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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义废名

来源:北京青年报 | 遆存磊  2018年08月03日08:23

青年时代的废名

评论废名的人不在少数,言人人殊,这其间,周作人和沈从文的言说尤值得注意。周是废名的老师,沈是废名作品风格的延续者与发展者,他们评论废名,意义自不待言。废名的前期作品,几乎每一册都由周作人作序或跋,计有《竹林的故事》《桃园》《枣》《桥》《莫须有先生传》《谈新诗》,还有一篇怀念文章《怀废名》及若干书信,周氏对废名的看法多出其中;沈从文写过《论冯文炳》《由冰心到废名》等文章,系统地说出对废名作品的意见。

沈从文评论废名,乃自周作人说起,这也是自然,废名的写作受老师太多的影响。“从五四以来,以清淡朴讷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的文学趣味,直到现在还有不可动摇的势力,且俨然成为一特殊风格的提倡者与拥护者,是周作人先生。”沈从文对周氏文章美学和审美趣味的把握是精确的,且用美文表现之:

“周先生在文体风格独特以外,还有所注意的是他那普遍趣味。在路旁小小池沼负手闲行,对萤火出神,为小孩子哭闹感到生命悦乐与纠纷,用平静的心,感受一切大千世界的动静,从为平常眼睛所疏忽处看出动静的美,用略见矜持的情感去接近这一切,在中国新兴文学十年来,作者所表现的僧侣模样领会世情的人格,无一个人有与周先生相似处。”

随后即谈废名,“但在文章方面,冯文炳君作品所显现的趣味,是周先生的趣味”。这当然没错,且看周作人在《<竹林的故事>序》里的说法:“我不知怎地总是有点‘隐逸的’,有时候很想找一点温和的读,正如一个人喜欢在树荫下闲坐,虽然晒太阳也是一件快事。我读冯君的小说便是坐在树荫下的时候。”隐逸的,便是苦雨斋师徒的共同趣味了。确切一些,年轻的废名反而隐逸味更重,而苦雨翁倒是不能忘记世事,无法真正地“隐逸”起来,文章中总是潜藏着火气,说他闲适是一种误读。

周作人在《<桃园>跋》里有云:“废名君是诗人,虽然是做着小说;我的头脑是散文的,唯物的。”相似的意思,沈从文表述曰:“用同样的眼,同样的心,周先生在一切纤细处生出惊讶的爱,冯文炳君也是在那爱悦情形下,却用自己一支笔,把这境界纤细的画出,成为创作了。”周氏更清楚自己,乃“散文的”,也清楚弟子,虽写小说,却是诗人,这从废名以后的写作更能看出了。沈从文认可此说:“作者是诗人(诚如周作人所说),在作者笔下,一切皆由最纯粹农村散文诗形式下出现。”

周沈有一不谋而合的想法,即将自己的作品与废名的类比。周氏在《<莫须有先生传>序》里说:“我的《永日》或可勉强说对了《桃园》,《看云》对《枣》和《桥》,但《莫须有先生》那是我没有。”而沈从文则是以废名的“《桃园》(单行本),《竹林故事》《火神庙和尚》《河上柳》(单篇)”与自己的“《雨后》(单行本),《夫妇》《会明》《龙朱》《我的教育》(单篇)”并列。(周作人说自己无对应《莫须有先生传》的作品,是赞赏;沈从文不提《莫须有先生传》,是认为其失败。)沈从文的并列比较好理解,大致是题材与书写风格的相似,至于周作人以《永日集》对《桃园》,《看云集》对《枣》和《桥》,稍复杂些,《看云集》以散文为主,《永日集》含译文、散文、杂文等,和废名的小说集对应,有些费解,或可以各书之气蕴来解释罢。

沈从文说,“作者所显示的神奇,是静中的动,与平凡的人性的美。用淡淡文字,画出一切风物姿态轮廓……”周作人有一段有名的话,言曰:“……他们的身边总围绕着悲哀的空气。废名君小说中的人物,不论老的少的,村的俏的,都在这一种空气中行动,好像是在黄昏天气,在这时候朦胧暮色之中一切生物无生物都消失在里面,都觉得互相亲近,互相和解。”他们都发觉了废名作品里静与动的微妙气息,信手拈出。

但周沈的分歧,很快即出现了。沈从文对废名文字中一个趋向很不满,简言之,乃“嘲弄意味”,举了《桃园》中一句话之例:“张太太现在算是‘带来’了,——带来云者……”沈从文批评道:“八股式的反复,这样文体是作者的小疵。从这不庄重的文体带来的趣味,给读者的印象是作者对于作品中的人物刻画,缺少严肃的气分。且暗示到对于作品中人物的嘲弄,这暗示,若不能从所描写的人格显出,却依赖到作者的文体,这成就就是失败的成就。”而周作人对相似的文句有不同的评价:

“这是很特别的,简洁而有力的写法,虽然有时候会被人说是晦涩。这种文体于小说描写是否唯一适宜我也不能说,但在我的喜含蓄的古典趣味(又是趣味!)上觉得这是一种很有意味的文章。”

这表示出周沈在审美趣味之某一面有大的分歧,而正因这种分歧,导致二人对废名《莫须有先生传》评价的全然相异。沈从文基本否定了这部作品,“至《莫须有先生传》,则情趣朦胧,呈露灰色,一种对作品人格烘托渲染的方法,讽刺与诙谐的文字奢侈僻异化,缺少凝目正视严肃的选择,有作者衰老厌世意识。此种作品,除却供个人写作的怿悦,以及二三同好者病的嗜好,在这工作意义上,不过是一种糟蹋了作者精力的工作罢了。”周作人的赞赏,则以少用的譬喻来形容之:

“《莫须有先生》的文章的好处,似乎可以旧式批语评之曰,情生文,文生情。这好象是一道流水,大约总是向东去朝宗于海,他流过的地方,凡有什么汊港湾曲,总得灌注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被拂抚一下子才再往前去,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脑,但除去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

周氏极少写这样稍嫌刻意的文字,此时却费尽周折去形容其文章,可见对废名这部作品的看重了。

沈从文对废名的批评,其后毫不隐讳地指向苦雨翁——“趣味的恶化(或者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作者方向的转变,或者与作者在北平的长时间生活不无关系。在现时,从北平所谓‘北方文坛盟主’周作人、俞平伯等人,散文中糅杂了文言文,努力使它在这类作品中趣味化,且从而非意识的或意识的感到写作的喜悦,这‘趣味的相同’,使冯文炳君以废名笔名发表了他的新作,我觉得是可惜的。这趣味将使中国散文发展到较新情形中,却离了‘朴素的美’越远,而同时作品的地方性,因此一来亦已完全失去。代替这作者过去优美文体显示一新型的,只是畸形的姿态一事了。”这批评是很重的,矛头指向的是周作人、俞平伯、废名等苦雨斋群落的文章美学追求。(还要注意他对作品之地方性丧失的惋惜,沈的主要作品皆有浓重的湘西风味,而废名小说早期带有家乡的色彩,到了写《莫须有先生传》,淡化到几乎无,而到了写《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因身在黄梅,乃另一情状。)

周作人给俞平伯《燕知草》写的跋中,有云:“我也看见有些纯粹口语体的文章,在受过新式中学教育的学生手里写得很是细腻流丽,觉得有造成新文体的可能,使小说戏剧有一种新发展,但是在论文——不,或者不如说小品文,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有人称他为‘絮语’过的那种散文上,我想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和趣味的两重统制,才可以造出雅致的俗语文来。我说雅,这只是说自然,大方的风度,并不要禁忌什么字句,或者装出乡绅的架子。”他在这里提出了重要的文章美学与语言追求:涩味与简单味,口语、欧化语、古文、方言的糅合方能造就。而废名应是苦雨斋师徒中将涩味发展到极点的一位,已令沈从文无法接受了。

沈从文的直言不讳,颇有些“乡下人”脾气,毕竟他一向敬重周作人,且废名的前期作品予他大的影响。两面的文章审美,缘何有这样的差异?大约也是因为沈从文的“乡下人”个性,和苦雨斋群落带“隐逸性”的趣味,是有所分别的。其实,若单指在语言的锤炼上,沈从文对文言、俗语、方言、欧化语的提炼糅合,一点没少下工夫,其文字虽不至于如废名般晦涩,但绝不是冰心式清澈见底的,而是有着很大的涩味,在这一点上,并不会让废名专美。(尤其到了四〇年代的《烛虚》《七色魇》,文言的成分愈加增多。)他们的分歧,在“隐逸性”的和不“隐逸性”的相异上,文体是其外化而已。

沈从文的批评,并未影响他和周作人的关系,不久之后,周氏还在《人间世》上开书单,将《从文自传》列为自己最喜读的三册书之一,且对沈的作品多加揄扬(沈从文后来写了一篇文章《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刊于一九四〇年《国文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在这样的年份写这样的文章,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这表明其时文学批评空间好的氛围,当事双方好的风度,及在文学审美上另有更多趋同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