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但是，我只变成了一片黄叶，风一吹，就从乱石间飘落下去。我好累地爬上山头，却给风一下子扫落到古驿道上，一路上拍打着驿道往回扫去。我抚摸着一步步走过的驿道，一路上都是离情……”

这是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的一段话，那时女儿钱媛、丈夫钱钟书先后去世，只留下她一个人孤独地守着自己寂寞无声的世界。这位老人整整在这世间守候了近18年，现在她终于可以回家了，回到丈夫、女儿、父母的身边，她将不再孤独。

2016年5月25日凌晨1点10分，我国著名作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绛先生辞世，享年105岁。当我得知此消息时，还以为同事跟我开玩笑。我跟她说：

“前两天就传出杨绛先生病重，不是当天就辟谣了吗？怎么可能？现在的媒体太不负责任了。”

看着我如此坚决的辟谣，同事带着疑惑走了。因为在单位，大家都知道我跟杨绛先生家一直有联系。

同事走后，我心里其实很是打鼓，毕竟是105岁的老人了，我上次见她，还是去年她的生日。本来今年春节我打算去看杨先生，可先生家中电话一直没人接听。我想先生肯定又是到协和医院“躲年”去了。

想想已有大半年没见杨先生了，我赶紧给先生家打电话，但电话一直没人接听。我又赶紧上网去查消息，新浪、搜狐各大网站都在第一时间在显著位置登出了杨绛先生去世的消息，看来这是真的。我没想到，杨先生真的走了。我原打算今年她的生日再去家中亲自给老人家祝寿，但我却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南沙沟那个唯一没有封阳台的屋子，我再也没机会去了；那个总是微笑的老人，我再也见不到了。

从去年到现在，我认识的老作家和作家家属走了近十位，丁宁-江波夫妇（91岁、89岁），叶君健的夫人苑茵（96岁），蔡仪的夫人乔象钟（95岁）、朱子奇的夫人陆璀（101岁）、李健吾的爱人尤淑芬（104岁）、贾芝（103岁）、陈忠实（74岁）、张笑天（77岁）、马士弘（104岁）、白刃（98岁）、直到现在的杨绛先生。每一次得到这样的消息，我都会沉寂好久。我知道：人有生，就有死。这世间的人都有这样的一天，只是或早或晚。尤其是那些老人，90多岁、100多岁已是人间的高寿，多少人羡慕都羡慕不来，可今年也许是走的人太多了，多的我心里实在有些受不了了。

因为工作关系，我认识了许多老作家和作家家属，在这其中，岁数最大的是已经110岁的周有光先生，其次就是马识途先生的三哥马士弘老人，他也是105岁，再往下就是李健吾的夫人尤淑芬女士、杨绛先生，其后便是贾芝、马识途、徐中玉、钱谷融这些老人。这些老人真的都是老神仙，我每次去看他们，都愿意在他们身边坐一坐，聊一聊。在我眼中，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部百年史，都值得我这位后学细细的品味。在他们之中，杨绛先生是最为安静的一位，她从不会主动跟你说话，很多时候，都是我说她听，遇到她感兴趣的话题，她也会偶尔与你交流几句，很有意思。

登门致歉

我认识杨绛先生已有十几年了，第一次见面，我还是一个刚刚进入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毕业生，一个十足的毛头小伙。当时我是陪室里的一位大姐一起去看望杨绛先生，其实那次拜访是有些负荆请罪的意味。

我记得我们进去时，杨绛先生并不是很高兴。原因是我们单位在2000年开展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展上将杨先生和某位女作家的照片放在了一起。那位女作家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女作家，她的作品在1942年到1945年的华北沦陷区影响广泛，其中一本书还获得了当时由日本侵略者举办的第二届大东亚文学奖。但也就是因为得过大东亚文学奖，这位女作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受关注度并不高。杨绛先生不愿意将自己的照片与这位女作家放在一起，其实是可以理解的。2000年我馆展览开展后，杨先生得知此事，专门写信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文学馆领导收到此信后，很重视此事。不久，便让一位馆里工作人员写信给杨绛先生答复此事，据说当时答复信中的措辞和语气让杨绛先生很不满意，杨先生随后托人转达希望将自己的照片资料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展览上撤下，并表示自己没有资格进入该展览。当时我们征集室主任得知此事后，对馆里那位同事的处理方式非常生气。无论怎样，他都不能这样鲁莽地处理这样一位德高望重老作家的要求，这样处理后果将会是很不理想。而且杨绛先生的要求也并不过分，只是要求照片换个地方，这有什么难的。可惜，后来此事馆里处理地并不及时，杨先生很不高兴。后来，我们负责征集的同事再打电话跟杨先生沟通此事，一听说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杨先生基本就不再接听。

那时的我还只是一个新人，听说过杨绛先生的大名，知道是《围城》的作者钱钟书的夫人，那时她的《我们仨》、《洗澡》很是有名。照片的事情就这样僵持着，一直到2000年杨先生生日前几天，领导还是派我跟室里的一位女同事亲自登门祝寿，因为当时这位同事跟杨先生一直有联系，而且杨先生也很喜欢她，再加上我这个新人，也许这样的组合杨绛先生可能会见我们。就这样我们带着负荆请罪之感，心里忐忑不安的前去登门祝寿。杨先生的保姆吴阿姨看是我们那位女同事来了，还是让我们进了门，但是等我们入座之后，杨先生很严肃地说：“我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作家，没有资格进入您们单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展》，我还是希望你们能把我的照片和资料取下来。”我们那位女同事赶紧不安地说道：“您都没资格，那就没几个人有资格上展览了。您在信中所说之事我们知道了，我们也跟馆里领导反映了此事，我们觉得您的要求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回去会跟展览部的同事们说，让他们尽快把您的照片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我们馆里那位回信的同事说话实在不妥，还请您多包涵。”

杨绛先生个子不高，眉清目秀，清清静静，典型的江南女性。她说话声音很轻，她讲的是无锡普通话，语速不快。那时的我，作为初来者只能在一旁安静地坐着，听着同事和杨绛先生交谈。先生的客厅很有特点，摆设也非常简朴。客厅的地是水泥的，客厅中间安放着一张大写字台，写字台对面，紧靠西墙安放着两张沙发，西墙上还挂着两幅字和一幅画。客厅东、北两面，靠墙整齐地摆放着书柜，北面书柜上方，摆放着钱钟书先生和钱瑗女士的照片。南面是一溜明亮的玻璃窗，房间给人感觉就是，整洁、简单。没想到这样一位文坛大人物却住得这样简单。

第一次见面时间并不很长，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她干干净净、简简单单的家。

因为我们的登门拜访，和对照片位置的调整向杨绛先生先生做出了保证，并就回信之事表达了歉意，杨先生也就不再表示撤出展览的想法。

这次见面后，有时间、有机会我就会和那位同事一起去给她祝寿、拜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成为杨绛先生家的小常客。

一次匆忙的祝寿

从那次登门之后，我每年都会去给杨绛先生祝寿，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六年前的那一次。2010年8月的一个晚上，我当时正在位于北京东三环的《人民文学》杂志社加班整理《人民文学》捐赠我馆的手稿、书信等资料。因为时间紧，人手少，我一直工作到晚上7点半左右，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到：今天是不是杨绛先生的生日？我赶快打开我的记事本，一查还真是。我赶忙结束了手头的工作，飞奔下楼，到门口打上车直奔南沙沟小区。因为时间太晚，而且我没任何准备，也不知这附近哪里有地方能买鲜花。杨先生喜欢养花，每年去看她的时候，我们都会买鲜花。这次是来不及了，到了南沙沟小区门口，我赶紧在小卖部买了一些营养品。提着礼品，我就往杨绛老师家跑去。刚跑进大院门口，我迎面就碰见杨绛先生的保姆吴阿姨，她当时是要出小区办事。因为天黑，吴阿姨当时并没有认出我，我跑上去喊住了吴阿姨，并表达了来意，我跟吴阿姨说：

“我也不知道杨先生是不是已经休息了？不敢贸然打扰，今天是杨先生的生日，本来应该白天联系过来的，但最近遇上一件比较赶时间的征集工作，我给忙忘了，实在不好意思。我很想当面跟杨绛先生说声生日快乐！如果方便，我就耽误几分钟；如果不方便，我就帮您把礼品提到家门口，我不进去，就请您转达我们文学馆人对杨先生的问候。”

吴阿姨看着我大晚上从东三环打车过来，还提着那么重的礼物，跑得满头大汗，她很感动，她并没有埋怨我这样的不期而至和“强行拜访”。吴阿姨带着我来到杨先生家中，杨先生当时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衣正坐在沙发上，吴阿姨走近她大声地介绍着我的来意，杨先生微笑着冲我招招手。我赶忙跑上去，拉着杨先生的手。

看着我大汗淋漓，杨先生微笑着对我说：

“谢谢！谢谢你，这么热的天，还特意跑过来给我过生日。实在过意不去。”

我说：

“能来给您过生日，是我的福气。握着您的手，我也沾沾您这位老神仙的仙气。我代表中国现代文学馆全体同事祝您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现在天热，您多注意身体。今天时间太晚了，我不敢耽误您的休息。今天我的不请自来给您添麻烦了，还请您多包涵。”

杨先生笑着说：

“我很高兴，谢谢你。”

我知道杨先生生活极为规律，老人是最不喜欢别人打乱他们的生物钟的。我赶忙起身，向杨绛先生挥手告别。

遗憾没有签名

我和杨绛先生认识那么多年，我从来没想过买本书请杨先生给签个名或题个字。我总是怕给这位老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现在想来，实在是件憾事。我手中只有与杨先生的几张合影。但这几张合影现在看来也是弥足珍贵了。我记得有一次，2013年1月春节前我陪馆里的领导和室里的两位主任去看望杨绛先生，领导希望我跟杨先生说一下，能否给我们文学馆建馆三十周年题句话。我说我跟吴阿姨说一下吧。我提前跟吴阿姨约好时间，我们先到了，就在楼下等着。不一会儿看见一位不知是哪里的领导坐着奥迪A6也来到楼下，手里提着冬虫夏草，当时那一大盒很贵的，而我们手里只有一大捧玫瑰花，但我相信杨先生更喜欢我们的玫瑰花。约定时间到，我们上楼了，正好这位客人出门离开，我们坐下来之后，馆长因是江苏人，而且在苏州大学攻读的博士，当馆长讲起苏州的风土人情时，杨先生很高，她回忆起自己在苏州的一些往事。谈话中，她总是看着我们副主任计蕾，问她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计蕾主任一一做答，杨绛先生笑着拉着她的手说：

“你跟我年轻的时候长得很像，你知道吗？我很高兴你能来，虽然我不认识你，欢迎你以后常来我家坐坐。”

这时计蕾拿出自己带来的几本书（《洗澡》、《我们仨》、《五七干校》），想请杨先生签个名，留作纪念。杨先生那天兴致很高，可能也是跟我们领导有缘，很高兴地答应了，她拿起笔在每本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馆长这时也想请杨先生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薄上写一句自己最喜欢的话。杨先生很高兴地答应了，她想了想，很快就工工整整地写了一句：

“珍藏文学记忆 杨绛 2013年1月”

写完之后，杨先生谦虚地说：“写的不好，写的不好。”其实老人写得很好。

我坐在吴阿姨旁边，笑着跟她说：

“我认识杨先生那么多年，怎么没想起拿本书让杨先生给签个名呢？下次来，到时请杨先生给签个名。”

吴阿姨高兴的答应了。可惜，之后几次去杨绛老师家，我都忘记了带书去，没想到我再也没这样的机会了。

照相

跟杨绛先生照相并不容易，杨先生不喜欢照相，她总说自己太老了、太丑了。如果未经她许可，有客人照相，杨先生会很不高兴。我记得有一年春节我们去看杨先生，拜访快结束了，我们想跟杨先生合影，我本能地拿出照相机就要照，杨先生倒没有生气，只是坐在沙发上像个孩子似的害羞的捂住了脸，“太丑了，就不要照了吧！”我赶紧说：“杨先生，今天阳光很好，您气色也很好，我们很想跟您合个影，留作纪念。您看好吗？”这时候，吴阿姨也上去帮我们说话。杨先生最后提出她要进屋换一身干净、得体的衣服再照，她身上这衣服不太好。没想到杨先生照相也如此认真，既然要照，就要给合影人留下最美好的样子。直到现在，我还留着这张照片。

两位世纪老人的相遇

在我认识的百岁人中，周有光先生和杨绛先生，是我印象极为深刻的两位老人。他们一位是我国的“汉语拼音之父”，一位是我国著名女作家、翻译家；一个110岁，一个105岁。我一直以为他们早就认识，毕竟他们就生活在同一座城市，而且他们那样长寿，想不见面都应该很难。但我今年年初才知道，两位百岁老人真的在2015年以前从未见过面。我每年去给两位老人祝寿的时候，都会提到对方。我记得每次去给周老过生日，周老总会说：

“上帝一定是把我给遗忘了。”

周老很喜欢跟人聊聊天，我则会把我认识的老作家跟他谈谈，我也常常在他面前谈起杨绛。

每次去看杨绛先生时，杨绛先生则会对我说：“我太老了，耳朵也不灵，记忆力也不行了。”

我则跟杨绛老师说过，“您可不老，您知道吗？在北京城还有比您岁数更大的，周有光先生可是大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生人，您可比他年轻5岁，周老每天像个年轻人上推特呢。”

听到这里，杨绛先生笑着说：“我知道他。”

2015年5月22日，两位老人终于在协和医院完成了“历史性的会面”。二老当时都在协和医院住院，周有光老先生得知杨绛先生也住在同一个医院，而且是同一座楼，便提出想去探望。一开始杨绛先生拒绝，她觉得自己生病，精神状态并不好，不想见人。她觉得等她有更好的状态再去见周老。周老却觉得：

“错过今天，我们也许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在周老的坚持下，保姆将周老推到杨绛先生的病房，杨绛先生见周老坐着轮椅过来看她，一脸羞涩，彼此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久闻大名”。2016年，我曾当面求证过周老，周老笑着默认了此事。

现在，杨绛先生走了，遵照先生遗嘱，丧事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5月27日发出讣告称：钱钟书、杨绛先生家中所藏存珍贵文物字画，已于生前全部无偿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书籍、手稿以及其他财产等，亦均作了安排交待，捐赠国家有关单位，并指定了遗嘱执行人。

杨先生真可谓一奇女子，一切都看得那么淡，赤条条来，赤条条去。

看着桌子上那张与杨先生合影的照片，杨先生笑得那样淡然，那样风轻云淡。

“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找归途。”

现在，杨先生找到了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