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枫：文学应该写点失败者的故事
来源：北京晚报 | 陈梦溪 2018年06月19日08:12
《书乡周刊》：小说名字是《借命而生》，这里的“借命”是指什么？
石一枫：从人物关系上最直接说是姚彬斌把他的命借给了许文革，牺牲自己救了兄弟。升华一点说是杜湘东向与他有经历交割、有关系的人借命，再形而上地说，我们每个人活着都不是完全为自己活，一部分是为了别人而活着，每个人的生命与别人都有交集和分享，都是“借命而生”。
《书乡周刊》：为什么会想到写一个三十年前（1988年）警察和逃犯的故事？
石一枫：一次无意间我看到一个信息，1992年版刑法比较严格，1997年又颁布了修改后的刑法，说过去犯罪的人，新刑法之后才被抓住的，判决的依据是“从轻不从重，从轻不从旧”。于是我生出了一个小想法：假如有个人（上世纪）八十年代犯了罪，2000年才被抓住，那他会不会少判很多年？虽然判地轻，但这么多年一直在当逃犯，他的生命到底是值了呢，还是亏了呢？我就想把它构思成一个小说。当然落实到创作上，写一个传奇的逃犯反而没有特别大的意义，写作过程中发现，其实写抓逃犯的警察更有意义，也更有意思，这样警察就成了主角。
《书乡周刊》：故事主角警校毕业的大学生杜湘东被分配到了北京郊区的“第二看守所”，小说里写“那时的北京，出了永定门就是一片仓库，再往南走恨不得全是菜地，杜湘东所在的看守所更是建在了菜地边缘的山底下”。你对那边熟悉吗？
石一枫：其我是爷爷奶奶来北京的，第三代，有资格说自己是北京人，但不是“老北京”。我小时候去南边不多，多数了解是靠查资料，比如小说涉及到每个年代的监狱生活、法律条文、警察管理条例，还有城南一些国企工厂的情况。每一个细节都要查资料，甚至犯罪分子写的自白。现在网络时代查资料很方便，尤其一些视频资料。
《书乡周刊》：有评论称这部小说是中国版《肖申克的救赎》，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石一枫：这个故事和《肖申克的救赎》有相通的地方，也是讲一个越狱和逃犯的故事，这是表层的，当然我自己没有史蒂芬·金（《肖申克的救赎》作者）那么伟大。更深层地说，《肖申克的救赎》讲的是一个人在绝境中也不放弃，仍然向命运求生，小人物也想要做英雄。我的故事里，杜湘东等人也是因为没放弃，成了另类的英雄。
《书乡周刊》：杜湘东用一辈子去追捕这个逃犯，虽然没有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对自己的坚持有了交代。在你的小说里似乎很少有成功者？
石一枫：讲成功者的故事的地方太多了，文学还是应该讲一些失败者的故事，普通人的故事，小人物的故事。
《书乡周刊》：这部小说中杜湘东的妻子是个比较强势的女人，你的作品中女性人物都算“力量型”的，比如《世间已无陈金芳》的陈金芳，《营救麦克黄》的颜小莉，《特别能战斗》里面的北京大妈。
石一枫：这确实是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想。可能我印象中的女性都是很坚强、很勇敢，很有能力的人。有些作家可能会比较喜欢塑造柔弱如水的女性形象，可能那样的人比较自信。我是因为自己在女性面前没太多自信，所以我概念中的女性都精神强大。
《书乡周刊》：与你早期的作品《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等作品相比，这次写作似乎不再有以往幽默风趣的语言风格，变得严肃起来，你在有意做这样的转变吗？
石一枫：这是一部第三人称的作品，不是以“我”的视角叙述的，其次这是一个警匪的作品，小说本身的主题比较宏大和严肃。这些都不太适合那种插科打诨的方式，幽默自然就少了很多。该嬉皮笑脸的时候就嬉皮笑脸，不该嬉皮笑脸的时候就得正经了，说什么事用什么腔调。作为一个写作者，多掌握一两种腔调是必须的，我对自己（能掌握）也比较欣慰。
《书乡周刊》：这是你第一次写第三人称的作品？
石一枫：《借命而生》对于我而言，刚开始是想解决我在写作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人写作到一定程度，都会存在一两个问题，比如有的男作家写女的不像，女作家写男的不像，我的问题是写第三人称不灵，必须得通过“我”盲目式地写，由“我”去看别人。《世间已无陈金芳》是由“我”去看陈金芳，《地球之眼》是由“我”去看安小男，《心灵外史》是由“我”去看大姨妈。这几部作品可能比以前的第一人称更“狡猾”一点，“我”更复杂，有些文人气息，这样可以让小说更复杂，但本质上是我不能写第三人称，这是我的最大的问题。你要是觉得自己还有点文学追求，就一定要尝试解决问题，不要厚颜地说这是我的特色，这个问题就带过去了，我们应该迎难而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书乡周刊》：似乎作家都会经历一个从自我经历转向他人经历的过程，对你来说是这样吗？
石一枫：《借命而生》最早的动机是写一个跟我个人生活不一样的故事，因为陈金芳、安小男里都有一个人物是和我的生活环境相对融合的，就是大城市里知识分子这种人，通过一个桥梁过去找与我不重合的人，而《借命而生》全是与我不重合的人。我以第三人称写与我不重合的人，这可能是一种成熟的方式。
《书乡周刊》：故事里有个很有意思的角色，就是杜湘东看守所的警察同事老吴，老吴快退休了，每天喝几口五十六度的二锅头，之前杜湘东看不起老吴，觉得他“活在廉价的醉生梦死”中，后来等到杜湘东经历了一些事，人到中年后，又觉得老吴“有可能才是活明白了的人”。
石一枫：我们可以想象老吴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是另一个杜湘东。可能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最烦的就是我现在这样的人，心想：您一个写作的，一个当编辑的，有什么了不起的？那时候我没想着当作家，有些很空洞的理想，觉得自己特别厉害，轻轻松松就能伟大，具体怎么伟大也不知道。我经历了二十岁、三十岁、到现在四十岁，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都在经历一个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