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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王韬在上海创办了木刻活字印书局，名曰 “弢园书局”。让人感到疑惑的是，作为晚清著名思想家和改良派的代表人物，王韬何以又走上传统木刻活字的道路？他有着丰富的阅历，曾长期与传教士共事，深受西式印刷技术的熏陶；他曾主持中华印务总局和《循环日报》，也非常清楚传统木刻活字和铸造活字两者的优劣；而且，当时石印和铸造活字印刷都已经在上海发展起来，作为全国的印刷中心，上海是最早采用铅字也是最早采用蒸汽机印刷的地方。那么，王韬为何要制造木刻活字，而不是向中华印务总局或就近向美华书馆购买活字？这其中，或许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与当时“印书谋利者纷然”的现象不同的是，王韬创办书局并非为了谋利，而主要是为了方便刊印自己和文人故友的著作；而刊印这些著作的目的，则是为了表彰自我之成就，以便留名后世。

王韬晚年对生命的体悟殊为惨痛深刻，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言明了创办弢园书局的用心所在：“弟于一切诗词古文，信笔立书，不假焦思苦虑。兹之刻书，非必欲传世，亦使世间知有我之一人，庶不空生此世界中六七十年耳。”（《王韬致谢绥之函》）

弢园书局成立后不久，即“排印书籍五种”，包括王韬本人的著作如 《重订普法战纪》《西学辑存六种》《春秋朔闰日至考》等。此后，还刊印了老友许起的《珊瑚舌雕谈初笔》，校刊了蒋敦复的《啸古堂诗集》等。另外，书局还陆续刊印过一些科技文化方面的书籍。

弢园书局所刊刻的书籍，除了一部分用于售卖外，大部分都用于赠送或者换书。由于书局的运营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因此，很快就难以为继，王韬只能到处向人求助经费。

也是由于经费不足，王韬曾于1890年刊布一篇《弢园醵资刻书启》，呼吁热心人士认购弢园书局的股单，协助他完成刻印著作的筹划。启中历述他已完成的著作有36种，当时已出版者只有12种。后来未见王韬《皇清经解校勘记》和《国朝经籍志》等书如计出版，必是因为经费的筹措没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之故。

王韬生活的年代，正经历着“数千年未有之巨变”，西式活字东渐，与传统木刻、照相石印一起相互竞逐图书市场。尽管照相石印倏然兴起也随即衰落，西式活字则不断扩大市场范围，最终得以超越并取代木刻，成为20世纪中文印刷的主流技术。但在西式印刷和传统木刻竞争的过程中，势必会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而王韬的弢园书局，或许恰恰是这一竞争过程的一个缩影。

王韬选择木刻活字的首要原因，应该是铸造活字的成本较为高昂。铸造活字传入我国时，大多是传教士所采用，为日既久，中国人才继起仿制。王韬曾在墨海书馆工作，1862年又赴英华书院参观，对西式活字的了解必定相当深刻。从中国台湾学者苏精对西式活字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作为中国第一家铸造西式中文活字的印刷所英华书院，面临的诸多困难中首当其冲的就是铸字。铸造几万个汉字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传教士台约儿铸字时认为一副活字应该包含3232个汉字，然而，在10年中，台约儿只铸了1540字，还不到半数。由此可见铸字的不易（《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相比之下，木活字则原料易得，易于雕刻，成本低廉，王韬自然会首选木活字印书。

王韬选择木刻活字的第二个原因，是铸造活字往往大小不全，同一个字又不多。与英文的以字母组词不同，中国的汉字，在同一本书中常会出现很多次同一个字，以至于很难用有限的铸造活字来印一本完整的书。因此，即使采用了铸造活字印书，也常常不得不在紧急情况下以木刻活字匆促添刻其中所缺的某些字。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当时正式书籍的印刷不少仍依赖于木刻。

王韬选择木刻活字的原因之三，是西式活字的字形未必能满足王韬的要求。中国木刻图书一向注重字形的美观，但是传教士所铸造的西式活字往往在字形的美观上有所欠缺，未必能让王韬这样的传统士人满意。马礼逊、米怜等先来的传教士都感受到汉字字形的重要性，后来因顾虑篇幅太大及成本太高，才不再追求美观。至英华书院时期，尽管其印刷优良已经是公认的事，但在字形上与中国传统木刻终究还有所区别。

王韬选择木刻活字原因之四，是木刻在当时仍有其相当的便利性。尽管王韬目睹过众多以西式活字印刷的书籍，如《遐迩贯珍》和墨海书馆印的《六合丛谈》两种，都是以英华书院的活字印刷。但是，即使是伦敦会的传教士，若是遇到没有印刷机、活字和油墨在手的情况，便也只能使用木刻。例如1862年麦嘉湖在上海创刊的 《中外杂志》月刊，以及1865年湛约翰等人在广州创刊的《中外新闻七日录》周刊等，都是木刻印刷。

王韬选择木刻活字的原因之五，是因为王韬心中仍对中国传统的印刷技术“心有戚戚”，“而木刻一线之延，亦由于此”（《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二编）。虽然他秉持着“西学为用”的观念，但其前提却是“中学为本”，他的骨子里仍存着抹之不去的保守观念。

王韬选择木刻活字的原因之六，或许是对自己“卖身事夷”“托迹侏离”一直耿耿于怀，至晚年依旧希望“再持玉节腾花骢”（《王韬诗集》）。从王韬的书信和日记中，已经有显著的证据证明，他是后悔自己为洋人工作的，指称那是“失节”的行为，是“非分之求”（《王韬日记》）。在西式印刷即将蔚然成风之际，王韬或许还想通过复兴传统木刻来“挽狂澜于既倒”。

1860年以后，已经不断有中国人认同和接受西式印刷方法。从技术上衡量，这一时期传教士已经能够以价廉工省的先进电镀技术大量复制活字，使得西式活字具备了同传统木刻竞争的生产条件；更重要的是，西式活字引起了一些官员和士绅的注意，如郭嵩焘及其儿子、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洪仁玕、上海道台丁日昌等。

但西式活字徂东之旅断不可能一帆风顺，要长期习惯于木刻的中国人改用西方印刷技术而没有波折跌宕，恐怕是一种过分的期待。王韬这样的先进士人尚且不能在西潮东渐的大背景下顺时而动，正是一个生动的例证。正因如此，西式印刷直到19世纪结束前才被中国人普遍接受，并取代木刻成为中文印刷的主流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