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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不是秘密语言——吕约答俄罗斯汉学家十问

来源:文学创作与研究(微信公众号) |   2018年09月08日12:57

问:Yulia Dreyzis (邓月娘)·莫斯科大学

答:吕约

Q1

你对诗歌语言的看法如何?诗歌的语言应该是什么样的?诗人与诗的关系是什么?

每个普通人,包括诗人,在每天的不同时刻、不同场合,都要使用不同的语言,从一种语言转向另一种语言。早上起来,跟家人吃早餐聊天,用的是日常生活实用语言。在办公室讨论工作,用的是社会通用语言和职业语言。给朋友写邮件,用的是散文语言。生气骂街,冒出来的是市井粗俗语言。与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心之诗”相比,现实世界是一个充满杂语的散文世界。开始写诗时,你摆脱了这个散文化世界的标准语或共同语,为难以言传的个人直觉和思绪,创造一种新的语言形式。这种语言,既要满足深层自我的自由表达冲动,又对语言的限度充满敏感。

诗歌是最短小的文体形式。短小,意味着最大程度地缩短词与物的距离(速度),以及意义的浓缩(纯度)。诗与散文语言(包括小说)的区别在于,它以最快的速度抵达事物本质,以最少的词语传递最丰富的意义,是一种由一知十、以少胜多的语言。理想的诗歌语言,应该令人惊奇和兴奋。

关于诗的独特作用,中国古典诗学中有一句名言:诗可以兴。意思是,诗可以“感发”、“唤起”人的思想情感。的确,由于存在和语言的惯性机制,由于遗忘的力量,人对于自身、事物和世界,很容易陷入习焉不察的麻木状态。运气好的话,诗可以激活个人对于自我、生命和整个存在的感知,同时唤醒他的语言自觉。这么说,诗歌语言不仅是诗人(少数人)之间共享的秘密语言,也在以自身的方式,提升着社会共同的语言和文明。

诗人与诗的关系,最好是自然而然地充满持久的激情,就像守财奴与钱的关系。

Q2

你对中国诗歌传统的态度是怎样的?

中国儿童的启蒙教育,是从古诗,而不是现代诗开始的,尽管学习古诗要克服古汉语的语言障碍。在一个以自身历史的长度为荣的国度,人们总是相信:越老的越可靠。现代诗?在中国文学几千年的历史中,这个刚冒出来才一百年的新生事物,还得在怀疑中接受考验。

从幼年开始,我就跟着外祖父和《唐诗三百首》学习古诗。在童年乡村的田园世界之中,儿童的心灵很容易与那些诗句产生共鸣,因为它们描写的就是眼前的自然界事物和人情。古诗整齐而重复的节奏韵律,像摇篮曲一样,符合儿童的心理。小时候,我还听过老人坐在门槛上用古音吟唱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那是他童年时在乡村私塾里学到的,可惜在现代教育中失传了。古代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儿童启蒙教育的开端。古诗的遗传基因和审美惯性,使得现代诗在短时间内难以摆脱大众层面的接受困境。

与西方诗歌的史诗、叙事诗传统相比,中国古代诗歌是从短小的抒情诗开始的,缺少作为民族集体记忆的长篇史诗,叙事诗也总是昙花一现。既幸运又不幸的是,中国的抒情短诗传统,从一开始出现就到了顶峰(《诗经》),在这一坚不可摧的大传统中,后世的一代代诗人,哪怕他们再有天才,也只能在形式和个人风格中寻求微变,最终导致整体的衰变。这也正是“新诗”出现的前提。

中国诗歌的美学传统,首先是一种儒家的伦理学理想:“温柔敦厚”(不能粗鲁刻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快乐和哀伤都不要过度,以免破坏和谐)。中国古代抒情诗的基调,大致可以用“哀而不伤”来概括,因为抒发欢乐幸福之情的诗很少,“乐而不淫”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我们的古诗充满了感伤的叹息,在自然的盛衰更替和人生的无常之间,发出真诚又有节制的叹息。多愁善感,或者说忧伤,哀婉,怅惘,低回,叹息……这是中国抒情传统的精髓,但不能大喊大叫、破坏和谐,只有通过节制和含蓄,才能达到最高的美。

普希金这样概括俄国诗歌传统:“我们整个家族,从马车夫直到/第一流诗人,都在阴郁地歌唱。/俄罗斯的歌就是悲凄地号叫。/这是我们的特征!开头还健康,/可是到了后来就越来越不妙。”(《科隆纳的小房》)中国诗歌也充满悲伤,但不像俄国诗歌那样“悲凄地号叫”,不,我们要含蓄得多。

在我们的语言习惯中,中国诗歌传统,指的是从《诗经》开始长达两三千年的古诗传统,这是一个早已凝固、终结的世界,由成熟稳定的形式规范,各个朝代的经典诗人和作品构成(越到后世越少)。中国古诗,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土壤中长出的树木和花草。令人伤心的是,这一土壤现在已日益荒芜贫瘠,成了一片无人的废墟。它在往昔繁盛时代所创造的自然画卷和抒情诗篇,成了只能欣赏而不能日用的精美古董,成了追忆和哀悼的对象。

我热爱我们的古诗,为它在历史和现实中无可避免的终结而感到惋惜。但我相信,文化传统中那些有永恒生命力的价值因素,不会像恐龙一样灭绝,而是以新的形式再生。中国古今诗歌的断裂,导致现代与传统的隔绝,这是现代诗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难题。“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是以与历史“断裂”的激烈方式进行的,付出了牺牲语言传统自身连续性的巨大代价。中国人仿佛在一无所有之中,重新学习说话。如今,我们的话越说越清晰,越说越流畅,话语过剩,却总觉得失去了什么。说得最多的是头脑的语言,是否定和怀疑的语言(现代理性的产物),汉语曾经最擅长的心灵的语言,情感的语言,温柔的语言,似乎枯竭了。我们开始反思,如何重新认识汉语表达固有的情感和美学因素?

在我看来,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最珍贵遗产,首先是对待语言的真诚态度,“修辞立其诚”,避免言说的虚伪或轻率。其次,是符合汉语言文字表达的本质特点。古代诗歌是从汉语言文字的自身特点(音、形、义)中孕育成熟的,通过世世代代杰出诗人的努力,创造了汉语表达的诗意形式和审美境界。古诗的最高成就,是创造了言简意丰的审美语言,以最少的词语包藏最丰富的意蕴,并且洞悉语言的有限与意义的无限:“不离于言而不尽于言”,“言有尽而意无穷”,依靠暗示和联想,创造言外之意,追求语言结束后的“回味”,也就是尽量延长人对美的感悟。对现代写作来说,这种来自语言传统自身的启示,是一笔不应放弃的遗产。

Q3

对你影响最深的是哪一位诗人或哪些作品?

就像儿童接种疫苗,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影响。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最为内在而长久,诗人和作品的名单太长,无法一一列举。“新诗”的先驱中,我至今感到亲近的有:胡适,刘半农,废名,冯至,穆旦。“新诗”是从古诗向现代诗过渡的阶段,不幸的是,由于社会历史的转折,“新诗”的发展尚未成熟,传统尚未形成,一支满怀希望的歌儿还没唱完,就中断了。1949年直至“文革”结束这三个十年之间,文学的命运众所周知,如果说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影响”,还是尽快忘掉才好。“朦胧诗”对我没有产生什么直接影响,因为我们这一代在开始写作时,已经清晰意识到了“朦胧诗”的局限性:它是过去时代的回声,而我们已经开始创造自己的声音。

幸运的是,我们受到的是世界优秀诗歌的广泛影响,仿佛所有紧闭的窗户突然同时打开了。我们对于人类文化的各种声音都有了感应和对话的能力,通过它们,也可以发现自身文化传统中的缺失。就像我国古代神话中女娲“采石补天”,我们也需要采集“五色石”来弥补自身缺失。年轻时我最喜欢波德莱尔和里尔克,一个是魔怪的诗篇,一个是天使的诗篇。俄罗斯白银时代诗歌,还有东欧诗歌,在与我们相似的苦难、压抑与荒诞之中,发出独立不羁的声音,不但具有一种悲剧的美,还有喜剧讽刺的智慧。而在我们的诗歌传统中,缺少的正是那种悲剧的力量(我们更习惯 “悲观”),以及喜剧讽刺的辛辣。拉丁美洲诗歌充满热情和色彩,即使悲哀也充满热度,使人手脚变暖。

年岁增长,不再满足于短时段的时尚,那些更长时段的伟大诗人及其不朽作品,是治疗“现代病”的良药。但丁《神曲》的崇高神秘,歌德《浮士德》的英雄气概,惠特曼的健康欢乐,狄金森的幽深奇美……在精神悲观而萎缩的时刻,它们从不同方向,扩大了精神的范围。十九世纪文学,人类精神发展高峰期的力与美,让我反思当代写作与当代心灵中的病态与残缺。

最近我在重读普希金,由衷欣赏他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别尔金小说集》,生动又深刻的长诗《茨冈人》《青铜骑士》等等,以及充满民间精神和活泼想象的童话诗。这位在各个领域都大显神通的巨人,以其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变化无穷的创造力,代表了克服精神片面性的“完整诗人”的理想形象。从他的诗中获得的一个有力形象,也巩固了我的一种信念:诗在世界上的存在,就像普希金笔下的大海一样,作为“自由的元素”,参与人类文化生生不息的创造之中。

Q4

你觉得中国当代诗歌最大特点是什么?

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最大特点,自然是“当代的”而不是古代的,是“中国的”,而不是瑞典的,美国的,朝鲜的。它要表达当代中国人的感觉和心思。与我们以往时代安安静静的诗歌相比,当代诗歌还有一个特点是“躁动不安”:害怕受冷落,渴望自我表现,希望一鸣惊人。这是青春期的自然现象。

Q5

在你看来,谁是中国当代诗坛上最有意思的人物?谁最积极?谁最先锋?

这就像对着魔镜问“谁是最美丽的女人”,得到的答案不是虚假的,就是危险的。真正的诗人,总是战胜了魔镜诱惑的人。对着魔镜,你一定找不到他。

Q6

俄罗斯目前有较多诗人是在网上而出名的。你如何看待网上写作?

我们也习惯了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诗,阅读别人的诗。网络的即时共享,让诗歌摆脱了官方杂志和传统出版的意识形态与资源限制,也摆脱了小圈子化的狭隘,呼吸到更新鲜的空气,过上了一种更自然健康的生活,苍白的脸色变得红润起来。

Q7

方言写作有未来吗?

由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强势地位,以及“大一统”的社会文化工程,汉语之外的其他民族语言写作,以及汉语系统中不同地域的方言写作,一度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即使有的话,也只是作为一种“大团结”画面上的小点缀。如今,随着“多元化”文化意识的重新萌芽,不同的民族语言与地方方言写作,又出现了复兴的迹象。比如,汉语之外的民族语言中,有藏语、维语、蒙古语写作的存在;汉语方言中,有北京话、沪语和粤语写作的探索。不过,目前更多的是将方言因素(往往限于小说人物对话)注入普通话写作之中,完全用方言写作则要面对更多困难:由于方言中一些发音没有对应的文字,写作中需要将地方语音转换成“普通话”的文字,带来了理解和接受的障碍。

如果不同民族语言和不同地域的方言写作,不再是一元化画面上可有可无的小点缀,也不是供外人欣赏的“风俗画”,而是民族、地域生活及其自我意识的真实表达,就会有长久的生命力。

Q8

中国诗人有双语者吗?以汉语为基础的双语写作有可能吗?

小说家里出现了一个:在美国的哈金。他主要写小说,算是英汉双语写作的成功范例。在这方面,他的同行者似乎不多。说到单纯写诗的人,由于视野限制,我还没看到这样的幸运儿,毕竟诗歌对语言的要求很苛刻。我希望有这样的人,正躲在什么地方,等着吓我们一跳。相信年轻一代中会出现双语诗人,他们国际化的程度更高,很多人从小就成了世界公民,来头不小。如果他们对汉语和外语同样精通,又有对诗歌和文学的热爱,那该多好啊!

Q9

俄罗斯一大部分当代诗歌是以读者为主要受众,都是所谓“给眼睛看的”,念起来让听众听而不给他们诗文看,便会失去其魅力。中国情况如何,有类似现象吗?

有什么办法呢?这是由感官、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变化决定的。我们这个时代有“视觉时代”的美誉,最兴奋也最劳累的是眼睛,耳朵、鼻子和嗓子在退化。人类从印刷时代发展到数码时代,一直是眼睛在当主角,眼睛转得越来越快。在口头传播条件下,古代诗歌以听觉和音乐性赢得人心。现代诗歌(文学)则诞生于现代印刷术的黄金时期,从一开始就为呼应视觉的需求,而部分地牺牲了听觉。诗从音乐中分离出来,从此走上了“个人阅读”的道路。作为补偿,现代诗歌试图为读者提供更多“意义”层面的思考,寄希望于眼睛和大脑的有效合作。如果不与大脑合作,眼睛里能留下什么呢?

Q10

众所周知,诗歌中有时候存在着我们日常用的语言当中无法存在的现象。因此,可以说诗歌语言本身对一般口语来讲就是一种偏差或偏移。你支持这种看法吗?

中国古代诗歌(文学)是文人知识分子的书面语言,而不是大众的口头语言。20世纪初的“五四白话文运动”,源于对文(书面文字)与言(口头语言)分离的不满,理想是创造“文言合一”的现代文学语言。现实中,文与言的矛盾,始终伴随着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发展进程。文学语言,包括诗歌语言,一直在文与言的分离或合一之间摇摆,有时偏向“文”,有时偏向“言”——打断争论的,是“用哪个阶级的语言?为谁服务?”的吼声。文学或社会文化的大小运动,都与此相关。1980年代以来,作为对抽空人性内容的政治化“崇高话语”的一种反动,“口语化”演变成了汉语写作的整体趋势。

与以往的静态生活时代相比,现代生活的变化速度,决定了词汇和语言的变动速度。文学可以选择的语言素材,比以往丰富得多。不过,“口语化写作”,只是一种粗线画出的箭头,是简化了的口号,生活里如果谁用“口语诗”来跟邻居说话,邻居一定吓一跳!不管诗有多么“口语化”,生活都不会把它当亲妹妹。诗歌从当代口语中获得大量材料和灵感,对它进行艺术提炼和升华,它绝不满足于当“时代语言”的封面女郎。诗的天性是打破一切成规束缚的自由语言,它不会满足于当代口语习俗的束缚,就像它在历史上不断打破僵化的书面语成规一样。

不管生活看上去有多美好或多灰暗,文学总是对生活说“但是……” 作为一种艺术语言,文学语言永远不可能完全等同于生活语言,而是对它的补充和启示。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普通人一张嘴就说出了诗,诗和文学就可以幸福地告别人世了。

吕约

诗人,文学博士,现任十月文学院常务副院长。作品发表在《人民文学》《十月》《作家》《今天》《现代诗》等海内外刊物,入选《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等。著有诗集《叹息国》《回到呼吸》《破坏仪式的女人》,学术专著《喜智与悲智》,批评文集《戴面膜的女幽灵》等。曾获首届骆一禾诗歌奖,入选“百年新诗人物”。作品被翻译成德语、意大利语、英语、西班牙语、日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