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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陈丹燕:要做一部作家的电影

来源:文汇报 |   2018年07月04日12:37

《捕梦之乡》探索神秘之国

文汇报:你曾花了四年的时间捧着《哈扎尔辞典》追随着作者帕维奇的足迹来到塞尔维亚,走进小说环境里,并写出 《捕梦之乡》,该书的塞语版6月刚在普罗斯维塔出版社出版。你在行走过程中对这座城市和人民有哪些感悟?

陈丹燕:其实小说 《哈扎尔辞典》1984年就出版了,这部小说不好读,因为它有许多隐喻,还有巴洛克式的迷宫结构。在上海,我也看不懂 《哈扎尔辞典》,所以我想我应该带上小说来到作者家乡,设法在地理历史环境的帮助下理解这本小说。当我在塞尔维亚读完它,我开始一路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后来在中国出版,这就是 《捕梦之乡》。从2014年开始准备,到2016年上海书展时 《捕梦之乡》出版,我曾带着书三次去到塞尔维亚,从一年一次到半年一次,我不由自主地爱上了这个国家。印象中的塞尔维亚是个神秘的国家,因为关于它的资讯很少,就像被 “屏蔽”了一样。要不是 《哈扎尔辞典》,对塞尔维亚的想象也不过就是战火纷乱的样子。在与当地人的接触中,他们特有的强烈热情、善良、乐观让我感动,因为历史的原因,他们更愿意活在当下,及时行乐。

首部中塞合拍的电影,彰显文化内涵的精神力量

文汇报:你正在拍的电影 《萨瓦流淌的方向》,是中国和塞尔维亚合作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并得到了双方政府的支持。你也完成了从作家到导演的身份转变,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做电影的?

陈丹燕:我也不能说完成身份转变,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更像是一次对不同表达方式的尝试。在塞尔维亚,我没有看到印象中的战火连绵,却看到街上有许多穿着美国牛仔短裤的小姑娘。文字有时难以表达的直观冲击,要靠图像来帮一把,照片有时难以表达的辽阔与移动产生的冲击力,要靠电影来帮一把。这让我第一次动了用影像记录的念头。这部电影是关于塞尔维亚文化现状的故事,是关于文化如何支撑知识分子劫后余生,并顽强生存的故事。这部电影由三个故事组成:巴尔干最古老的Geca Kon书店和南斯拉夫时代最重要的普罗斯维塔出版社如何生存、贝尔格莱德当代艺术馆如何在关闭十年后重新开馆、 “Long Live Life”展览的策展人如何探索生活本身对人们心灵的支持。所以,电影汇集了三群人,三个故事,三种塞尔维亚文化上的现状。我想表达的是,那些以前非常重要的文化机构,现在是什么样子?对整个南斯拉夫的艺术史非常重要的艺术品,现在是用怎样方式生存?又是如何被理解?另外,在前总统铁托去世时成长起来的新任艺术策展人,成长时代伴随着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剧烈动荡,如今是用什么方式继续他的艺术梦想?我觉得这个电影不是简单介绍一个国家,而是试图回答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就是面对世界给你的伤害,你要靠什么活下来。塞尔维亚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活下来的方式——用狂欢来对待悲剧,用爱而非仇恨支撑自己的精神世界。

由于电影拍摄的核心团队来自中方,我们一直问自己:作为外国人,我们站在什么立场来描绘塞尔维亚?用什么视角来看待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对宿命的乐观态度是怎么来的,其中文化起到了多大作用?我们想要告诉大家的是,要守护自己文化的核心,获得自己的精神力量。因为就算失去所有,文化不会失去,在塞尔维亚知识分子的心灵中,文化是保护心灵的武器。

帮助远大于困难,尽力传播好 “一带一路”合作国

文汇报:在拍摄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又得到过哪些帮助?

陈丹燕:这是部纪录片,完全不用演员,所需拍摄的场景全靠人们自愿,如果不同意被拍摄,我们只好重新选择。过程中,我也遇到了重新写剧本的窘迫,遇到团队合作上的困难,遇到创作理念上的分歧,但更遇到志同道合的互相扶持,赤胆忠心的付出和给予。这些是不小的挑战,也有心心相印的感动。比如我们工作时是中文、塞语、英语三种语言的交流,我们却都不是英语母语,所以夹杂着许多口音的英语难免让人生发误解。此外,中国人工作的“计划性”和塞尔维亚人的 “即兴”风格也有冲突,这两种不同的做事方式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磨合。 在拍摄时,我们获得了塞尔维亚政府与知识分子以及民间文化机构的大力支持。文化部开放了关闭11年之久的现代艺术馆供我参观;东正教的牧首也亲自开放国家文化遗产的修道院让我能拍摄一次晚祈祷,这是这个祈祷仪式七百年以来,第一次接受拍摄;美术馆馆长甚至打开仓库给我们看……他们给了我许多热情澎湃的帮助,我只想尽全力做好这部影片,让中国乃至全球的观众更多、更深刻地了解中国 “一带一路”建设重要合作国的心灵世界。

文汇报:如你描述,我们能感受到拍摄过程中的艰辛。何时可欣赏到这部电影?

陈丹燕:预告短片已于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发布,目前影片刚完成第一次剪辑,后面还会剪辑1-2次,有望今年底完成,参加明年6月份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然后我们就会回贝城,在当地的电影节放映。

文汇报:试水导演觉得过瘾吗?

陈丹燕:完全是一种新生活。我写过20年的图文书,我一直希望将抽象与具象结合。所以,如何将我在书桌前的工作图像化,思考 “怎么拍”是个艰难的挑战,但我确实很享受这个过程,在年轻的合作伙伴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