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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嘉靖帝刻医籍：天子尚医惠杏林

嘉靖二十一年（1542），二十多岁的李时珍正处在选择的矛盾中：是继续举业还是弃文从医。李时珍本治儒学，习举子业，立言垂训的理想和三不朽的儒家理念深入骨髓。然而“年十四补诸生，三试于乡不售”（顾景星《李时珍传》）的现实，也让他心灰意冷。而这一年，嘉靖皇帝刊刻了医书《婴童百问》。

《婴童百问》，后世一般认为作者是鲁伯嗣。但是在明嘉靖的时代，还属于“作者不详”。嘉靖十八年（1539），许进呈该书，《进书疏》云：“正德二年臣为翰林院编修之时，收得医书二本，名曰《婴童百问》，相传为在昔名人著述。”这部连作者名字都不确定的医书，居然也受到了嘉靖帝的青睐。不但不影响礼部刊刻，且由首辅大臣严嵩撰序。礼部刊刻，意味着什么？我们从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李春芳在《进刻书（《卫生易简方》）表》中可见一斑：

刊刻完备，遵奉明旨，如数刷印，装潢成帙，谨随本进呈御览。所据颁布一节，照得两京并直隶十三省等处官员见在，应朝合无，每处给与一部，就令各官赍领，前去传布，庶远迩得以均沾圣泽，而皇上好生之德，益怙冒于无外矣。

礼部刊刻，意味着医书通过政府的力量，可以传播于海内外。这对追求立言不朽的读书人来说相当具有诱惑力，尤其是对像李时珍这样在科举上屡受挫折的人来说，更意味着一种新的选择。

李时珍何时专心医学，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根据顾景星《李时珍传》“年十四补诸生，三试于乡不售。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弗窥。善医，即以医自居”推测，李时珍考中秀才时十四岁，乡试三年一次，“三试”后，李时珍就是二十多岁。没有资料可以证实，《婴童百问》的刊刻与李时珍下定行医决心的直接关系，但是可以推想当《婴童百问》这部连作者都不详的医书都能获此殊荣，这对出身一般的医书作者具有的鼓舞作用可想而知。

当然，《婴童百问》只是嘉靖皇帝明令刊刻的诸多医书中的一部，影响较大的还有《医方选要》《外科集验方》，两书都是周文采奉兴献王朱祐杬之命编纂，南京礼部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翻刻《卫生易简方》（永乐重臣胡濙编纂）礼部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重刻。李时珍在进呈《本草纲目》的遗表（其子李建元《进本草纲目疏》转载）中对此赞扬道：“世宗肃皇帝既刻《医方选要》，又刻《卫生易简》，蔼仁政仁声于率土之远。”

在这个尚医天子刊刻医书的鼓舞下，“幼多羸疾，长成钝椎，耽嗜典籍，若啖蔗饴。考古证今，奋发编摩，苦志辨疑订误，留心纂述诸书”，本就对著书立说有着浓厚兴趣与坚定决心的李时珍，发现编纂医书也能流芳百世，能解除自己“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的焦虑感，于是，历经艰险，“搜罗百氏，访采四方。始于嘉靖壬子，终于万历戊寅，稿凡三易”（《本草纲目·序例·历代诸家本草》）。坚持编纂《本草纲目》就可以理解了。《婴童百问》等医书也都被李时珍列入《引据古今医家书目》中。

万历六年（1578），《本草纲目》完成。李时珍萌生了进呈医书的想法，已经做好进呈的准备，甚至撰写了进表，惜大限将至，没能亲自进呈，遗命让其子代为进呈。其子李建元在《进本草纲目疏》中言：“臣故父李时珍……生平笃学，刻意纂修。曾著《本草》一部，甫及刻成，忽值数尽，撰有遗表，令臣代献。”从“遗表”中可以看出李时珍对于进呈医书的坚定态度、迫切心情。“遗表”一开始自述了个人情况，接着说明了进呈的原因：“伏念《本草》一书，关系颇重，注解群氏，谬误亦多。行年三十，力肆校雠，历岁七旬，功始成就。野人炙背食芹，尚欲献之天子；微臣采珠聚玉，敢不上之明君。”换句话说就是，《本草》一书非常重要，但讹误颇多，自己花费了几十年心血修订完成，故进献给皇帝。后面又详细叙述了历代本草的发展过程及存在的问题，自己所做的工作及《本草纲目》的凡例，也追述了明太祖、明世宗等对医学的重视，最后恳切地说：“伏愿皇帝陛下体道守成，遵祖继志；当离明之正位，司考文之大权。留情民瘼，再修司命之书；特诏良臣，著成昭代之典。治身以治天下，书当与日月争光；寿国以寿万民，臣不与草木同朽。臣不胜冀望屏营之至。”李时珍在“遗表”中注重摆事实讲道理，又时不时打打情感牌。可以说，跟《本草纲目》一样，这个“遗表”也浸透了李时珍的心血，反映出李时珍希望得到朝廷承认的迫切心情。

除了撰写奏表，李时珍为了此次进呈也做了其他准备。万历八年(1580），他曾请当时的文坛领袖、“后七子”之一王世贞为《本草纲目》写序，也有为此书推广的想法。不过可惜的是，李时珍未来得及进呈就逝世了。更为可惜的是，李建元的进呈也未达到预期目标：“万历二十四年十一月□日进呈，十八日奉圣旨：书留览，礼部知道，钦此。”既没有重刻发行，也没“行医院重修”。

二 藩王府崇医药：藩辅锓板促书成

李时珍曾为楚王掌良医所。顾景星《李时珍传》言：“富顺王嬖庶孽，欲废適子，会適子疾，时珍进药曰附子和气汤。王感悟，立適。楚王闻之，聘为奉祠，掌良医所事。世子暴厥，立活之。”所谓良医所，是指明洪武四年（1371）后各地藩王设置的掌管医务的机构。初隶王相府，罢王相府后，改隶王府长史司。设良医正、良医副各一名，良医正为正八品，良医副为从八品。嘉靖四十四年（1565），革除良医副设置。八品的藩王侍医级别不高，但李时珍却欣然接受，这大概与明代医学的一个重要现象——明代藩王重视医学及医书有关。

明代，各地藩王出于政治避嫌、养生保健等各种因素，投入大量的精力编纂（亲自或请人）、刊刻了大量的医书。在医书编纂上，周定王朱橚、宁献王朱权等比较突出，周定王有《救荒本草》《普济方》《袖珍方》（周定王朱橚命侍医李恒编），宁献王有《延寿神方》《活人心法》《庚辛玉册》《乾坤生意》等。李时珍梳理历代本草时专门列出朱橚的《救荒本草》、朱权的《庚辛玉册》，并特意强调了两人的医书编纂：

王号诚斋（引者按，此处误，诚斋乃朱橚之子朱有燉号），性质聪敏，集《普济方》一百六十八卷，《袖珍方》四卷，诗、文、乐府等书。

王号臞仙，该通百家，所著医、卜、农、圃、琴、棋、仙学、诗家诸书，凡数百卷。

医书刊刻上，赵藩康王朱厚煜比较突出，其居敬堂刻印了《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经》《脉经》等，其味经堂刊刻了《卫生歌》《医家秘传随身备用十三方》《刘涓子鬼遗方》等。特别要注意的是兴献王朱祐杬，他特别重视医书的编纂与刊刻，命令周文采等良医编纂医书并亲自校勘、撰序。如《医方选要序》（弘治乙卯冬十一月望日）言：“迨我祖宗，治政师古，设有内外医药院局若干所，为虑已深，为具已悉，为天下赖已广……吾受封以来，修齐之暇，每令良医周文采等于诸方书中精选其方之简明切要而有征效者以进，吾躬为较阅，得十卷。裒成一帙，名之曰《医方选要》，以与天下疾病之人共之。”兴献王的封地在湖广安陆州(今钟祥市），李时珍的家乡蕲州（今湖北蕲春）也属于湖广。更为重要的是，后来兴献王之子朱厚熜入京登极，即为嘉靖皇帝。兴献王编纂刊刻医书的仁心仁政之举天下皆知。

现有资料未记载李时珍担任楚府奉祠兼掌良医所的时间。按一般常识，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员应该有一定的人生阅历，特别是良医所应该需要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人士。李时珍二十多岁才从医。三四十岁左右担任这些职务的可能性较大，这个时期，《医方选要》等已经由礼部重刻，李时珍应该也有了编纂《本草纲目》的想法。入藩王府，获得藩王支持，应该是正常想法。但可惜的是，楚王对医书编纂没有兴趣，欣赏李时珍也是因为李时珍进献的“附子（父子）和气汤”。让李时珍负责的主职是“奉祠”，即负责祭祀、乐府等。现有的资料也没有楚王编纂、刊刻医书的记载。李时珍也就失去了在王府任职的意义，后来离开了楚王府。顾景星《李时珍传》言：“（楚王）荐于朝，授太医院判。一岁告归。”学术界对李时珍是否任职于太医院看法不一。此后，李时珍专心于《本草纲目》的编纂，直至成功。尽管任职于楚王府对李时珍编纂《本草纲目》帮助不大。但明代前、中期其他藩王对医学、医书的重视应该激励了李时珍的编纂热情，而各地藩王编纂、刊刻的医书又为李时珍的撰写提供了资料。

三 众医籍供养分：博观约取铸本草

任何一部著作，都处于从古至今延绵不断的发展链条中，同时也从同时代的作品中汲取养分。李时珍《本草纲目》与其他医籍，尤其是明代的医学著作的关系也是如此。

最直接的是本草类著作。

明代本草类著作众多。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例·历代诸家本草》梳理了从《神农本草经》至《本草纲目》等历代本草著作42种，几乎将中国历朝历代本草书籍网罗殆尽。而其中明代一朝本草著作就有9种之多，除了《本草纲目》外，其他分别是：《本草发挥》《救荒本草》《庚辛玉册》《本草集要》《食物本草》《食鉴本草》《本草会编》《本草蒙筌》。

对于这八部著作，李时珍评价不一，有较为欣赏的，如被评价为“详明可据”的《救荒本草》，“颇有发明”的《本草蒙筌》等，《本草纲目》对它们的征引颇多。而更多明代作品则遭遇“毒舌”——不知是出于确立《本草纲目》撰写的必要性，还是总结教训的目的，李时珍对本朝的本草类著作评价颇低。然而，这些“别无增益”“无所发明”“殊无实见”的作品，究竟与《本草纲目》有何关系呢？我们以嘉靖中祁门医士汪机的《本草会编》为例一探究竟。

李时珍对《本草会编》的评价是：“其书撮约似乎简便，而混同反难检阅。冠之以荠，识陋可知；掩去诸家，更觉零碎。臆度疑似，殊无实见，仅有数条自得可取尔。”按照此评价，《本草会编》应该不入李时珍的“法眼”，没有任何参考价值。然而翻阅《本草纲目》，我们发现《本草纲目》对该书的引用，至少有几十条（因《本草会编》已经散佚，我们无法准确得知引用的数量）。甚至，《本草纲目》中水仙、虫白蜡、马槟榔三种药物就是根据《本草会编》的著录。如草部之“水仙”，先列药名：“水仙（《本草会编》）”，这说明水仙这一药物是据《本草会编》采集。后面“集解”还收录了汪机的言论：“机曰：水仙花叶似蒜……若不移宿根更旺。”可见，被评为“识陋”“零碎”“臆度”的《本草会编》为李时珍提供了可资撷取的资料。

《本草纲目》对本草类著作的一大贡献是其“目随纲举”的编写体例，其中五至五十二卷为各论，所收的1892种本草“不分三品，惟逐各部；物以类从，目随纲举”。以部为“纲”，以类为“目”，共有16部60类。这种编写体例是本草类著作的一大发展。

在《本草纲目》之前，本草著作盛行的是三品分类法。这种分类法由《神农本草经》开创。其按照药物的效能和使用目的，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各一百二十种，即：

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羸者本中经。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本草纲目·序例·神农本经名例》）。

这种分类改变了古代药物学知识零碎不系统之弊，开创了药物学新时代。然而，随着药品的增多，陶弘景开始用药物自然属性进行分类，唐宋诸家本草大都加以延续。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本草著作并没有废除三品分类法，而是将药物自然属性分类与三品分类混杂在一起使用，毕竟《神农本草经》的神圣地位不容质疑。这自然就会导致诸家本草著作体例的混乱、品种的混杂、名实的不符。李时珍就言：“虽有朱、墨之别，三品之名，而实已紊矣。或一药而分数条，或二物而同一处；或木居草部，或虫入木部；水土共居，虫鱼杂处；淄渑罔辨，玉珷不分；名已难寻，实何由觅。”（《本草纲目·序例·神农本经名例》）明确指出虽有三品之名，实际上已经紊乱，更出现了“或一药而分数条”等错误情况。

有鉴于此，李时珍采纳了新的体例：“今则通合古今诸家之药，析为十六部。当分者分，当并者并，当移者移，当增者增。不分三品，惟逐各部，物以类从，目随纲举。”然而，这一创举的“雏形”即是被李时珍批判过的《本草会编》——其书“削去《本草》上、中、下三品，以类相从，菜谷通为草部，果品通为木部，并诸家序例共二十卷”。这是《本草会编》对《本草纲目》在体例上的启发作用。

窥一斑而知全豹，《本草纲目》的产生离不开本草类著作，尤其是明代本草著作的营养。

《本草纲目》将医学书籍分为本草书和医家书。虽然从属于本草，但《本草纲目》对明代医家书的采撷也令人瞩目。

其《引据古今医家书目》分为“旧本所引”和“时珍所引”两类。其中，“时珍所引”著录《灵枢经》至《咽喉口齿方》“二百七十六家”。尽管这个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因很多书籍重出，也有很多书籍旧本已引，但李时珍新引用医书的数量不少于二百种，其中很多都是明代医书，初步统计，就有近八十种之多。

聊举一例——《普济方》。该书由周定王朱橚主持，教授滕硕、长史刘醇等人执笔汇编而成，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方书。它收辑资料极为广泛，除博引明以前各家方书外，并兼收其他传记、杂说以及《道藏》、佛书等有关书籍，内容极为丰富，四库馆臣曾有统计：凡一千九百六十论，二千一百七十五类，七百七十八法，六万一千七百三十九方，二百三十九图。并评价为：“采摭繁富，编次详析，自古经方，无更赅备于是者。”（《四库全书总目》）对于这样一部浩瀚的方书，李时珍充分利用，《本草纲目》直接征引（标明《普济方》）就达五百多条。更值得注意的是暗引。因《普济方》征引的很多医书已经散佚，故它在保存古代医学文献方面颇有贡献。《四库全书总目》言：“然宋、元以来名医著述，今散佚十之七八，橚当明之初造，旧籍多存，今以《永乐大典》所载诸秘方勘验是书，往往多相出入。是古之专门秘术，实藉此以有传。”《永乐大典》离《普济方》时代较近，还“多相出入”。等李时珍开始编纂《本草纲目》时，时间又过去了近一百五十年，更有大量的旧籍散佚。李时珍编纂《本草纲目》时对各种资料“靡不收采”，征引的很多散佚医书资料应该转引自《普济方》，惜无法核查。

可见，明代医学著作为李时珍编纂《本草纲目》提供了诸多有益的资料，而李时珍《本草纲目》正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充分汲取当时医药成果的养料而结成的硕果。

当然，我们深知促成李时珍编修《本草纲目》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样的。我们很难完全复原当时情景，只能通过探讨明代医学大背景对李时珍编纂《本草纲目》的影响，大体勾勒描述出明代尤其是明代前、中期的中医药发展概况及轮廓。同时，将李时珍写作《本草纲目》置于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下考察，也是期望能够给人们探求《本草纲目》成书原因提供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