”。到上世纪80年代，父亲觉得恢复母校有望，耄耋之年，殚精竭虑，极力推动。1982年秋，父亲在校友会上提出纪念老校长唐文治先生，宣传校史，呼吁复校。1983年，国家教委一位领导在古籍整理会议上说最好在上海或无锡开辟国专那样的学校，对整理古籍是有裨益的。1984年父亲写信给原无锡国专同事、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周谷城先生，谋求支持复校大业。1987年4月，《国专校友之声》创刊，在创刊号上登载了父亲会同校友及学术界名流蔡尚思、张世禄、胡曲园、陈千钧、陈子展、朱东润、蒋天枢、顾廷龙、苏渊雷、梁漱溟、饶宗颐等43人共拟的《恢复中国文学院（原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缘起》，向社会各界吁请支持。同时，父亲又为此致函复旦大学谢希德校长，谢校长接函后曾亲自来我们家与父亲晤谈。

虽然复校之事后来未有进展，直至父亲去世，遗愿未遂。但从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父亲那一代人师生之间的深厚感情，对老师是那样尊重、感恩，对学生又是那么信任、爱护。这些，正是他们那一代人，以及他们的老师和他们的学生所拥有的极为珍贵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