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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棣:拍电影是陪大家玩 写小说是跟自己玩

来源:晶报 | 伍岭  2018年07月09日09:18

唐棣 1980年代生于河北唐山。2003年开始写作,在《书城》《人民文学》等发表大量文字。小说亦曾三度入选《天南》(2010、2012、2014)。除文学作品外,2008年起参与影视创作。主要文学作品:《西瓜长在天边上》《遗闻集》《电影给了我什么》《进入黎明的漫长旅程》等。主要电影作品:《满洲里来的人》《湖畔公路》《十二宫》《我父慈悲》(编剧)等。

唐棣作品三种 《遗闻集》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年3月

《电影给了我什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年9月

《西瓜长在天边上》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6年5月

从《西瓜长在天边上》到这本《遗闻集》,唐棣的“疼痛”一直都在字里行间漫游着。他笔下的人间,要么生长在泥土里,要么悬浮于传说中,无论是“西瓜地”里的哑娃,还是装疯的乌衣国王,都是生活里你会遇见的人。或许你在遇见唐棣的时候,也遇见了你自己。

唐棣的作品有它独特的色调,好比是深色的忧郁和浅色的幽默感,但最终都会归于色彩混杂的“疼痛”。问他为什么会在不同的作品中都流露出疼痛感来,他说大概是源于自己从小就怕疼的缘故。但怕疼的唐棣,偏偏又是个“戏精”,他可以是“马可·波罗”,在天地之间寻找地图的疆界,用镜头和笔记录下故事;他也可以是位“道士”,探寻生命的意义,嬉笑怒骂于光影之中,把生活变成创作的素材,又把这素材转换成电影艺术。

除了作家,唐棣也是电影导演。双重身份赋予了他在文学与视觉语言之中非同寻常的风格。在法国新浪潮运动中提出过一个口号,叫“作者电影”,即影片在表现方法上,广泛使用能够表达人的主观感受和精神状态的长镜头、移动摄影、画外音、内心独白、自然音响,甚至使用违反常规的晃动镜头,打破时空统一性的“跳接”“跳剪”等手法,将“主观写实”与“客观写实”相结合。“作者电影”带有强烈个人传记色彩,而唐棣的银幕长片《满洲里来的人》以及他的短片作品《湖畔公路》也皆是如此风格和表现。

唐棣是艺术上的行者,是流浪的人,他在文学与视觉语言间流畅转换,“观看”人间风景。电影中有自由表达的文学性,而在文学里也有强烈的镜头感。在最新出版的《遗闻集》一书中,这种带有镜头视效的文学更为突出。读者仿佛是在看一部部荒诞而幽默的剧情,也像是自己在照一面魔镜。当你胆颤心惊或即将恍然大悟时,唐棣书写的故事其实才刚刚开始。

谈文学

像手艺人那样去搭建故事

如果有人问起《遗闻集》是什么样的作品,其实并不好用一个词或一句话来概括。它可以是童话,也可以是历史;它可以是一位孤独小说家的梦境,也可以是怪力乱神的多彩民间……尽管《遗闻集》里布满了谶纬之惑,但在这神奇的时间戏法里,唐棣将一些古人遗留下来的传闻,按照现代人的疑问和困惑进行了重新创作。

唐棣将视线放置于东西方文明中,在不同朝代里截取残篇断章。这里面有聆听未道之言,遵从未颁之令,崇拜未竟之业的那些人,在历史这条长河里漂浮着千奇百怪的语气。但唐棣记录他们,并非是在还原某段历史的真相,而是借用文学来判断古人的史学观。尽管他们的命运大多难逃散佚之苦,但唐棣自比为历史的“搭建之人”,他认为在文学创作中,搭建的过程是一门手艺。正如电影的剪辑那样,他将有用的东西标注好出场的时间,再穿插进时代与人物,让他们在某些特定的故事中显得鲜活。

但这些绝非是唐棣所追求的全部,他甚至不愿强调做某件事的意义,而是将意义本身留于字词之间,在空白的间隙让读者体会。“从一个人物到一段野史,从一个角落到一头骆驼的驼峰……这个过程就是我将意义抹去的过程。”他说,小说不需要讲道理,这本书的目的是有趣,在有趣的基础上融入了他的观念,包括一些粗浅的历史观、文学观。这也正是他所用“遗闻”做为书名的原因,文字写出来就成了遗闻,现实速度太快,唐棣便从历史里去寻找原因,遗闻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而历史里才有现实。

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被故事的奇特所吸引,唐棣所写的这些散落在民间的佚事多是大家闻所未闻之事,而他又是如何收集到这些故事的呢?

这得益于唐棣对故事本身的敏锐。他喜欢与人交流,每到一处必然跟大家打成一片,从一些人口中收获某地风物和传闻,他再对此一一记录,成为创作的素材。这是收集故事方法之一。其二,则来自于唐棣的记忆。

记忆的部分大多数是他儿时听过的故事,但时间久远,很多故事又记得不是很准确,可就是这个“不准确”,让唐棣得以重新发现故事的模样,在这个过程中,他原本理解的故事是有变化的,或者是以他的阅历的增长来变化,或者是以他记忆中的想象在变化,这就形成了他摘取奇闻异事的一种独特角度。

“我利用不可靠的事物,制造更不可靠的事物,现实和历史在我看来就是如此形成的,真真假假,相互撕扯……在创作中就特别有趣。”这也是唐棣文本的特色,亦真亦假,就像镜头下虚实交替的手法。因此故事本身的完整性对于唐棣来说并不重要,他的诠释过程,就是往一个有意味的结构里,放入文字和词语。

聊电影

按着性格创作是很奢侈的

之前我们提到过“作者电影”这个概念,唐棣是如何接近这个概念的?不能简单地去看他在语言艺术上的转换能力,更应该看到他在生活点滴中所养成的镜头式表达的习惯。

正如唐棣所说的,他之所以在文学中有镜头的语言,在镜头下有文学的表达,全部都是因为他所习惯的一种生活节奏而形成的。“我本身说话、办事,或同时经历几件事时都会出现交织,就像镜头式的,在我的逻辑系统里,它们可以自由剪切。”但这样的习惯也让唐棣有过困扰,“后来发觉很多人也是因为我切换得太快而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唐棣笑称,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的作品常常被人说“难懂”和“深刻”,或者炫技之类,其实唐棣从不认为自己的作品是难懂的,也不属于深刻的文本,顶多有些顽皮的游戏感,和固执的表达罢了。在唐棣看来,这也是一个忠于自我的标志,“也许不好,或许会改进,但按着性格创作还是很奢侈的。”说起这一点,唐棣又顽皮的笑了。

其实唐棣常常被人问起的,还是他的语言风格问题,无论是在电影或文学里,他的表达风格都独树一帜,有很明显的个人烙印。不得不将话题又回到“作者电影”的概念上来——极尽表达人的主观感受和精神状态。那么到底是文学影响了唐棣的电影表达,还是电影创作带来了他的文学特色呢?

其实唐棣之前也担心过写作会被拍摄工作毁了,因为他觉得,写小说在本质上是自己跟自己玩,拍电影是陪着大家玩,他也没有刻意去追求文学与电影的一致性,有时候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文学与电影的表达曾让他活得有点分裂,但他仍然觉得可能是这种双重身份的原因,让他的作品都互为影响。而这自然就形成了文字与光影间的关系。

“电影需要文学的想象是真的,因为电影需要的是一个有深度的文本,在激活某些画面的时候,文学的推动力量在电影中起到了更为积极的作用。”

在这个基础上,唐棣对于电影的追求也一直是思想的高度大于内容本身。他说“说书人的时代过去了”,而继而来之的便是思想,或者叫做创意和想法。而艺术恰好就是在想法中产生的,而这个想法的根源便是人所遇上的问题。

所以唐棣对于电影艺术的表达,始终看重的是视觉语言、镜头的运用和结构这几个要素。好比写作中的意象写作,形式要鲜明,其次再谈内容。唐棣也强调,内容尽管在他看来是其次,但它也不是飘浮于空中的点缀,好的作品是要把内容投入到合适的篮筐里,这样的作品就成功了。

唐棣: 书写与电影 捆绑前行

唐棣有着“80后”很显著的特点,叛逆、勇敢,但又不失强烈的责任心。他很早便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表达什么,因此他把自己的人生镶入幻想色彩里,为自己造梦,也为其他人造梦。

晶报:说说你的成长经历吧。你的故乡唐山是否给予了你某种宝贵的经验?

唐棣:我在唐山西北部的塌陷区长大,那里现在叫“采煤沉降区”,就是煤没有了之后,地下的巷道荒废,然后在村子周围的地面出现很多裂缝,地下水冒出地面,组成了很多水塘。这是外人觉得随时会被水淹没的地方,后来我的老家也的确沉入了水底。这片地方给了我什么我不太清楚。那时候,我也不好奇外界,那块地方有鱼有虾的,也还有很多水中的小岛,小时候我爱冒险,几次差点死掉。可能是家里条件不好,或者自己太懒吧,直到二十五岁才让心理和身体都离开了故乡,去外面闯荡。很多人觉得我那次的出走是真正走出了故乡,其实我走进了故乡的气质。

晶报:这种“故乡的气质”在你的作品中有所体现吗?

唐棣:故乡的气质是什么,我无法具体说清。但它无非是忧郁、暧昧这样的词汇。若要说作品中的气质,那就是我的写作可能不那么黑白分明,比如我的态度一般都不是直接的,我很少直接议论什么,小说的离题也属于这个态度,《遗闻集》中的《为乌衣造像》的人物乌衣其实看上去是主人公,但我真实想写的是秘密的隐藏者……

晶报:那你又从什么时候开始对电影和文学产生兴趣的呢?

唐棣:真正感兴趣了也就是最近几年,觉得可以干下去了。之前都是随着机会走的。可能大家都不太相信。我因为不太适应学校生活,然后找了个借口退学。老师问我不上学能干什么?我跟班主任说,要回家当作家。就这么吹了一个牛,开始了漫长的写作。电影的爱好最早是从写影评开始的。

晶报:从学校退学后,有没有专门学习过电影知识,是怎样的机遇让你成为导演的?

唐棣:没有学习过。我看电影的过程中,脑子转得慢,注意力也不集中,想得特别多,故事看明白了,就开始琢磨银幕的边边角角……越看越觉得电影就那么回事。其实,根本就不知道电影是怎么回事。在当年的我看来,电影和小说只是换种手法而已。我拍了一个短片之后,陆续有一些机会,误打误撞,做到现在,机遇是很难描述的,这是一个意外。

晶报:这么说来,做电影其实是个意外了?

唐棣:太意外了,连我自己都觉得意外(笑),朋友们甚至都不觉得我可以写小说,我属于太能说了,也虚荣,这样的人怎么能写作呢?我用事实说话,也用机会说话,误打误撞,没有写作的不顺利,就不可能写影评,不写影评就不会接触电影,没有接触就不可能自己拍着玩,没有拍着玩就没有第一个短片,没有第一个短片剩下的就全没有了,我可能还只是朋友中那个虚荣、不低调的人。

晶报:有哪些艺术家对你的创作产生过影响?

唐棣:艺术家比小说家对我影响大,虽然很长时间我都在写小说,从2003年开始至今。艺术让我觉得眼前的世界是敞开的,是吸收的,是有唤醒意义的。尤其当代艺术中有那么几个人,比如徐冰、蔡国强这种。还有建筑圈的隈研吾、搞摄影的森山大道。他们的作品对我都有点启发性。

晶报:现在是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文字和影像的表达欲空前高涨,许多非科班出身的人都能掌镜拍片,你会不会觉得导演的门槛降低了?

唐棣:是很低。我这种写小说的人,原来说当导演几乎不可能,现在连唱歌的、说相声的都当导演。我一直都用靠近这个词,靠近电影就好,我对电影怀有敬畏,想拍好,但这个事需要时间。当下的文艺片基本上还是从特吕弗的《四百击》上扒下来的,不信你对照一下,所以这种电影看一百个等于看一个。这就是要会看电影,这与拍还有一段距离。

晶报:每天怎样安排自己的时间?碎片化时代如何让工作和生活变得高效?

唐棣:白天谈事,凌晨写作,《遗闻集》的大部分篇目都写于那个时间段。让自己高效,还是要看自己到底想干什么吧,目的越明确,越会抓时间。我们借口非常多,我自己是给自己定短期计划的人,比如我去年说,今年出版这本书。

晶报:下一部作品,无论是文学还是电影,有具体计划了吗?

唐棣:小说上我没想再写什么了,《遗闻集》表达了我近几年积攒的观点。虚构之外,我一直在《书城》《新知》这种偏学术的杂志上写“观看”,我觉得阅读和看电影都是观看,今年《人民文学》第五期,我的长随笔《时间的魅影》是将什么是“观看”的意义做了个延续,我以后想多做这方面的研究。当然,新电影也在进行中。

晶报:该怎么理解这个“观看”?

唐棣:我相信,文字也像镜头一般,长短、词汇、章节,都影响着观看和思考。书写与电影捆绑前行,一字一镜,一段一场,终将在光影深处汇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