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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主办，上海南汇博物馆协办的“赤子的世界——傅雷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展”在北大红楼开展。展现出了翻译巨匠、作家、艺术理论家、教育家傅雷的生平经历，并介绍了他的翻译作品。

傅雷（1908——1966）字怒安，一生翻译了三十四部外国文艺名著，把法国作家伏尔泰、巴尔扎克、梅里美、丹纳、罗曼·罗兰的重要作品介绍给了中国读者。以“赤子”二字概括其人似乎特别合适：对人真诚、做事认真，代表着他的赤诚，亦贯穿傅雷一生。去世后，傅雷的墓志铭也是“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本期，记者采访了“赤子的世界”策展人、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孙俊，了解赤子傅雷的世界。

1 受表兄影响赴法国充盈自己

何谓“赤子”？是对家国前途的深切思考，还是对工作的极度认真？抑或是为朋友而殚精竭虑，还有可能是对孩子的谆谆教诲？当这些品质融于一身，这些际遇都由一人经历，这个人便可说是赤子了。对于翻译家傅雷，赤子是一种品质，也是贯彻他一生的态度：童年顽劣，青壮年时对自己的工作极端认真，又为朋友之作费尽心思，未老之时又决然离去——傅雷就是一位赤子。

“赤子的世界”策展人、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孙俊为记者介绍了赤子傅雷的故事：

年少时，傅雷身上就有一股子不愿将就的“真”。1908年4月7日，傅雷出生于江苏省南汇县周浦镇渔潭乡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族中长者以其出生时哭声震天，据《孟子》“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取名“怒安”。其父傅鹏飞本是周浦镇杨洁女校的教师，在辛亥革命期间为土豪劣绅诬陷入狱，出狱后以含冤未雪而抑郁病故，年仅二十四岁。母亲李欲振在父亲含冤期间为洗冤出外奔走，两弟一妹无人照看，相继夭折。父亲丧事毕，为使傅雷受到良好教育，母亲携傅雷搬至有“小上海”之称的周浦镇。

年少的傅雷便有热血，参加过学生运动。五四运动爆发后，傅雷母亲受新思潮影响，将其送到小学读书。傅雷11岁时入南汇县立第三公学（后改为周浦镇小学）。12岁转入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原名南洋公学）附小读四年级，一年后因顽劣被开除。1921年，傅雷进入徐汇公学读至中学一年级，之后因反宗教被开除。同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中，参加五卅运动。1927年因参与驱逐大同大学校长胡敦复的反学阀运动而有被捕的危险，母亲敦促其回家以避险。

直到1927年秋，傅雷考入上海持志大学，之后不久又觉得这里学风不好。故而在留法勤工俭学归来的表兄顾仑布影响下打算自费留学法国。行前，傅雷与恋人朱梅馥订婚。从傅雷赴法国留学的原因上也不难看出他作为一个赤子的单纯动机。傅雷在其《法行通信》中记载了他赴法留学途中以及抵法初期的所见所感。《法行通信》共16封。孙俊说，2008年国家图书馆举办过“洁白的丰碑——纪念傅雷百年诞辰展览”，当时大家还认为《法行通信》只有15封，后来有学者发现了第16封书信，此次展览也吸纳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在《法行通信·离愁别梦》中傅雷这样述说自己赴法的动机：“我此次的赴法，逃避烦闷固然是个大原因，但我之所谓烦闷者，其成分恐怕与福祺的有些不同。因为我的烦闷中，细细地分析起来，还是读书的烦闷、追求人生的烦闷居多。我曾好几次想过：我数年来颓废生涯，应该告一结束了。空洞的头脑应该使它充实些了。这样我才发了赴法的宏愿的。”

实际上，傅雷的母亲起初并不同意傅雷只身赴法学习，还是傅雷较为开明的姑母傅仪与表兄顾仑布一起说服了母亲同意傅雷出国。表兄对自己的“启迪”也让傅雷铭记于心，1961年6月26日，在给傅聪的家书中，傅雷写道：“仑布伯伯要的东西也别忘了，我当年去法国全是受了仑布伯伯的影响与感染，事实上也得到他很大帮助，否则你祖母不肯让我走的，尤其是只身远行。”

从信中不难看出，行前的傅雷希望能够在法国充实自己“空洞的头脑”，实际他也是这样做的。到达法国后，傅雷先是住在小镇贝底埃补习法语，之后于1928年9月考入巴黎大学文科，主修文艺理论，同时在巴黎卢佛美术史学校听课。在法期间，他结识了赴法深造的画家刘抗、来到欧洲考察美术的刘海粟等人。由于意气相投，几人经常同游艺术馆、画廊、歌剧院、音乐厅等地。在艺术氛围的熏染之下，傅雷养成了独到的艺术品位和鉴赏力，这也为他日后成为文艺批评家与涉猎广博的翻译家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傅雷更是燃起了求学报国的思绪，他在《法行通信·来到这静寂的乡间》中这样写道：“（留学生）你们实际的能力，也要大大影响于未来的中国的！看，这是我们的将来！……一方面还是希望我们的同学们，醒悟一些，早早回头，想想我们的将来，想想世界上还有一块烂肉，我们一切亲爱的人们，便在这块烂肉上，受着蝇蛆的叮！……希望我能好好地，警策一下，努力一下，将来能勿自沦落，仍以今日的面目与诸亲友相见！”3年之后，傅雷学成归国，应刘海粟之邀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2 真诚对待朋友及其作品

在上海美专任教期间，傅雷教授美术史、艺术论、名家画传及法文，同时兼任校长办公室秘书主任。1932年，傅雷辞去主任职务专心教学。同一年，傅雷同刘海粟、王济远、张弦、倪贻德等美专老师组织成立摩社，希望能够弘扬固有文化，表现时代精神。同时创办社刊《艺术旬刊》，可谓当时中国最具先锋色彩的艺术杂志。

傅雷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外艺术的译作和评论文章，他一直将自己视作艺术评论家。傅雷次子傅敏在一次接受翻译家金圣华的采访时说过，傅雷回国时给钱钟书的名片上印的就是“艺术评论家”。傅雷从法国求学开始就走的是评论家的路子，而不像别人那样，学画不成变成画评家，学音乐不成变成乐评家。虽然不会唱也不会画，但是傅雷很懂绘画与音乐。

1933年，傅雷因母亲病故辞职，他并没有因为辞职而忘却老朋友，1936年8月，傅雷的好友、画家张弦亡故，傅雷与刘抗等人积极筹备张弦“绘画遗作展览会”，并发表悼念文章《我们已失去了凭藉》。

傅雷与著名画家黄宾虹还是忘年交，黄宾虹也曾说过：“傅雷是我平生一大知己。”1943年春，傅雷在表妹、黄宾虹弟子顾飞家中见到黄宾虹山水画册，当下心甚喜爱，并于5月25日发出了给黄宾虹的第一封信函，自此二人成为忘年交，书信不断。

黄宾虹创作宏富，但在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从未举办过个人画展。1942年傅雷和裘柱常、顾飞等人联合发出倡议，为黄宾虹举办一次纪念画展。正困居北平的黄宾虹得到这一信息后，十分欣慰并积极响应。翌年，“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在上海开幕。画展期间，傅雷几乎天天来到会场，处理事务性工作，并组织刊印了《黄宾虹先生山水画册》，撰文《观画答客问》，推介黄宾虹作品。

中国新音乐先驱、音乐家谭小麟（1912-1948）同样是傅雷的好朋友。谭小麟1939年留美，先后入欧柏林大学音乐学院、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学习。1948年8月1日病逝于上海。9月，傅雷、沈知白、裘复生等谭氏生前好友集议成立“遗作保管委员会”，决定整理并印行谭氏遗作，举办遗作演出音乐会，灌制部分作品唱片。客观原因所限，委员会仅完成整理作品及抄谱工作。1949年冬，傅雷得到了谭小麟的原作手稿及抄谱，并且妥善保管。傅雷还曾上书陈毅、周扬等人，为谭小麟作品寻求演出机会。

1961年10月28日，傅雷上书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夏衍，请求与北京图书馆联系谭氏作品保存事宜。经复函同意，1961年11月26日傅雷用双挂号将文献寄达北图，谭氏作品从此得到妥善保存。

傅雷还在家书中专门同傅聪提过这件事：“从周氏消息我连带想起谭伯伯的作品存在我家已久，近来年事日增，体弱多病，益感责任重大，拟于短时间内与文化部夏公函商，请其先向国立北京图书馆接洽，将谭氏作品及有关文件全部送去保存。按作家文稿乐谱由国家图书馆保管，原为各国通例，想必不致拒绝。谭伯伯‘歌曲’蓝图晒印稿，你在波兰时曾有一份，不知下落如何？前人手泽能在国外推广也是你做后辈的应尽义务。”傅雷在后来的另一封信上还提到过“上星期日李志曙在音分院‘经常音乐会’中唱了《彭浪矶》与《正气歌》（此二首均为谭小麟作品），节目单上并有作者介绍。可惜我事前不知，未去听”，足见傅雷一直记挂着好友的作品。

3 “永远在追求完美”

翻译巨匠傅雷的翻译生涯从1931年就开始了：上海美专因“一·二八”事变爆发而停课半年，期间傅雷的留法同学王子贯介绍傅雷担任哈瓦斯通讯社（法新社前身）的笔译工作。1933年9月，傅雷自费出版法国新闻记者菲列伯·苏卜的《夏洛外传》，这是傅雷生平出版的第一部译著。1934年，傅雷译毕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名人传》中的《弥盖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并与罗曼·罗兰通信、互赠照片。

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傅雷这样介绍自己：“曩者，年方弱冠，极感苦闷，贾舟赴法，迅即笃嗜夏朵勃里昂、卢梭与拉马丁辈之作品。其时颇受浪漫派文学感染，神经亦复衰弱，不知如何遣此人生。无论漫游瑞士，抑小住比国修院，均未能平复狂躁之情绪。偶读尊作《贝多芬传》，读罢不禁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此实余性灵生活中之大事。尔后，又得拜读《弥盖朗琪罗传》与《托尔斯泰传》，受益良多。”

在翻译《贝多芬传》之后，傅雷撰文《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这样写道：“耳聋，对平常人是一部分世界的死灭，对音乐家是整个世界的死灭。整个的世界死灭了而贝多芬不曾死！并且他还重造那已经死灭的世界，重造印象的王国，不但为他自己，而且为着人类，为着‘可怜的人类！’这样一种超生和创造的力，只有自然界里那种无名的，原始的力可以相比。在死亡包裹着一切的大沙漠中间，唯有自然的力才能给你一片水草！”1935至1936年，傅雷相继翻译出版了法国作家莫罗阿的《人生五大问题》、《恋爱与牺牲》、《服尔德传》（服尔德是傅雷对法国作家伏尔泰的译名）。

傅雷一生翻译了诸多作品，评论家对其译作赞誉有加。傅雷在翻译的过程中经常是改了又改：傅雷在翻译《都尔的本堂神甫》时，经过数次修改产生了初译稿、修改稿、定稿，这三个版本上面分别又有修改，其实可以算作六个版本。傅雷曾说过：“译书的标准应当是这样：假设原作者是精通中国文字的，译本就是他使用中文完成的创作。”知悉如此想法便能理解傅雷为何会对自己的译作反复修改。

傅雷也曾在家书中这样写道：“我的工作愈来愈吃力。初译稿每天译千字上下，第二次修改（初稿誊清后），一天也只能改三千余字，几等重译。而改来改去还是不满意（线条太硬，棱角凸出，色彩太单调等等）。改稿誊清后（即第三稿）还得改一次。等到书印出了，看看仍有不少毛病。”好的翻译者就是这样，总是在不断地修改之中追求完美，正如傅敏曾经对金圣华说过的那样，傅雷“永远在追求perfect（完美）”。

在全面抗战期间，傅雷仍然坚持翻译，他将翻译作为抗战的特殊武器，希望通过译介外国优秀作品，拓展中国人民的精神视野，启迪民智，给困境中的人们增加勇气和信心。这一时期，傅雷的译作有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英国罗素《幸福之路》、法国杜哈曼《文明》、巴尔扎克的《亚尔培·萨伐龙》和《高老头》等，并重译了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

傅雷在《翻译经验点滴》中这样阐述自己的翻译观：“因为文学家是解剖社会的医生，挖掘灵魂的探险家，悲天怜人的宗教家，热情如沸的革命家；所以要做他的代言人，也得像宗教家一般的虔诚，像科学家一般的精密，像革命志士一般的刻苦顽强。”

傅雷还曾担任过文物保管部门的职位。1935年，傅雷应美术理论家滕固之邀，赴南京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登记科科长，在四个月任期内，积极建言献策，并参与编译《各国古物保管法规汇编》。1936年11月，再应滕固之请，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专员的名义，前往洛阳考察龙门石窟，研究保管问题。

傅雷在写给刘抗、邦干、瑶章的信中介绍了自己进行文物保管工作时的状况：“此刻只剩我和一个科员……而且调查龙门的工作十分繁重，要摄影，要测量，要绘图，要记述，要考据。石窟共有一二十个，长半里余；每窟内有造像十余至七八十不等。以后我们出发工作时，将住在龙门，一连做六七天的工作，再回城整理材料，略事休息。这样循环不已的工作，大概要做到旧历年底。”

4 热情洋溢而又严谨缜密

《傅雷家书》几乎是每个人提起傅雷的第一反应。1954年，傅聪应波兰政府邀请，参加“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并留学波兰。1月17日，傅聪离开上海赴北京学习外语、乐理等知识，作出国前准备。送别傅聪的第二天晚上，傅雷就动手给儿子写信了。直至1966年傅雷夫妇离开人世，家人之间鸿雁不断，从而形成了洋洋几十万言的中国当代书信体名著《傅雷家书》。这部书的编者是傅雷的次子傅敏。

关于父子间通信的目的，傅雷这样写道：“长篇累牍的给你写信，不是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的gossip（说长道短）,而是有好几种作用的。第一，我的确把你当作一个讨论艺术、讨论音乐的对手；第二，极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让我做父亲的得些新鲜养料，同时也可以间接传布给别的青年；第三，借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笔，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钟，做面‘忠实的镜子’，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面，在演奏姿态方面。”

有时，傅雷也会对儿子吐露自己的心声：“爸爸的一颗赤诚的心，忙着为周围的几个朋友打气，忙着管闲事，为社会主义事业尽一份极小的力，也忙着为本门的业务加工，但求自己能有寸进。”家书中亦有傅雷的生死观：“ 可是孩子，别害怕，我年过半百，世情已淡，而且天性中也有极洒脱的一面，就是中国民族性中的‘老庄’精神：换句话说，我执着的时候非常执着，摆脱的时候生死皆置之度外。”

傅雷是个极有自己行事准则的人，孙俊告诉记者，在策展时傅敏曾讲过，即便是家中的暖水壶，傅雷也会根据有水、没水排好，有水的在前，空的在后。傅聪也曾说过，傅雷的性格一方面热情洋溢，一方面又严谨缜密。郑振铎还曾这样对傅雷说过：“老傅啊！你的赤子之心哪！你有一天可真要为这个而难受啊！”

也许，赤子是不容亵渎的。1966年9月2日深夜，傅雷夫妇联名写下遗书交代后事，坦坦荡荡地走上了不归路。2013年10月27日，傅雷夫妇骨灰安葬于家乡上海浦东，傅聪、傅敏经过商量，决定在墓碑正面镌刻父亲家书中的一句话作为墓志铭：“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