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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要有大情怀,才有大作为”

来源:贵州民族报  | 王杰  2018年07月09日08:25

编者按

作为文学“鲁军”的重要代表,驰骋文坛30载,王方晨先后发表200余部、800多万字的作品,他执着于乡村文化探索,在乡土文学领域独树一帜,其所建构的文学“塔镇”世界,已成为中国当代乡土叙事中的一方地标性艺术建筑。与此同时,他在城市文学领域的耕耘也收获颇丰,由乡而城,以人为核心,以文化为灵魂,带有很鲜明的道德倾向,唤醒的是时代日渐缺失的乡土记忆。近年来,他先后创作了以《大马士革剃刀》《世界的幽微》为代表的城市老实街系列小说,以虚构的老实街映照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困境,以开放的世界的眼光审视城市,从而赋予了城市更鲜明而具现代性的文化意味。

王方晨,山东金乡人。山东省作协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老大》《公敌》《芬芳录》《老实街》、作品集《王树的大叫》《祭奠清水》《北京鸡叫》等,共计800余万字。作品多次入选多种文学选本及文学选刊。曾获《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中国作家》优秀短篇小说奖等,先后入选全国最新文学作品排行榜、中国小说学会全国短篇小说排行榜。

老实街不是狭窄的小巷,它的宽阔尽可供我纵马驰骋

记 者:从“塔镇”到“老实街”折射出您文学创作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与您的生活经历和文学创作经历有着怎样的关联?

王方晨:小时候我认为自己受到了城里人欺负,我打心眼儿里不服。从那时候起,我就没把城里人看得多了不起。回顾往日,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履迹差不多就是一步步实现对城市的“征服”。我早早生活在城市,但我并不以自己是城里人自居。说我是村里人也没所谓。这就是说,我没有那种自卑的感受。什么“塔镇”啊,“老实街”啊,在我意识中都处在同一位置。几年前我写“老实街”了,不过是因为“现在”我跟“老实街”最近。可是,我又非常强烈地感到自己老了,所以,我觉得从“塔镇”到“老实街”折射出的最重要的变化,不过是个人的创作心态已臻于老境。我从那么早起步,经历了几十年,已发表过大量小说作品,仅中篇小说就已近百部,又写出了长篇《公敌》《老大》《芬芳录》《背后》等等,且不谈什么“遮蔽”啦,“忽略”啦,也到了重新审视自己创作的时候。尽管在过去的创作生涯中,我其实已“证明”自己很多次,拼出了耐力,但我仍需要再次“亮剑”。凑巧我调到了济南,这是座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城市,身边的朋友包括张艳梅、房伟等,也在不停地对我说为我“着急”,为我鸣不平。李敬泽先生说我“十年一剑,腰横秋水”。我潜心磨了一把秋水样儿的剑,应该是那篇《大马士革剃刀》吧。从这篇小说开始,可以说,我找准了这个时期的方向,那就是作家对当代文化的关注。我发现老实街并不是一条狭窄的小巷,它的宽阔尽可供我纵马驰骋。它深处在我们生活的中心地带,却有一种天高地远的况味。

记 者:《大马士革剃刀》讲述了温情脉脉的“老实街”,其实暗藏着不为人所左右的冷酷,而老实的剃头匠陈玉伋更是成为了这种冷酷下的牺牲品,您想通过这个故事传达什么理念?

王方晨:这个小说主要是写古老城区市井生活的伦理人情,在旧城改造这个大的现代化、城市化、国际化的背景下展开历史追忆。一个自足小世界的破碎,反映出大社会的变迁,绵延千年的道德传统、淳朴的民风,都随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而最核心的,就像著名学者陈晓明先生所讲,小说叙述“好像内里粘住什么东西,一点一点往下渗”,随着那把剃刀的出现,“渗”到了“那种叫做人心、人性的特别之处”。这是人性冲突。最猛烈的冲突,也是隐藏最深的冲突。不管是左门鼻,还是无辜的陈玉伋,所有人都很难逃脱得了。如果不理解这个,也就不能准确理解小说中人物的作为。上海有位读者,看到小说中的一句话,就是比喻光皮猫在大街上飞速逃奔,好像飞过一道“稀软的橡皮”,而认真通读了全篇,感到人物的纠葛“比刀光剑影更令人心悸”,庆幸得到了“一次探究人心的机会”。偶然跟我交流,却发现自己的理解似乎完全颠倒了。因为种种迷惑,她在泰国的旅途上,还将这篇小说随身携带。晚上同行者虔诚地诵读经书,她却趴床上“逐字逐句”地研读小说。最终是回国后的一件小事启发了她。一天,当她小心翼翼跨过睡在家门口的猫时,被惊扰的猫发嗲地朝她怨叫了一声。她一下子想到了小说里的一个情节,那是左门鼻跨过睡在地上的猫,猫的反应如出一辙。这位读者由此发生顿悟,之后还用心写了一篇《大马士革剃刀演义》,把小说里布设的大大小小的“机关”给梳理了一个遍。她在一篇文章中感叹陈玉伋的遭遇,“被阴冷地伤害却无法为自己辩解,是多么深重的痛啊”!人的一生中,充满着无数躲不过去的“人性机关”,真的是要历经无数的“人性机关”。这位读者的顿悟非常具有代表性。

生活的艰难把我塑造成了一个沉思型的少年

记 者:每个人走上文学道路的方式和时机都不一样,您是在什么背景下以怎样的方式步入文坛的?

王方晨:当时我是县城的一名小学老师。看《文艺报》上有中国作协组织作家深入大兴安岭森林火灾现场的报道,就想,也没谁让我去,那我写个跟火灾有关的小说给你们看看。于是,我就虚构了一对有情男女,私奔到了大兴安岭,亲眼目睹了那场火灾的发生。小说顺利发表,随后被改编成电影剧本。我获得了荣誉,也获得了人生的机会。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很“管用”的,很多人认为我马上就要脱离教育领域了。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不光随后又写了大量作品,还成了年轻的专业作家。

记 者:您只有十多年的乡村生活经历,但乡村成为了您创作的底色,脱离乡村生活后,您是怎样在创作中保持着这种乡村情怀的?您理想中的乡村又是什么样子的?

王方晨:生活一旦经历,就永远成为了作家的一笔财富,更何况那是自己幼年到少年时的生活。我的乡村记忆,多是不痛快的记忆。乡村里的那些事,把我“伤”着了。贫困,劳累,闭塞,狭隘,扭曲,绝望……小小年纪就恨不能插上翅膀,逃离那片“苦地”。那有没有温情啊?有的。显然在任何情况下,温情都不可能是生活的全部,而我摒弃廉价的温情。生活的艰难把我塑造成了一个沉思型的少年。记忆中,我总在像大人一样发愁。李敬泽先生说我的写作生涯中“贯彻着焦灼而隐忍的雄心”,太对了,但这个“焦灼”可以溯至我写作之前。不同之处,那不是为写作焦灼,而是为生活焦灼。那些乡村经验,是我写作的基础。少年的视野是有局限的,但少年对生活的观察和感受是放大的。很有可能,是我放大了生活的哀愁。如果不放大,又恐怕我们的记忆是一片空白。而写作,其实也是一种对生活的放大。可以说,每个有那么点儿意思的作家,本质上仍然是少年。这也使得我能在创作中继续保持那种乡村情怀。我理想中的乡村,当然是美的乡村,是自然的美,包括人的自然和谐的生活。我第一篇小说,让主人公投身在大自然中,就寄寓了这个意思,让自然的人生之舒展,让自然的爱情得以实现。

作家是将生活和创作进行一次不着痕迹的融合

记 者:很多作家都有从新闻事件中发现写作线索的经历,您是否有过?有的话能不能谈谈。

王方晨:新闻事件跟东家长西家短的那些事,性质是一样的。从新闻事件中发现写作线索,也是一种获得写作资源的途径。人总不能四处乱窜;即便乱窜也不可能走遍世界每个角落。作家需要各种方式了解生活。我写过中篇小说《巨大灵》《暗处之花》,它们都是根据新闻事件创作而成。其实,不管听到的,看到的,那些事件都不过是一个创作的由头。下笔之后,我们的人物、故事会朝哪个方向走,常常不可预料。我创作长篇《公敌》,里面就有无数的历史事件,比如我描写饥饿年代,那个跟风的村干部佟安福,简简单单说的一句话“这样的事不能发生第二次”,实际上就是出自邓小平之口。作家是在将生活和创作进行一次不着痕迹的融合,照搬上来就没意思了。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能够体现出作家的独特创造性。管它哪儿来的,只要不侵权,都要能够敢于“为我所用”。

记 者:谁对您的文学创作影响最大,谁对您的帮助最大?

王方晨:我在师范学校读书、记日记,写一些零零碎碎的诗歌作品,还谈不上文学创作。毕业前夕实习,看到了一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缺钱,只买了第二册(上下),包括意识流、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没等到全看完,脑子就像开了窍,马上就动笔模仿,特别是对意识流。为自己的一组情诗写了一篇后记,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虽然还算不上文学作品,但似乎有了那么点儿意思。实话说,如果没有这些现代派作品,只凭过去读过的那些书,是一时学不出来的。第二年写小说,因为思路打开了,轻易获得了成功。单从文学形式上来讲,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福克纳、加缪等。当我创作第一篇小说时,还借鉴了《哈克贝利历险记》。

我在自己的文学道路上,遇到过许多好心人,但没有人能逃脱得了时代的影响,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热退却,对我是极大的考验。这段时间我做了很多无用功,比如领命去写主题先行的戏剧,去配合模范企业宣传。但一个对我很关键的人物出现了,那就是李敬泽。事实上,李敬泽先生大大激发了我的创作,不光刊发、评论我的作品,还积极转发,以致那一年像他提出的策略那样,真的短时间内“混了个脸儿熟”,光《小说选刊》就上了三次。可见李敬泽先生对一个作家成长的良苦用心,当时我连他的具体情况都不知,完全素不相识。后来要开我的作品研讨会,他一再地催促,风尘仆仆从外地来到我生活的小城。那片真诚之意令人感动。

我们文化传统中最核心的东西,与人类良好的品质相关,终将成为我们灵魂和精神的栖息地

记 者:您曾说“老实街”系列小说让您在现代城市里,重新找到了亲切的村子。应该怎样去理解这句话?

王方晨:我们总是习惯把城市孤立于乡村,岂不知,乡村生活与我们血肉相连。在我的这个创作语境里,村子代表中城市生活里的乡土,其实那就是我们生活的根。我们已经长久地生活在了城市里,不见得人人都如漂泊无依的幽灵;现代城市即便是铁板一块,也不见得就找不到一丝扎根的缝隙;一些城市文学常常渲染的孤独、迷茫、颓废的情绪,也不见得就一定仅为城里人所有。你从城市大街上看到的只是窄逼的天空,那是因为你站得还不够高。每一座城市都具有足够的历史、文化底蕴,我们已深受滋养,对此我们不能够不知觉,或者视而不见。我的这个小说系列是对时代的提醒,黄发有评价称得上是新的时代语境中的“寻根文学”,我觉得是有道理的。我写“老实街”的确与我的乡土小说写作形成了呼应,保持了我创作的统一性。风流云散的是个体的人,但总有一种东西地老天荒,那或许就是一种永恒的不朽的普遍真理,我们文化传统中最核心的东西,与人类良好的品质相关,终将成为我们灵魂和精神的栖息地。

记 者:《老实街》已被许多评论家评价为上上之品。除了小说语言的古朴、精练而又不失现代,您的特别之处在于深入实质,突破生活皮相,把一条普通的小街写出了阔大,把寻常的市井生活写出了韵致,亲切、温暖、明亮而又陌生、冷酷、郁暗,老实、诡谲有机交互在一起。对这部作品,您是不是还有未尽的设想,或者还有什么期望?

王方晨:我说过这部长篇永远是敞开式的,不泥于时世,也许我会不断将其拆解,但我想到的已全部得到落实。一把舶来剃刀打开了老实街的叙事场域,“我们老实街的孩子”在绵绵岁月中次第粉墨登场,最后一把老式的中国锁,将老实街定格在荼蘼开尽的覆亡之夜,也就是这么一开一合,严密地收束了我们的老实街故事。这种书写就像是我的一种文学回归。至于对这本书有什么期望,就由不得自己了。当然,作为本书作者,我希望会有更多的读者肯换换口味,来读一读这种有复古色调的文学作品,我相信它会给人带来不一样的阅读感受和人生感悟。

以文学的形式向乡村注入更先进和开放的现代思想意识,发现和塑造新时代的农民形象

记 者:国家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一个描写乡村的资深作家,您认为作家应该在乡村振兴中如何去作为?

王方晨:我们历来认为乡村封闭、落后。乡村振兴是我们每个人的愿望,当然我们不能去欣赏那种妨碍乡村发展的落后甚至愚昧的事物,而是要以文学的形式向乡村注入更先进和开放的现代思想意识,发现和塑造新时代的农民形象。我写过一个《玉米人生》,外来人一窝蜂地来村子里观赏田园美景,可惹恼了村里的一个倔老人。这些酸腐的文人,站着说话不腰疼,就不知道生在村子里的苦。我觉得一个作家,千万要忌酸腐。时代在前进,作家不能因为自己的一点小情小调,去拖后腿。作家要有大情怀,才有大作为,不光是对于乡村振兴。

记 者:现在文坛很关心90后一代的成长,综合您多年的创作经验,您认为90后一代在创作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王方晨:我创作第一部中篇小说时才20岁。受发表作品的鼓舞,我又一口气创作了一大批现在看来还不怎么过时、而且还在不时发表的现代派小说,魔幻的、存在主义的、荒诞的、意识流的,都有。而90后最大的也已经快30岁了,他们生活条件比我当时好,眼界也比我当时宽,有充足的理由写出更好的作品。我不认为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就是一个作家成长的阻碍,或许反而是一种优势。关键是你如何去处理这些问题,你对问题采取了什么样的姿态,从而力求写出超拔于同时代所有人的作品。总之,做一个有态度、有立场、有深刻见解的作家,比什么都重要。现在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说哪个90后作家是什么主义?反正我没听说过。说白了吧,这可能就是最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