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年来，我对儿童和儿童文学的理解产生了一些变化。过往，我会想当然地认为儿童是单纯的，儿童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事实上，儿童的生存本相并非如此，尤其是像黄兴这类遭际特殊的孩子。

—— 张国龙

《无法抵达的渡口》

汪玥含：你始终偏爱现实主义题材，从来没有写过非现实题材的短篇或长篇吗？

张国龙：我的文学启蒙读物是“三言”“二拍”等，这写作品显然奠定了我写作的底色。十多年前，我写了中篇小说《破译PC机里的哭声》，是迄今为止我写过的唯一的非现实题材。

汪玥含：你似乎一直关注苦难的少年生活，能谈谈为什么吗？

张国龙：六岁那年，父亲把我送到叔叔家，不辞而别。他一走，就是两年。那两年，结构了我忧郁的生命底色。我想，我肯定算是有过“童年创伤”的人。因此，我自然而然会关注“苦难”的童年，或多或少顾影自怜。

洪斌：这部作品的心理活动描写非常细腻，尤其是将主人公黄兴的多种情绪刻画得淋漓尽致，完全打动了我。这是源于怎样的写作契机和冲动？

张国龙：几年前，我看中央电视台的《等着我》节目，对一个被拐的孩子产生了悲悯。讲述自己的悲惨遭遇时，他没有泪流满面，始终很平静，还挂着淡淡的笑，似乎在讲述别人的故事。我很好奇，他是如何炼就了这种超然的气质？听完了他的故事，我沉思一时。四岁时被拐，没有父母的呵护，他甚至被剥夺了任性的权利。做了父亲之后，我的内心变得异常柔软。我懂得一个孩子需要什么，知道什么可以让孩子高兴，什么情况下会让孩子紧张甚至悲伤、绝望。这些个人经验无疑对于描摹黄兴的复杂心理很有帮助。

洪斌：作品花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主人公黄兴细腻的心理活动，除了让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还希望达到怎样的诉求？

张国龙：我采访过原型和原型的父亲，但我无意于写流于表象的纪实文学。童年时被拐、多年寻亲、最终大团圆，这样的叙事逻辑显然太平面化了。亲人团聚，显然不应该是叙事的重心。庄智成长过程中郁结的“创伤”，显然是很多帮助过他的好心人无从真正了解，更无从为其疗伤。即或是试图通过“小说”的方式来深入理解他的我，并不能给予他实质性的帮助。他童年和少年时的孤苦无依已成定局，谁也无法补偿他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唯一能帮他的，也就是把他的故事写到小说里。当然，这显然超越了大多数人对他的短暂而平面化的关心。我以父亲的温情和悲悯，试图走进他的心灵深处，大概有三个诉求：第一，让那些和黄兴经历相似的孩子能够从他身上找到共鸣。让他们知晓，回到父母身边后并非一帆风顺，需要面对的问题很多很多。诸如长时间骨肉分离自然而然产生的情感疏离；第二，对于欲救助那些有类似遭遇孩子的好心人来说，惟愿他们能深入了解孩子们的“心结”，心灵层面上的救助显然比物质上的帮助更有意义。第三，对于大多数有爸爸妈妈陪伴的孩子来说，能够深切地体会到“有爸有妈就有家”、“我很幸运，也很幸福”。

洪斌：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我掉了好几次眼泪。最后，当黄兴选择离开父母，我的眼泪更是止不住地流。历经磨难，骨肉终于得以团圆。然而，您写的并非一个“大团圆”的故事，似乎不愿营造一个虚幻的梦境，而是将现实中的无奈和不完美真切地展现了出来。这样的写法是否是一种新的尝试呢？

张国龙：近年来，我对儿童和儿童文学的理解产生了一些变化。过往，我会想当然地认为儿童是单纯的，儿童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事实上，儿童的生存本相并非如此，尤其是像黄兴这类遭际特殊的孩子。儿童小说在塑造这类孩子形象的时候，显然不能做简单化的处理，不能止于平面化呈现。当我接触了黄兴的原型，我发现他的世界相当芜杂，堪比历经沧桑的成年人。被人贩子拐走之后，他肯定挨过打，因患重病而被抛弃。虽然有好心人的帮助，但他的内心始终是孤独的。没有父母的疼爱，没有真正可以倾诉的对象。他所经历的，可以说比相当一部分成年人经历的要黑暗得多。如果我将这个故事简化、平面化，显然对不起他所受的那些苦。因此，我不愿将故事的高潮停留在黄兴回到了阔别26年的家，旨在展现他回家后的心灵挣扎。很明显，亲情也是有亲疏远近的。黄兴千辛万苦找到了家，却无法真正融入到父母的家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必然，因为亲情是朝夕相处之后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黄兴4岁离家，30岁回来，分离了整整26年，逝去的那些隔山隔水的时光永难追回。别看是骨肉，这中间的隔膜不是一星半点。大多数被拐走再回来的孩子，都会面临这些问题。小说看上去是有了一个大结局，但实际上拐卖人口给亲人之间造成的伤害，甚至终身无法愈合。

俞佳敏：黄兴归来之后，却选择了离开，似乎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常态。那么，“不断地离开”对黄兴这类孩子来说，是否能够看作他们的一种自我修复和成长？

张国龙：没有回家之前，心心念念想回家，顾不上考虑其他。但生活是非常复杂、微妙的，并非回来之后一切就阳光明媚。该承担的，还必须承担。而且，相比那些一直在父母身边生活的孩子来说，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只多不少。亲情的、心理的、地域的、文化的隔膜……一一扑面而来，还必须在短时间内做出回应。处理不好的话，就会产生新的隔阂，甚至会让这些孩子发出哀叹，“还不如不回来”。因此，当失而复得的狂喜消退之后，如何进行心理调整、相互疗伤，是值得所有人思考的问题。

俞佳敏：有人说家是出生的地方，也有最为自由的所在，您如何理解“家”？

张国龙：家是每个人的起点，也是每个人的终点。我们一出生，就行走在离家的路途中，但最终都要回归家庭。我所有的小说都在指向“家”的温暖，因为家是每个人心灵的皈依，是最不可或缺的。只要亲情在，家就永远在，根就永远在。一个没有家的孩子，什么时候才能愈合心灵的创口？也许，直至建立起自己的温馨的家，才有可能能弥补曾经的巨大的缺憾。但是，一种情感永远不可能代替另一种情感。自己的家和爸爸妈妈的家相比，那显然是有质的差异的。

俞佳敏：在您看来，黄兴“回家”了吗？

张国龙：很明显，黄兴被拐走后，就注定永远都回不去了。他的心，他的情感，始终都飘零在路上。其实，我们也一样——离开原点之后就难以真正返回。不同的地域文化不断改写我们，我们与从前的联系被一点一点地切割。当我们归来，对家和故乡的情感往往停留在过去。因此，必须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短暂时光，毕竟谁都不能陪谁一辈子。而且，一旦离开之后，就真的回不去了。这不单是被拐卖的儿童会面临的问题，每个人亦然，除非待在原点不动。

俞佳敏：您在小说中运用了很多景物描写，其中关于“五里坡”的描写尤其令人动容。面对这些看起来经久不变、沉默而伟大的山水，无论是作为主人公的黄兴，还是作为写作者的您，背后似乎都有许多想表达的情感？

张国龙：其实，我一直想表达的，就是一切都在变。黄兴四岁离开，三十岁回来，这是多大的变化！外形、心理、个性、人格……那么，景物变了吗？看上去没有变，实际上却不动声色地改变了。岁月、时间的流逝，虽然带给了人成长，让一个人变得更深更厚，也让人伤怀。这是人的悲剧性存在，因为一切都不可以永恒。我们不想失去的都会失去，我们想得到的往往得不到。这不是悲观论调，而是一种常情常态。我们要认清此种生存本相，不浪费时间，不蹉跎岁月，和相遇的人尽可能彼此珍惜，即使是那些性格有瑕疵、不怎么可爱的人。虽是老生常谈，但我觉得一个人是否有深度，是否温润，恰好就表现在这里。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人文底色。

景物始终伴随着我们成长，它不经意间就会留存在我们记忆中。你看，黄兴儿时的记忆中，总是模模糊糊有水和船。因为当初他就是被人贩子从渡口带走的，景物描写是让他找回曾经记忆的重要节点。河流流动，渡口就是驿站。走向渡口，就意味着离开，就会成为过客。人生就是由一个个渡口连缀而成的，我们从一个渡口到达下一个渡口，最终消失在渡口。（汪玥含 洪斌 俞佳敏 张国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