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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晚清民国的书籍史和阅读史研究已成学界热点。究其根源，一则得益于西方书籍史和阅读史研究的进展；二则受益于本土史料的再发掘。本土史料中，日记、报刊及其他边缘文献日益受到重视，而清末民初大量的社会小说，似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笔者近来重读《老残游记》，颇觉对其中的书籍信息应予关注。

《老残游记》作者刘鹗（1857-1909），阅历极丰富，且善收藏。伦明在 《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称：“铁云素以收藏著称，除书外，金石甲骨之属尤富。旋尽散，其书为会文斋、文友堂所得，曾见会文斋有书目。”据郑逸梅先生记载，刘鄂大约还在上海开过书店。刘鹗的藏书家身份，于是乎时时见诸《老残游记》。

愤言“宋版书是破书”的背后

《老残游记》第三回记载高绍殷拜访老残，涉及宋版书。

他（绍殷）就随手揭过书来，细细一看，惊讶道：“这是部宋版张君房刻木的《庄子》，从那里得来的？此书世上久不见了，季沧苇、黄丕烈诸人俱未见过，要算希世之宝呢！”老残道：“不过先人遗留下来的几本破书，卖又不值钱，随便带在行箧，解解闷儿，当小说书看罢了，何足挂齿。”再望下翻，是一本苏东坡手写的陶诗，就是毛子晋所仿刻的祖本。

宋版《庄子》、汲古阁翻刻的东坡手书陶渊明诗，都是藏书史上的珍品，却被老残称为“破书”，“卖又不值钱”，似乎他对藏书很不以为然。然而如果注意到第十五回老残行李失火后的话，“物件倒没有值钱的，只可惜我两部宋板书，是有钱没处买的，未免可惜。”就可见出，老残并非不珍惜宋版书。他说宋版书是“破书”，大概是对晚清以来藏书界佞宋之风及秘藏宋版而不示人的现象表达强烈不满。毕竟，爱书的他曾试图造访海源阁，却不幸吃了闭门羹。

老残造访海源阁，见小说第七回。开首便写老残特意到东昌府访书。东昌即今日聊城，著名的杨氏海源阁藏书就在那儿。小说以柳氏暗喻杨氏，海源阁藏书虽有几百箱，但秘藏家中。尽管如此，老残仍不死心，他：

又住了两天。方知这柳家书，确系关锁在大箱子内，不但外人见不着，就是他族中人，亦不能得见。闷闷不乐，提起笔来，在墙上题一绝道：

沧苇遵王士礼居，艺芸精舍四家书。一齐归入东昌府，深锁嫏嬛饱蠢鱼！

沧苇是季振宜(1630—1674)的字。季氏曾编《全唐诗》，有《季沧苇书目》存世。遵王是钱曾(1629-1701)的字，钱氏有《述古堂书目》等行世。士礼居是黄丕烈（1763-1825）居所。三人皆为清代著名藏书家。艺芸精舍指汪士钟（1786-？)藏书。四家藏书后皆入海源阁，其藏书之雄厚可见一斑。无怪乎傅增湘云：“吾国近百年来藏书大家，以南瞿北杨并雄称于海内，以其收藏宏富，古书授受源流咸有端绪。若陆氏之皕宋楼，丁氏之八千卷楼，乃新造之邦，殊未足相提并论也。”

晚清四大藏书楼，海源阁独踞齐鲁，与瞿氏铁琴铜剑楼抗衡，力压皕宋楼与八千卷楼。然而，彼时公共图书馆观念虽初见端倪，但书籍史所言“文人共和国”并未形成，藏书秘不示人仍属普遍现象。老残的抱怨似得呼吁开放藏书楼之时代先声，《老残游记》发表的次年（1904），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在湖南成立。

晚清阅读世界里的“三百千”及小说

藏书事略之外，《老残游记》还部分揭示出晚清读者的阅读世界。对当时的读书人而言，所读书如东昌府书坊掌柜所说，是“《崇辨堂墨选》《目耕斋初二三集》。再古的还有那《八铭塾钞》呢。这都是讲正经学问的。要是讲杂学的，还有 《古唐诗合解》《唐诗三百首》。再要高古点，还有《古文释义》。还有一部宝贝书呢，叫做《性理精义》，这书看得懂的，可就了不得了！”科举还未废，读书人仍冀望经八股而扬名。科举已废，那文化的惯性还具相当力量。如书坊掌柜云“所有方圆二三百里，学堂里用的《三》《百》《千》《千》都是在小号里贩得去的，一年要销上万本呢。”可见，明清以来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为代表的蒙学教材仍占统治地位，传统文化根基在许多地区未受新学冲击。此外，书坊畅销的还有民间日用书，如 《阳宅三要》《鬼撮脚》《渊悔子平》。至于 “四书五经”，仿佛并不行销。

老残说：“难道‘四书’‘五经’都没有人买吗？”他说：“怎么没有人买呢，‘四书’小号就有。《诗》《书》《易》三经也有。若是要《礼记》《左传》呢，我们也可以写信到省城里捎去。”

由此看来，尽管晚清国人识字率大大增加，但对儒家经典感兴趣的读者并不多。这种阅读趣味并不奇怪，毕竟现代学术史构建出的清代书籍清单，不一定反映当日书籍市场和阅读情况，有时甚而脱节。新近研究表明，如顾炎武《音学五书》这样的名著，刊刻不久就为书坊削版遗弃。当时普通人的阅读趣味，反映在《老残游记》中，主要是小说，如《西游记》《红楼梦》。《老残游记》时时征引这两部畅销小说，如：

《西游记》是部传道的书，满纸寓言。他说那乌鸡国王现坐着的是个假王，真王却在八角琉璃井内。现在的天理、国法、人情就是坐在乌鸡国金銮殿上的个假王，所以要借着南革的力量，把这假王打死，然后慢慢地从八角琉璃井内把真王请出来。等到真天理、国法、人情出来，天下就太平了。

这些古典小说似乎左右了公众的思维，故老残甚而拿 《西游记》来解说当时纷扰的时局了。小说鼓动人心、左右思考的力量如此之大，难怪梁启超要发起“小说界革命”，而保守的刘鹗也不免要借《老残游记》痛骂革命党。

不仅是中国古典小说，此期间译自外国的小说也畅销起来。如福尔摩斯作为神探已成众所周知的人物，《老残游记》提及他时已无需注解。

边缘视角下的晚清小说与书籍史研究

从《老残游记》还可看出，当时一般读书人的阅读状况仍很堪忧。一户隐居的读书人的书房是这样布置的：“榻北立了一个曲尺形书架，放了许多书，都是草订，不曾切过书头的。”藏书不多，且多为一些 “长短句子的歌谣”，如《银鼠谚》等，不过类似《推背图》，流于迷信。

读书人的阅读世界相当贫乏，除了小说，他们对外国读物的接受度也并不高。老残治河，所论的仍是贾让《治河策》，西洋的水利书籍在他仍不接受，或闻所未闻。他对于译介的英文和日文书籍也颇不屑，有时还语带讥讽地表示：“其读书不成，无著子弟，就学两句‘爱皮西提衣’或‘阿衣乌爱窝’，便谈家庭革命。一谈了革命，就可以不受天理、国法、人情的拘束，岂不大痛快呢？”他们的读书清单，仍牢笼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指导精神下。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老残游记》透露了晚清方外人士的阅读状况。在道家，仍是《参同契》《道德经》。在佛家，是见诸于泰山上的尼姑，大多数是不能读佛经的。

问：“念经不念经？”答：“经总是要念的。”问：“念的什么经？”答：“无非是眼面前几部：《金刚经》《法华经》《楞严经》等罢了。”问：“经上的字，都认得吗？”答：“那几个眼面前的字，还有不认的吗？”

看来，当时佛教人士能读《金刚经》《法华经》《楞严经》《圆觉经》《大般若经》等已很受社会瞩目了。于此，更可见杨仁山等人成立金陵刻经处的伟大。

《老残游记》中透露的其他书籍信息也颇为有趣。如王闿运的《八代诗选》，老残“记得是在省城里替一个湖南人治好了病，送了当谢仪的”。

大体而言，《老残游记》所反映的书籍信息，有相当部分与包筠雅《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一书所呈现的并无二致。如彼时的“畅销书”大体可分三类:蒙学、杂字、幼学、文范、诗选、四书五经等教育类书籍；实用类书、家礼、药书、医书、通书、风水书、星相指南、善书等指南类书籍；以及小说、戏曲、歌册、诗集、书画集等文艺类书籍。而《老残游记》揭示的以书籍充作谢仪、方外人士的阅读状况等信息，则是书籍史研究中甚少留意的。更为重要的是，小说能具体而微地展示晚清读者的阅读场景，而这是书籍史研究力图贴近却终于难以真切复原之处。由此而言，明清小说里的书籍信息和阅读状况，颇值得研究者大力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