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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与章培恒先生的“戏剧性”交往

来源:文汇报 | 胡中行  2018年05月23日18:02

诗曰:

天地精华聚绍杭,

名垂青史第三章。

一编旧谱图麟阁,

两版新书贵洛阳。

不觉弘文憎命达,

难酬大愿黯神伤。

当年我若解舂米,

应着袈裟登祖堂?

诗品章先生

这首写章培恒先生的七律,也是我用诗歌的形式对章先生的品读。

章培恒先生,复旦大学三大文科“杰出教授”之一。所谓杰出教授,是复旦大学文科教师的最高荣誉,等同于理科的院士,享受永不退休的待遇。章先生曾任复旦中文系主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兼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要职。

他与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同为绍兴人,近代的章太炎先生则生于与之毗邻的余杭。此“三章”,虽生不同时,却都是文史大学者,可以归为一类的,故有首联之说。“第三章”,按年代排序,章培恒先生最晚,应该名列第三。

先生早年以《洪昇年谱》称誉学界,影响很大。麟阁,就是麒麟阁,汉代皇家藏档案图书的地方,宣帝曾悬挂十一功臣画像于此。两版新书,指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其书先后两版,引读者无数,故以“洛阳纸贵”为喻。章先生的学术成就,实至而名归,曾荣获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的称号。但其寿不永,终年仅77岁,故曰:不觉弘文憎命达。再则,他悉心编纂《全明诗》的大愿终未实现,亦为一大憾事。

末联用六祖惠能故事,《坛经》云:“祖(五祖弘忍)潜至碓坊(舂米之所),见能(惠能)腰石(腰上绑着石头)舂米(用棒槌砸谷子以去壳),语曰:求道之人,为法忘躯(为了佛法而舍身),当如是乎(正当如此啊)!乃问曰:米熟也未(壳去掉了吗)?惠能曰:米熟久矣,犹欠筛在(只欠人来筛了)。祖以杖(锡杖)击碓(捣米器具)三下而去(离开)。惠能即会(领会)祖意,三鼓(三更)入室(弘忍的卧室)。祖以袈裟遮围(把惠能遮蔽起来),不令人见,为(惠能)说《金刚经》。”章先生师从蒋天枢,蒋天枢师从陈寅恪,学术渊源亦自明瞭。

上世纪80年代初,章先生为系主任时,曾制定我的培养计划:待我从汉语教研室回到古典文学教研室,即随蒋天枢先生读两年书,然后再搞教研工作。1984年章先生组建古籍所,打算调我去那里,被我婉拒。其中原因多多,此不赘述。后来我调到留学生部工作,从此离开中文系十年,到1994年才回归系里。我曾开玩笑地说:假如当初遵命入古籍所,从蒋、章二先生学习,得其衣钵,修成正果,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久仰章先生

在我入复旦中文系之初,章先生的大名已是如雷贯耳。各种传闻都使我对他的人品学问肃然起敬。比如说他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期间,就利用工作之便,“偷”览群书,“整个资料室好像都装进了他的肚子”;从上世纪60年代起,他写了大量学术论文,其中有一篇曾得到毛泽东的关注;上世纪70年代他赴日访学,名震当地学界,“打遍东洋无敌手”,载誉而归。

还有一个传闻说得比较详细,某出版社要蒋天枢编纂陈寅恪的文选,蒋天枢请章培恒协助,完稿后出版社给了蒋天枢1000多元稿费。要知道,当时蒋天枢先生的月工资是200元,1000多元相当于他将近半年的收入。但蒋先生执意要如数给自己的学生章培恒,章先生当然不会接受。最后的结果,是蒋先生买了一套线装的《二十四史》硬是塞给了章先生。这件事情的“余波”是,章先生从日本归来,“硬是”送了蒋先生一台日产大彩电。

如果说,这些传闻离我太过遥远,那么还有两件事情就比较真切了。一是我刚毕业留校时,当时的校党委书记盛华召集所有的新教师座谈,席间,他用了很大的篇幅隆重介绍了章培恒先生,谈了他的治学道路,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其中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章先生对于《资治通鉴》,达到了倒背如流的程度。”这话肯定是夸张了,但章先生极其勤奋地用功苦读,极其扎实地打下基础,却又肯定是事实。二是章先生患了癌症之后,一个月的医药费需花费好几千元,某领导视察学校时,提到对章先生这样的特殊人才要有特殊政策,学校决定报销他的全部医药费用,但遭到章先生拒绝,他说学校已经给了他终身不退休的“杰出教授”待遇,这笔费用自己能对付。

初识章先生

我开始接触章先生,是在我留校之后旁听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一段(先秦部分)的课堂上。章先生的讲课并不生动却很精彩,他从不依赖表情和动作,几乎没有噱头,教给学生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学问。所以他的课堂上没有笑声,只有他低沉的喉音伴随着学生埋头记笔记的沙沙声。

他的讲课内容,也是与众不同,一般来说,讲先秦文学史,总是从神话歌谣讲起,历经诸子散文、历史散文、诗经,到楚辞结束。章先生却是独辟蹊径,不讲别的,只讲楚辞。他的观点很明确,与其面面俱到地泛泛而讲学生都能看懂的教材上的内容,还不如把自己对一两个问题的研究讲深讲透,学生们可以从中学到研究问题的方法,而这正是大学和中学教学的根本区别。

在章先生的这门课上,我第一次听说了学术界对中国历史上有无屈原这个人物的争议,详细了解了双方的观点,也聆听了章先生自己的看法。我也第一次学习了屈原名下25篇作品真伪问题令人信服的考证,知道了屈原的绝笔应是“怀沙”而不是通常认为的“哀郢”。的确,这些内容在“泛泛”的文学史课堂上是绝对听不到的。

逃离章先生

世事真是难料,我留校后所遭受的第一次打击竟是来自我所景仰的章先生。

1984年,编完了《今日汉语》教材,按事先的约定,我是应该回古典文学教研室了,于是我向当时的系总支书记徐俊西先生提出了请求。想不到没过几天,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王水照先生来找我,带着祝贺的口吻告诉我,章先生有让我去他新组建的古籍所的意思。对这个问题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心里非常的矛盾,被章先生看中,固然是一种光荣,但当时家庭的一些情况又不允许我天天去古籍所坐班,所以最后还是婉拒了章先生的美意。

这自然引起了章先生极大的不快,我立马便感受到了来自章先生的压力。首先,系里取消了我随蒋天枢先生读两年书的计划,理由是蒋先生年纪大了。其次,指派了另一位学术上并无建树的先生做我的指导老师。我切实地感受到了被边缘化的危险,于是决定“逃离”章先生。当时正好在留学生部教外国学生的江巨荣先生想回中文系,于是我很快地和他办妥了对调手续。

留学生部后来变成了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我在那里一待就是十年。这十年中,我和章先生完完全全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当然,对于章先生这样的大名人,我是一直很关注的。没想到的是,章先生对我也是有点在意,有件事说明了这一点。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有一天,当时在章先生手下工作的邵毅平悄悄地告诉我,说章先生要他向我学习,我惊讶地问他向我学什么,他说章先生没说。看来,这件事究竟所指为何只好永远存疑了。

“平交”章先生

我与章先生的关系出现转机,是在1994年我回到中文系之后。有一次骆玉明专程来找我,说章先生有好几次说起我,说我多年来对陈允吉先生谨执弟子之礼的做法,是一种良好品格的表现。玉明兄明示我要抓住这个契机。在他的鼓励下,我斗胆地敲开了章先生的家门,这是我第一次与章先生面对面地交谈。我能感觉到,那天章先生非常高兴,他向我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就是打算重写刚刚出版不久的《中国文学史》,他的理由是,那本书对用人性审视文学的主旨体现不够,对作品的分析也不到位。过后不久,果然掀起了重写刚出版的文学史的轩然大波。

我和章先生的关系“正常化”了,但远非达到亲密的程度。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好几次去过他的家,也吃过好几次他的饭,但都是和吴中杰先生夫妇一起去、一起吃的。其间只有三件事情忘不了:

第一件事情,是章先生为我给中学生上课。当时我在闸北的和田中学有个教学培训点,那里的校长希望我能够请到章先生为他们的学生讲一次课,对能不能请动章先生,我是绝对没有把握的。想不到他欣然答应,那天我去接他,一路上他兴致很高,跟我说了好多事情,比如对复旦牵头成立宋代文学学会的看法等等。使我很过意不去的是,当时他的身体已经有点不适,准备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了,却还是接受了我请他为中学生上课的请求。

第二件事情,他与陈允吉先生由误会引起的不快已经多年,我感觉到两位老师消除误会重归于好不是没有可能,于是斗胆做东,三个人一起吃了一顿饭,当时的效果还是不错。两位老师能够买我这个后生的薄面,着实使我感动不已。

第三件事情,有一天,章先生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北京的陈四益先生来了,他请客,让我作陪。我去了,见吴中杰先生也在,就四个人。我和陈四益素昧平生,绝无渊源,只知道他与画家丁聪合作,在报刊上写过很多小品。章先生那天为什么请我作陪,我也是至今猜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和章先生见的最后一面,是在他的安波路寓所,当时章先生患癌症已有一段日子,那天是吴中杰先生带我去的,刚好黄霖先生也在,大家谈得还是蛮开心的,章先生还把他在服用的“五味汤”介绍给大家。

后来,听说章先生病重了,想去看他,却被告知,章先生不再见客。不久,就听到了章先生去世的消息。追悼会那天,我刚好不在上海,但心里还是凄凄凉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