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陈集益，1973年生，浙江金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于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习写作。有小说《城门洞开》《吴村野人》《人皮鼓》《制造好人》《驯牛记》等一百万字，见于《十月》《人民文学》《钟山》《花城》等刊物。出版有小说集多部，《野猪场》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0年卷。现居北京。

朝潮：从同学到朋友，我们相识整二十年了，一直是平平淡淡。跟别人交往中，你最害怕或厌倦什么？

陈集益：是啊，我们是在1998年秋天认识的。那时候我们还是小青年，在杭州西湖边的半山腰参加文学培训，每天晚上要到西湖边转一转，浑身是力气，猴子一样蹿上蹿下，如今突然就老了。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写作，只是有这个想法，机缘巧合去了这个班，感谢盛子潮老师、任峻老师，还有你和朱坤宇等等，当初对我的鼓励。我是从杭州回去以后开始看书和练笔的。你后来好像来金华找我和朱坤宇一块聚过。再后来，BB机大家都不用了，就没有联系了。没想到后来我们因为还都在写作，就又联系上了。

你问到与人交往的问题，其实我是个有轻微社交恐惧倾向的人，假如有一天，我有了合适的条件，从人群中消失，十年二十年后再回来，这也是能做到的。因为整体上来说，我是个喜欢独处的人。喜欢安静。最好不与人长时间交谈。一是因为我心里空空荡荡的，好像从来就没有必须跟人要讲的话。二是真要交谈起来，我说的基本上是实话，老说实话的人其实很傻，而后，就会后悔；说假话呢，更后悔。所以跟别人交往中，比较害怕一屋子人都在说套话，待会轮到自己说点什么好呢。

朝潮：很多作者眼里，编辑很少看自然来稿，只发熟人的稿或约稿。你有什么话要说？

陈集益：关于这个问题，每个编辑部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每个编辑的情况也是千差万别。有的拨款多的杂志，编辑一大屋子，劳动力大量剩余，一般而言，像这样的单位自然来稿领导规定是要看的。但是没钱的编辑部就不一样了，只有一两个编辑在做事，忙得像鞭子抽打着陀螺转，自然来稿就很难保证都看。这其实是能理解的。就我本人，就经历过这两种情况。我以前在一个钱多的编辑部，我的任务就是看自然来稿，也就是说，我每稿都看，大多数回复。日积月累的，没想到在自然来稿里发现了很多所谓的新人和好的苗子。不但如此，我还到网上主动地去发现作者。当初这些作者都不太出名，现在有不少已经是优秀的作家，有的还是名家了。

关于一些不得志的作者，容易与编辑产生敌对情绪，站在作者的立场，也能理解。毕竟每写一个稿子要花费太多心血。有写长篇的，可能要花去几年业余时间。但是一个作者来了灵感比如构思了一篇小说在家埋头写作，跟杂志并不构成什么必然联系（除非是特为杂志约稿而写），杂志方面也不存在必须要发表这篇小说的义务。在杂志方面，每个编辑只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寻找杂志需要的作品，一是文学杂志也是媒体，要完成文艺宣传功能、舆论导向等政治任务，二是让花钱订购杂志的读者能读到更好作品，明年接着订，杂志越办越红火，既完成经济指标，又变成品牌；杂志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总是希望拿到符合杂志定位、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与此同时，这个寻找过程中，编辑当然也希望发现新作者，培养自己的作者队伍，其实也不过是为了上述目的，比如在名家出名之前先建立这么个联系。这跟上百年前几个同仁凑一笔钱出一本什么杂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假设，有一个作者写得平平庸庸，又让人看不到他将来有什么大发展的可能，自然会被编辑部冷落，因为从属性来说，文学杂志毕竟不是文学培训机构。很多作者希望通过投稿，让编辑来指导他写作，甚至帮他修改作品，除了这个编辑自愿以外，有编辑不愿这么干，也不能说他失职。也有的作者写出了政治敏感、宗教敏感、严重违背道德伦理的作品，因为遭到某编辑拒绝，而对接稿编辑心怀不满，这显然有失公允。编辑没有义务为了这个作品去蹲监狱，除非他愿意为你牺牲自己。

最后说一下关系稿这个话题。这情况有点类似我们去饭店吃饭，一大桌子，荤的，素的，花花绿绿，其中几个硬菜无疑是这顿饭的兴奋点，也是最有营养价值的，然后吃着吃着，服务员突然端来了一碟什么东西，说是今天老板过生日，饭店免费赠送的甜点。这个东西的基本卫生肯定是达标的，吃了一般不会拉肚子，否则谁也不好意思端上来，但是说这东西要比硬菜还要有价值，这个不太可信，否则不会以这种形式出现。具体到编辑工作，底层编辑想发一个关系稿其实挺难的，因为要过好几审，一般过不了关，但是就像吃着饭，突然来了一碟莫名其妙的甜点，这个跟底层编辑没有什么大关系。好在饭店老板过生日这样的事情，不是每天都会遇到，他添的那道点心对一大桌子饭菜也造不成多大影响。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不论编辑还是读者或者其他作者，都相互体谅一下吧。我想一个真正有理想有追求的写作者，不会都想做这样的“点心”的，成为“硬菜”、被食客盼着吃才是硬道理。所以，还是希望那些暂时还没有得到太多认可的作者，写的时候不要老想着杂志发表这回事，等到认真写完了，再考虑合适的杂志投稿，这家不行再换一家，这个不行再换一个。如果你真写得好，只有要耐心、诚意，总能遇到一两个欣赏你的编辑吧。现在文学杂志如此之多，不太可能每家都不看自然来稿。如果实在遇不到，也不屑于再投稿，甚至最后连写都沉不下心来，带着情绪。那么，这就本末倒置、朝着不利于创作的方向发展了。

朝潮：做文学编辑有哪些苦衷？

陈集益：苦衷做任何工作都会有的。我这一生做过不少工作，好像还没有遇到特别舒心的。关于编辑这个职业的苦衷，其实在上面基本说到了。我的想法是，我是到了一大把年纪才决定做这行的，既然进了这行，有苦衷也得自个忍受。再说，从事编辑工作也是有苦也有乐的。

另外，我在这里给你灌一碗心灵鸡汤：我在北京坐公交车很多年，一般情况是，每个售票员都绷着脸，没有好声气，有的蓬头垢面，有的报站含含糊糊的，根本听不清卷舌音后面说的是什么。但是有一天，我带着孩子挤上了一辆特别挤的公交车，售票员一看孩子得抱着，立刻帮我嚷嚷有谁让座，结果那天也是巧，车上大部分是老年人，我不可能让他们让座。售票员灵机一动，就在车前头，下面可能是搁发动机的地方，有一个方形大木箱，她就找来一块纸板，让孩子坐在上面，孩子坐得稳稳当当的，一路很高兴。售票员在工作的间隙，偶尔还逗孩子说话，她的脸上始终洋溢着劳动的快乐、为乘客服务的热忱。我感动了一路，一个看起来挺卑微的职业，在她身上折射出高贵的美，乘客自然也会客客气气的。我想，既然做了这个工作，要么尽心尽力做好，要么就不做。不能因为各种原因，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些含含糊糊的售票员那样敷衍，偷懒，恶性循环。

朝潮：私人阅读中，哪些作品打动过你？

陈集益：你说的是阅读世界名著之类的吗？我去年读《修道院纪事》，作者写着写着，突然停了下来，捎带着写到有一块石头，是一块路基，应该是早一年铺在那儿的，冒出一句：“经过一个严寒的冬天，阳光第一次照耀到这块石头……”当时眼眶就湿了。还有《日瓦戈医生》，写一队苦刑犯被脚镣拷在一起，他们被卫兵赶着走路，作者突然来了一句：“他们齐步向前走，每一迈步脚镣便一齐哗啦啦响。他们都是亡命的和绝望的人，像天上的闪电一样可怕。”我感觉这闪电的比喻既是源自脚镣发出的刺啦刺啦声，同时源自脚镣被牵动时上面磨得锃亮的地方折射了光，这就是大师手笔。总之因为时间原因，我现在阅读越来越少，有时候读几页，内容全忘了，只记住这样一些打动过我的句子了。

朝潮：一拔拔年轻作者从《青年文学》走向中老年，杂志一直保持“青年”的特性和活力。你觉得，一位写作者应如何保持“青年”状态。

陈集益：《青年文学》现在的作者年龄以40岁以下为主，尤其欢迎80后、90后投稿，所以整个状态看上去确实挺年轻的。这就跟大学校园里，不管多少人毕业了，总是有那么多背着包的年轻人走来走去。

具体到我们自身的“中年写作”，目前好像还真看到了一些变化。一是整个相貌，有点让人伤感，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变成中年人的样子了，只有老兄还是这么年轻，我有时看微信，看见你的照片，几乎没变；另外就是有一部分中年写作者的文字好像也随着年纪大了，开始失去灵性，也就是那种想摁都摁不住的野性没了，刺啦刺啦的跳跃性语感没了，不按常理出牌的结构没了，总之变得结结实实、老成持重起来。每个年龄做各自年龄的事，我倒不觉得一定是坏事。年轻的时候，写小说爱玩点花样，语言火花四溅的样子，当然是好的，然后到了中年，走个过街天桥都喘气了，硬要去学着年轻人跳街舞，会有点吃力。我想保持“青年”状态，唯一能保持下来的是思想上的尖锐吧。这尖锐不一定是王小波那种很炫目的样子。但是我们作为中老年作家，必须要继续保持思想锋芒，要继续保持对社会的责任感，对疾苦人群的悲悯情怀，对现实社会的批判精神，对政治的敏感，对强权的警惕，对人性的拷问，等等。希望我们的思想，比肉身衰老得慢一些。比如高尔泰、杨显惠等等，他们中年后的写作状态，值得我去学习。

朝潮：请你给年轻的写作者提供一些作为文学编辑的建议。

陈集益：如果一定要说，就是写作主要是自己的事情，其实就是自己的事情，不要过于在意编辑怎么看。哪一天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编辑突然从这个星球上消失了，该写作，我们还得写。

作者：陈集益

出版：中国文史出版社

版次：2018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内容简介： 小说集《吴村野人》由六个中篇小说构成。故事题材皆来源于作者的出生地吴村。内容介于现实与幻想之间，构思奇特，想象汪洋恣睢。现代先锋的创作手法结合传统现实主义的叙事语境，故事夸张变形之中不失幽默诙谐，情感冲击酣畅淋漓：野猪、家猪、杂交猪，真人、野人、假野人，文明人、野蛮人、癫狂人，妻子、父母、兄弟，叙事对象由温驯到粗野的裂变，由亲情到冷酷的隔膜，由爱恋到杀戮的疯狂……人性的诡异多变与兽性的肆无忌惮在文字里交相辉映，在杂交猪变为野猪、真人成为野人、父母兄弟反目成仇的故事背后，展示给读者一幅宏大叙事的世俗疯狂图景，读后令人拍案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