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鲁迅成为伟大作家的过程中，曾经历了多次空间位移，从绍兴到南京求学，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先后在杭州、绍兴、南京、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等城市工作生活。这些空间变换，对鲁迅思想、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1]鲁迅在《呐喊·自序》中通过对空间转变的叙述，回忆了自己走上文学道路的历程。鲁迅在北京的住所有过四次空间位移，其中有他主动选择购买住宅，也有因兄弟失和而被迫漂泊。本文论述鲁迅在北京的这四次位移对他的文学生产的影响。

从1912年5月6日到1919年11月21日，大约七年半，鲁迅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过着集体性居住的生活，写了《呐喊》和《热风》中的一部分作品。绍兴会馆在清代北京城的外城，民初地图上也仍标注为外城[2]。从购买自己的住宅八道湾开始，鲁迅的居住地点由北京的外城搬进了内城，此后的三个居住地都是在北京城内城[3]。清代时，政府实行旗民分住制度，满族旗人住在内城，汉族即使是官吏也居住在外城。汉官大多住在宣武门外。[4]这一空间表现出清代的政治特点，将汉人群体从京城中排出。[5]鲁迅从外城搬进内城，更接近权力中心，从而深入体验了北京的都市空间。从1919年11月21日到1923年8月2日，将近四年，鲁迅住在新街口公用库八道湾11号，写出了《阿Q正传》《鸭的喜剧》等。笔调更加成熟，多部小说以家庭居室为主要叙述空间。兄弟失和后，鲁迅搬出八道湾，从1923年8月2日到1924年5月25日，暂时搬到西四砖塔胡同61号居住，写出了《祝福》《肥皂》《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等。经历了这段时间的漂泊后，鲁迅买下并搬到阜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从1924年5月25日到1926年8月26日，鲁迅居住在这里，写出了《野草》《长明灯》等。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鲁迅对北京的空间感受，隐喻性更强。鲁迅西三条的住宅是他自己选择自己设计的住宅，可以说是他参与生产出来的个人空间。

《野草》，是鲁迅对北京城市空间思考的一个高峰。《野草》对城市空间的思考能达到这样的深度，是因为鲁迅是一位有自觉的空间意识的作家。王富仁指出，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是在首先建立起新的空间观念之后，才逐渐形成自己新的时间观念的[6]。鲁迅是一个空间主义者，鲁迅更加重视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空间主义者关心的是现实的空间环境，正视现在的空间环境，正视现在自我的生存和发展，这就是鲁迅的思想，鲁迅思想的核心[7]。空间的逻辑之一就是隐喻化[8]。鲁迅很多重要思想的表达都与空间相关。“铁屋子”的隐喻，就是一个空间的概念。孙郁把“铁屋子”的意象与绍兴会馆相联系，认为它的隐喻性包含了对旧京环境的嘲弄[9]。王富仁认为“‘铁屋子’就是中国启蒙主义知识分子所住居的空间环境，是对这个空间环境的形象性概括。”[10]以空间为隐喻表达思想，使思想具象化，可表达得更清晰，法国哲学家福柯也使用空间的隐喻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11]《野草》的首篇《秋夜》是一篇描写社会空间的杰作，在《野草》中起了奠定基调的重要作用[12]，甚至被视为《野草》的“序”[13]。《秋夜》里的后园本来是一个家庭空间、私密空间、休闲空间[14]。鲁迅笔下的这一个人空间，却充满了他对社会的思考，成为中国社会空间的一个隐喻。鲁迅敏锐地捕捉到了空间中复杂、矛盾、紧张的社会关系。《秋夜》所呈现出来的这个空间是在京城——国家权力和政治决策最集中的中心。所以这个空间的构成极其复杂，是当时社会生产关系的隐喻和象征。“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吗？当然是，不过它内含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也关联于形塑这块土地的生产力。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15]这个空间里有各种矛盾和抗争，这些抗争力图打破现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秋夜》中的大自然被拟人化为各种社会关系的隐喻。夜的天空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16]。大自然的存在本是无意识的，一枝玫瑰不知道它是玫瑰[17]。鲁迅笔下的花草已不是自然的花草，而是作为社会构成的一部分而存在。各种动植物和天空其实是当时社会的喻体，文中生动地写出了它们各自的精神活动。鲁迅把这个私人空间切割了：天空、地面、树……，空间中存在的事物构成一种上、下的空间感。天空在高处，象征着掌握权力的统治者[18]。而这个空间的整体感亦十分明显，是包含中国各阶层的社会关系的一个缩影。鲁迅自己也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乡野的空间具有较多的自然属性，而都市的空间被政治化的程度更深。“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19]在惜墨如金的鲁迅笔下，在一篇短文的开头重复出现的两棵枣树，引起了学界多年的议论，并作了不同阐释。这一写法表现的是一种空间感。枣树是这个空间中的主角。“这个空间是以‘枣树’为核心展开的，……是‘枣树’，把这个空间的一切联系了起来，它们的形态和精神因有了‘枣树’的形态和精神才得到了具体地呈现。”[20]《秋夜》的画面感十分明显，因此曾有几位画家以此为题材作画。《秋夜》的视角从自己的后园，走进自己的室内。《秋夜》将这种都市空间转化成一种赋予了作者喻义的精神空间，而这一精神空间与作者认识到的社会现实相对应。亨利·列斐伏尔指出阶级的战略，试图通过整个空间来保证核心关系的再生产[21]。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和某些关系的再生产通过整个的空间来实现[22]。

散文诗集《野草》隐喻性很强，以简短的篇幅讲述复杂的故事，空间描写在浓缩故事上起到了重要作用。《野草》中很多文章开篇即点出空间——《秋夜》：“在我的后园”[23]。《我的失恋》：“我的所爱在山腰”、“我的所爱在闹市”、“我的所爱在河滨”、“我的所爱在豪家”[24]。《立论》：“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25]。《死后》：“我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26]《墓碣文》：“我梦见自己正和墓碣对立”[27]。《颓败线的颤动》里梦中的一间在深夜中紧闭的小屋的内部[28]。

空间本是存在的实体，却常被抽象化，出现很多衍生词[29]。本文所使用的空间概念是实体空间。亨利·列斐伏尔和福柯所论空间，主要是论实体空间的社会属性，和本论文所论空间的范畴一致。“空间已经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利用空间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严格的层级、总体的一致性，以及各部分的区隔。因此，它是一个行政控制下的，甚至是由警察管制的空间。空间的层级和社会阶级相互对应”[30]。鲁迅在作品中真实、具体地记叙了权力是如何通过空间运作的。

鲁迅文学中的空间具有功能性作用。1919年，鲁迅住在绍兴会馆时，创作了《自言自语》[31]，其中的《火的冰》《我的兄弟》在搬入西三条后，分别扩展为《死火》《风筝》。这两篇短文的扩展，都是通过加入空间建构来实现的。1925年，鲁迅建构起冰山冰谷的异托邦，以梦的形式重写意象——《死火》，死火是依然如珊瑚一样的火的冰。1925年北京冬季的雪，触动了鲁迅的内心，他将《我的兄弟》改写成《风筝》。《风筝》开篇即加入对叙述地点北京的描述，并且首尾呼应，在地点、时间上都设置为双层：北京—故乡、冬季—春季。很显然，北京的寥寥几笔风物描写，使得全篇形成了更立体的结构，其涵义也更加丰厚[32]。鲁迅笔下典型的异托邦还有S城的照相馆[33]，《失掉的好地狱》中的地狱，《这样的战士》中的无物之阵等等。《智识即罪恶》构建地狱恶托邦。《影的告别》中无地彷徨。《灯下漫笔》以厨房这个空间概念隐喻中国：“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34] “小说舞台”——国外学者早已用过这类描述空间的词汇评价鲁迅的小说，《在酒楼上》就被视作一个戏剧场景[35]。鲁迅作品集命名为《坟》《彷徨》《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也是以空间来概括。鲁迅小说中的空间意象如咸亨酒店、鲁镇、未庄等，广为流传。

鲁迅留日归国后最初在浙江工作。1910年8月至1911年3月，鲁迅的留日同学、同乡许寿裳离开杭州，到北京任代理京师译学馆历史地理教员，1911年正月任北京优级师范学堂教育学心理学教员。许寿裳还通过“宣统三年东西洋留学生考试”，成为前清学部七品小京官[36]。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屡次表达想离开绍兴，选择更大的城市空间，并表示出对北京的向往，托许寿裳帮他谋职。[37]其原因是“闭居越中，与新颢气久不相接，未二载遽成村人，不足自悲悼耶。[38]”1912年，经许寿裳向教育总长蔡元培推荐，鲁迅进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1912年5月南京临时政府迁到北京，教育部随之北迁。北京，亦曾为元明清的帝都。首都把一切都向自身吸纳：人口、智力、财富，这是一个决策和舆论的中心[39]。首都的空间受到权力的影响：“主权为领土确定首都，提出了政府所在地这一主要问题；规训建构起一个空间，并提出要素的等级和功能分配这一基本问题”[40]。

鲁迅到北京正值辛亥之后，新与旧并存，许多变革都发生于他最初居住的宣南绍兴会馆一带。在鲁迅描述中的北京，不同历史时期的众多思想以社会空间的形式重叠，因为中国人的保守性，改革并不将旧制度完全废止，而是在旧制度之上，添加一层新制度。

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41]

我们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而是许多社会空间，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无限的多样性或不可胜数的社会空间，在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空间消失。[42]社会空间的形式具有偶然性、集中性和同时性[43]。

北京的城市格局深受政治和时局的影响。打开清朝和民国的北京地图，会发现京城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空间，整个空间被严密规划。清代的京城还有很多禁区。自然本是开放的；自然的空间是没有等级的[44]。社会空间才有禁令[45]。北京的公园里虽然有山有水，但并不是大自然的山水，而是具有政治性的、被规划出来的山水异托邦。北京的城市空间，从清末到民国，经历了一个从皇城到现代城市的开放过程，很多皇家禁地被开放为公众区域，成为公园、博物馆，可供普通市民进入。这些空间便由禁地转变为可以消费的对象[46]。民国时期公园作为实体空间已对公众开放了，但是在社会思想领域，还经历了一个逐渐开放的过程。1920年代，教育部还禁止女学生往游艺场和公园[47]。

鲁迅在北京居住的十四年中，住在绍兴会馆的时间最长。这一时期因为是周树人成为鲁迅的重要时期，受到学界的关注。鲁迅最初选择居住在绍兴会馆，是有历史渊源的。明嘉靖以后北京就有了会馆。会馆是各省市在京做官的人为了解决各省进京应试举人以及来京候补官员的住宿而修建的。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当年也曾住在绍兴会馆，后从这里出发，到江西当了一名小官[48]。清末废除科举制度，辛亥革命之后，没有进京赶考的举子，会馆大都是给单身京官居住了。因为清代普通京官的生活是比较清贫的。[49]此惯例一直延续到民国。宣南形成了以同乡、同年、门生等传统人际为纽带的士大夫相对集中的地区[50]。

到近现代，宣南依然是知识分子密集的居住地，新一代的知识者以同乡、同学、同事为纽带，形成紧密的居住群。到北京之初，鲁迅与许铭伯、许寿裳同住绍兴会馆。蔡元培也曾住绍兴会馆和北半截胡同。教育部的同僚杨莘耜，住在半截胡同的吴兴会馆，和鲁迅往来较多，曾帮鲁迅买碑拓[51]。绍兴的同乡后辈到北京，孙伏园、许钦文、陶元庆等都住过绍兴会馆。鲁迅和他们往来密切，并且渗透到作品发表、报刊出版、图书出版等事务中去。

绍兴会馆与浙江的关系密切，使鲁迅与浙籍人士来往密切。章门弟子中的浙籍同乡群体，促使鲁迅将主要精力由投入教育部职务转向新文化运动。鲁迅作为教育部部员，与另外五名章门弟子在读音统一会中成功地通过了其师章太炎的方案，这一事件促成章门弟子大举进京并在各大高校任教职。

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同乡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构成。现存1916年12月浙江公会第五次编刊的《浙江旅京同乡录》，登记了在北京的浙江同乡，包括旅京人士。“按印铸局刊行职员录为次第，交会役随时调查”，涵盖了浙江在北京的政、法、学、商等各界人士[52]。1922年浙江同乡公会又编印《浙江全省旅京同乡录》[53]。在这份《浙江旅京同乡录》中，周树人在教育部的23位同乡中位列第三，前面有许寿裳、吴震春[54]。1922年《浙江全省旅京同乡录》编列的教育部同乡增至42位[55]。鲁迅在绍兴会馆时，常有同乡前来拜访，包括教育部同乡，和许铭伯这样的居京耆旧[56]，以及在民国政府各部门工作的同乡，还有部分参加过清末革命的革命者及亲属[57]。鲁迅对前来拜访的同乡，有选择性地接待。[58]鲁迅在日记中还记载此《同乡录》以外的同乡来访。[59]1912年，鲁迅与陈仲书互访[60]。陈仲书，名汉弟，浙江余杭人，早年留学日本，民国以后历任总统府秘书、国务院秘书长、参政院参事等职[61]。

住在绍兴会馆里，鲁迅最初的小说创作构建出以鲁镇为代表形象的乡村空间，实以浙江的故乡为蓝本。1918年4月，鲁迅写出了《狂人日记》，塑造了一个“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62]，没有年代的恶托邦，时间几乎是凝滞的。此后，鲁迅写了《孔乙己》《药》《一件小事》等小说，《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杂文，还有二十七篇随感录和五十多篇译作。1925年，鲁迅对会馆的描写进入了小说《伤逝》，周作人谈到《伤逝》时说：“我们知道这是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这里所写的槐树与藤花，虽然在北京这两样东西很是普通，却显然是在指那会馆的旧居，但看上文‘偏僻里’云云，又可知特别是说那补树书屋了。”[63]

鲁迅购买了八道湾的住宅，从外城搬进了内城。八道湾院子大，可以更好地接待客人。绍兴会馆时期鲁迅的客人多是同僚、同乡。八道湾的客人则以新文化人、高校教师为主体。1920年开始，鲁迅相继被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聘为讲师，在北京各大、中学校兼职任教。鲁迅虽然仍在教育部任职，工作重心却转向了写作、学术与教育，其交游人群也由教育部同僚转向新文化同人。

对周氏兄弟和北大同事的交往，沈尹默有一段详细的回忆：

“五四”前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每逢元日，八道湾周宅必定有一封信来，邀我去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人，每年必到的是：马二、马四、马九弟兄，以及玄同、柏年、逷先、半农诸人。……从清晨直到傍晚，边吃边谈，作竟日之乐。谈话涉及范围，极其广泛，有时也不免臧否当代人物，鲁迅每每冷不防地、要言不烦地刺中了所谈对象的要害，大家哄堂不已，附和一阵。当时大家觉得最为畅快的，即在于此。[64]

1920年，鲁迅在绍兴的书籍运到北京；1924年，存在张梓生家的书也运到了北京[65]。鲁迅在八道湾安定下来，写出了《阿Q正传》这样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相当高度的成熟之作。八道湾的来客，也会激发文思，增加鲁迅的创作题材。同乡许羡苏借寓在八道湾鲁迅家，鲁迅以她的故事写了《头发的故事》[66]。1922年，爱罗先珂应蔡元培的邀请来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寄居在八道湾周氏兄弟家。鲁迅写了《鸭的喜剧》。

对京城空间的政治性的充分感受，使鲁迅作品中所描写的城市空间和乡村空间里，充满了各种社会关系，充满了等级。鲁迅描写乡村小说时，即使是写自然景观，也并没有表现自然美，而是进行了拟人化。在《风波》的开头，鲁迅巧妙地营造了两个空间：临河的土场、河里驶过的文人的酒船。两个空间的并置，呈现出两种思想和视角，一是乡野的视角，一是都市里的文人对乡野的一瞥，使小说的内涵更加丰富。鲁迅在《社戏》中，将京城的社会空间与儿时看社戏的乡野空间进行了对比。在前历史中，自然支配着社会空间；在后历史中，本土的自然支配力降低了[67]。“我们退到后面，一个辫子很光的却来领我们到了侧面，指出一个地位来。这所谓地位者，原来是一条长凳，然而他那坐板比我的上腿要狭到四分之三，他的脚比我的下腿要长过三分之二。我先是没有爬上去的勇气，接着便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不由的毛骨悚然的走出了。”[68]用“地位”一词来戏写“条凳”，清晰地写出了京城空间里密集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等级。比较而言，儿时看社戏的乡野空间虽然也是社会空间，但是保留了较多自然属性。小说中的称谓也反映出，乡野空间里居民的生活还未陷入社会关系的窠臼，保留了一些天然的本真。

1923年7月18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绝交信，信中称呼他为“鲁迅先生”，并写道：“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69]。周作人的这句话相当于为鲁迅在八道湾的住宅中划定了一片禁区。八道湾后院是周宅中最宽敞的，有房屋九间，三间一室，共三室。周作人一家住西头三间，建人一家住中间三间，东头三间用作客室。[70] “后院是整个宅子中最安静最隐蔽的地方，应为最重要成员所居。但在八道湾十一号周宅，老母亲和长子都没有住后院”[71]。鲁迅把最好的后院留给了两个弟弟家居住，没想到周作人写了一句这样绝情的话，虽然信中只提到后院，但以后院在八道湾周宅的位置，这相当于把鲁迅排斥于八道湾周宅的核心位置之外。

兄弟失和后，鲁迅搬出八道湾，暂时搬到了绍兴同乡俞芳所住的砖塔胡同的院子。经历了这段时间的漂泊后，1923年10月30日，鲁迅买下阜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自画草图设计，1924年5月25日搬到西三条[72]。兄弟失和后，鲁迅的肺病复发，所写的小说有很强的漂泊感，更为沉郁，反讽性更强。1924年2月至3月，鲁迅相继写了小说《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祝福》是回鲁镇却“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的“我”写鲁镇上的异乡人祥林嫂的故事[73]。《祝福》故事的主角祥林嫂不是鲁镇本地人，却把自己的幸福生活寄托于鲁镇，先后两次来到鲁镇，最后死在鲁镇这个异乡。这种失地的设置加重了小说的悲剧色彩。《在酒楼上》的主角也是以暂寓于“S城的洛思旅馆里”[74]的方式居住于S城的空间，因为“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75]。客居所遇见的旧同窗旧同事也已经离开了S城，两位昔日的同事都是偶然回城偶然相遇，漂泊感强烈，将多年的时间空间落在一石居这样一个很熟识的却是迎来送往的所在——酒楼。《幸福的家庭》和《肥皂》则开始写都市生活。《幸福的家庭》的反讽是通过对幸福家庭的选址和描写，与现实空间的强烈反差来实现的。“幸福的家庭”所在的地方叫作A，此A出现了两次，表强调；小说中，同时描写写作者的现实境遇中出现的白菜堆呈现出Ａ，彼Ａ也出现了两次——其一是在小说的结尾：“一座六株的白菜堆，屹然的向他叠成一个很大的Ａ字。”[76]A是地点的符号化，构成强烈的反讽。

砖塔胡同只是暂时的居所。鲁迅买了西三条的住宅后，从砖塔胡同搬到了西三条。青年学生和北漂文青常到西三条拜访鲁迅。陈翔鹤首次到阜成门内西三条拜访鲁迅，是和郁达夫一起去的，郁达夫当时和鲁迅同在北大任教[77]。董秋芳由宋紫佩带领，前往拜访过鲁迅西三条的家。“这一次访问，特别使我明白，他对于青年人是诚心诚意去接近的，因为他唯一希望的是不受旧染之污，能够创造新环境的青年人。”[78]

建筑与都市规划、设计物与一般建筑，都是我们了解权力如何运作的最佳例证[79]。著名的历史遗迹也能被鲁迅转化为寄托批评的寓意，例如1925年5月写的《长城》[80]。两篇论雷峰塔倒塌的杂文则运用了象征物价值倒转（symbolic reversal）的技巧。[81]从《论雷峰塔的倒掉》到《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可以清晰地看出，鲁迅是怎样将一个建筑物的具体事件上升到国家视角。对杭州的西湖胜景雷峰塔的倒掉最初只有新闻报道。1924年9月25日，上海《时报》报道了雷峰塔的倒塌。同日《东方杂志》在“补白”栏登出两篇文章：《劫后雷峰记》（节录《时报》）、《雷峰塔得经记》，并附插图《西湖胜蹟雷峰塔之崩颓》（二幅）[82]。这些报刊对雷峰塔的倒塌只作了简要报道。“在这样战鼓喧哗杀气弥漫的时候，大家都瞪着眼竖着耳访问战事的消息，谁又去注意一座泥塔的竪和倒！……雷峰塔倒了有无可歌可吊的价值，兹姑不论，但是提起它的只有鲁迅的一篇短文，这我以为是太冷淡了它了！”[83]

雷峰塔的倒掉经由鲁迅的关注申发，成为一个事件，并得以一论再论。1924年11月，鲁迅在《语丝》第一期发表《论雷峰塔的倒掉》。1924年12月24日出版的《京报副刊》第十九号可说是关于雷峰塔的专刊，登载了郑孝观《雷峰塔与保叔塔》、童过西《大战中之一》，并配了多张插图[84]。12月31日，《京报副刊》又登出孙福熙的《吊雷峰塔》[85]。1925年2月2日，《京报副刊》登出了胡崇轩写给孙伏园的信《雷峰塔倒掉的原因》[86]。胡文发表后，1925年2月23日，鲁迅在《语丝》发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87]。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提出几种破坏者：“轨道破坏者”、寇盗式的破坏者、奴才式的破坏者[88]。雷峰塔砖的被挖去，就是奴才式破坏的一个小小的例。

《猛进》第一期登载的《北京的市政》，其论调延续了《论雷峰塔的倒掉》的思路，论及北京：

有明的建筑物，也将与南唐的雷峰，同余了照像影。是阿！拆墙虽然费事，售了砖瓦还有利可图，加以空地，更可以售建较旧墙還……高的高楼。穿城门虽然省事，砖瓦既偿不了工钱，又无空地可以出卖。无利可图，又何必费那闲工夫计画他。这就是北京的市政！[89]

这引发鲁迅由北京胡同土车、老房子联想到中国的历史。鲁迅收到猛进社寄来的《猛进》杂志第一期后，给徐旭生写了一封信[90]。

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强聒不舍”，也许是一个药方罢，但据我所见，则有些人们——甚至了竟是青年——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你想，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岂不可怕。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91]

鲁迅延续了《新青年》的思想革命，希望于《猛进》的，也终于还是“思想革命”[92]。这又是用北京的空间来谈思想。

鲁迅在北京城市空间里的四次位移，使鲁迅对空间问题有了深入的思考。鲁迅自言其1925年所写的杂感，较之《热风》时期，态度没有那么质直了,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93]他戏称自己的书室为“绿林书屋”，并巧妙地把不同的人群与空间相联系——深入山林、坐古树下的天人师，洋楼中的通人；“我”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94]。

注释：

[1] 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分析了鲁迅的早期“侨易现象”，并特别指出鲁迅在日本的幻灯片事件可被认为是一项侨易事件，确实对鲁迅的思想转变与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促使鲁迅弃医从文。第156-160、116-1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2] 民国初期《北京内外城详图》，中国书店据王华隆所制、最新地学社印行的民国初期北京地图影印。

[3] 参见民国初期《北京内外城详图》，中国书店据王华隆所制、最新地学社印行的民国初期北京地图影印。

[4] 据夏仁虎《旧京琐记》：“旧日汉官，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门外；……士流题咏，率署‘宣南’，以此也。”如孙承泽、王渔洋、纪昀等。《旧京遗事旧京琐记燕京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7月。

[5] 据《天咫偶闻》记载，清代北京的内城和外城的房式也不同，外城的住宅接近南方的式样，屋檐矮，庭院狭窄；而内城则“院落宽阔，屋宇高宏”，“其式全仿府邸为之。”震钧：《天咫偶闻》，第212-21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9月版。

[6] 王富仁：《时间·空间·人——鲁迅哲学思想刍议之一章》（一），《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期，第4页。

[7] 王富仁：《时间·空间·人——鲁迅哲学思想刍议之一章》（四），《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4期，第4-5页。

[8]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p. 98，Oxford UK & Cambridge USA: Basil Blackwell, 1991.

[9] 孙郁：《周氏兄弟笔下的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109页。

[10] 王富仁：《时间·空间·人——鲁迅哲学思想刍议之一章》（三），《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3期，第5页。

[11] [法]米歇尔·福柯著，莫伟民译：《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修订本），“词的修辞学空间”，第123页。四种理论似乎构成了一个“四边形的四条线段”，第124页。“一个关于极其透明的语言的崇高乌托邦”，第126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

[12] 张洁宇：《天高月晦秋夜长——细读<野草>》强调了《秋夜》的开篇作用，张洁宇《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野草>细读与研究》，第3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13] 汪卫东：《探寻“诗心”：<野草>整体研究》，第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14] 参见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第20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

[15] [法]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第48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版。

[16] 鲁迅：《秋夜》，《鲁迅全集》第2卷，第16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17]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p. 74, Oxford UK & Cambridge USA: Basil Blackwell, 1991.

[18] 福柯对画面做过类似的分析：“鸟，如同权力，来自高处。”[法]米歇尔·福柯著，汪民安编：《福柯文选》（Ⅰ），第2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19] 鲁迅：《秋夜》，《鲁迅全集》第2卷，第166页。

[20] 王富仁：《时间·空间·人——鲁迅哲学思想刍议之一章》（三），《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3期，第15页。

[21] [法]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第二版），李春译，第4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

[22] [法]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第二版），第32、33页。

[23] 《鲁迅全集》第2卷，第166页。

[24] 《鲁迅全集》第2卷，第173-174页。

[25] 《鲁迅全集》第2卷，第212页。

[26] 《鲁迅全集》第2卷，第214页。

[27] 《鲁迅全集》第2卷，第207页。

[28] 《鲁迅全集》第2卷，第209页。

[29] 例如精神空间、言说空间、文本空间、网络空间、话语空间、阐释空间。

[30] [法]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第50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版。

[31]《鲁迅全集》第８卷，第114-120页。

[32] 更详细的论述可参见陈洁：《鲁迅在教育部的儿童美育工作与<风筝>的改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期。

[33] 鲁迅：《论照相之类》，《鲁迅全集》第1卷，第194-196页。

[34] 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第228页。

[35] 李欧梵著，尹慧珉译：《铁屋中的呐喊》，第71页、78页，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

[36] 从北京鲁迅博物馆所藏许寿裳《教育部职员表》中，可看出许寿裳的任职履历。

[37] 鲁迅：《100815致许寿裳》，鲁迅谈到“北京风物何如？暇希见告。”并请许寿裳留意为自己求职：“他处有可容足者不？仆不愿居越中也，留以年杪为度。”《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33页。“越中棘地不可居，倘得北行，意当较善乎？”鲁迅：《110307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45页。

[38] 鲁迅：《110731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48页。

[39] [法]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第二版），李春译，第12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

[40] [法]米歇尔·福柯著：《什么是批判：福柯文选Ⅱ》，汪民安编，第22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41] 鲁迅：《热风·随感录五十四》，《鲁迅全集》第1卷，第360页。

[42]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Henri Lefebvre, p.86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lackwell, 1991.

[43] 参见The Production of Space, Henri Lefebvre, p.101，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lackwell, 1991.

[44]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Henri Lefebvre, p.70，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lackwell, 1991.

[45]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Henri Lefebvre, p.73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lackwell, 1991.

[46] [法]亨利·列斐伏尔论述了空间的消费，参见《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第48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版。

[47] 参见鲁迅：《坚壁清野主义》：“教育当局因为公共娱乐场中常常发生有伤风化情事，所以令行各校，禁止女学生往游艺场和公园；并通知女生家属，协同禁止。”注4：“关于禁止女生往娱乐场的新闻，见1925年11月14日北京《京报》”。《鲁迅全集》第1卷，第272-276页。

[48] 姜德明：《广和居小记》，收入《书叶集》，第12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年4月版。

[49] 如《都门竹枝词》中所存竹枝词《京官》写道：“最是长安居不易，京官一例总清贫。”《都门竹枝词》，阳米人等著路工编选：《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第42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1月版。

[50] 参见吴建雍，赫晓琳：《宣南士乡》，第5页，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51] 杨莘耜回忆说：“辛亥革命后，鲁迅至教育部社会司做第二科科长，我在普通司做第二科科长，又同住北京顺治门外南半截胡同，又朝夕相从。民二我改任视学，常年外出视察，其时他爱好碑文和木刻，每次出发之前，他必告我，你到某处为我拓某碑文来，如武梁祠石刻（曾见鲁迅所著某种书面上刻有一人乘车，一人驭马而行者即此石刻），西安碑林之景教碑，泰山顶上之秦始皇的没字碑下方的‘帝’字，尤喜碑阴文字和碑座所刻人像和花纹之类，我必一一为他搞到”。杨莘耜：《六十年间师友的回忆》，《鲁迅研究资料》（5），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第20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

[52] 《浙江旅京同乡录》，1916年12月浙江公会第五次编刊。1916年编刊的《浙江旅京同乡录》具体包括：参议院从议长到议员、科员等24位，众议院议员等39位，国务院参议厅参议等3位，国务院秘书厅秘书、佥事、主事等16位，国务院法制局参事等6位，国务院铨叙局办事员4位，国务院统计局参事、主事6位，国务院印铸局佥事、技正等6位，将军府将军等3位，审计院副院长、审计官、协审官、核算官等31位，外交部参事、秘书、佥事、主事等12位，内务部司长、佥事、署技正、主事等23位，京师警察厅督察长、署长、警佐等15位，财政部次长、会长、参事、佥事、主事等47位、中国银行总裁、副总裁等8位，盐务署署长、厅长、佥事、主事等24位，税务处督办、股长等7位，陆军部军务司等25位，陆军训练总监3位，海军部科长、视察等7位，参谋部11位，北京陆军测量局3位，司法部司长、参事、主事等19位，大理院11位，京师高等审判厅5位，京师地方审判厅8位，京师地方检察厅8位，京师第一监狱2位，教育部参事、佥事、视学等23位，北京大学校91位，法政专门学校2位，京师图书馆、医学校5位，农业学校1位，工业学校2位，女子师范学校1位，农商部29位，交通部40位，各铁路6位，邮政总局1位，电话局1位，平政院8位，蒙藏院2位，清史馆7位，京兆尹公署15位，官产处5位，煤油矿筹备处3位，耆旧21位，商界20位，各社会（包括报社、红十字总会、学务局等）7位，医生1位，旅京51位。并附浙江在北京的各会馆地址。

[53] 《浙江全省旅京同乡录》，浙江同乡公会文牍科编印，孙宝琦署耑，1922年1月。

[54]《浙江旅京同乡录》，1916年12月浙江公会第五次编刊，第17页。

[55]《浙江全省旅京同乡录》，浙江同乡公会文牍科编印，孙宝琦署耑，1922年1月。

[56] 同乡录中的耆旧包括前教育部长汪大燮，前参政院参政钱恂，前銓叙局长许宝蘅，前浙江教育司长沈钧儒等。《浙江旅京同乡录》，1916年12月浙江公会第五次编刊，第28-29页。

[57] 由鲁迅日记的记载得出结论。《鲁迅全集》第15卷，第1-383页。

[58] 参议院议员童杭时1914年曾拜访鲁迅，后招饮，鲁迅“不赴”。参见鲁迅日记1914年1月3日，“午后童杭时来。”1914年1月21日，“晚童杭时招饮，不赴。”《鲁迅全集》第15卷，第99、102页。童杭时，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毕业，清末曾随徐锡麟进行反清革命。参见《鲁迅全集》第17卷，第236页。众议院议员田稔，字多稼，曾在1913年拜访鲁迅，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上午田多稼来，名刺上题‘议员’，鄙倍可厌。”参见《鲁迅全集》第15卷，第63页。

[59] 如1913年国会议员林式言来访，并访张协和。参见《鲁迅全集》第15卷，第53页。林式言，浙江温州人，是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同事。参见《鲁迅全集》第17卷，第141页。

[60] 参见鲁迅日记1912年11月7日，“晚陈仲书来。”12月22日，“往正蒙书局看陈仲书，不值。”《鲁迅全集》第15卷，第29页、第35页。

[61] 参见《鲁迅全集》第17卷，第130页。

[62] 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454页。

[63] 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94-195页，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8月版。

[64] 沈尹默：《鲁迅生活中的一节》，《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第248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引文中的省略号为引者所加。

[65] 参见鲁迅日记，1920年1月19日，“上午在越所运书籍等至京，晚取到。”1924年3月15日，“旧存张梓生家之书籍运来，计一箱，检之无一佳本。”《鲁迅全集》第15卷，第394页、504页。

[66] 参见鲁迅：《从胡须说到牙齿》，《鲁迅全集》第１卷，第260－261页。

[67]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p. 120，Blackwell, 1991.

[68] 鲁迅：《社戏》，《鲁迅全集》第1卷，第587页。

[69] 周作人致鲁迅，1923年7月18日，现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70] 黄乔生：《八道湾十一号》，第8、14-15页，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12月。

[71] 黄乔生：《八道湾十一号》，第15页，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12月。

[72] 《鲁迅全集》第15卷，第485、513页。

[73] 《鲁迅全集》第2卷，第5页。

[74] 《鲁迅全集》第2卷，第24页。

[75] 《鲁迅全集》第2卷，第25页。

[76] 《鲁迅全集》第2卷，第42页。

[77] 冯至：《鲁迅与沉钟社》，《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第339页。

[78] 董秋芳：《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第116页。

[79] 戈温德林·莱特、保罗·雷比诺：《权力的空间化》，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第29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

[80] 李欧梵指出通过精妙的价值倒转（reversal values），鲁迅把这有名的古迹变成了颓败的封建文化的象征。李欧梵著，尹慧珉译：《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第137页，岳麓书社出版发行，1999年。

[81] 李欧梵著，尹慧珉译：《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第137-138页，岳麓书社出版发行，1999年。

[82] 春风：《劫后雷峰记》（节录《时报》）、孙儆庐：《雷峰塔得经记》，插图《西湖胜蹟雷峰塔之崩颓》（二幅），《东方杂志》“补白”栏，第21卷第18号，1924年9月25日，第48、120页。

[83] 童过西：《大战中之一》，《京报副刊》1924年12月24日，第19号，第7页。省略号为引者所加。

[84] 郑孝观：《雷峰塔与保叔塔》、童过西：《大战中之一》，《未倒时之雷峰塔》（插图一）、《雷峰塔之既倒》（插图二）、《雷峰塔内藏经全卷》（插图三共六幅），《京报副刊》第十九号，1924年12月24日。

[85] 孙福熙：《吊雷峰塔》，《京报副刊》，1924年12月31日，第二十五号，第6-7页。

[86] 胡崇轩：《雷峰塔倒掉的原因》，《京报副刊》第四十九号，1925年2月2日，第8页。

[87] 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语丝》第十五期，1925年2月23日。

[88] 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1卷，第202-204页。

[89] 玄：《北京的市政》，《猛进》第一期，1925年3月6日，第5页。

[90] 参见鲁迅徐炳昶：《通讯》，《猛进》第三期，1925年3月20日，第8页。

[91] 参见鲁迅徐炳昶：《通讯》，《猛进》第三期，1925年3月20日，第8页。

[92] 参见鲁迅徐炳昶：《通讯》，《猛进》第三期，1925年3月20日，第8页。

[93] 《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3卷，第3页。

[94] 《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3卷，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