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30年代的上海充分表现了中国的现代性甚至未来性，同时也呈现出 “东方的巴黎”“冒险家的乐园”等驳杂性。海派文学也因此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并突出体现为“文学生产与流通一体化”的文学图景。本书源于一次作家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的文学史写作，试图借助文学广告这一盏聚光灯，重新照亮一些文学史空间，从文学原生形态的意义上展示1930年代的海派文学风景。正如作者所言，一种新的文学史观照视角仿若一个探照灯，可以重新照亮历史的某些晦暗的角隅，进而展现一些新的文学风景。

丰子恺的散文集《车厢社会》作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于1935年出版，堪称沪上出版界当年值得一书的收获。而同年7月的《人间世》上刊载的《车厢社会》的广告则更称得上别致，“消夏新书”四个字，言简意赅，却引人瞩目，既体现出“良友”的文学趣味，也吻合于《人间世》的办刊风格。

消夏的方式在1930年代的上海可能花样繁多。在这本《车厢社会》付梓的同时，丰子恺还写了一篇《纳凉闲话》，三个都市中人从一句“天气真热”引发的天马行空的闲谈，似乎才是最好的消夏方式。但是在炎炎盛夏，打出“消夏新书”的招牌，则可能格外会吸引那些暑热难当的读者。把读书作为消夏的方式，既新颖别致，又不费什么钱，可能比起从旅游杂志上获取关于莫干山的消夏广告进而去旅游避暑更轻而易举。而且绝大部分都市人是不大可能去莫干山消夏的，更可行的消夏方式是读读充满丰子恺式的趣味的小品。比起鲁迅的金刚怒目式的杂文读了更加郁热难当，显然丰子恺的小品文更适于“消夏”。丰子恺的散文，传承的是五四闲话风的小品文的精髓，在1930年代更是渐入佳境。在1934年作为“小品年”的文学气候中，《车厢社会》得到出版界乃至读者的格外青睐，是很自然的。而以聆听丰子恺闲话的方式祛暑，也算得上是一种格外有品味的消夏方式吧？

如果带着消夏的目的在酷暑中翻开这本书，读者多半会首先翻看集子的最末一篇《半篇莫干山游记》。莫干山以竹、泉、云和清、绿、冰、静著称，素享“清凉世界”的美誉，与北戴河、庐山、鸡公山并称为四大避暑胜地。1927年，蒋介石和宋美龄在杭州西子湖畔举行结婚仪式之后曾拟上莫干山度蜜月。现代诸多文人雅士也都在此山留过踪影，郁达夫1917年即有诗咏莫干山：

田庄来作客，本意为逃名。山静溪声急，风斜鸟步轻。路从岩背转，人在树梢行。坐卧幽篁里，恬然动远情。

如果说，郁达夫是为“逃名”而作客莫干山（尽管作诗时的作者还没有后来那么大的名气），丰子恺则缺少类似郁达夫的这种名人的自觉，是现代史上最具有平民气质的文学家和艺术家。1930年代中期的丰子恺，早已脱离世外桃源一般的白马湖生涯，阔大了对人间社会的观察视野，尤其对底层社会保持着关注，这种关注，不同于“五四”时期的相当一部分启蒙者，没有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而把自己也视为普通人的一员。正如在《半篇莫干山游记》中作者写的那样：“据我在故乡所见，农人、工人之家，除了衣食住的起码设备以外，极少有赘余的东西。我们一乡之中，这样的人家占大多数。我们一国之中，这样的乡镇又占大多数。我们是在大多数简陋生活的人中度着噜苏生活的人；享用了这些噜苏的供给的人，对于世间有什么相当的贡献呢？我们这国家的基础，还是建设在大多数简陋生活的工农上面的。”而《半篇莫干山游记》也与旅游消夏的动机相去甚远，实际上恰恰相反，游记号称“半篇”，写的只是作者去莫干山途中所乘长途汽车因“螺旋钉落脱”而长时间抛锚于“无边的绿野中间的一条黄沙路上”的情景。作者虽“本想写一篇‘莫干山游记’，然而回想起来，觉得只有去时途中的一段可以记述，就在题目上加了‘半篇’两字”。文章记录的并非莫干山的清凉，仍是抛锚路上的所见所感。

如果说对都市里的读者来说，欣赏丰子恺的《半篇莫干山游记》这类游记也算消夏的话，实有如酷暑中吃麻辣火锅，在汗如雨下中觅得清凉。而如《半篇莫干山游记》这类散文的精髓实在于为酷暑中的都市人提供一种心境或关于另一种生活方式的颖悟，恰如丰子恺早期的散文《山水间的生活》中所写：

我曾经住过上海，觉得上海住家，邻人都是不相往来，而且敌视的。我也曾做过上海的学校教师，觉得上海的繁华与文明，能使聪明的明白人得到暗示和觉悟，而使悟力薄弱的人收到很恶的影响。我觉得上海虽热闹，实在寂寞，山中虽冷静，实在热闹，不觉得寂寞。就是上海是骚扰的寂寞，山中是清静的热闹。

心静自然凉，丰子恺所谓的聪明的读者自能从《半篇莫干山游记》中获得关于如何才能“消夏”的“暗示和觉悟”：

我和Z先生原是来玩玩的，万事随缘，一向不觉得惘怅。我们望见两个时髦的都会之客走到路边的朴陋的茅屋边，映成强烈的对照，便也走到茅屋旁边去参观。Z先生的话又来了：“这也是缘！这也是缘！不然，我们哪得参观这些茅屋的机会呢？”

《半篇莫干山游记》在呈现作者“万事随缘”的生活态度的同时，更值得读者瞩目的是丰子恺观察社会的作为艺术家的自觉意识以及作为艺术家的观察方式。这种艺术家的方式尤其表现在丰子恺的散文名篇《车厢社会》中，作者提供着自己对车厢里的人间百态的洞察，角度既独特，看法也就因此别致，透露着一个时时留意人生世态的艺术家才具有的眼光。文章追溯了作者本人坐火车的三个阶段：从“新奇而有趣”到“讨厌”，继而“心境一变”，乘车“又变成了乐事”。 “最初乘火车欢喜看景物，后来埋头看书，最后又不看书而欢喜看景物了。”第三个阶段与其说是看景物，不如说是看“车厢社会”，看众生百态，品味“车厢社会里的琐碎的事”，车厢社会展现的是更加饶有意味的“风景”：“凡人间社会里所有的现状，在车厢社会中都有其缩图。故我们乘火车不必看书，但把车厢看作人间世的模型，足够消遣了。”

这本貌似可用来“消夏”的散文集其实提供的正是足供读者“消遣”的“人间世的模型”。消夏理念虽然是出版社的一种聪明的营销策略，但是，丰子恺的这本包含着“人间世的模型”的散文集中所呈现的，却不尽是莫干山般的清凉世界，而有相当一部分文字内敛着火气与燠热，很难说适合于消夏。在林语堂主张“闲适”散文观的时代，丰子恺的小品文，或许不尽符合论语派的理想。譬如在《肉腿》一篇中，作者展现出的是一幅故乡农人踏水的壮观场景，作者称之为“天地间的一种伟观，这是人与自然的剧战”：

从石门湾到崇德之间，十八里运河的两岸，密接地排列着无数的水车。无数仅穿着一条短裤的农人，正在那里踏水。我的船在其间行进，好像阅兵式里的将军。船主人说，前天有人数过，两岸的水车共计七百五十六架。连日大晴大热，今天水车架数恐又增加了。我设想从天中望下来，这一段运河大约像一条蜈蚣，数百只脚都在那里动。我下船的时候心情的郁郁，到这时候忽然变成了惊奇。这是天地间的一种伟观，这是人与自然的剧战。火一般的太阳赫赫地照着，猛烈地在那里吸收地面上所有的水；浅浅的河水懒洋洋地躺着，被太阳越晒越浅。两岸数千百个踏水的人，尽量地使用两腿的力量，在那里同太阳争夺这一些水。太阳升得越高，他们踏得越快，“洛洛洛洛……”响个不绝。后来终于戛然停止，人都疲乏而休息了；然而太阳似乎并不疲倦，不须休息；在静肃的时候，炎威更加猛烈了。

作者继而发挥道：“这次显然是人与自然剧烈的抗争。不抗争而活是羞耻的，不抗争而死是怯弱的；抗争而活是光荣的，抗争而死也是甘心的。”这种农人 “与自然的剧战”的场面以及内在的抗争精神恐怕是不十分吻合“消夏”精神的。《劳者自歌》则设身处地地站在劳动者和农人的立场看待问题，甚至作者把自己也同样看做一个“劳者”。这种“劳者”意识可以催生一种真正的平等主义的立场，使丰子恺的《车厢社会》中由此蕴含着都市人的自我审思的精神。这种自省精神才是在酷暑给都市人的头脑和身体降温的最好方式。

（《1930年代的沪上文学风景》吴晓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