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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一场“情感教育”  ——《沈从文的前半生》的鲜明色彩 

来源:北京日报 | 徐兆正   2018年08月02日08:02

作家沈从文先生(1902-1988)

今年是沈从文先生(1902.12.28-1988.5.10)逝世三十周年。新近出版的张新颖传记作品《沈从文的前半生》,意在勾勒沈从文前半生(1902-1948)成长的一条主线:这个从湘西来的青年人,嗜好野蛮,却不乏害羞。他对乡村生活图景有着极深的观察,对那里的人事也深怀爱意,然而却执意到城市中谋求生存与发展。在同社会打交道的过程里,通过持之以恒的写作,他一面让自己的性格从柔弱发展为刚健,一面又在不同的路径中寻找乃至开拓了“五四”精神的本义。此外,沈从文的创作在这本书中同样涉及到两方面,其一为文学,其二是杂论。但时代的吊诡在于,他之于“五四”精神的坚持,反倒使得自身彻底为时代所裹挟——社会消减了个体,杂论压倒了文学。这或者也是沈从文个人生命中的悲剧。就传记的意义来说(于不了解者增进理解,于了解而带有偏见者打破偏见,于有同情心愿理解者增进一分热爱),这本书的完成度相当之高,甚至于给出了一部带有“情感教育”色彩的传记。

害羞与野蛮的青年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总是问自己:沈从文的怯弱与对野蛮叙述的迷恋,也许是一回事吧?譬如他在《新与旧》《黄昏》《我的教育》《从文自传》里反复提到的砍头一类的场景,在作者看来就是“突出和夸张了这一面的特征”,而“掩藏和略去了另外的方面”。前者可以说是在成长环境中耳濡目染习来的顽野,后者则可归入体质孱弱与家道中落的因素里,是故内向害羞,“与自然景物易亲近,却拙于人与人之间的适应”。这种性格上的矛盾,造就了沈从文走入这个世界的初始形象。从后文来看,是否确立这一点,对于叙述他半生的轨迹,意义不容小觑。1917年,沈从文的母亲就让十五岁的他跟随一位在军队的亲戚到辰州驻防。在军队里,沈从文做到了统领官陈渠珍(《艽野尘梦》的作者)的书记。但正如他当初离家时没有任何感伤,急切地想要接触这个大千世界,在于个人想象力之发达;此刻的他触目于军队的陋习和战争的可怖,依然没办法安定,为此常常“到这街上来来去去,看这些人如何生活,如何快乐又如何忧愁”,并且考虑自己的将来,冥冥中“觉得有一个目的,一件事业,让我去做,这事情是合于我的个性,且合于我的生活的,但我不明白这是什么事业,又不知用什么方法即可得来”。于是他决意再次离开,“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这一次他决定到北京读书。

从乡下到民间,再到北京,其时的沈从文不过二十岁。几次考试都没有成功,他打算开始写作,而这个青年与文学界的冲突是可以想象的。如书中提到的一个细节:“《晨报副刊》的著名编辑孙伏园,曾当众把沈从文投稿的一大摞作品连成一长段,开玩笑道:这是某某大作家的作品!说完后,即扭成一团,扔进废纸篓。在场的一个人后来把这个情景告诉了沈从文,令他深感屈辱。”但不久他就在此发表了第一篇作品。张新颖此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每个年份的叙述之后都列出这一年沈从文发表的作品。不可谓不多,这也为此后“多产作家”的讥讽留了口实。然而作者也为这种写作上的勤勉提供了他的解释:其一是以稿费缓解生活压力,其二是“他并不明确地知道应该怎么写,应该写什么,所以他要不停地摸索、练习、实验”。

如果我们从更为内在的视角观察,这种勤勉和探索自己、确立自我便有着很深的关联。与此同时,到了北京之后,与朋友的交往同样未能缓解他心底的疑惑和焦虑。换句话说,在他和他所接触的对象之间的差距,无论是身份还是学识,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导致了一种自我贬抑的情形。我们注意到,在这一时期,他第一次用“落伍”嘲笑自己,这个字眼在沈从文的一生中都占有着重要意义。他要处理自己与时代的关系(趋时或落伍),归根结底是确立自我形象的题中之意。解决了后者,前者庶几迎刃而解。

“晚堕兰麝中,休怀粉身念”

在张新颖勾勒的传主成长主线里,又分为两条线索。其一对应于他和时代的关系,此即上文所说的趋时或落伍,尽管在更多时候,沈从文既不过分贴近,也不过分远离,而是取其中道:游离在时代的心脏与边缘之间;其二对应于他和自身打交道的事情,在这一过程中,沈从文从柔弱成长至刚健。不过这一点依旧类似于他和时代关系的情形,未必是绝对之论。

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32卷《沈从文全集》里,前27卷涵盖小说、散文、传记、杂文、诗歌、文论、书信,从第28卷到32卷,是沈从文关于文化考订研究的成果。事实上这种分类也基本合乎沈从文前半生与后半生的工作。他公开发表小说始于1924年12月22日在《晨报副刊》发表的《一封未曾付邮的信》,署名休芸芸;结于1947年11月在复刊的《文学杂志》第二卷第六期上刊载的《传奇不奇》。尽管只有短短二十三年的时间,在作者看来沈从文的创作却是“经历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一步一步地进展,一点一点地成熟,而且仍然是通过持续地大量写作的方式,缓慢获得”。忍耐固然是必需的,却还不是必要。在此之外,尚且还要让写作真切地同人间发生关联,要让写作者在写作这一行为中反思生命的源流,并且藉由写作来确立此在的意义,规划未来的道路。

作者在书中特别标举《从文自传》,想来正有此意。这本自传诚然没有《瞧这个人》那般狂妄,驱使其写作的动机却极为一致。沈从文要讲述他的生活,首先是因为他察觉到——那使他成其所是——的历史有了疑问,他需要去廓清盘桓其上的迷雾;其次是他想在对个人历史的回溯中,重新发现与确立他的思想,所以书中叙述的历史又指向了将来。“是借助自传的写作,沈从文从过去的经验中重新‘发现’了使自我区别于他人的特别因素,通过对纷繁经验的重新组织和叙述,这个自我的形成和特质就变得显豁和硬朗起来。”两者合而观之,便泰半得以辨识这本书对于沈从文有着精神自传的意义。至于自《从文自传》之后,又有他亲自编订、作序的总结过往十年创作成果的《从文小说习作选》,大可如是看待。

“路”的意象是沈从文终其一生思考的问题。在过去,常常是他既向自己提问,也向自己回答:“什么才是我的路?我不知道什么才是我的路”;那么从此开始,自我怀疑的味道就少了许多:“目前我的工作还刚好开始,若不中途倒下,我能走的路还很远”,乃至终于成就了《边城》这样的作品——沈从文自己的意见与我们通常在美文学上的概括并不一致,于他而言,《边城》这样的作品表达的是“一切都在‘微笑’中担当下来了……这微笑有生活全部屈辱痛苦的印记。有对生命或人生无比深刻的悲悯。有否定。有承认。有《旧约》中殉教者被净化后的眼泪。”这正是写作被打上主体立场烙印的意义:个体从“得来无自”的惶惑,一变为“其来有自”的强韧。文学由此开始,产生肯定的力量。

心灵的战场与时代的战场

打理自我与时代的关系,往往是三十年间的现代作家要面对的问题。但沈从文与其他人的不同,很可能还表现在他具备返身自觉这一点上。他将处理与自我的关系,视作调整自己与时代距离的一个根本前提。惟有先确立了关于“我”之叙述的自足性,方可奠定这个“我”在时代中的位置。如果说前者是心灵的战场,那么后者就是时代的战场。沈从文前期创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他在杂论随感上的写作。尽管作者认为小说《长河》的完成,尤其是结尾《社戏》一章的庄严与活泼并重,已然标示着沈从文的小说开始由“自足世界的时间和空间”转向“风吹草动都与外界息息相关的时间和空间”,但在更大的意义上,文学所对应的恐怕还是心灵的战场,而他也看重这方面的价值,承认文学在世间自有其“细碎”的光明与意义。另一方面,却又总忍不住借助杂论这一渠道,向外部世界发声。

然而,这大概也不能简单地看成矛盾。原因便是:杂论方面的文章(始于1924年12月28日发表在《晨报副刊》的《“我恨他的是……”》,署名休芸芸,讫于1948年9月1日刊载于《论语》杂志的《中国往何处去》,署名沈从文),其中的多数,都是作家关于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论辩:“他担忧追逐‘时代’而丧失文学的独特性,新作品成为新式八股。”换句话说,时代的纷扰有时仍然被沈从文“不合时宜”地落实在文学上,试图在此一空间追问,也希望文学能够解答;遭到批判自在意中。

在这里,便不可不提他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差异。对于那些留洋归来的学生,关于启蒙的言说是取自西方的思想资源,行经他们的写作教育等活动进入中国;沈从文却是一个特例。“五四”精神在他身上始有体现,固然也是浸润于其时的思想风潮,而对这种精神加以发扬和贯彻,则有赖于他浸润其中的了解与对民间生活的观察(“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的融合。质而言之,这既来自于他的思考,又是这两方面贯通的结果。然而,现代文学前十年间,这种融合还没有真正完成;至于其真正完成,又出现了一个被张新颖称为是“耐人寻味的现象”:“在抗战的大环境和流亡的迫切形势下,沈从文偏偏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五四精神反反复复的絮叨者,不仅谈文学时如此,新的现实中所遭遇的种种刺激,都能触发他从五四的立场做出反应。”在这部书中,张新颖于此间转变的来龙去脉都详加注明,尤其是更为深层次的原因。

1934年,沈从文回乡探望母亲,在1月18日他有两封给妻子张兆和的信,其内容却截然不同。那一天的上午他看到一位老人为了一点工钱而做了小船临时的纤手,在信中叹息“这人为什么而活下去?他想不想过为什么活下去这件事?”由是出发,鼓励妻子与自己一同为这个民族摆脱愚昧而奋斗。可是在下午的信中,他却比这一立场更进一步地说道:“三三,我错了。这些人不需我们来可怜,我们应当来尊敬来爱。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却在自然上各担负自己那分命运,为自己,为儿女而活下去。不管怎么样活,却从不逃避为了活而应有的一切努力。”这两封信,也可以说是启蒙精神与批判理性的龃龉;惟其把握了后者,才标示着前者真正的独立。换言之,真正的转变是沈从文自觉思考的结果。

此后的事情,或者是命运的悖谬:当内部的事业竣工,他开始为文学的自足与独立而呐喊时,追求本身却使得他再也无法回到文学中来。1946年起,反驳沈从文文章的性质已不同于过去。反观沈从文一面,从前急于回应辩驳的姿态也有所改变。1947年2月前后,他“起笔四篇文章,但四篇都未完稿,可以猜想他一次又一次欲辩,而终于废言的情形”。早在十年前,张兆和就劝他不必写杂论文章,行至于此,他终于收手不写了。张新颖在本书结尾时认为沈从文的前半生留下了一个有“悲哀的分量”的背影,我却以为这里有不辩解之意存焉。更为根本的,是他终于由内敛达至自足,赋予一己生命以厚重与庄严的本色。无论将来的事态怎样,这一点都无法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