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以萧红为比照的丁玲

来源:《南方文坛》 | 李美皆  2018年08月08日08:33

1936年6—9月,丁玲正努力从南京国民党特务的软禁中逃出,两度到上海,但与萧军、萧红在上海未曾相遇过。1936年7月,萧红因与萧军感情上出现裂痕,离开上海去日本疗伤。丁玲1936年11月到达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是第一个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著名作家,受到高规格的欢迎。她提议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简称文协),并担任主任,是当时苏区文学界地位最高的作家。1937年1月,中央机关迁到延安,丁玲也随之到延安。同月,萧红从日本回国,与萧军关系略有好转。1937年春天,丁玲从前线调回延安,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成立,丁玲担任主任(有的称团长)兼党支部书记。1937年9月,萧红和萧军等撤往武汉,在武汉形成一个很有影响的东北作家群。同月,丁玲率领西战团出发去山西,在山西做抗日宣传工作五个月。1938年2月,萧红、萧军和端木蕻良等由武汉来到山西临汾的民族大学任教。二萧与丁玲相识于战争中的临汾。

丁玲当时三十四岁,比萧红大七岁,比萧军大三岁。丁玲1927年一发小说就是头条,一举成名,而二萧是1935年成名的。1934年萧红和萧军的合集《跋涉》出版时,一篇署名小倩的评论文章《哈尔滨文坛拾零》中写:假如我们拿作者和已成名的文学家来比拟,我想悄吟真有些像丁玲呢!——这也是关于萧红最早的评论。所以,二萧对于丁玲可以说是“久仰”了,这是一次让他们兴奋的相见。萧军对于丁玲尤其仰慕,不仅因为她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名作家,更因为她是一位大气的革命者,领导着一个西战团,健康向上,充满力量。西战团隶属于十八集团军,是半军事化组织,基本实行军事化管理,对行伍出身的萧军具有天然的吸引力。萧军是热切向往革命的勇士与力士,对于丁玲身上的光和热,自然感受更为强烈。萧军和丁玲都是向光性极强的人,很容易被点燃和照亮。从萧军1938年8月开始写、1939年3月完成的纪实作品《侧面》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化身为“段女士”的丁玲的仰慕。萧红从来只是文小姐,而丁玲是“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有强力的女性更能令萧军服膺。

3月,临汾形势紧张,民族大学师生撤退,二萧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产生分歧。萧军认为自己不仅是一个拿笔的人,更是一介武夫,国难当头,更应去拿枪,尽匹夫之力。萧红主张各尽所能,作家应该守住作家的岗位。萧军一直是有英雄情结的,何况当时火热的抗日氛围裹挟着他,激荡着他,使他无法后退。就算逞一时之勇,他也要逞过了,心头那团火才能熄灭。而且,这也是萧军长期的夙愿,不要忘了,1935年萧红和萧军笔名的由来:小小红军。

萧红以为丁玲能够帮助她说服萧军跟随民族大学撤退,但她失望了。无论年龄资历还是当时所处的位置,丁玲的站位都比萧红高,比萧红有权威,所以,丁玲的意见对于萧军会更有效力。丁玲虽然劝他听萧红的,但同时也能理解他,因为丁玲刚到苏区时也是向毛泽东提出:当红军,看打仗!她也是先过足了红军瘾的。

神经质、稚嫩、软弱,这是丁玲解读萧红的关键词。萧红确实不如丁玲和萧军爽气,看她在旅日期间的信中反复叮咛萧军买一个枕头,就可以知道那种小女人的琐碎令萧军多么不耐烦,这也婉曲地折射出二萧分开的缘由之一。从源头上说,二萧不是一类人,而丁玲和萧军却是一类人,他们都是有粗壮灵魂的人。萧军曾表示:“我爱的是史湘云和尤三姐那样的人,不爱林黛玉、妙玉或薛宝钗。”

丁玲与萧红之不同,更重要的在于:丁玲经历了战争的历练,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与萧红相似的丁玲了,她早已超越了文艺女性的层面。此时的萧红与丁玲,成了两种女性的原型,简单地说,是“文小姐”与“武将军”的原型。“丁玲”无法回转身去变成“萧红”,“萧红”也无法向前一步变成“丁玲”。

胡风夫人梅志写到萧红对于丁玲的感觉:“解放的思想和生活,她表示了吃惊和不习惯。”是的,萧红当然“吃惊和不习惯”。就算一直向往苏区的丁玲,刚来时也有一点不习惯,但经过一年多摸爬滚打的历练,她已经融入那种生活了。但丁玲身上那种为萧红所“吃惊和不习惯”的,却恰恰是萧军所喜欢和欣赏的。

丁玲曾说自己作萧军的政治指导员,说明她很有把握驾驭萧军,萧军也情愿为她所驾驭,而这是萧红办不到的。丁玲与萧军这两个充满生命野性的人,简直就像《呼啸山庄》中的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是天生匹配的灵魂伴侣。萧红一定感觉到了:萧军跟丁玲更默契。这么短的时间,他们之间的默契程度就超过了自己跟萧军的六年,那简直是一种同类之间的相认。萧军不听萧红的,却听丁玲的。他们性格相同,理想志趣相通,尤其当时萧军对于革命女性充满神往。在丁玲和萧军面前,萧红是压抑的。作为女性,此情此境,萧红不可能真心喜欢丁玲,这是可以理解的。

萧军对丁玲确实非常尊敬与信任,但这不代表有私情,萧军与丁玲此时当无超越友谊层面的男女私情,只是好感而已。萧军的不忠对于二萧婚姻的妨害,应该不包括萧军对于丁玲的欣赏这一点。固然,萧军对丁玲无所顾忌的欣赏会引起萧红对丁玲的隔阂,也可能使丁玲很受用,但基本上,丁玲是无辜的。丁玲对萧军也有好感,但不会大于萧军对她的好感。好感是不越界的。

丁玲比萧红大七岁,她在萧红面前自然会有个做姐姐的样子,绝不会让萧红感觉受欺负。萧红没有写过丁玲,但在临终前向陪护她的骆宾基多次谈到丁玲,骆宾基的《萧红小传》中转述了萧红见到丁玲的感受:“丁玲有些英雄的气魄,然而她那笑,那明朗的眼睛,仍然是一个女子的柔和。”骆宾基向萧红说起冯雪峰未完成的长征小说《卢代之死》,萧红表示,胜利之后邀朋友们一同去采访和续写,她第一个想邀请的就是丁玲。

从女性情感本能出发,萧红反感丁玲几乎是必然的。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的妻子池田幸子说,萧红从西安回到武汉以后,她询问过萧红为什么没有去延安,萧红答道:“再也受不了同丁玲在一起。”固然存在性格差异,固然纤细的萧红难以认同丁玲的粗糙,但二萧与丁玲的微妙感情因素所起的间离作用,也是不言自明的。

后来,丁玲与萧军都去了延安,萧红去了香港。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在延安的白朗期待着萧红的到来,她相信萧红脱险后一定会奔赴延安与他们会合的。但萧红那时已病入膏肓。1942年1月22日,三十一岁的萧红于香港去世。恰逢香港沦陷,萧红的死显得格外凄怆。萧红的命运,竟被萧军不幸言中。临终,她写下:“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好朋友胡风的夫人梅志分析:“不甘”,是的,她还只活到三十一岁呀!但要说“尽遭白眼冷遇”,那是有点夸大的感伤!其实在旧社会有谁能如她一样幸运,二十岁出头,挟着一本《生死场》原稿来到上海,就得到了鲁迅先生和许多朋友们的赞扬和爱护。在创作方面,在对她个人的接待方面,我想当时谁也没有给她白眼和冷遇。我似乎没有见到过一篇批评她的文章。萧红研究专家章海宁也说:如果没有鲁迅,萧红能否被上海文学界接纳尚未可知。所以,“白眼冷遇”,也许是萧红的敏感所致,与沦陷中病重的遭际也有很大关系,所谓乱离人不如太平犬。看看张爱玲写香港陷落的《烬余录》中的极度冷漠,就可以想象萧红当时能得到什么样的对待,尽管文化界的朋友们已是尽力在帮她。客观上说,萧红青春期流离失所的生活以及窘困的生产,使她的身体元气大伤;又加上抽烟喝酒的生活习性,辗转流徙的生活状态,使她孱弱的体质不得舒缓,导致最终的短命。

萧红病重和去世时,萧军和丁玲在干什么呢?

萧军正以作家俱乐部为据点,活跃在1941年前后快活繁荣的延安文艺界。这也是1942年2月整风运动前最后的放恣飞扬了。萧军和丁玲短暂的亲密关系业已结束,彼此都有点受伤感,所以,1941年的前期,萧军还偶尔想起萧红的好。

在延安,丁玲和萧军性情投合,在文艺观上也有共同语言,但在政治立场上,则有差异甚至鸿沟,这是他们亲密关系走向终结的重要原因。丁玲是党员,萧军不是。萧军总觉得“他们党内要自己团结”,自己有被排斥的感觉。萧军谴责丁玲对她的同志护短和不客观,丁玲则觉得自己在萧军与组织和同志之间受夹板气。萧军在延安感到失落时,就想起了萧红,因为萧红理解他。萧军对丁玲不满时,就想起了萧红的好,因为丁玲抑制他,萧红鼓励他;丁玲有党性,萧红无党性。相比于临汾时,萧军对丁玲与萧红的评价来了一个翻转。人是很容易受制于一时之现实与幻象的。如果说丁玲与萧红代表了两种取向,那么,萧军在临汾时想要的是“丁玲”,那时丁玲是一个幻象,萧红是一个现实;而现在,萧军想要的是一个“萧红”,萧红就是一个幻象,而丁玲则是一个现实了。其实,延安在从前的萧军心目中,何尝不是一个幻象。

丁玲在悼念萧红的《风雨中忆萧红》中写:我们分手后,就没有通过一封信。端木曾来过几次信,在最后的一封信上(香港失陷约一星期前收到)告诉我,萧红因病始由皇后医院迁出。不知为什么我就有一种预感,觉得有种可怕的东西会来似的。有一次我同白朗说:“萧红决不会长寿的。”——丁玲与萧军的预感居然是一样的。

萧军晚年说:临终之前,她曾说过这样的话:“假如萧军得知我在这里,他会把我拯救出去的……”但是,即使我得知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那时她在香港,我却在延安……这样说的萧军,实在是心怀恻隐的,他在延安从胡风和舒群那里所了解的,都是萧红生命的末期在香港过得很惨,端木蕻良对她不好。虽然萧军的确曾粗暴地对待过萧红,但在生命见底之时,萧军的手,还是萧红最想抓住的、也最寄望能打捞她的那只手。但萧军对于她来说,已成了回不去的故乡。

由于战争的隔绝,萧红的死讯几个月后才传到延安。1942年4月8日,萧军日记写:“下午听萧红死了的消息。芬哭了。”萧军没写自己哭,有人就断定萧军没哭,并据此责怪萧军的冷血无情。事实上,4月10日的日记中,萧军贴了4月8日关于萧红去世的报道,以及4月9日在报道下面写的两行字:师我者死了!知我者死了!——“师我者”指鲁迅,“知我者”指萧红。萧军这种无觅“知我者”的寂寞,在他跟丁玲产生分歧时就已经产生了。萧红也成了萧军回不去的精神故乡。整风运动之后的萧军,这种感觉会更强烈。

萧军4月13日的日记中写到,舒群热心为萧红出追悼特辑。

我却很冷淡,我已经轻视这类的热情!

群是并不懂得我的心!其实他们一时感情激动,流几滴泪,很快就过去了,长久伤痛的还是我……

4月13日的日记中还写到丁玲,萧军说:

她现在是无中心的时候:在她前面正摆着三条前途黯淡的路,政治,文学,个人生活。就是一个男人到这时都要够受的。她暂时应该沉默。

萧军对于丁玲是有些低估的,丁玲写于4月25日的《风雨中忆萧红》显示,她没有萧军以为的那么软弱和黯淡。

1942年5月1日,也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前一日,延安文艺界举行萧红追悼会,主持追悼会的是丁玲,萧军在会上做主要发言。历史的安排是多么戏剧性!

更在历史的舞台上悲怆地噎住的是丁玲。

3月31日,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刚刚挨了批评,4月8日,就传来萧红去世的消息,4月25日,文艺座谈会召开一周前,丁玲写了《风雨中忆萧红》。她写作时的心境可想而知。

她首先借自然的风雨抒发了自己身处“絮聒”中的苦闷压抑,以及冲破这苦闷压抑的不屈的愿力:“背负着宇宙的时代所给予的创伤,毫不动摇地存在着,存在便是一种大声疾呼,便是一种骄傲,便是给絮聒以回答。”之后,着落于自己情绪的地面:“然而我决不会麻木的,我的头成天膨胀着要爆炸,它装得太多,需要呕吐。”她内心当下的现实是:“身体内有东西在冲撞。”现实的东西是不好直抒胸臆的,紧接着她荡开一笔,说起天涯的故人:“那些死去的或是正受着难的。”她写冯雪峰和瞿秋白,都是她所尊敬的友人。她写他们的可敬,也写他们的委屈,由可敬者的委屈,自然就延伸到造成他们委屈的一切,这样,就与她自己的委屈打通了。这时候,她才写到萧红。这篇忆萧红的文章,是在行文将到五分之二处才写到萧红的,可见,她是多么迫切地要去浇自己的块垒,她似乎终于等到了一个合适的宣泄口。

萧红其实没有受到多大的逼迫,但丁玲要借她以及胡风这样的同志,来说出某种逼迫:“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这批人逼到什么地步才算够?猫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娱乐自己的得意。这种残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恶毒,更需要毁灭的。”丁玲写的是自己的处境;她的历史问题被审查,她的《“三八节”有感》被批判。

丁玲写道:“时代已经非复少年时代了,谁还有悠闲的心情在闷人的风雨中煮酒烹茶与琴诗为侣呢?或者是温习着一些细腻的情致,重读着那些曾经被迷醉过被感动过的小说,或者低徊冥思那些天涯的故人?流着一点温柔的泪,那些天真、那些纯洁、那些无疵的赤子之心,那些轻微的感伤,那些精神上的享受都飞逝了,早已飞逝得找不到影子了。这个飞逝得很好,但现在是什么呢?”——这是否表达了自己对于告别“文小姐”时代而跨越到“武将军”时代的怀疑呢?但她又决然不允许自己怀疑。而萧红,无疑是她的“文小姐”时代的同类,当她去伤感一个时代的消逝时,当她在异类之中感觉到不适时,自然会倍感同类之间的贴心之珍贵,也痛感到遍扫宇内同类之寥寥。“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这一个萧红,就是丁玲作为“文小姐”的旧日自己,所唤起的,也就是对旧我的亲切感。“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她从没有一句话是失去了自己的,因为我们实在都太真实,太爱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像这样的能无妨嫌、无拘束、不须警惕着谈话的对手是太少了啊!”这种感受与丁玲当时的处境联系起来,正好映衬出她在人人自危环境中的不得不世故的悲哀心态。

“我们都很亲切,彼此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孤僻的性格。我们尽情地在一块儿唱歌,每夜谈到很晚才睡觉。当然我们之中在思想上,在感情上,在性格上都不是没有差异,然而彼此都能理解,并不会因为不同意见或不同嗜好而争吵,而揶揄。接着是她随同我们一道去西安,我们在西安住完了一个春天。我们痛饮过,我们也同度过风雨之夕,我们也互相倾诉。然而现在想来,我们谈得是多么地少啊!我们似乎从没有一次谈到过自己,尤其是我。”在临汾和西安时,因为萧军对丁玲的好感,以及丁玲并不反感这种好感,又加上丁玲已经比萧红多了一些历练,她对萧红就是有保留的。萧红对她,虽然也有一点微妙的隔阂,却是无保留的,毕竟丁玲比萧红大七岁,一般妹妹对姐姐,会更敞开一些。虽然如此,丁玲对萧红的感情无疑是深切而善意的,她笔下的萧红形象也是透明而真挚的。正如丁玲所写:我们又实在觉得是很亲近的。但因为背后有萧军牵扯出来的感情丝缕,尤其在丁玲继萧红之后又跟萧军有过感情纠葛,她们成了同一个男人生命中的女人,所以,丁玲对已逝的萧红的怀念,就不是一个女作家怀念另一个女作家那么简单了。丁玲对萧红,萧军对萧红,姿态大致是一样的:有悲悯怜惜,但没有崇敬。可以想见,因为某种微妙的关系,丁玲写这篇文章时得有多么费心拿捏,但丁玲拿捏到了满分。甚至超出了满分,因为她还浇透了自己的块垒,那些借怀念萧红而发出的弦外之音,实在是带有更多内心震颤的。

“那时候我很希望她能来延安,平静地住一时期之后而致全力于著作。抗战开始后,短时期的劳累奔波似乎使她感到不知在什么地方能安排生活。她或许比我适于幽美平静。延安虽不够作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计之处,然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并且这里有一种朝气,或者会使她能更健康些。但萧红却南去了。至今我还很后悔那时我对于她生活方式所参与的意见是太少了……”丁玲的这一段话,高度浓缩了她和萧红在道路选择上的差异,这是后人论述她俩时,必然着重的一个点。

1938年的延安,是一座青春之城,那里的朝气与大气,或许真的会使萧红健康硬朗一些。就当时而言,丁玲给出萧红这一建议是没有错的。或许,萧红在延安就不至于丧失生命。那么,对于一个后来丧失了生命的萧红来说,丁玲认为当初那个可能使她葆有生命的选择是更好的,所以,后悔没有力劝她来延安,这是讲得通的。

至于说,丁玲在那样的环境里都很苦闷压抑,萧军都无法见容于延安,何况萧红呢?这是另一个问题。

每个人的道路选择,其实已经由其成长历程和人生际遇所决定,就像一个箭头,尽管是在某一个点上出现,但箭头所示的方向,却早已注定。萧红看似脆弱,却有自己的执着,正如她自己所说,“在紧要的地方,我懂。”汉娜·阿伦特说:我从未爱过任何集体,我只爱人。这话好像也是为萧红说的。萧红只是要完成一个作家的纯粹使命,她不会去做战士,哪怕是“文艺战士”,她不会为某个集体的意志而写作,所以,不管丁玲怎样努力,她的“意见”都是不会改变萧红的,连萧军都没有改变她,丁玲更不可能。其他的朋友,比如舒群,也一样改变不了她。1938年,舒群在武汉编《战地》,萧红心情苦闷,经常到他那里去疏解。“往往是一到舒群的住所,就把鞋子使劲一甩,便百无顾忌地躺倒在舒群的床上,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发呆,每次去,舒群都劝她去延安。为此,两个人整整争吵了一天。”(史建国、王科编著:《舒群年谱》)

萧军这个曾经试图把萧红拉到自己道上的人,一旦到了那条道上,不也感念起萧红对他的理解了吗?他是不是后悔没有做出萧红那样的选择?不,如果让丁玲和萧军再来一次选择,结果可能还是一样的,萧军数次扬言要离开延安,不是终究没有离开吗?为萧红与革命擦肩而过感到遗憾的人,其实也不必遗憾,擦肩不说明问题,再擦肩一百次,结果可能还是一样。有时候,“差一点”并非表示量变,而是表示质变。

丁玲自身都觉得不适,还想让萧红来,这不是矛盾和分裂吗?可是,人不就是活在矛盾中的吗?分裂,不也是人生不能拒绝的状态之一种吗?萧红做出了另外的选择,就不会有矛盾和分裂吗?如果没有,她就不必到舒群那里去疏解苦闷了。人永远找不出只有一面的硬币,试图找出一面硬币的做法,本身就是违背生活辩证法的。

丁玲1939年写的《我怎样来陕北的》一文中,明显见出她对于红色陕北的感受是多么新鲜,感情是多么热切,闪烁着理想的光芒。她的《到前线去》《彭德怀速写》《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等战地散文,也出于同样的情感,有着同样的质地。然而,深入现实后,她产生了困惑,开始反思,她的《我们需要杂文时代》《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夜》,都有对阴暗面的思考与批判。与丁玲同时,萧红是写出了《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马伯乐》等作品。你能说,萧红这些作品都是不可或缺,而丁玲这些作品就是可有可无的吗?如果真是可有可无,就不至于引起1940年代在延安、1950年代在北京对她的批判了。

丁玲既可以写出《莎菲女士的日记》那样的作品,也可以写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样的作品;既可以有《不算情书》那样的恋爱,也可以为儿女做棉鞋尽母亲之职。丁玲把个性主义、女性主义与集体主义融于一身,活出了几种不同的人生的总和。她比萧红的可塑性强得多。丁玲可以写出萧红《呼兰河传》那样的作品,萧红却未必写得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样的作品,从这一点上说,丁玲比萧红适合延安。

由于丁玲晚年留给文坛的“左”的印象,以及新时期以来文学去政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无论从道路选择还是文学创作来衡量,肯定萧红否定丁玲,几乎成了文学领域的一种“政治正确”。丁玲最大限度地拥抱了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她因此成了时代的化石。萧红保持了与时代的距离,她因此没有被时代所塑形。历史无法更改,时代已然存在,我们能说,历史不需要见证,时代的化石是毫无价值的吗?也许,历史越远去,丁玲越会显示出她的意义,她的存在,将会产生超出文学史的意义。她完成了知识分子与时代的相互渗透与见证,她是知识分子与时代结合的一个极具考察价值的标本。她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精彩的作品。她的道路选择和人生走向,就是一种动态的创作。

与萧军一样,丁玲也不承认萧红的伟大。萧军与丁玲都是努力把自己汇入某一种伟大与深广的人,在这一点上,他们不会引萧红为同道,而看她是“拘泥于个体的褊狭”。不管这是不是某种有偏差的理想主义,他们都是这样去追求的,不仅为自己,而且为死去和未死的朋友们,因为这是他们的理想所系,这是他们的“真理”明灯。所以,尽管艰难,还是要向前。革命是没有退路的,她明白。屠格涅夫的《门槛》当中的圣徒就是这样的,不知道殉道的结果是什么,仍然选择殉道。即便终将证明是无谓的牺牲,这种悲剧的意义,也是圣徒的可敬之所在。

如一只鸟儿,在低气压之中仍昂首奋力鸣叫,倔强的丁玲终未气馁,从彷徨无地的暂时迷失中走出。丁玲忆萧红,强调的是“风雨中”。而结尾处,风雨已停,月亮浮上,明天将晴,我会安然睡去。要有多大的内心力量,才能从低抑中昂扬起来!这种写作,需要的绝不仅仅是才华,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力量。

《风雨中忆萧红》,行文冷峻,有力透纸背的美感;表达曲折又到位,从不无女性特色的执拗任性的抗诉,到终于透明的感奋,都语意饱满地传递出来了。现在有太多人拿萧红来否定丁玲,但是,单看丁玲这篇怀念萧红的文章,就足见丁玲的笔力并不在萧红之下,两千六百字,浓缩了太多精神讯息,以至于研究者分析它时,几乎都要整段地引用,而很难略掉什么。

鲁迅曾经说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电影《黄金时代》的导演许鞍华,最初想拍的是萧红和丁玲的故事,由于丁玲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后来改变了初衷。可见,丁玲与萧红,是在20世纪女作家中自然纠葛到一起的两位,对于她们的比较研究注定不能回避。与同一个男人萧军的关系,更使她们的比较研究别有意味。女性与女性,免不了对比,不管多么不喜欢对比。一个命运多舛逝于华年,一个饱经沧桑寿终正寝,又与同一个男人有着深浅不同的关系,把她们放在一起比,真的具有某种残酷性。但终究还是比了。比的不光是她们自己,她们的个性与情感,她们各自道路选择的代表性,还有她们与时代的交互,以及她们对于时代的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