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诗曰：

天地精华聚绍杭，

名垂青史第三章。

一编旧谱图麟阁，

两版新书贵洛阳。

不觉弘文憎命达，

难酬大愿黯神伤。

当年我若解舂米，

应着袈裟登祖堂？

诗品章先生

这首写章培恒先生的七律，也是我用诗歌的形式对章先生的品读。

章培恒先生，复旦大学三大文科“杰出教授”之一。所谓杰出教授，是复旦大学文科教师的最高荣誉，等同于理科的院士，享受永不退休的待遇。章先生曾任复旦中文系主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兼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要职。

他与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同为绍兴人，近代的章太炎先生则生于与之毗邻的余杭。此“三章”，虽生不同时，却都是文史大学者，可以归为一类的，故有首联之说。“第三章”，按年代排序，章培恒先生最晚，应该名列第三。

先生早年以《洪昇年谱》称誉学界，影响很大。麟阁，就是麒麟阁，汉代皇家藏档案图书的地方，宣帝曾悬挂十一功臣画像于此。两版新书，指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其书先后两版，引读者无数，故以“洛阳纸贵”为喻。章先生的学术成就，实至而名归，曾荣获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的称号。但其寿不永，终年仅77岁，故曰：不觉弘文憎命达。再则，他悉心编纂《全明诗》的大愿终未实现，亦为一大憾事。

末联用六祖惠能故事，《坛经》云：“祖（五祖弘忍）潜至碓坊（舂米之所），见能（惠能）腰石（腰上绑着石头）舂米（用棒槌砸谷子以去壳），语曰：求道之人，为法忘躯（为了佛法而舍身），当如是乎（正当如此啊）！乃问曰：米熟也未（壳去掉了吗）？惠能曰：米熟久矣，犹欠筛在（只欠人来筛了）。祖以杖（锡杖）击碓（捣米器具）三下而去（离开）。惠能即会（领会）祖意，三鼓（三更）入室（弘忍的卧室）。祖以袈裟遮围（把惠能遮蔽起来），不令人见，为（惠能）说《金刚经》。”章先生师从蒋天枢，蒋天枢师从陈寅恪，学术渊源亦自明瞭。

上世纪80年代初，章先生为系主任时，曾制定我的培养计划：待我从汉语教研室回到古典文学教研室，即随蒋天枢先生读两年书，然后再搞教研工作。1984年章先生组建古籍所，打算调我去那里，被我婉拒。其中原因多多，此不赘述。后来我调到留学生部工作，从此离开中文系十年，到1994年才回归系里。我曾开玩笑地说：假如当初遵命入古籍所，从蒋、章二先生学习，得其衣钵，修成正果，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久仰章先生

在我入复旦中文系之初，章先生的大名已是如雷贯耳。各种传闻都使我对他的人品学问肃然起敬。比如说他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期间，就利用工作之便，“偷”览群书，“整个资料室好像都装进了他的肚子”；从上世纪60年代起，他写了大量学术论文，其中有一篇曾得到毛泽东的关注；上世纪70年代他赴日访学，名震当地学界，“打遍东洋无敌手”，载誉而归。

还有一个传闻说得比较详细，某出版社要蒋天枢编纂陈寅恪的文选，蒋天枢请章培恒协助，完稿后出版社给了蒋天枢1000多元稿费。要知道，当时蒋天枢先生的月工资是200元，1000多元相当于他将近半年的收入。但蒋先生执意要如数给自己的学生章培恒，章先生当然不会接受。最后的结果，是蒋先生买了一套线装的《二十四史》硬是塞给了章先生。这件事情的“余波”是，章先生从日本归来，“硬是”送了蒋先生一台日产大彩电。

如果说，这些传闻离我太过遥远，那么还有两件事情就比较真切了。一是我刚毕业留校时，当时的校党委书记盛华召集所有的新教师座谈，席间，他用了很大的篇幅隆重介绍了章培恒先生，谈了他的治学道路，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其中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章先生对于《资治通鉴》，达到了倒背如流的程度。”这话肯定是夸张了，但章先生极其勤奋地用功苦读，极其扎实地打下基础，却又肯定是事实。二是章先生患了癌症之后，一个月的医药费需花费好几千元，某领导视察学校时，提到对章先生这样的特殊人才要有特殊政策，学校决定报销他的全部医药费用，但遭到章先生拒绝，他说学校已经给了他终身不退休的“杰出教授”待遇，这笔费用自己能对付。

初识章先生

我开始接触章先生，是在我留校之后旁听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一段（先秦部分）的课堂上。章先生的讲课并不生动却很精彩，他从不依赖表情和动作，几乎没有噱头，教给学生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学问。所以他的课堂上没有笑声，只有他低沉的喉音伴随着学生埋头记笔记的沙沙声。

他的讲课内容，也是与众不同，一般来说，讲先秦文学史，总是从神话歌谣讲起，历经诸子散文、历史散文、诗经，到楚辞结束。章先生却是独辟蹊径，不讲别的，只讲楚辞。他的观点很明确，与其面面俱到地泛泛而讲学生都能看懂的教材上的内容，还不如把自己对一两个问题的研究讲深讲透，学生们可以从中学到研究问题的方法，而这正是大学和中学教学的根本区别。

在章先生的这门课上，我第一次听说了学术界对中国历史上有无屈原这个人物的争议，详细了解了双方的观点，也聆听了章先生自己的看法。我也第一次学习了屈原名下25篇作品真伪问题令人信服的考证，知道了屈原的绝笔应是“怀沙”而不是通常认为的“哀郢”。的确，这些内容在“泛泛”的文学史课堂上是绝对听不到的。

逃离章先生

世事真是难料，我留校后所遭受的第一次打击竟是来自我所景仰的章先生。

1984年，编完了《今日汉语》教材，按事先的约定，我是应该回古典文学教研室了，于是我向当时的系总支书记徐俊西先生提出了请求。想不到没过几天，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王水照先生来找我，带着祝贺的口吻告诉我，章先生有让我去他新组建的古籍所的意思。对这个问题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心里非常的矛盾，被章先生看中，固然是一种光荣，但当时家庭的一些情况又不允许我天天去古籍所坐班，所以最后还是婉拒了章先生的美意。

这自然引起了章先生极大的不快，我立马便感受到了来自章先生的压力。首先，系里取消了我随蒋天枢先生读两年书的计划，理由是蒋先生年纪大了。其次，指派了另一位学术上并无建树的先生做我的指导老师。我切实地感受到了被边缘化的危险，于是决定“逃离”章先生。当时正好在留学生部教外国学生的江巨荣先生想回中文系，于是我很快地和他办妥了对调手续。

留学生部后来变成了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我在那里一待就是十年。这十年中，我和章先生完完全全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当然，对于章先生这样的大名人，我是一直很关注的。没想到的是，章先生对我也是有点在意，有件事说明了这一点。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有一天，当时在章先生手下工作的邵毅平悄悄地告诉我，说章先生要他向我学习，我惊讶地问他向我学什么，他说章先生没说。看来，这件事究竟所指为何只好永远存疑了。

“平交”章先生

我与章先生的关系出现转机，是在1994年我回到中文系之后。有一次骆玉明专程来找我，说章先生有好几次说起我，说我多年来对陈允吉先生谨执弟子之礼的做法，是一种良好品格的表现。玉明兄明示我要抓住这个契机。在他的鼓励下，我斗胆地敲开了章先生的家门，这是我第一次与章先生面对面地交谈。我能感觉到，那天章先生非常高兴，他向我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就是打算重写刚刚出版不久的《中国文学史》，他的理由是，那本书对用人性审视文学的主旨体现不够，对作品的分析也不到位。过后不久，果然掀起了重写刚出版的文学史的轩然大波。

我和章先生的关系“正常化”了，但远非达到亲密的程度。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好几次去过他的家，也吃过好几次他的饭，但都是和吴中杰先生夫妇一起去、一起吃的。其间只有三件事情忘不了：

第一件事情，是章先生为我给中学生上课。当时我在闸北的和田中学有个教学培训点，那里的校长希望我能够请到章先生为他们的学生讲一次课，对能不能请动章先生，我是绝对没有把握的。想不到他欣然答应，那天我去接他，一路上他兴致很高，跟我说了好多事情，比如对复旦牵头成立宋代文学学会的看法等等。使我很过意不去的是，当时他的身体已经有点不适，准备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了，却还是接受了我请他为中学生上课的请求。

第二件事情，他与陈允吉先生由误会引起的不快已经多年，我感觉到两位老师消除误会重归于好不是没有可能，于是斗胆做东，三个人一起吃了一顿饭，当时的效果还是不错。两位老师能够买我这个后生的薄面，着实使我感动不已。

第三件事情，有一天，章先生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北京的陈四益先生来了，他请客，让我作陪。我去了，见吴中杰先生也在，就四个人。我和陈四益素昧平生，绝无渊源，只知道他与画家丁聪合作，在报刊上写过很多小品。章先生那天为什么请我作陪，我也是至今猜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和章先生见的最后一面，是在他的安波路寓所，当时章先生患癌症已有一段日子，那天是吴中杰先生带我去的，刚好黄霖先生也在，大家谈得还是蛮开心的，章先生还把他在服用的“五味汤”介绍给大家。

后来，听说章先生病重了，想去看他，却被告知，章先生不再见客。不久，就听到了章先生去世的消息。追悼会那天，我刚好不在上海，但心里还是凄凄凉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