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那天我在镜子里看见我脸上的伤痕和浑身的泥湿，我忍不住叹一口气，想到“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心里百分懊悔，觉得对不住我的慈母——我那在家乡时时刻刻悬念着我，期望着我的慈母！我没有掉一滴眼泪，但是我已经过了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

——胡适《四十自述》

己酉年（1909）十月，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上海中国公学风潮，带着“应有天涯感，无忘城下盟”的理想主义折戟，情感热烈而冲动的少年胡洪骍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近在眼前的一张毕业证书。拿着新公学解散后所得两三百元欠薪，前途茫茫，回乡无望的他站到了人生的交叉线上。

少年人的理想主义受到打击之后，反动往往是很激烈的，其最常见的表现形式便是由苦痛转向浪漫。搬出新公学爱尔近路庆祥里的宿舍，胡洪迁居文监师路（海宁路)南林里，与林恕、吴恂昌、但懋辛等几位朋友共租一屋，很快就与这一群人共同沉沦于消极颓废的堕落生涯。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到叫局，又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他都学会了，却也还知道底线：“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只有一样是不上两天便放弃了的，那便是请了小喜禄来教唱戏，同学之中有个欧阳予倩，后来成为中国戏剧界的名人，而胡洪骍却是“一句也学不会”。

十二月，昔日师长王云五来访，并向华童公学汉文总教习李怀湘推荐了胡洪骍担任教职，更规劝他每日于课余多译小说，以日千字为限，这样每日可得稿酬五六十元，同时又可增进学问。

胡洪骍也未尝不知道自己正处于一个灵魂裂变、人生转捩的关口，但生存环境的阴暗混浊，国家前途的昏黑无光，加上经济上的入不敷出，他唯有镇日忧愁烦闷，悲观消沉。在一则日记中他写道：“迩来所赖，仅有三事，一曰索，索债也；二曰借，借债也；三曰质，质衣物也。此种景况，已不易过；今则并此三字而亦无之，则唯有坐毙而已耳。”那个时候，胡洪骍的形象大概是蓬头乱发、髭须拉碴的，据日记所载：“二月初一剃头一次，余今年仅剃头一次耳，其懒可想。”没有坚强的外力催迫，内心幡悟的不深刻、不彻底终不能使生活彻底改弦易辙。

庚戌（1910）二月十二日夜，一个叫唐国华的朋友，邀请胡洪骍、林恕、唐维桢几人在四马路湖北路的迎春坊吃酒，酒后又去“打茶围”。那夜大雨，数时不停，诸友留下打牌。胡洪骍因为第二天一早华童公学有课，所以独自雇了一辆人力车走了。大家看他说话清楚，还能在一叠“局票”上写诗词，都以为无事，谁料想便生出了大事，据出门上车后便一睡不醒的胡洪骍日后回忆：

晨，始醒。醒时觉未盖被，但以裘复身上，乃大骇怪。又觉裘甚湿，急起坐，但见身卧一室，塌广盈丈，以厚板为之。恍忽莫知身在何所。见室门外有蓬垢之人往来其间，因询之。其人见予皆大笑，谓予昨夜宿“外国旅馆”矣。予审视门外，见有铁栏，且见有巡捕蹀躞往来，始悟予昨夜必酒后寻衅，为巡警所拘。但不识予一人来耶，抑同席者皆来耶?

俄而有人来引予出。询以何事被拘，其人言醉后殴伤巡捕，故拘致于此耳。⋯⋯

盖予昨夜以车归时，车中不知如何竟堕于地上，想系车夫见予醉，遂相欺凌，推予堕车，乃取予马褂帽子而去。予既堕地，又不知如何竟将一履脱下，遂手执一履踽踽独行。至文监师路文昌阁左近，遇一巡捕，其人见予不冠不履，浑身泥迹，遂以灯照予面，见予已受伤。予遽问其人：“此为华界抑系租界？”其人答以租界。予复问：“汝乃租界巡警耶？”答曰：“然。”予遽以手中皮鞋力批其颊。其人大怒，遂与予相搏。予醉中力大，巡捕亦不能胜，遂致并仆于地。(今日其人尚浑身泥迹)。相持半点钟之久。其人力吹警笛，值夜已深，无一人来援。

据说那巡警后来叫住了一部空马车，两个马夫相帮制伏了醉汉，关在马车里送到巡捕房。巡捕头得知这生事醉汉竟是华童公学的教员，便只罚了他五元钱而释放，算作是那个718号巡捕的养伤费与赔偿打破的警灯。

醉汉酒醒回到家中，当他下意识地面对自己在镜中的影像，仿佛醍醐灌顶般开始了猛烈的觉醒。

当日他便写了一封信辞去华童公学的教职，“因为我觉得我的行为玷辱了那个学校的名誉，况且我已决心不做那教书的事了”。1910年是考试留美官费生的第二年。6月28日，胡洪骍下了决心，在二哥的陪同下登轮北上应考。爱惜名誉的胡洪骍怕考不取为朋友师长所笑，遂决定临时使用“胡适”这个名字，从此以后，他就叫作胡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