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不独是人心，世间发生的很多事情一样剪不断、理还乱，评说的人越多，纷乱程度甚至反而越高。萧伯纳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来访中国这件事，我已从准备到梳理经历了好几年，到现在还没有把握说整理清楚了当时的情形，包括事情的流程、在场的人员到底是怎样的，等等。这件事已经过去八十多年了，议论和说法都难得清晰，要说当时能见到萧伯纳的人，毫无疑问都是上海滩顶尖的文化名人了，怎么连这件事情的本来面目也说不清楚呢？

也许有人认为，一次来访，而且不过是个作家而已，值得这么“推敲”吗？的确，这一百年来，仅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从罗素（访时尚未得奖）到泰戈尔、萧伯纳，从勒·克莱齐奥到帕慕克，来中国访问的人数实在不算少。然而，没有一次访问能像萧伯纳一样，引发出如此强烈、长久的反响。如果说泰戈尔的访问是现代中国的一次文坛佳话，那么，萧伯纳的到访就是一次猝不及防的风暴。他登陆上海不过就大半天时间，去了两三个地方，与十几个或略多一点的人进行了交谈，甩下若干句幽默俏皮的话，然后就旋风般离开了。可是，就是这八个多小时，被中国的文人们谈论了八十年；就是那么几句话，被争论了半个多世纪；就是那么一段有多名记者追踪、包围，用笔、用照相机记录的过程，却成了一个无法复原的被撕裂的故事。

所有这些故事的发生及其后果，都与一位那天本是半道赶去的人有关：鲁迅。

由于梳理故事“流程”之难，在写此篇文章的时候，我甚至想到，旧上海的消失带来一个很大的遗憾，即我们无法沿着萧伯纳走过的路径重走一遍，去想象当年的那段故事了。资料，只有文字资料中的破碎、纠缠、矛盾，可以帮助我们尽可能磕磕绊绊地重述这件文坛往事。

先来看几个与故事有关的“情节”闪回。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邵洵美在上海监狱里与文学史教授贾植芳关在一起，有一次他对贾说：“贾兄，你比我年轻，你还可能出去，我不行了，等不到出去了。”“他郑重交代我，将来出来的话，有机会要为他写篇文章，帮他澄清两件事。第一，一九三三年英国作家萧伯纳来上海，是以中国笔会的名义邀请的。邵洵美是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秘书，萧伯纳不吃荤，吃素，他就在南京路上的‘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花了四十六块银圆，是邵洵美自己出的钱。因为世界笔会只是个名义，并没有经费。但是后来，大小报纸报道，说萧伯纳来上海，吃饭的有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林语堂……就是没有写他。他说：‘你得帮我补写声明一下。’‘还有一个事，就是鲁迅先生听信谣言，说我有钱，我的文章都不是我写的，像清朝花钱买官一样‘捐班’，是我雇人写的。我的文章虽然写得不好，但不是叫人代写的，是我自己写的。’他的嘱托，我记住了。”（贾植芳《我的狱友邵洵美》）

——可是，出钱订餐这件事除了贾植芳先生的“捎话”，仍然没有一个确实的定论。

戏剧家洪深受一家团体（中国戏剧及电影文化团体）、一家报社（《时事新报》）委托前往迎接并采访萧伯纳，不想这样一位文艺大家，二月十六日下午跑到码头上，“向昌兴轮船公司打听了四次，小火轮几时开出；四次所得到的答复，都不相同”，“昌兴公司的主持人说，今天至少拒绝了二百个新闻记者，因为萧老先生怕麻烦，所以一切闲杂人等，船长命令不许登舟。我想蛮干一下，我说，‘我上了小火轮，你未必能把我推下水去’。外国人说，‘我至少可以把你推上岸去’”（洪深《迎萧灰鼻记》）。

——谁能见到萧伯纳，气氛从一开始就很紧张。

萧伯纳行程里还有访问北京，与上海的热烈“造势”相比，北京的情形却显两样。身在北京的胡适就有过俏皮的声明：“胡适之于萧氏抵平之前夕发表一文，其言曰，余以为对于特客如萧伯纳者之最高尚的欢迎，无过于任其独来独往，听渠晤其所欲晤者，见其所欲见者云。”（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路透社电讯）

——分歧在每一个层面和细节上都会产生！

一、“萧在上海不到一整天，而故事竟有这么多”

这个标题是鲁迅事后的感慨（《〈萧伯纳在上海〉序》）。萧伯纳是爱尔兰人，生于一八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一九二五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身世和鲁迅有一点相像，父亲是贵族，母亲是乡绅世家，但幼年时父母离异（从此“家道中落”），父亲嗜酒（鲁迅父亲也一样）是主因之一，他随母亲来到伦敦生活（少年鲁迅去南京求学），失去受上等教育的机会而过着清苦的生活。他的创作道路也十分坎坷，但他最终以对黑暗现实的批判、对上流社会的讽刺，同时对英国戏剧艺术的革新而被世人称道（鲁迅创作的意义甚至更具划时代色彩）。很长时间里他自己的生活面临诸多困难，却把诺奖奖金八千英镑捐给了瑞典的穷苦作家们（鲁迅从经济上扶持了众多文学和美术青年）。他活了九十四岁，不知道是晚年时看透了人世，还是历来就持有自己的人生观，其生死观也和鲁迅有相近之处，他的墓志铭上只有一句话：“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情迟早会发生的。”这和鲁迅的遗言之一“赶快收殓，埋掉，拉倒”在心境上有如中英文对译。

一九三三年，七十七岁的萧伯纳携夫人乘“英国皇后”号游轮周游世界。二月十二日到达香港，在那里就发表了一大通针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形势的言论，其中的一些句子已经开始在上海传播。鲁迅为萧到上海所作的第一篇文章，就写于他到上海前两天的二月十五日，发表于他到上海的那一天，即十七日的《申报·自由谈》上，文中所举萧氏言论，正是其在香港时对当地青年所讲。萧要来上海了，这消息在那一刻比文章中的观点更重要。

十七日凌晨，萧伯纳所乘坐的游轮到达上海，据说是因为船吃水太深，所以停泊在了吴淞口。萧伯纳此行虽是“家庭豪华游”，但所经之处受邀上岸从事活动也是正常不过的事，至少在印度、香港都有过。萧伯纳“离开香港时曾致电宋庆龄。宋以萧伯纳年老，且初次来华，特偕两位朋友乘小轮至吴淞登轮往访”（《宋庆龄选集》［上卷］第九十三页）。萧与宋同是世界民权保障同盟名誉副主席，宋庆龄正是依此身份登上“英国皇后”号的。与她同登游轮的“两位朋友”，是宋的秘书及杨杏佛。

故事其实在此之前就已经很热烈地开始了。从十六日下午起，操持各种语言的记者早已在岸上迎候萧伯纳了。假如文字也是镜头，就聚焦一下人潮中的洪深吧。这位中国现代剧作大家，也在迎候着来自英国的更著名的剧作家同行，还兼着为一家报纸做记者。然而，他当晚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却很尴尬：《迎萧灰鼻记》。这位中国的剧作名家，至少在十七日凌晨两点就开始在码头上等候机会，他远远地看到宋庆龄、杨杏佛等来了，便再三向杨请求捎他上船，然而终不得。这简直让人联想到铁杆球迷守候在球场门口渴望一张球票的情形。他除了“散步观潮”，什么也没见到，只能以“据说”为小标题记述这次“灰鼻行”的结束。其他种种记者，恐怕就更没有机会了。

我综合了各种能读到的文章，最大限度地将萧伯纳那一天的“沪上行”描述一下，这里的最大限度，就是凡有文章提到他去过哪些地方，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尽量罗列出来，然后再来看看这一路上究竟产生了多少歧义和不确定。

“英国皇后”号“晨六时抵吴淞口。晨五时，宋庆龄偕杨杏佛等乘海关小轮前往吴淞口欢迎，并上‘英国皇后号’访萧伯纳，相见甚欢。后应萧伯纳的邀请，宋庆龄与其在餐厅共进早餐”（《宋庆龄年谱》第四百八十九页）。宋邀请萧登岸访沪，萧先是推辞的。据爱泼斯坦在《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中记述，他对宋庆龄说：“除了你们，我在上海什么人也不想见，什么东西也不想看。现在已见到你们了，我为什么还要上岸去呢？”但宋庆龄强调了既是环游世界，到上海而不下船能算来过吗？萧因为很满意回答，便同意了。而萧的夫人因身体不适没有随行。

小火轮来到了位于杨树浦的码头，萧、宋、杨等上岸，那一堆还在等候的记者应该没有得到采访和拍照的机会吧，至今我们没看到名人登岸的照片。萧、宋、杨等“先赴外白渡桥理查饭店与同时来沪各游历团团员相见，稍作寒暄”（《宋庆龄年谱》第四百八十九页）。（那么，萧的夫人要很孤单地在船上待一天了。）接着又驱车到了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三三一号，在那里拜访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那一定又是一通有趣的寒暄。接着又是坐汽车，这回是莫里哀路二十九号（今香山路七号）宋庆龄的居所举行欢迎宴会。离开蔡元培办公地的同时，另一辆车也已同时出发，去接鲁迅先生直赴宋宅。大家坐定已是正午十二点，大约一个小时后的一点钟，鲁迅赶到了，看见大家正在吃素餐。桌上应该已经坐了七个人，他们是：萧伯纳、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史沫特莱以及主人宋庆龄。鲁迅加入后，八人共聚。宴会可谓足够高大上，上海滩的文化名流和诺奖获得者，在孙中山先生的故居里小范围聚会，这场景恐难再出现第二次。

宴会期间，宾主们肯定谈论了很多话题。但宋庆龄本人曾回忆：“当时林语堂和他（萧伯纳）滔滔不绝地谈话，致使鲁迅等没有机会同萧伯纳谈话。”也就是说，有之后用英文创作长篇小说《京华烟云》、编辑《当代汉英词典》的林语堂在，其他人与萧直接对话的机会就大大减少了。鲁迅写了那么多关于萧的文字，但提到席间谈话内容的也就一句：“在吃饭时候的萧，我毫不觉得他是讽刺家。谈话也平平常常。例如说：朋友最好，可以久远的往还，父母和兄弟都不是自己自由选择的，所以非离开不可之类。”（《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

1933年2月17日鲁迅与宋庆龄、萧伯纳等摄于上海宋宅的合影（左起：史沫特莱、萧伯纳、宋庆龄、蔡元培、伊罗生、林语堂、鲁迅）

左起：鲁迅，萧伯纳，蔡元培

宴会在下午二时结束。在宋宅的门口，还有照相环节。萧、宋、蔡、林、鲁及伊罗生和史沫特莱的“七人合影”，鲁迅与萧、蔡的“三人合影”。接下来，至少有蔡元培、杨杏佛、鲁迅三人陪同驱车（有说是宋子文的车）到福开森路（今武康路）世界学院参加国际笔会中国分会的欢迎会（车子总是满员）。行前，宋宅外仍然有一大堆等候已久的记者，大家一齐围上来，要采访，要记录，要拍照。这时候，我们又看到整个通宵“灰鼻”“迎萧”、一无所获的剧作家兼临时记者洪深了。他没有机会参加室内的宴会，这时却当起了翻译，由他告诉大家，四点钟再回到宋宅，萧先生答应接见记者，可有六名代表来参加“新闻发布会”。

等候在世界学院“大洋房”（鲁迅语）的，据鲁迅观察有五十多人，其中就有梅兰芳、叶恭绰、张歆海、谢寿康、邵洵美等沪上名流。鲁迅是这样描述迎候者们的：“走到楼上，早有为文艺的文艺家，民族主义文学家，交际明星，伶界大王等等，大约五十个人在那里了。”（《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而张若谷的记载是：“有戴眼镜穿马褂的蔡元培，团圆面孔静若好女子般的梅兰芳，鬍髭象刺猬的鲁迅，还有叶恭绰，杨杏佛，林语堂，张歆海，谢寿康，邵洵美以及其他与政治文艺都有关系的名媛与要人。”（张若谷《五十分钟和伯纳萧在一起》）

萧伯纳入场后，和大家热情握手，可以想象场面何等热烈。萧伯纳的演讲时间很短，鲁迅说是“演说了几句”。鲁迅记录了“诸君也是文士，所以这玩意儿是全都知道的。至于扮演者，则因为是实行的，所以比起自己似的只是写写的人来，还要更明白。此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总之，今天就如看看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现在已经看见了，这就可以了罢。云云”（《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

发生在现场的还有两个重要环节。一是萧伯纳同梅兰芳进行了简短交流。萧指认梅是自己的同行（其实洪深更是），张若谷记说，梅兰芳“自然极客气地说了许多景仰和不胜荣幸一类的答词”。张若谷继续记述说，萧还问了梅兰芳，“我有一件事，不很明白。我是一个写剧本的人，知道舞台上做戏的时候，观众是需要静听的，为什么中国的剧场反喜欢把大锣大鼓大打大擂起来，难道中国的观众是喜欢在热闹中听戏吗？梅兰芳很和婉地回答道，中国戏也有静的，譬如昆剧，从头到底是不用锣鼓的”。也有人说，站在旁边充当翻译的叶恭绰还补充道，梅兰芳先生的戏也有静的，如有声音也是音乐。同时萧伯纳还满怀惊讶地赞叹了梅兰芳的“驻颜术”。

第二件事是向萧伯纳赠送礼物。张若谷在他那篇俏皮的、“民国”味道十足的文章《五十分钟和伯纳萧在一起》里描述说“笔会的同人，派希腊式鼻子的邵洵美做代表，捧了一只大的玻璃框子”，那里面放置着十几个五颜六色的京剧脸谱，“萧老头儿装出很有兴味的样子”，指着其中一个长白胡须的脸谱问道：“这是不是中国的老爷？”回答他的正是张若谷本人：“不是老爷，是舞台上的中国老头。”（据说这是张有意讽刺萧的。）如此一来二去，一群人围着“争看那个小玩意儿”。张若谷特别注意到了现场的鲁迅：“鲁迅一个人，似乎听不懂英国话，很无聊地坐在一旁默默不语，一忽儿他安步踱出到外面另一间里去了。”的确，那样的场合下，依鲁迅的性格定不会找个翻译去酷评脸谱之类。一屋子人在喧闹，独有一个人坐在幽暗的角落里冷冷地看着，也许这个人就是有故事或最可能记述故事的人了。

这似乎是个礼貌的见面会，萧伯纳这部《大英百科全书》得让更多人翻看一下。几位同来的人又陪着萧伯纳乘原车回到宋庆龄的住宅。一大群记者，或守候或追随着挤在门外。洪深仿佛很主事地又提及了六位记者可以入场的“指标”，但备受拥戴的萧伯纳突然改变了主意，同意所有记者进来。记者见面会在宋宅外的草地上举行。记者会时间并不长，大约从三点开始，四十五分钟后结束。上海当时有多种语言的报纸，萧伯纳对同一问题的回答，或是语言原因，或因其他更深缘故，反映到各家报纸上竟然大相径庭。这是后话。

见面会后，奔波了大半天的萧伯纳在宋宅稍事停留，又乘车离开。这里要先加一个“镜头”，张若谷似乎很关注鲁迅的动态，他纵是提前离开（“三时二十五分许”），却也不忘临出门前看一眼鲁迅。“我看见戴眼镜穿马褂的蔡元培，和刺猬须发的中国老作家鲁迅，他们二人正静穆地站在草地一旁，仰头望着天空看云，我行色匆匆，也来不及问他们对于萧老头儿有什么意见了。”时年五十二岁的“老作家”鲁迅，因此又成了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离开宋宅后的萧伯纳算是完成了上海的“文学之旅”，按照《宋庆龄年谱》等记述，宋直接用车将萧送回到吴淞口船上。但也有论者认为萧其实还去了一个地方，那就是“一·二八”淞沪抗战遗址。率部驻守闸北的翁照垣将军，虽不在上海，但已事先写好一封给萧伯纳的信，发表在二月十八日的《申报》上。萧伯纳是否去观了遗址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此信佐证了萧伯纳的上海行，其实并非是临时商讨的结果，而是事先已由“邀请方”做了周密的计划。

有一点可以确信，傍晚时分，萧伯纳已重新回到“英国皇后”号上。《宋庆龄年谱》没有提及曾经参观遗址，只记载了宋庆龄“至八时许始返寓所”。游轮当晚十一点启程，一路北上，萧伯纳夫妇从秦皇岛上岸，乘火车进入北京访问，继续他的环球旅行。

二、萧伯纳所说与鲁迅所见

萧伯纳来上海，说了什么，怎么说的，简直是一部解构式文本。中文报纸说法不一，从日文、俄文、英文、法文等报纸翻译过来的对同一问题的回答，竟然也多有互相抵触的答案。萧伯纳离开上海一个月后的三月份，上海野草书屋就出版了鲁迅与瞿秋白编辑而成的《萧伯纳在上海》一书，编者署名“乐雯”。这本书并非是萧伯纳上海行的全程实录，而是他这一次访问的各方反应。萧伯纳究竟说了什么？

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出版的《论语》第十二期，刊登了署名“镜涵”（史沫特莱的笔名）写的《萧伯纳过沪谈话记》，据作者称:“本文手稿曾经孙中山夫人审阅，所载孙夫人谈话部分，皆经孙夫人手订无讹。”《宋庆龄选集》收录了宋庆龄与萧伯纳的对话，爱泼斯坦在《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中，也对此做了记录，可以视为是二人对谈的可信版本。萧宋二人的对话先后发生在船上以及宋的家中，他们的对话鲁迅基本上不在现场。我们选摘两人对话的一些片段于此：

《萧伯纳过沪谈话记》

萧：请明确告诉我，为对付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什么办法？

宋：几乎没有……南京政府把最精良的军队和武器用来对付中国红军而不是日本人。

…………

萧：到底国民党是什么？南京政府又是什么？

宋：国民党……执政党……同南京政府是一回事。

…………

萧：……请告诉我，孙夫人，关于国民党和这个政府，你的立场是什么呢？

宋：当革命统一战线（一九二七年）在汉口解体时，我就同国民党脱离关系到国外去了，从此我就同国民党不相干了，因为它屠杀人民，背叛革命……

萧：你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当然，你说的话他们是会害怕的……请告诉我，南京政府有没有想收回你的“孙夫人”的称号。

宋（笑）：现在还没有，不过他们会要这样做的。

因为当时各国记者们未被允许上船或进屋，这些对话相对完整，歧义也最少。萧伯纳在午餐期间、在世界学院、在记者见面会上的谈话都是支离破碎并被任意理解发布的。在世界学院，除了与梅兰芳的对话以及询问邵洵美送上来的礼品外，据张若谷记述，还有就是：

不知道是哪一位先生，叶恭绰呢还是林语堂，问道：

“先生为什么理由，不吃肉？”

“我不喜欢吃，便不吃，没有理由，也没有什么主义。”

这一对话或许没什么意义，但根据现场人们“反而哈哈大笑起来”的反应，可以见出萧伯纳在当时中国文人们眼里的神圣性。

在记者见面会上，萧伯纳极尽其幽默的天赋和本领，或俏皮或尖刻地回答了所有问题。张若谷描述说，记者们“老是那样地提出了许多很严肃的问题，要他发表关于远东、中国、东北、社会……各种的意见。他也老是用着他习惯对付新闻记者的方法，象调侃又象讽刺说了一大篇谈话（详见今日各报所刊伯纳萧谈话）”。不能说张若谷偷懒，没有为我们记下准确的笔录，实在是连他也说不清楚到底讲了什么，意指何处。萧的答问肯定是非常有效果的，旁证之一还是张若谷的记述：“宋庆龄女士脸上表现满足的神情，站在草地石阶前，闭紧着将要笑出来的嘴唇，很有兴味地倾听萧老头儿巧妙的议论。”

在两个对话现场默默观察的人还有一位，这就是鲁迅。我们说过，鲁迅是大约中午一点钟到达宋宅的。鲁迅见到了什么？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的《鲁迅日记》记载：“午后汽车赍蔡先生信来，即乘车赴宋庆龄夫人宅午餐，同席为萧伯纳、斯沫特列女士、杨杏佛、林语堂、蔡先生、孙夫人等七人，饭毕，照相二枚。同萧、蔡、林、沫、杨往笔社，约二十分钟后复回孙宅。绍介木村毅君于萧。傍晚归。”有些事，真如同魔咒一样，歧义不独是两类人、两个人的不同，即如鲁迅，十七日的日记里说看见宋宅里就餐者为“七人”，可是到了二月二十三日写成的《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里，又说看见萧“和别的五个人在吃饭”。

鲁迅知道自己要去参加这场活动是萧伯纳到上海的前一天。“十六日的午后，内山完造君将改造社的电报给我看，说是去见一见萧怎么样。我就决定说，有这样地要我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罢。”改造社是日文报纸，内山给他这个信息，其实是这家报纸想通过鲁迅获得采访萧的机会，其记者木村毅就是在鲁迅关照下进入现场的。但毕竟，这只是信息提供而非正式邀请。“那就见一见罢”的无所谓一直到第二天并未见得能实行。“这样地过了好半天，好像到底不会看见似的。”正式邀请鲁迅的是蔡元培，虽然接鲁迅的车子早已出发，但鲁迅“到了午后，得到蔡先生的信，说萧现就在孙夫人的家里吃午饭，教我赶紧去”。

“跑到孙夫人的家里去”以后，鲁迅就开始了他的个人叙述。先是就餐的基本格局，“一走进客厅隔壁的一间小小的屋子里，萧就坐在圆桌的上首，和别的五个人在吃饭。”接着是对坐在“上首”位的萧伯纳的印象：“因为早就在什么地方见过照相，听说是世界的名人的，所以便电光一般觉得是文豪，而其实是什么标记也没有。但是，雪白的须发，健康的血色，和气的面貌，我想，倘若作为肖像画的模范，倒是很出色的。”前几句猛一看鲁迅要对来自大英的所谓顶着诺贝尔文学奖光环的洋人给什么“差评”，结果笔锋一转，认为“倒是很出色的”。而这“出色”，实是因为鲁迅早已先入为主地对萧抱着好感，因为两天前已经完成了《萧伯纳颂》的文章。接下来是对午宴“盛况”的简述：“午餐像是吃了一半了。是素菜，又简单。白俄的新闻上，曾经猜有无数的侍者，但只有一个厨子在搬菜。”这里已经印证了一件事，的确吃的是素餐，纠正一个歧义，只有“一个侍者”而非“无数”。鲁迅聚焦的当然还是萧伯纳，首先是吃相：“萧吃得并不多，但也许开始的时候，已经很吃了一通了也难说。到中途，他用起筷子来了，很不顺手，总是夹不住。然而令人佩服的是他竟逐渐巧妙，终于紧紧的夹住了一块什么东西，于是得意的遍看着大家的脸，可是谁也没有看见这成功。”妙趣的描述，可见现场的人们如何专注，竟然无暇欣赏萧伯纳如何使用中国筷子。鲁迅尽量克制对萧的夸赞：“在吃饭时候的萧，我毫不觉得他是讽刺家。谈话也平平常常。”

用过午餐后，萧伯纳与在场的主人们“照了三张相”。鲁迅说，“并排一站，我就觉得自己的矮小了。虽然心里想，假如再年青三十年，我得来做伸长身体的体操……”到了世界学院以后，鲁迅记述了梅兰芳与萧的对话，还提到了“由有着美男子之誉的邵洵美君拿上去的，是泥土做的戏子的脸谱的小模型，收在一个盒子里”的赠礼环节。再接下来是回到宋宅后的记者提问环节，鲁迅的描述我们会在下面一节再谈。总之是“试验是大约四点半钟完结的。萧好像已经很疲倦，我就和木村君都回到内山书店里去了”。鲁迅离开了，闹哄哄的现场也平静了下去。

三、“一面大镜子”：鲁迅为什么要“颂萧”

我们知道，鲁迅对弱小国家的文学充满介绍的热情，而对来自大英帝国的主流作家并不表示多大兴味。他对莎士比亚也多是在讽刺中国的文人学士时才与“黄油面包”相配而提及，对于萧伯纳的格外好感的确有点令人诧异。从鲁迅自己的表述中我们看到，从现场的表现上他还是有一点刻意的谨慎和淡然的，何况现场又有很多英语极好的人，如林语堂、杨杏佛等。鲁迅与萧伯纳交流了吗？鲁迅自己说：“我对于萧，什么都没有问；萧对于我，也什么都没有问。”很多人据此认为，鲁迅其实和萧伯纳根本就没有说过一句话。但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信中又说：“萧在上海时，我同吃了半餐饭，彼此讲了一句话，并照了一张相。”鲁迅自我矛盾吗？其实，鲁迅强调的是自己并没有主动向萧问什么，也就是说，尽管心存好感，却并没有去主动搭讪。这与他“有这样地要我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罢”的心理是相符的。而后面所说的“彼此讲了一句话”，则与好奇的“问”无关，这句话是：

萧：他们称你为中国的高尔基，但是你比高尔基更漂亮！

鲁：我更老时，将来还会更漂亮的。

鲁迅在致台静农信中特别提到，萧在餐桌上“谈天不少，别人皆不知道，登在第十二期《论语》上”，“我到时，他们已吃了一半饭，故未闻，但我的一句话也登在那上面”。可见他对萧和自己讲了一句话是确认的。除此之外，鲁迅与萧伯纳似乎并没有说更多的话。

如果没有蔡元培，单凭内山完造的一条信息，纵有改造社的请托，鲁迅是不会像洪深那样去主动“迎萧”的，他当然也没有当场表明自己已经写了一篇《萧伯纳颂》。他称萧伯纳为“文豪”，为“伟大”，那是另有原因。

鲁迅在《〈萧伯纳在上海〉序》里，并不是强调萧伯纳到访的文学意义，而是他的社会批判力量，特别是针对中国。他把萧伯纳视为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文人、记者的真面目。虚伪，是鲁迅一生所批判的，而萧伯纳的到来，恰恰是反映这些虚伪的一面大镜子。鲁迅特别强调，萧是“一个平面镜。说萧是凹凸镜，我也不以为确凿”。在鲁迅眼里，萧伯纳的到来，简直是一块试金石，人的本来面目，“要是在大庭广众之前自己脱去了，或是被人撕去了，这就叫作不象人样子”。而不同的人，出于虚伪的目的，会对萧伯纳的同样一句话做刻意的自我歪曲，各自的“希望”“耳朵”“批评”，“也不同起来了”。萧伯纳来访让鲁迅看到了这一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认为“萧的伟大可又在这地方”。他不但认为萧伯纳是一面大镜子，照出一切眼前的虚伪，而且是平面镜，照出的不是变形而是本来面目，而且是“一面大镜子的大镜子，从去照或不愿去照里，都装模作样的显出了藏着的原形”。他如此看重萧的来访，并且不惜用“伟大”来“颂萧”，是与这样的先入为主的看法、事实上的印证完全吻合的。鲁迅还把萧伯纳比喻为《大英百科全书》，大家都抢着来翻检，找不到答案或答案与自己的预设不符，就又摇头失望。在《谁的矛盾》一文里，鲁迅彻底对此做了批判：“萧并不在周游世界，是在历览世界上新闻记者们的嘴脸，应世界上新闻记者们的口试，——然而落了第。”这里所说的是“世界”，更多指的是上海，是中国。那真是一连串精妙的比喻，索性搬来赏读一下。

他不愿意受欢迎，见新闻记者，却偏要欢迎他，访问他，访问之后，却又都多少讲些俏皮话。

他躲来躲去，却偏要寻来寻去，寻到之后，大做一通文章，却偏要说他自己善于登广告。

他不高兴说话，偏要同他去说话，他不多谈，偏要拉他来多谈，谈得多了，报上又不敢照样登载了，却又怪他多说话。

他说的是真话，偏要说他是在说笑话，对他哈哈的笑，还要怪他自己倒不笑。

他说的是直话，偏要说他是讽刺，对他哈哈的笑，还要怪他自以为聪明。

他本不是讽刺家，偏要说他是讽刺家，而又看不起讽刺家，而又用了无聊的讽刺想来讽刺他一下。

他本不是百科全书，偏要当他百科全书，问长问短，问天问地，听了回答，又鸣不平，好像自己原来比他还明白。

他本是来玩玩的，偏要逼他讲道理，讲了几句，听的又不高兴了，说他是来“宣传赤化”了。

有的看不起他，因为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学者，然而倘是马克思主义文学者，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要看他了。

有的看不起他，因为他不去做工人，然而倘若做工人，就不会到上海，看不起他的人可就看不见他了。

有的又看不起他，因为他不是实行的革命者，然而倘是实行者，就会和牛兰一同关在牢监里，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愿提他了。

他有钱，他偏讲社会主义，他偏不去做工，他偏来游历，他偏到上海，他偏讲革命，他偏谈苏联，他偏不给人们舒服……

于是乎可恶。

身子长也可恶，年纪大也可恶，须发白也可恶，不爱欢迎也可恶，逃避访问也可恶，连和夫人的感情好也可恶。

然而他走了，这一位被人们公认为“矛盾”的萧。

然而我想，还是熬一下子，姑且将这样的萧，当作现在的世界的文豪罢，唠唠叨叨，鬼鬼祟祟，是打不倒文豪的。而且为给大家可以唠叨起见，也还是有他在着的好。

因为矛盾的萧没落时，或萧的矛盾解决时，也便是社会的矛盾解决的时候，那可不是玩意儿也。

萧伯纳在英国是个“异数”，不受“绅士”们欢迎，鲁迅却偏要称他为“伟大”。在《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里，鲁迅坦言：“我是喜欢萧的。这并不是因为看了他的作品或传记，佩服得喜欢起来，仅仅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一点警句，从什么人听说他往往撕掉绅士们的假面，这就喜欢了他了。还有一层，是因为中国常有模仿西洋绅士的人物的，而他们却大抵不喜欢萧。被我自己所讨厌的人们所讨厌的人，我有时会觉得他就是好人物。”态度极其任性。早在一九二七年《读书杂谈》里，鲁迅就说过，“萧是爱尔兰人，立论也不免有些偏激的”，而偏激的态度，也许在某一点上正与鲁迅相吻合。比如，鲁迅对林语堂主办的《论语》所持“幽默”观评价并不高，但他说：“然而，《萧的专号》是好的。”鲁迅是最早介绍易卜生的中国作家，但他更同意列维它夫的评价，“易卜生是伟大的疑问号（？），而萧是伟大的感叹号（！）”。“易卜生虽然使他们登场，虽然也揭发一点隐蔽，但并不加上结论，却从容的说道：‘想一想罢，这到底是些什么呢?’绅士淑女们的尊严，确也有一些动摇了，但究竟还留着摇摇摆摆的退走，回家去想的余裕，也就保存了面子。”而“萧可不这样了，他使他们登场，撕掉了假面具，阔衣装，终于拉住耳朵，指给大家道，‘看哪，这是蛆虫!’连磋商的工夫，掩饰的法子也不给人有一点”（《“论语一年”》）。

鲁迅力挺萧伯纳，正是由此取其一点而不及其余的故意“偏激”。他在致魏猛克的信中说过，自己因为看到萧伯纳在香港大学的演讲而支持他，他认为谁在这种时候反对萧伯纳，谁就是在支持“奴隶教育”。其实，鲁迅并非不知道萧伯纳的创作成就究竟有多高，他也没有专门去评价萧的艺术成就，在《关于翻译》（下）里，他却坚持认为人无完人，对萧伯纳的作品也应坚持“剜烂苹果”的方法，把坏的去掉，把好的留下来。而“烂苹果”的另一层含义，是指它们是穷苦人可以享用的食粮，虽不及绅士贵族们享用的高级，却颇有价值。

鲁迅把萧伯纳在宋宅里的答记者问称作“试验”，因为不但记者的主观好恶让人生厌，即使是“在同一的时候，同一的地方，听着同一的话，写了出来的记事，却是各不相同的”。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关于中国的政府罢，英字新闻的萧，说的是中国人应该挑选自己们所佩服的人，作为统治者；日本字新闻的萧，说的是中国政府有好几个；汉字新闻的萧，说的是凡是好政府，总不会得人民的欢心的”。

这就是鲁迅的“颂萧”观。他不是去见一个诺奖获得者，求对话，求签名，骨子里，他是去见证眼前的萧伯纳跟他想象中的一样，至少没让他失望。萧伯纳的确没有让他失望，从面相到谈吐都没有，连同与梅兰芳的对话也是“问尖答愚”，这就足矣。新闻记者的围堵和接下来所见的报道，更让他确认萧是照出虚伪世界的“一面大镜子”。

四、考证不完的争议

萧伯纳在上海的种种言行，在其后的报道和记述中出现了太多不一致，留下太多争论。比如在宋宅吃饭的究竟是几个人，连鲁迅的说法也有“六个”和“七个”的区别，“侍者”“只有一个”也属于纠错。还有午餐后的照相，鲁迅参加了“七人合影”，也有与萧伯纳、蔡元培的合影。“七人合影”的站立者都是午餐时的就座者，唯缺杨杏佛，可以想见杨是拍摄者（其子杨小佛也如此推断）。这张照片因为有林语堂在其中，若干年后拿出去陈列时居然被剪成了“五人合影”，少了林语堂和伊罗生，甚至还有“四人合影”（又少了蔡元培）。为此，唐弢先生专门写过文章予以纠正。现在，我们从不同的鲁迅画册中，还可以看到人数不等的同一张合影。周海婴先生所编《鲁迅家庭大相簿》中，可以看到被修剪过的两张照片。鲁迅与萧、蔡的“三人合影”其实也有两张，站位相同，区别是萧伯纳的脸分别向左和右侧着。张若谷说记者会因为萧伯纳的大度，所以放进了所有记者，但鲁迅说是允许差不多一半记者进入。连记者见面会的开始时间也不一样，有说三点钟的，也有说四点钟的，似乎大家的手表有一个小时的时差。

争议更大的是那一桌菜的埋单人。开头所述，邵洵美坚持说是自己出钱到“功德林”订了一桌素菜，但因没有人提及所以变成一桩冤案。综合多种说法判断，以宋庆龄因公因私的条件，以邵本人并未参加午餐而只是在世界学院赠送了礼品，邵洵美坚称的那四十六元钱，或许是花在了购置礼品而非订餐上（可参阅薛林荣《邵洵美遗愿：为招待萧伯纳正名，纠正捐班说法》观点）。也许是他记忆有误，或愤愤于人们对他的漠视，但这实在也赖不着鲁迅这个半道赶去的客人，至少鲁迅是不可能未收请柬却去订餐的。因为没有确实的记载，所以这桌饭钱的来历就成了不可考评的“悬案”。当代学者朱大可在《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一文中还说过“作为自由撰稿人的鲁迅的收入，这时已经超过他作为京师公务员的两倍”，“从设宴款待作家泰戈尔、萧伯纳、记者史沫特莱和斯诺夫人的情景，我们可以约略窥见主宰殖民地的文化领袖的风范”。这虽不过虚拟戏说，却可见出歧义之多。几人吃饭，几人照相，放进来多少记者，如果这些细节还可以考订或不必全部考订的话，萧伯纳究竟说了些什么也是一团乱麻。鲁迅与瞿秋白合编的《萧伯纳在上海》一书里，整理了“萧伯纳的真话”专辑，算是萧在香港、上海、北平的主要“名言”和观点，既是“真话”，相对可信。歧义颇多的另一原因，是萧的来访在当时和其后引发了许多人的评说，每个人的评说都带有鲜明的先入为主的态度。仅就名人里，宋庆龄、鲁迅、林语堂、郁达夫、废名、许杰、邹韬奋是“颂萧”派，洪深、张若谷等可谓“中间派”，胡适、张资平、傅东华、傅斯年以及梁实秋等则属于“呸萧”派。这么多人谈一个英国的戏剧家，而且根本就没有讨论文学和戏剧，是萧对中国、中国的抗战、中国的青年、中国的未来前景的评说引发了无休止的争论。逐渐地，“萧伯纳”成了一个虚拟的符号，一个不属于萧伯纳本人的“萧伯纳”。举个细节吧，当时的报纸上关于他的称呼，我大概列数了一下，不少于二十个，这也可说是创了纪录。我相信萧本人回到英国后不会再关心和回应这一切，但不知不觉中，诚如鲁迅所说，萧其实成了“一面大镜子”。

纷纷扰扰中，萧伯纳总算离开上海了。他在北京行程的报道比上海的少之又少，这当然与胡适事先的“不接待”论有关。但不管怎么样，他还是以游客的身份参观了多处胜迹，并狠狠地感叹了一番中国文化的博大。然而，他关于长城的论断却颇有“鲁迅风”。萧在行前是决定要看长城的，待来到香港，却又质疑道：“长城对于中国有什么用处呢？”我想，鲁迅读到此处，一定有一点会心吧，或许会想起自己多年前的那篇杂文《长城》里的观点。萧伯纳和鲁迅的相惜相近，在当时已有议论和比较，张资平、傅东华的嘲讽文章里曾经谈及，连郁达夫也都说过这样的玩笑话：“在我们中国，幸喜还有一位鲁迅先生——可以和萧伯纳对对。片语杀人，人家都在骂他是绍兴师爷的故技，但萧伯纳总不至于是萧山人罢？”（郁达夫《萧伯纳与高尔斯华绥》）

文章已经足够长，说实话，我见到的相关材料、各种文集的记载很庞杂，读到的相关文章各取所需，信息也并不统一。我知道，我这里的表述仍然不可能达到整合、定说、确评的程度。然每见到外国作家来访，轻轻来，悄悄去，我总会想起“萧伯纳在上海”这个词。作为一次“试验”性的“闪访”，作为一个舆论风暴事件，萧伯纳在上海的八小时，可以说是中国文坛上不可能再次出现的众声喧哗的佳话。虽然什么都不会改变，但风生水起中让人看见了许多平日里看不到的景象。我愿意借废名的文章《关于萧伯纳》的结尾做这篇文章的收束来感慨一下：

可惜萧伯纳先生和他的夫人来上海的时候，正是冬寒乍退的初春，如果是在万木落叶的秋天，我倒可以用一句唐诗来欢迎他们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