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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我,怎样才能找到那把打开家门的钥匙?

来源:儿童文学(微信公众号) |   2018年07月05日08:34

近年来,我对儿童和儿童文学的理解产生了一些变化。过往,我会想当然地认为儿童是单纯的,儿童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事实上,儿童的生存本相并非如此,尤其是像黄兴这类遭际特殊的孩子。

—— 张国龙

《无法抵达的渡口》

汪玥含:你始终偏爱现实主义题材,从来没有写过非现实题材的短篇或长篇吗?

张国龙:我的文学启蒙读物是“三言”“二拍”等,这写作品显然奠定了我写作的底色。十多年前,我写了中篇小说《破译PC机里的哭声》,是迄今为止我写过的唯一的非现实题材。

汪玥含:你似乎一直关注苦难的少年生活,能谈谈为什么吗?

张国龙:六岁那年,父亲把我送到叔叔家,不辞而别。他一走,就是两年。那两年,结构了我忧郁的生命底色。我想,我肯定算是有过“童年创伤”的人。因此,我自然而然会关注“苦难”的童年,或多或少顾影自怜。

洪斌:这部作品的心理活动描写非常细腻,尤其是将主人公黄兴的多种情绪刻画得淋漓尽致,完全打动了我。这是源于怎样的写作契机和冲动?

张国龙:几年前,我看中央电视台的《等着我》节目,对一个被拐的孩子产生了悲悯。讲述自己的悲惨遭遇时,他没有泪流满面,始终很平静,还挂着淡淡的笑,似乎在讲述别人的故事。我很好奇,他是如何炼就了这种超然的气质?听完了他的故事,我沉思一时。四岁时被拐,没有父母的呵护,他甚至被剥夺了任性的权利。做了父亲之后,我的内心变得异常柔软。我懂得一个孩子需要什么,知道什么可以让孩子高兴,什么情况下会让孩子紧张甚至悲伤、绝望。这些个人经验无疑对于描摹黄兴的复杂心理很有帮助。

洪斌:作品花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主人公黄兴细腻的心理活动,除了让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还希望达到怎样的诉求?

张国龙:我采访过原型和原型的父亲,但我无意于写流于表象的纪实文学。童年时被拐、多年寻亲、最终大团圆,这样的叙事逻辑显然太平面化了。亲人团聚,显然不应该是叙事的重心。庄智成长过程中郁结的“创伤”,显然是很多帮助过他的好心人无从真正了解,更无从为其疗伤。即或是试图通过“小说”的方式来深入理解他的我,并不能给予他实质性的帮助。他童年和少年时的孤苦无依已成定局,谁也无法补偿他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唯一能帮他的,也就是把他的故事写到小说里。当然,这显然超越了大多数人对他的短暂而平面化的关心。我以父亲的温情和悲悯,试图走进他的心灵深处,大概有三个诉求:第一,让那些和黄兴经历相似的孩子能够从他身上找到共鸣。让他们知晓,回到父母身边后并非一帆风顺,需要面对的问题很多很多。诸如长时间骨肉分离自然而然产生的情感疏离;第二,对于欲救助那些有类似遭遇孩子的好心人来说,惟愿他们能深入了解孩子们的“心结”,心灵层面上的救助显然比物质上的帮助更有意义。第三,对于大多数有爸爸妈妈陪伴的孩子来说,能够深切地体会到“有爸有妈就有家”、“我很幸运,也很幸福”。

洪斌: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我掉了好几次眼泪。最后,当黄兴选择离开父母,我的眼泪更是止不住地流。历经磨难,骨肉终于得以团圆。然而,您写的并非一个“大团圆”的故事,似乎不愿营造一个虚幻的梦境,而是将现实中的无奈和不完美真切地展现了出来。这样的写法是否是一种新的尝试呢?

张国龙:近年来,我对儿童和儿童文学的理解产生了一些变化。过往,我会想当然地认为儿童是单纯的,儿童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事实上,儿童的生存本相并非如此,尤其是像黄兴这类遭际特殊的孩子。儿童小说在塑造这类孩子形象的时候,显然不能做简单化的处理,不能止于平面化呈现。当我接触了黄兴的原型,我发现他的世界相当芜杂,堪比历经沧桑的成年人。被人贩子拐走之后,他肯定挨过打,因患重病而被抛弃。虽然有好心人的帮助,但他的内心始终是孤独的。没有父母的疼爱,没有真正可以倾诉的对象。他所经历的,可以说比相当一部分成年人经历的要黑暗得多。如果我将这个故事简化、平面化,显然对不起他所受的那些苦。因此,我不愿将故事的高潮停留在黄兴回到了阔别26年的家,旨在展现他回家后的心灵挣扎。很明显,亲情也是有亲疏远近的。黄兴千辛万苦找到了家,却无法真正融入到父母的家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必然,因为亲情是朝夕相处之后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黄兴4岁离家,30岁回来,分离了整整26年,逝去的那些隔山隔水的时光永难追回。别看是骨肉,这中间的隔膜不是一星半点。大多数被拐走再回来的孩子,都会面临这些问题。小说看上去是有了一个大结局,但实际上拐卖人口给亲人之间造成的伤害,甚至终身无法愈合。

俞佳敏:黄兴归来之后,却选择了离开,似乎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常态。那么,“不断地离开”对黄兴这类孩子来说,是否能够看作他们的一种自我修复和成长?

张国龙:没有回家之前,心心念念想回家,顾不上考虑其他。但生活是非常复杂、微妙的,并非回来之后一切就阳光明媚。该承担的,还必须承担。而且,相比那些一直在父母身边生活的孩子来说,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只多不少。亲情的、心理的、地域的、文化的隔膜……一一扑面而来,还必须在短时间内做出回应。处理不好的话,就会产生新的隔阂,甚至会让这些孩子发出哀叹,“还不如不回来”。因此,当失而复得的狂喜消退之后,如何进行心理调整、相互疗伤,是值得所有人思考的问题。

俞佳敏:有人说家是出生的地方,也有最为自由的所在,您如何理解“家”?

张国龙:家是每个人的起点,也是每个人的终点。我们一出生,就行走在离家的路途中,但最终都要回归家庭。我所有的小说都在指向“家”的温暖,因为家是每个人心灵的皈依,是最不可或缺的。只要亲情在,家就永远在,根就永远在。一个没有家的孩子,什么时候才能愈合心灵的创口?也许,直至建立起自己的温馨的家,才有可能能弥补曾经的巨大的缺憾。但是,一种情感永远不可能代替另一种情感。自己的家和爸爸妈妈的家相比,那显然是有质的差异的。

俞佳敏:在您看来,黄兴“回家”了吗?

张国龙:很明显,黄兴被拐走后,就注定永远都回不去了。他的心,他的情感,始终都飘零在路上。其实,我们也一样——离开原点之后就难以真正返回。不同的地域文化不断改写我们,我们与从前的联系被一点一点地切割。当我们归来,对家和故乡的情感往往停留在过去。因此,必须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短暂时光,毕竟谁都不能陪谁一辈子。而且,一旦离开之后,就真的回不去了。这不单是被拐卖的儿童会面临的问题,每个人亦然,除非待在原点不动。

俞佳敏:您在小说中运用了很多景物描写,其中关于“五里坡”的描写尤其令人动容。面对这些看起来经久不变、沉默而伟大的山水,无论是作为主人公的黄兴,还是作为写作者的您,背后似乎都有许多想表达的情感?

张国龙:其实,我一直想表达的,就是一切都在变。黄兴四岁离开,三十岁回来,这是多大的变化!外形、心理、个性、人格……那么,景物变了吗?看上去没有变,实际上却不动声色地改变了。岁月、时间的流逝,虽然带给了人成长,让一个人变得更深更厚,也让人伤怀。这是人的悲剧性存在,因为一切都不可以永恒。我们不想失去的都会失去,我们想得到的往往得不到。这不是悲观论调,而是一种常情常态。我们要认清此种生存本相,不浪费时间,不蹉跎岁月,和相遇的人尽可能彼此珍惜,即使是那些性格有瑕疵、不怎么可爱的人。虽是老生常谈,但我觉得一个人是否有深度,是否温润,恰好就表现在这里。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人文底色。

景物始终伴随着我们成长,它不经意间就会留存在我们记忆中。你看,黄兴儿时的记忆中,总是模模糊糊有水和船。因为当初他就是被人贩子从渡口带走的,景物描写是让他找回曾经记忆的重要节点。河流流动,渡口就是驿站。走向渡口,就意味着离开,就会成为过客。人生就是由一个个渡口连缀而成的,我们从一个渡口到达下一个渡口,最终消失在渡口。(汪玥含 洪斌 俞佳敏 张国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