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伯苓成长的年代，正好是各种现代体育运动渐渐传入天津并在年轻人中普及的年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开埠，在侵略者的军营中，在教会学校的校园里，和中国传统游戏蹴鞠看起来相似却又有所区别的足球运动登陆天津。

在爱好足球英籍教师的推广下，1881年，在李鸿章发起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的体育课“操法”课程中，出现了“足球”的字眼。时任北洋水师学堂教习的严复秉承“德、智、体三育并重”思想，支持学生们踢足球，到了张伯苓入校时，北洋水师学堂的足球水平已经位居天津各校之首。体格健硕的张伯苓很快就喜欢上踢足球，并成为学校的足球明星。

毕业后的张伯苓一方面致力于南开学校系统的创建，一方面投身于体育强国的事业。

在20世纪30年代，南开学校举行学校运动会，其中有一项比赛项目就是踢足球。比赛那天风和日丽，一个穿着长袍马褂的老人出现在球场中间，当时的操场沸腾了，原来南开学校的校长张伯苓要为这场足球比赛开球。

在天津图书馆地方史文献阅览室收藏着一份20世纪30年代的南开校友录（类似现在的毕业生纪念册），那届毕业生在制作毕业纪念册时没有忘记将这张珍贵的照片收录进去。

1935年，天津北宁足球队和南开队主力球员组成的中华足球队参加“爱罗鼎杯”比赛连续打败在津的英国队、俄国队和世界队获得冠军后，张伯苓立即接见和宴请了全体队员。席间他激动地说：“洋人嘲笑我们是一盘散沙，做事5分钟热血，足球比赛全队11人必须团结一致，顽强奋战才是胜利的希望，这是克服‘一盘散沙’的良好手段，而且足球比赛时间长，紧张激烈，越到终场就越是激烈，必须具有坚持到底的精神，如果用这种精神为社会服务，就不会被洋人耻笑‘五分钟热度’。”

1947年，与张伯苓颇有交情的时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为庆祝朋友七十大寿，用英文撰文一篇《教育家张伯苓》。这篇出自大家之手的小传，言辞朴实、情真意切，为世人了解这位在天津成长起来的近代教育家勾勒出一幅逼真、清晰的肖像。在提及张伯苓的体育爱好时，胡适说“伯苓且与学生混在一起共同作户外运动，如骑脚踏车、跳高、跳远和足球之类”。可见，伯苓校长包括踢足球在内的运动爱好早就在圈子里传开了。

1928年，因多次携手中国足球队击败外国球队而获得“一代球王”称誉的足球明星李惠堂，请时任中华体育协进会会长的张伯苓为其新书《足球》作序。《足球》一书，1928年由上海乐华体育书报社出版。全书为16开本，共142页。该书是我国最早的足球专著。全书共分三十七章，记述了我国国内足球赛事、远东运动会获得七连冠纪录及多次出征澳洲的赛事，是一部中国近现代早期足球史。该书还讲述了足球的理论及各种技法、布阵和练习要素等，作者还提出了“我所希望的我国体育之将来”。

张伯苓在序言中写道：“李君惠堂，对足球甚有心得，曾代表中华足球队出席远东运动会多次。我华在远东运动会屡次获优胜者，惟足球队。而李君又为该球队之健将，是故李君之有声于中国体育界，并知名于远东运动界也固宜。李君且不独足球技术上见优长，亦颇注重运动界仁侠之风。”

李惠堂(1905-1979)，字光荣，广东省五华县人。他七岁入学，自幼喜爱足球运动。参加多次国际足球赛事，获奖杯、奖章分别上百，为我国著名的足球健将，有“亚洲球王”之称。他风度优雅、体德高尚，从未受罚。1940年为反对日寇侵略，他自香港返回乡里，发展祖籍的体育事业，卓有成效。他的倒勾球术，为球王贝利所自愧不如。1976年被评为世界足球五大球王之一。

张伯苓多次带中国队参加远东运动会，李作为足球队的明星，屡屡为国争光。此时的张李二人，早已在幕后组织与阵前冲锋的合作关系中成为至交好友。张在序文中对李的赞许，体现了他对足球场上勇者和智者的欣赏，以及对中国足球精神的期许。

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发表演讲时，张伯苓曾谈到足球：“足球，每队十一人，五人在前攻，六人在后守，通力合作，其胜利，不曰某人，而曰某队，其失败，亦不曰某人，而曰某队。倘不如是，而谓某某人胜利，则谁愿为守门？因守门者，有输无赢也。于是一关面前，门户洞开，敌队前来，真入无人之境矣。然而无一球队如此者，即运动员能祛除自私心，能团结一致，有合作精神也。”他已经将足球运动与塑造团结合作的民族性格紧紧挂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