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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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1962年的上半年，陈方恪（彦通）先生突然对几位朋友说，上一天晚上打麻将，打了个三翻，他要请客吃饭。大家奇怪，麻将久不沾边了，何来“三翻”，师出无名嘛。他们本有个饭局，方老以外，较固定的有胡小石、李仲融、吴白匋、曾昭燏几位，偶尔参与的还有俞铭璜、陶白等。高人满座，有他点缀其间，气氛更是不同。两周一聚，费用分摊。那天饭毕离席，服务员送上茶来，方老说出他有幸的“第三翻”。

说“三翻”，得从第一翻说起。这第一翻，我听到的有两种说法。有人说是：南京解放几天后，由陈毅同志主持，举行一次盛大宴会，招待南京各界名流。据传宴席上陈老总颇有豪气地说：“我们荣幸地在这里招待南京市卓有声誉的各方面人士，……这次宴会作了一些准备，凡是留下来愿意同我们合作的朋友，大概都到了吧！”讲话过后，有位地下党同志对陈老总说：“还有一人漏请了。”陈老总忙问是谁。回答是“陈宝箴的孙子、陈三立的公子。”

“是陈衡恪、陈寅恪的兄弟吗？”

“是的，他们的七弟。诗人，也当过教授。”

陈老总做了个表示抱憾的手势道：“怎么搞的？快派车子去接。”

其时方老住在门西的一条陋巷里，解放前坐困愁城，盘飨不继，常以大饼油条度日了。突然又有小汽车开了进来，邻舍围观、奔告，竟然是共产党来邀请赴宴的。忙净身、整容又借了套整洁的衣服，匆匆登车。这是一说．辗转流传已具民间故事色彩。另一说是市委统战部同志登门拜访的。我想两说并存，先后发生也是可能的。从此方老“破雨伞里戳出”，当上了南京市政协委员（后来是省政协委员），工作落实在南京图书馆，搬进了山西路四卫头的公房。此是第一翻。

1959年，30年代初教书时他的学生吴天石来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教育厅长，去看他。吴素以关心人著称，对于方老，更是深知底蕴的。由于吴的申说，旋即调《江海学刊》编辑部，看文史稿件。是更着实地将他的力量运用起来了，也增加了工资。他了解，更有分量的增加是：信任。

如今这第三翻，来头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据传某次宴会上毛主席说起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锐意推行新政，丁酉、戊戌间（1897～1898年）保荐康有为又大集青年豪杰之士，仿西法建矿产、轮船、电报、铁路等事业作新政的基础，同时办各类新式学堂、《湘学报》，更创立南学会研究变法理沦和推行方案，与北京的保国会相呼应，业绩烂然冠于各省。当然就全国侧目，更被湖南的顽固派王先谦、叶德辉之流指斥为“无父无君之乱党”了。

毛主席又说，他就读的湖南第一师范就是这位维新派巡抚办的，更问起陈家后人的情况。陈衡恪、寅恪，他是晓得的。熟悉情况的同席介绍现在大陆的有：老二隆恪在上海任文保会顾问，老八登恪研究法国文学在武大教书，还有位老七在南京云。大概毛主席当时说了什么，于是喜从天降，来了个第三翻。这一翻，得三级教授待遇，又搬进了牯岭路一楼一底的房子。独门独户，有园子的；只是汽车间不派用场，这房子三个人住很宽敞了。听说中国最早留洋的舞蹈家、他的表妹俞姗，亦即黄敬同志的姑母，在楼上住过，只是不下楼见客。

再说当初方老亮出底牌后，借《水浒传》中的话说：“只见有撑船就岸，哪见有撑岸就船的？托庇先德，惭愧、惭愧。”大家都说“就”得高明，方老当然应该请客了。其实，这在他岂仅是吃一顿饭的事。从前说的“多谢栽培”一类话，当然无需说的；但是五十多年随心所欲的生活态度，却必须结束了，彻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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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义宁陈氏，戊戌政变后陈宝箴被革职，陈三立原先辞吏部主事职趋庭署为前驱。当时头角峥嵘的新人物如梁启超等群集湖南均得此少老爷引进之力，于是也就以“招引奸邪”受谴，“永不叙用”了。这位以后的散原老人，当时与谭嗣同等并称“清末四公子”、诗人。他的诗从形式说，自成面目，人称同光体，有真感情、含悲悯人世之旨，风靡清末民初数十年，汪辟疆教授曾有“散原私淑遍天下”的话。那拉氏掀帘而出，陈氏父子顶戴被摘，但在政坛、文坛的影响并未稍衰。原因是陈氏所安身立命的一张封建权势网，百馀年来始终笼罩着中国。这张网的原料不是麻、不是丝、也不是尼龙。例如“受命于天”的皇帝，那个“命”是以精虫的形式蠢动于人间的。载湉无子，溥仪得以入承大统，就因为彼此具有包含同一基因的精虫的原因。万人之上的权贵们，若是要长保禄位于子孙，将自己生理工厂的产品掺和进某一集团中去，乃是最佳方案。张宗昌之力求与“大成至圣”且经爱新觉罗.弘历“入股”的“圣裔”通婚，就是出于这一图谋。潘光旦教授的《明清两代嘉兴望族之研究》一书，曾涉及这一政治现象的，义宁陈氏在晚清以至今日煊赫一国的大网中是有一席地的。

我们环顾四周：陈氏与曾（国藩）俞（明震）谭（锺麟、延闿父）等为至亲。国民党政府的核心者如陈诚，又是谭延闿的女婿，俞大维是陈三立的内侄又是女婿（蒋经国的女儿又成了俞大维的媳妇），所以陈诚、俞大维包括曾昭燏等均称方老为“七哥”。这张亲戚网或结或附，有贫有富，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单来。例如我们南通的范当世，诗人，桐城姚氏婿，又是陈衡恪的泰山。散原老人于文友中竭诚推重的以范氏居首，散原精舍诗中投赠独繁且情挚，有句云：“万古酒杯犹照世，两人鬓影自摇天。”大有“使君与操”的意思。范早年弃合肥相府西席退居江北，纸窗残烛，馀生清贫，至曾孙画家范曾方得扬才使气于时。这是圈子的外围了，亦可见网罗之广。

方老是这张网的一个眼；但纲举而目不张。我认为这首先因为方老是一篇有个性的文章，虽然未得青眼载之报刊，方老自有他耿介的一面。解放前几年，真已成了涸辙之鲋。但他从不向当朝的贵戚伸手，宁可常去夫子庙旧书店闲谈被留吃一顿便饭。据说俞大维和陈诚两家夫妇有时想起：不知七哥怎么样了，于是一辆小汽车弯弯曲曲开进这小巷来。到则只见熄灶冷锅，七哥偃卧木板单被之上，如夫人枯坐床侧默无一语，就坐下开张支票留给七哥。方老不受“嗟来食”，这样送上门来的支票，则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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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早年在江西得肥缺，也曾财源滚滚如水之趋海。他说过：“钱，这个东西是无须去要的；要的是座位，坐在某种位置上，钱自会送上门来。”1948年他的第三位如夫人病故了，孑然一身，只有他母亲的“陪嫁丫头”从小服侍他的一位老太太未忍弃他而去。孤凄如此，一直敷衍到被陈老总邀请去赴宴。或问：1949年开始的新中国，是适宜陈方恪生存的社会吗？他说过：“我不走，不是没有考虑的。这个考虑很严重，共产党来了。首先，我的某种粮食来路断绝，势将困于陈蔡之间，只有戒绝的一条出路。这个决心都能下，我就不走。”我见方老时，虽说瘦骨嶙峋；但精神矍铄，脸上早已雨过天晴了。

方老论“财”与“座位”的关系，却没有说到底，就是“座位”是依托于“网”；而有些人“座位”之失，其咎并不在“网”。我听天石、白匋两位吴老说过，方老读书，从小就坐不热板凳，被逼随三个哥哥跟王伯沆读经史，南京有了小学，老师有柳诒徵等。王、柳都是江南名宿，“少年同学多不贱”，曾听方老说起周叔弢、茅以升、宗白华等。后又去上海进震旦学院，正课以外，马相伯亲授法文、拉丁文。方老颖悟过人，记忆神经简直像照相机一样，过目不忘。自小又追随散原老人广事交游，更是见多识广。

但一到南京图书馆，名士作风大变，工作极为踏实。解放之初，南京街头常见旧书散置摊架，论斤待售。方老四方奔走，购得数千斤，其中颇多善本。至于从藏书世家成批收进，更不乏久不见天日的珍品。日常答复读者来访来信，奖掖后学，孜孜不倦。据闻，当时他曾很有感慨地说：“不想年逾耳顺，才晓得为人办事，为国家得一好书的乐趣。”

我认识方老是1959年，省邮政管理扃召开发行工作会议，各报刊编辑部均有人参加。公推一人作大会发言，因为我刚作了抽样调查，一致推我上台。我见有位老者在座，就忙推让。这老者微笑说道：“编辑部以为我曾开过书店精通此道，其实我一窍不通。”会后向别人打听，才晓得这原来就是方老，他是代表《江海学刊》出席的。事后同吴天石说起，他说：“我陪你去看他，以后可以多请教。”

那天他们师徒二人漫谈。天石同志遇有适合对象，谈兴总是很健的。方老则轻言慢语，如源头活水时见机锋。也许给他写自传的纸张，他已在前半生，用工笔重彩写得密密匝匝。如今只能出以淡墨简笔了，如他的老乡“八大山人”，退而将名字留在茶杯盏上。可是，却使更多的人端起茶杯就晓得了“八大山人”这四个字，有时还“可以清心”，说来也真有趣。

那天谈话的主题是散原老人的诗。方老说老人对于诗，主张要从唐的彀中跳出，方能脱熟，更卑视明前后七子、公安、竟陵。世人皆说同光体是宋诗尾声，老人对此极不同意。说宋人诗，他仅读东坡、荆公，怎能将他塞进这一轨辙？天石则说从唐诗追求脱熟，就有可能走入山谷、后山的路数，老人的推崇山谷也是显然的。

方老似有赞同之意。还说，老人太要自成面目。说做人不可有我，做诗必须有我。我的诗就是我的诗，唐宋以外卓然自立的，认为戊戌罢官前作品中没有自己。其实政变前多有时局纪事纪感诗，神志旺盛；一如章太炎早年作品。同光体诗人群以外与王壬秋稍近，也不同于樊樊山，更有别于易实甫。他骂纱帽气、清客气、也骂头巾气。

他托当汉奸前的郑孝胥代他选诗，郑主张全印。老人曾同胡翔冬、胡小石说过：“作品由自己选很难恰当；但郑海藏把我的‘且作神州袖手人’都选进去了。他不晓得我的为人吗？那不是真正的我。”此诗原句“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是戊戌时的作品。钱仲联教授所谓“‘小试三湘回天之手，终为义熙甲子之民’亦可哀矣”。出于当时情绪，不可一般看待的。

方老认为，倘若换个时间郑孝胥倒是对的。因为辛亥以后老人虽然不革命，也不与某些遗老沆瀣一气，更不阴谋复辟。国民党在庐山送了幢别墅，不过是找几件摆设。从妄想当中兴宰辅的郑孝胥看，当然可说是“袖手人”了。其实说他“袖手”并不全对，“七•七”事变后，老人困北平团城中，忧国哀民，卧病绝食。弥留时还问寅恪，所传马厂打了胜仗，不知是否可靠。即此一点，就不能说他“袖手”。他与郑孝胥早年原是诗坛伯仲，后来就南辕北辙了，郑在长春时拿了新作问左右：这些东西较之散原不知如何？老人听说此事，微哂而言：今日的他，还同我比诗吗？不必了。因为当时的郑正热中伸手，为日帝火中取栗。那天漫谈兴尽时，方老郑重地说，当代人批评同光体有形式主义倾向，看其全盘，是有道理的。

听他们谈诗时，我也观察了昔日贵公子的生活环境。这个近30平方米的客厅，空荡荡放着套红木家具，竟然不见有书。后来听吴白老说，方老没有书了，所留只有一本历书。咸丰皇帝死了，顾命五大臣拥小皇帝当政，立年号：祺祥。那拉氏锋锐初试杀了肃顺等人，满朝文武开始对着帘子叩头称奴才了。帘后女当家有两个哩，当然也得算上儿子，于是老百姓给“同治”了。这历书是那短命的祺祥元年的，比洪宪瓷稀罕多了。

我说这里虽没有书，但有书卷气在微风中徐徐扑面，这是老窖陈酿，已经沉淀为块，一碰新鲜空气在气化了。室中让人触目的是一只五彩戟耳大瓶，如中天一柱岸然独放华彩。方老见我很注意这只瓶，停下同天石的议论对我说：“万历款，虽是康雍间仿的，很可以看看，你看哩？”方老年轻时的照片即使还在，也该褪色了，唯有这只尘封久远的旧物，现在洗擦光洁，放在解放后置办的红木镶大理石的圆桌上。它满地锦中的开光里淡出一座海市仙阁，似梦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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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方老在震旦毕业后，由梁任公介绍去中华书局任杂志部主任，但入不敷出，旋即辞职去北京，又因梁的介绍在盐务署、财政部等处任秘书一类职务。此类衙门，当然与书局不同，就是官小，也会有额外的进帐。本来，他在上海时已随狄平子、包天笑等海上名流涉足花丛了，散原老人为此曾抱怨平等阁主人把他爱子带坏。这时宦囊中稍有来源，就更任性走马章台、征歌买笑了。

据闻，当年同为狎客的有振贝子、袁氏嗣君等前朝后代的天璜贵胄。至于此时振贝子与袁氏兄弟是否仍能于八大胡同携艳逐欢，势无忌惮，“内查外调”似无必要，只是所传如此。不过想见其以一小秘书而豪阔如此，义宁陈氏岂有铜山金谷作他的后盾？散原老诗人无法供应爱子的需索，只好作书将他遣回江西往见赣督程光远（或说是由徐世昌出面作一八行书，从方老在江西的际遇看，是需要有徐的规格方能办到的）。

这位督军大人倒也爽快，接看来书随即问道：“老侄，你要出风头，还是缺钱用？”方老也就直截了当：“我开支太大，求老伯赏碗饭吃。”就这样因人设事，委了个全省田亩丈量局局长。那时，傅抱石先生还在南昌第一师范痛下囊萤映雪、刺股悬梁的苦功。有次傅老说笑：“当年方老回江西做官可了不得：四人大轿，前后盒子炮又是四个人。他老人家的官箴是：六亲不认。送钱上门一千亩可以缩成八百；倘若一毛不拔则江西的田可以得寸进尺的。”就如此这般，将全省田亩刮铲一过。继之的差使，有案可稽的先是景德镇税务局局长，再是督军署秘书长兼二套口统税局局长。

若问，以督军的股肱何以屈尊在一港口收税？老于官场的都晓得，交通枢纽处的关卡，正同沈万三家的聚宝盆一般，坐待进帐，风雨无阻的。“肥水不湮他人田”，任何下属都得为长官当一份经管的差，自己不过稍得分润罢了。从这等地方也可以想见方老机灵，他当然晓得这是上下关系的关键。高官、肥缺如是一年多，督军召见了，拍拍腰包问：“老侄，可以了吧？”方老敬谨答道：“谢老伯培植。”于是递上辞呈，携款十馀万金身轻如燕，驾轮直奔上海。

从此，十里洋场的长三堂子里来了一位潇洒、温存的贵公子。张灯开筵，偎红听曲；华盖过市，拾钏寻香。没日没夜，银子花得像流水一般。三年间，金屋所藏前为上海野鸡大王、后为苏州群玉班头，皆不久下堂而去。逮至江西之财所剩无几，忙倾囊得一烟花场中的所谓大姐者，携归南京散原精舍。他这一段生活，很像京剧花旦的行头，被强光照射着的珍珠宝石，金银线片，闪烁得刺眼。如今灯光一灭，所有的金银珠宝都消失了，就像月亮，自己本没有光。

岂但月亮无光，这时精舍中的老诗人，虽然诗酒酬酢几无虚日，但坐吃山空也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管事的老仆几次进言，老太爷说：“你说怎么办呢？……那么，我不抽红锡包，改抽品海。”红锡包降为品海牌，每天节省不过几个铜板。老仆晓得说也枉然，也就默然而退。如今见爱子倦游归来，顿觉柳暗花明、绝处逢生。说是家中的书，哪来人看，堆着也是废纸，不如去换成钞票，还能贴补家用。于是，方老奉命在苏州护龙街开了爿含光阁书店。架上触目缥缃，开卷则朱墨灿烂。

但这位少老板并不到店，店务全委之伙友。所好此店专售出不购进，售出所得七折八扣交七爷支配即可。如此两年，凡善本皆被沪、苏书贾套购而去，含光阁也就关门大吉。恰巧国民党表示要“敬老尊贤”，赠散原老人庐山别墅一座，老人也就离开南京云游去了。临行将散原精舍售出得数万元，交爱子保管。钱至方老手上真是如汤沃雪，不数年又化为乌有，到此已可说罗掘俱尽。

服官、从商，或无门或不屑，就只得硬着头皮往谒父执唐蔚芝先生求助。唐老夫子，理学家，光绪中为农工商部尚书，旋辞官，专事教育，先后创办交通大学、无锡国专，一生清谨。当时正容相告：帮助是可以的，出路只有一条——教书。至此，方老就先在无锡继至上海，站讲台上当教授，吃粉笔灰了。他若能振作，原是位能办事的人，所以这一时期还曾出任上海某大学的教务长。至于教书，上课要按时，这对他最是苦事。但站在教桌前既能引经据典，又能随兴发挥，真是左右逢源、头头是道。

方老腹笥本富，特别对于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不仅熟读白文，于重要著作的疏证歧义、版本异同，均能如数家珍。又博览稗史小说，于朝野故实、瓜棚野趣，有问必答。特别是诗词一道，更有家学根底、世人皆知。方老兄弟中，长兄作画、三兄治史，皆是名震一代的大师。当然也都能诗，衡恪诗词有结集，寒柳堂诗更为世人熟知。散原老人对此却不甚了了，倒是当众说：“做诗，七娃子，尚可。”方老诗追先唐；而老人弃唐又不愿就宋，早年倒是以魏晋六朝为根本的。因此，唯“七娃子”诗能入法眼了。方老的词亦有味，钱仲联编《近百年词坛点将录》封他为“地狂星、独火星孔亮”，云“彦通《鸾陂词》绝世风神，多回肠荡气之作。”方老晚年编所作成集，因与章士钊有旧，乃寄请书数语置诸卷首，至死未见有复，稿本亦不知所在了。

敌伪盘踞南京，方老在龙蟠里国学图书馆管理旧籍，不一年绝袂而去。其时，金陵刻经处正处风雨飘摇中，因杨、陈两家先代有旧，乃请以董事名义出而维持。方老于银钱进出，一生随心所欲，由他主持此事，在经济责任上招致非议，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对于这段时间，他同我说过，因为掩护地下电台，1945年他被南京日寇宪兵司令部逮捕。刑审酷虐，又当炎夏，很吃了苦头。所幸敌伪已频临崩溃，经过朋辈的奔走，也就得以释放。当时对于这部电台来自哪一方面，觉得不便多问。事后想，国民党返回南京，俞大维、陈诚以至亲关系，而与之不即不离，似乎与他们是没有什么瓜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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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老一生历经浮沉，世态人心看得多了。他说过：“人不可俗；但不可不随俗。”解放后说这句话，这个俗字当不是雅俗的俗，似乎是指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因此，他能在党直接领导的期刊编辑部处理文史稿件，与党内同志相处融洽，从无间言。学习时政，三言两语，深得要领，真是“日对千宾，不犯一讳”的。年轻时，他极好交游，甚至不问良莠；解放后自愿过从的实在仅屈指可数的几位了。他的教养，本属经过封建统治层长期“改进”过的儒家者流。连他早年的享乐生活也并未逾越儒家子孙的道德规范，毋宁说倒是谨守的；虽然他也受过近代西方教育。最早留洋在欧洲有鼎鼎大名的辜鸿铭，曾用一把茶壶必须配几只茶杯以证明多妻制的合理性。方老似乎也与这位大学者一样，并不西化，却甘受儒家学说中毒素最重部分的影响，而被封建末世又加扭曲的。正因为在这种成熟到腐烂的昏天黑地里沉溺得太深了，正因为使他沉溺的不是书堆而是人海；反而倒能一咬牙就突围而出，蜕化为中国封建社会另一成熟的产品：最后皈依了黄老。俨然六朝人风度，仅吃一份人间烟火食，有一种赤裸裸来去无牵挂的做人处世的态度。这样，也就绰绰有馀地徜徉在新社会诸色人中了。

前面说到过的那只仿万历五彩戟耳大瓶，为散原精舍唯一留下的藏品。也许，这里面深藏着主人无可补偿的依恋与疚恨的吧？那瓶面的开光里是否有一位拄杖而来的踽踽孤影，一现即隐呢？人亡物在，那物就会时时刺痛表面上久已平复的旧创。虽然睹物伤情；但总是希望这旧物长存。有这种心理经历的人，可能是不少的。这是方老的爱物，虽是赝品也是爱物。

吴白老告诉我，有次他去牯岭路，告辞时穿大衣，白老壮实，大衣也壮实。下摆一掀动，刮起一股小小的龙卷风，龙尾横扫之下，圆桌上的那只万历大瓶翻身落地，摔成碎片。白老深知此瓶在主人精神生活中的分量，不禁慌了手脚。这时方老却神色不变，微笑说道：“这种东西迟早是要破的……” 说着缓步上前，开门送客，以后也从未听他提过此事。

许多人都说晚年的方老就是这样的旷达。特别在“第三翻”以后，辞谢了《江海学刊》着实的编务，在南图挂一个名，不必上班。人看他，简直是闲云野鹤的生活，但旷达并非放任。他说，庄子不是说：“人之在天地，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他究竟不是白首穷经的老儒，也非斗酒百篇的诗仙，他在人海中载沉载浮，乘风搏浪，又曾险遭灭顶，于人际进退间分寸的掌握是极为精到的。

某年夏夜，找地方纳凉，随陶白同志访名中医某老闲话。老人有瓷癖，被治愈的重病号，多以古瓷为谢。因为来路庞杂，也就鱼龙并存。陶老开我的玩笑，说我看瓷有些眼光。老先生对我端详了一下说：“那么，我要请教了。”回身进房捧出一只瓶朝桌上一放，问我：“靠得住吗？”我一看，是南宋官窑的器型、釉色。杭州郊坛下出土的破片我是见过一些的，但它有芒、不够润泽，我不敢开口。老先生见我如此，乃打出王牌，振振有词：“陈方老看过的。”我问：“方老怎么说？”他笑笑说道：“方老说，可以玩玩，可以玩玩。……半年前，陈万里先生从北京来找我看病。难得有此机会，我拿出几件东西请他过目。看到这件宝贝，陈先生直截了当三个字：‘东洋货！’”老先生说完哈哈大笑。这是方老与人相处的一面。

也有些玩古董的人说：“玩古董因其赏心悦目，真假是次要的；这不是买进金子，假的不行。”他也许是这个意思，但话不直说。那么，这不是圆滑吗？我要说：圆则有之，滑则尚无。许多熟人都说他无扬己露才的文人习气，更有口不臧否人物的雅量。

解放后他与某老过从极密。某老对人若有不悦，是会立即见诸辞色的。凡有品评多偏于尖刻，虽然并无恶意。如说某名画家作品的精致，大类扬州妇女的缎面绣花鞋子之类。对此，方老是要摇头的。因这名画家乃是受人敬重的忠厚长者，方老的摇头，其实是种不平情绪的流露。

是否仅仅在背后摇头呢？也不尽然。例如有次在“六华春”吃饭，有个菜材料搭浆。某老叫来厨师大发脾气，全桌噤若寒蝉。这时方老开口了：“不要怪厨师了。如此吃法的能有几人？吃吧，吃吧。”即使以某老与他的友谊，且辈份相当。若是圆而滑的人，肯多此一举吗？在这种场合，用了某种语调，的确起了“淡言微中，亦可解纷”的作用。所以我建议在这圆滑两个字中，改掉一个，将“滑”字改成“通”字。

因为这要看为什么要“圆”？“圆”的对立面，不是也可能是“僵”吗？例如其次有两位同志为了一点实在是不足挂齿的事，忽然顿足、捶台，裂眦、吡牙起来。方老淡淡道来：“所为何来呢？坐下吧，歇歇再谈嘛。”单凭他的这副神色和声调，这两位的体温为之骤降，也就慢慢坐下了。在这类情况中，能这样按摩一下而得缓解，不是一派祥和之气了吗？为人如此，就是古人所谓“柔舌长存"了。我写这些，只是客观地述说有陈方恪这样一个人，他是如何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的。存在决定意识，毫无建议别人向他学习之意。

6

若论桑榆晚景，方老实在可说难得。1965年的一天。突然小便梗塞，憋到半夜腹痛如绞。邻居中有位解放军的大校，平时诗酒酬答，是可以谈谈的朋友。这时，一辆小汽车将病人急送南京军区总医院。这里的医生真高明，检查以后说道：“老先生，你的病是五十年前种下的根子。”方老此时困顿已极，微弱地叹口气答道：“唉，我年轻时荒唐，我年轻时荒唐！”他连说了两个“荒唐”，这是一个人真正摆脱浮华后的诚恳的反省。医生为他在腹部开了个洞，插入塑料管由此排尿。

这一年年底我又去看他，他已搬进江苏医院高级病房。险情虽然已除，人是很衰惫了。不知什么原故，似乎很有兴致地对我说：“出了院，我们去弄一顿。”方老中青年时，饮食也是极为讲究的。在上海作寓公，与如夫人两人一桌，另有爱猫一只盘踞一方。所好不同，各有专厨。猫食开支每日大洋两元，人之所费也就可见一斑了。

解放以后与当年比较由绚丽趋向清纯，几乎是清教徒的生涯。特别在三年困难时期，虽说有所照顾，荤腥之类只不过在阳春面上加上一点“浇头”罢了。某次陶白同志家，包菜肉饺子，请他共享。他一吃两碗，连声称好，可见肚中之“寡”。但在一般情况下，吃风在新社会是当作古国文明的精华继承不衰的。因此如有可吃的机会，他也不会放弃。

我听说也在三年困难时期，有位负责同志邀请各方面知名人士座谈，征求意见。主人致词后，客人相顾无言。方老在大庭广众中有本领使人不觉得有他的存在，从前的他太显眼了，现在的他是从前的他的褪了色的影子。不留心看，是会忽略过去的。但是，有人不放他过身，提议说：“方老开个头！”他的善于词令、精于分寸，其实是人所周知的，于是纷纷附议。

方老稍作沉吟然后说道：“报告各位一个好消息，新街口东边的北京羊肉馆，新做了一种羊肉煨饼，肉质肥嫩，无异口羊。一块钱一只，好极了！大可吃得。”

回忆起这件往事，我想病到如此地步，怎么想起上馆子了？难道也要向我推销羊肉煨饼了吗？不是，是商量这一顿去光顾哪一家？他将头埋在枕头里、眼半闭，一家家推敲起来：最好当然找胡长龄。胡师傅当年在“老万全”学手艺，就与他相熟，半个世纪摸透了方老的口味，而且现在正可吃燉菜核。胡师傅是南京厨师魁首、燉菜核又可说是南京的第一菜吧？只是胡是活学活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模范、南京市委委员，会议多，临时比较难找。

那么“六华春”，但是老汤调到“绿柳居”去了，方老摇头不想吃素菜，找老向吃西餐呢？又怕于病体不宜。“曲园”呢？这是他的亲长谭延闿在南京当行政院长时设计开张的，坚持了湘菜的纯洁性，毛泽东每到宁必有他们的供奉。方老对湘菜也有感情，但在那里必须事先通知王师傅由他调度方能得体，但那王矮子目前也难应付裕如了。最后，我说，还是由我同胡师傅约定。

方老病愈庆贺，请他亲自筹划、亲自动手，他再忙也要抽出时间的。但是，我想：带着塑料管子他真准备去吃馆子吗？只是记忆中的珍馐是更富回味的。人生到此，不妨一一数来，简直就是过屠门而大嚼了。果然，不到一个月，他就去世了。

他与人世辞别的病房，设备颇佳。敌伪时期，这里是敌酋冈村宁次的司令部，屋室精致，满窗雪松，几缕冬阳从树丛中射入病房，气氛是温暖、明朗的。时在1966年1月。“黄金论顷刻，白水逝须臾"，他选择这个地点、这个时间安静地结束了他的一生。他把祺祥元年历书，捐给了南图。祺祥短命；他则可以说是长寿。

我追随杖履，听他娓娓谈“三朝”掌故，有所指评，皆得肯綮，未料竟以细数南京名厨了此一席谈。犹记当日告辞时，从洁白的被单里，他伸出只枯瘦的手让我握了一下。这是一只曾屡屡画眉于绣阁的手，给葱尖般手指套上钻戒的手。如今那手掌像蚕皮那样透亮，凸出的青筋仿佛一条条蜷伏的豆虫。走过灿烂奢靡的、灰败辛酸的漫长的路，他到此告终了。告终得实在可说差强人意，因为他所属的那个时代的一节早就闭幕。他之所以能在照明装置下作了近二十年的亮相，只是闭幕时，匆忙间幕布将他挡在台上，多逗留了几分钟而已。当然，地球上的血亲政治没有结束，甚至与他有关的那个网也还在力图延续；人世间也仍有奢靡、也仍有奢靡后的辛酸，只是不会是他所经历的那种形式了。

有一件事使我抱憾。196l-1962年间杨白桦教授几次建议：“老章，快推动方老写部长篇。”这意见有道理。他的八弟登恪教授，就曾写过一部长篇小说《留西外史》，为20年代旅法某些华人留下种种色相，一时读者甚多。

方老同样有生活，他可以从戊戌政变前夕写到解放以后。他是这70年间中国上层官僚士大夫核心圈子中的一员；他又是一颗偏离轨道的流星，长期沦落于北京、上海、南京这几个大城市的基层，离开圈子再回顾圈子中的种种包括昔日的自己，当有较为明澈的认识。他看过大量的明清小说，其中颇有不经见的作品；他有本领对什么人说什么话。每有描述或议论，中肯、透彻、风趣极富表现力，移之纸上便是文章。如果逼住他写出这部长篇小说，估计当不会比《孽海花》逊色的，也不必念念于被人束之高阁的诗集了。可惜我，交臂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