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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沫的“晚年写作”

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 刘卫东  2018年05月16日20:41

原标题:前沿观察丨刘卫东:论杨沫的“晚年写作”

杨沫在《青春之歌》的结尾充满寓意地写道:“无穷尽的人流,鲜明夺目的旗帜,嘶哑而又悲壮的口号,继续沸腾在古老的故都街头和上空,雄健的步伐也继续在不停地前进——不停地前进……”(1)悲壮沉郁,青春洋溢,指向未来乌托邦。杨沫表达出对革命前景的无限期许,并且以此召唤、肯定青年的理想,符合了当年的革命想象,因此,成为经典。光阴荏苒,话语讲述的年代和讲述话语的年代都发生了巨变。时代激情的大潮褪去,裸露在沙滩上的历史真相是什么?修辞意义上的“路”继续走下去,会怎样?多年以后,世易时移,青春不再的杨沫如何评价自己?我认为,以当代的“后设”视角为中心,看一下这个当年的“开放”结尾,可以发现作家、作品与时代相互纠葛的许多有趣问题。本文拟分析杨沫的晚年文字,看她最终对自己的人生有何思考和交代。

1、林道静后来如何?

在文学史看来,《青春之歌》的亮点在于展现了林道静的“成长”,指认了当时知识分子“改造”的惟一出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引领下,经历艰苦的思想改造,从个人主义达到集体主义,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参加阶级解放的集体斗争——也即个体生命只有融合、投入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革命事业中去,他的生命的价值才可能得到真正实现。”(2)此“出路”乃“规律”(3),高度权威,杨沫只能“迎合”。她是革命者,一路走来,唯领导马首是瞻,从不违拗。杨沫在《青春之歌》“初版后记”的第一句话就说:“断断续续经过六年,把这书写成之后,我确有如释重负的轻快之感。我想,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有什么能比完成了一件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艰巨任务更快乐的呢?”(4)把自己的写作当作“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这个理由固然有可以理解的时代因素,但是也说明,杨沫必然会按照“要求”来写作。在小说中,林道静的经历是杨沫的潜自传,那么,她们之间的对应关系能够持续多久?

杨沫晚年的写作回应了上述追问。杨沫在1986年出版了《青春之歌》的“姊妹篇”《芳菲之歌》。此时杨沫什么心态?她在日记中云:“过去政治运动多,还必须参加,占去了多少时间!一个反胡风、一个反右、一个‘文化大革命’,夺去了多少艺术家的生命不用说;活下来的,最好的时光全内耗了,无谓地浪费掉了……还有另一种看不见的浪费——公式化、概念化、抹去个性、抹去个人创造新意的作品比比皆是,这又耗去一个作者多少宝贵的时光!”(5)在1980年代,这是共识。看得破,躲不过,杨沫的写作却没有表现出自己的反思水平。《芳菲之歌》另起炉灶,以“七七事变”后一位叫柳明的北平女大学生与两位男性的交往为线索,写了她必须要做出的选择:出国还是抗日?一看便知,还是“政治道路+恋爱选择”,这个模式脱胎于《青春之歌》。不过,时隔多年,老调重弹,《芳菲之歌》不复有当年轰动。一是柳明的“人生选择”不具有张力,答案肯定(当然是抗日),内心冲突简单;二是八十年代文学背景下,革命者回顾革命生涯的写作方式已然过去,题材陈旧。从《芳菲之歌》看,杨沫对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思考,从主题到表现手段,都没有新见,这本身就可称“不进则退”了。

1991年完成的《英华之歌》才算得上是《青春之歌》的“续集”,不仅林道静、卢嘉川、江华等人悉数出现,而且情节上也具有联系性。《青春之歌》名动一时,林道静是偶像级人物,续书难度可想而知。时隔多年,杨沫笔下的林道静会成为什么样子?从逻辑上看,《青春之歌》中已经成为党员,并且参与领导了北大学生运动的林道静,到了《英华之歌》,在事业方面,已经没有继续“成长”的空间。飞翔的林道静终于落地。入党意味着“改造”成功,但是,“改造”成功的知识分子怎么进一步“前进”?领导并未对此作出明确指示,杨沫遇到了难题。经过考虑,杨沫把火力点集中在了批判“左倾”路线错误上,讲江华是如何执行错误路线的,而林道静和卢嘉川与之进行了斗争。相比《青春之歌》切中肯綮、气势宏阔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左倾”错误显得格局太“小”了,问题太“过时”了。换位思考一下可以知道,杨沫的选择是符合她的性格的,而且是跟身边智囊团商量的结果,因为这样的主题确保《英华之歌》不会出政治问题。我们失望地看到,在《青春之歌》中苦苦思索人生意义的由青春迷惘到成熟坚定的那个林道静没有了。杨沫不是没有意识到,而是没有魄力在作品中否定自己。《英华之歌》中的林道静平庸而琐屑,理想抱负尽失,甘当革命工具。杨沫没能让林道静成为自我人生道路的质疑者,即便在1990年代也没有。其实,杨沫最好让林道静停留在《青春之歌》的时代里,各方面氛围都配合,而在《英华之歌》中,我只看到了“穿越”而来的身份不明的杨沫,执着依旧,但尴尬无比。整个社会心态与1958年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也体现在杨沫本人身上。她在1985年的日记里承认:“现在对党的热忱确比‘文革’前下降了。我现在虽然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但感觉那是遥远的。”(6)《英华之歌》依然关注的是林道静的情感生活,这对杨沫来说可谓轻车熟路,但是,与《青春之歌》相比,有了本质的不同。在《青春之歌》中,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象征,林道静的感情归属和政治抉择是高度统一,被捆绑在一起的(7),而到了《英华之歌》里,这个模式被颠覆了。杨沫放弃了对林道静命运的思考(因此林道静的“成长”就停滞在《青春之歌》结尾的那次大游行中),而是从外向内,更为关注她的心理活动。由于与卢嘉川旧情未断,婚后的林道静与江华不断发生感情摩擦,后者甚至怀疑孩子的来历——正如前文所述,革命者的这类情感在《青春之歌》年代是被压抑的。林道静沉溺在情感漩涡中无法自拔,在给卢嘉川的一封信里说:“卢兄,我能遇到你,这是造物主赐给我巨大的幸福,然而……啊,这以后的一切我不愿往下说了,也没有办法说呀!江华如果对我好一些,我们的思想、观点能够一致些,我也许能够减少许多痛苦,不,要是那样,我的痛苦也许更大更深。”(8)这样的表述与经典共产党员的形象相距甚远。另外,她生了儿子后,思想信念发生变化:“自从做了母亲之后,她的情感更加丰富了,好像过滤器,把她的心灵深深地、细细地滤过了一遍。她突然体会到另一种人生,体会到生命的伟大意义,体会到宇宙万物的原始的极其自然的美。”(9)类似的对人生“非革命化”的感喟,不可能出现在《青春之歌》中,如果出现,一定会作为反面理论遭到批判——这不就是当年余永泽的论调吗。杨沫在《英华之歌》中抛弃了对政治话语的迎合,是自我压抑的“释放”和向自我表述的“回归”,也跟她在日记里的家长里短的形象相吻合。杨沫写出了林道静的“另一种”人生状态,已属对《青春之歌》的批判和纠正。但是,杨沫对林道静的知识分子改造道路缄口不语,显示出她的反思并不彻底。

文学史对《英华之歌》评价不高,但是这部作品对杨沫本人却意义重大。杨沫晚年奋力接续带给她辉煌的《青春之歌》,试图让自己的创作“圆满”,可以理解。勉为其难、生不逢时的《英华之歌》出版后遭冷遇,恐怕也是杨沫“胆识才力”的真实写照,也印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所言非虚。

2、刘亚光事件

一个偶然机会,杨沫认识了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刘亚光,并对他所说的受学界和单位“迫害”的谎言深信不疑。(10)杨沫1979年写了长篇报告文学《站在八十年代的地球上》及“续篇”,为她心目中的“科技知识分子”刘亚光鸣不平。此后更是不断给中央写信,发表文章,非常执拗地为这个小人物“拔闯”。作为科技研究的外行,杨沫有偏听偏信刘某之嫌——她自己对此也有警惕,但是还是义无返顾,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刘亚光,直至引来邓小平关注。查资料可知,多数研究杨沫的文章对此报告文学只字不提,可见认为这是杨沫晚年的败笔。杨沫的儿子老鬼(马波)也对母亲忘我地帮助刘亚光颇有非议,他在《母亲杨沫》中说:“应当说,在刚刚打倒‘四人帮’的1979年,中青年科技人员受打压的情况确实存在。如果你得罪领导,成果再突出也白搭,依旧挨整,母亲帮刘亚光向上反映情况的主动动机是好的,她希望为这些受打压的小人物呐喊几声,帮帮忙。只可惜她选错了对象。”(11)

我在这里不想判断这场“官司”的胜负,而是讨论一个另问题:杨沫为什么相信了满口谎言的刘亚光?在杨沫看来,刘亚光是一位执着追求事业的知识分子,却由于性格孤傲受到排挤打击。她把刘亚光当成反抗黑暗的新时代的英雄了。可以发现,晚年杨沫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与《青春之歌》时期有所不同。林道静的英雄行为是勇敢参与政治,而刘亚光则是疏离政治。在《青春之歌》中,杨沫痛斥余永泽埋头故纸,不谙世事,将他塑造成一个从书中寻找安慰的老夫子形象:“每每当他心情极端恶劣时,他就到这里埋头坐上几点钟,厚厚的线装书一翻什么都忘掉了。而且如果能够在某一种书籍中,某一些章句中,找到了可供参考的有用材料,那他就更加欢喜更加得意地忘掉了一切烦恼。”(12)在卢嘉川的引导下,林道静走出家庭,参加了社会活动,找到了出路。《站在八十年代的地球上》中的刘亚光,也是埋头工作:“他既不看电影、不看戏,更不逛公园,不遛大街,过着一种常人罕有的单调、枯燥的生活。而这个年轻人,却能甘之如饴、乐以忘忧。沉湎在他那瑰丽的科学宫殿里,仿佛里面有无数闪耀着美丽光彩的珠宝、奇珍,有散发着芳馨醉人的花香氤氲……”(13)对照一下,在杨沫笔下,余永泽与刘亚光何其相似乃尔。与讨厌余永泽的不够进步相反,杨沫对刘亚光却是这样的看法:“我从这个人的身上却感受到了另外一种东西,一种也许只有科研工作者才具有的那种东西——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那种近乎狂热的热忱,那种强烈的对事业的兴趣,那种近乎开拓者的钻研精神。”(14)同样针对埋头工作的知识分子,以前是批判,现在却变成了表扬——这对杨沫来说,是一个180度的转变。我读《站在八十年代的地球上》时,一个念头跳出来:无论如何,虽然不甚明显,晚年杨沫算是向余永泽致敬了。不过,这算杨沫的反思么?我想进一步分析的是这个问题。

杨沫这么做,还是紧跟时代——紧跟时代是她成就自己文学的秘诀。1980年代初,科技知识分子受宠,迎来了“春天”,尤其是《哥德巴赫猜想》和《大雁情》发表后,为知识分子辩诬成为时髦。在此背景下,杨沫帮助刘亚光就是搭车之举,可惜,她看错了人。杨沫解释自己为什么写刘亚光:“党中央一再号召,作家当前的头等大事,是写四化。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最光荣最紧迫的任务。于是我下了先写这篇东西的决心。”(15)这是表忠心了。对于徐迟和黄宗英来说,知识分子题材是一种趋时,而对于杨沫来说,就不那么简单了。综观杨沫后期的散文、日记、书信,拉拉杂杂,数量庞大,对自己的艺术也有反思,但是却很少提及和关注知识分子“改造”的历史问题。如此致命、攸关的问题,杨沫却没有反思,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对比一下韦君宜,可以发现杨沫的问题所在。韦君宜的经历与杨沫有不少相似之处,都出生在北平富裕家庭,因为要求进步参加了革命,此后一直在文艺界工作。韦君宜晚年,连着写了《露莎的路》和《思痛录》,以“绝不可能发表”的心态,反思了自己“一面牢骚满腹,一面做驯服工具”,颇具“私人性”和“真实性”。(16)我在一篇文章中认为:“韦君宜没有按照既定‘套路’书写,而是实录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和做法,并且时时反思自己的困惑,恰恰是这样的写作态度,超越了一般知识分子对自身的反思”,“韦君宜走过的是从革命青年到革命干部的进入革命体制的道路,她对体制的反思相当于一次内部哗变”。(17)当然,简单将晚年的杨沫与韦君宜比附是不恰当的,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轨迹,但是可以看出,韦君宜确实思考了杨沫没思考过的问题,说了她没说出的话,尤其是在对自己历史反思这一方面。我认为,即便写出了《青春之歌》,杨沫从来没有真正去思考过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所以对这个问题基本没有自己的观点,很多时候就是看时代方向标而后动。

杨沫不愧是革命者杨沫,从《站在八十年代的地球上》及其“续篇”可以看出,到了晚年,她内心依然涌动着澎湃的激情,这倒与林道静渴望火热生活的原初设想一致。晚年杨沫风风火火,不辞劳苦,还介入了与江青有关的徐明清案件、河北雄县农民王汉秋案件。在“续篇”中,杨沫自豪地宣告:“我的一生可以概括为做了这么三件事:一、我参加了党,参加了抗日战争,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生活过;二、我写了一本《青春之歌》,为那段历史作了见证;三、我参预了、介入了刘亚光事件的斗争,我在垂暮之年为祖国的四化事业尽了自己应尽的一点责任。”(18)杨沫把刘亚光事件强调到自己生命历程中异乎寻常的地位,可见重视程度,而她格外强调的,是通过此事为“四化”做贡献。因此,她才会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和不把事情闹大不罢休的决心。其实从本质看,杨沫的思考和行动与年轻的时候相比,基本没有变化。杨沫再次与知识分子问题“结缘”,却依然在“时代要求——认真配合”的怪圈里逡巡,但是,世易时移,这次她的运气并不像以前那么好。

3、日记

作家修改自己的作品是很正常的事,但是,这事具体到晚年杨沫,就变得有些“异常”了。在晚年,杨沫五十年代形成的“修改后遗症”表现得很明显。杨沫一代作家,年轻的时候为了紧跟形势,不断对作品进行修改,阉割自己,也是无可奈何——个中苦楚,他们自家晓得。按照形势要求不断改变自己,最后只会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青春之歌》出版后,遭到郭开的猛烈批评,认为小说存在林道静的感情问题、与工农结合问题和入党后作用问题。(19)这里不谈郭开的观点,单说杨沫的回应。杨沫在1961年版本的《青春之歌》后记中说:“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形势鼓舞下,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把《青春之歌》修改出来了”,“这些变动的基本意图是围绕着林道静这个主要人物,要使他的成长更加合情合理、脉络清楚、要使她从一个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战士的发展过程更加令人信服,更有坚实的基础。”(20)几乎对郭开的批评照单全收。我在这里也不想评论杨沫的修改是否得当,对《青春之歌》的艺术水准是否起到了提高作用,只是想指出,为了适应时代要求,把自己此前的想法改变,甚至完全推翻,对于杨沫来说,是很自然的。如果把修改粗略分成“被动修改”和“主动修改”的话,杨沫属于前者——外界的压力才是她修改的真正动力,但是她又不得不将其描述为出自内心的意愿。1977年“重印后记”中,说到自己的想法:“阴险毒辣的‘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还向广大的青少年们伸出黑手……”(21)这一段其实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也未必是杨沫的真实想法,完全可以不写,但是出自紧跟形势的考虑,杨沫还是大加渲染了一番。显然,这种修改带有非本心的和弄虚作假的成分,一旦成为习惯,难免时有发作。

杨沫晚年重要的文字是日记,在1994年出版的《杨沫文集》中独占两卷,分量厚重。杨沫说:“日记的价值是真实,这是它存在的关键。”并且说:“我的日记是我人生历程的写照,我保持了它的真实性,既不美化自己,也不丑化自己。我就是我!”(22)屡屡谈到真实,说明杨沫确实想把真实的自己交给读者——我们也确实想从日记中看到真实的杨沫。但是,日记毕竟是私下所记,杨沫会原汁原味地发表吗?杨沫在散文《关于<自白——我的日记>》说:“《自白——我的日记》是我长达38年真实日记的选编,有50多万字。其中的一部分是在战争中未被毁灭,‘文革’中多方藏匿才保存下来的。因之,我异常珍惜它。原来并不想发表,后由于《随笔》杂志的热忱索要,终于略加修正、删除后,发表了。”(23)这说明,杨沫的发表出来的日记是经过“修改”的。以后除非是出影印本对照,否则,这样的日记多大程度可信,就是问题了。

杨沫在“日记”后记中,有段话看似漫不经心,但是值得细究。杨沫说:“此《日记(下)》这有三篇《附录》。原想把附录(一)《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不列题目插在日记里。责任编辑侯琪同志提议不如放在《附录》中,我欣然同意。”(24)意思很清楚,杨沫是想把已经公开发表过的《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拆开放在日记里的,被编辑侯琪否定了。日记就是日记,怎么能随意插文章,而且是发表过的?侯琪的选择是明智的。但是,杨沫竟然这么想,也让人嗔目结舌。杨沫说,《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记述了我一生中的爱情经历,都附着于生活的动向”,表明是对真实事件的书写。该文涉及到余永泽的原型张中行。当事人对这篇文章的反应又是如何呢?张中行很清楚小说文体,并不在意自己被丑化:“50年代,她写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主观,她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客观,看(电影和书)的人都以为其中丑化的余某是指我。我未在意,因为一,我一生总是认为自己缺点很多,受些咒骂正是应该;二,她当面向我解释,小说是小说,不该当做历史看。”(25)小说当然可以随意发挥点染,张中行对杨沫这么做也只好“认头”。但是,后来张中行看到了《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就有点不高兴了:“我大致看了看,感到很意外,是怎么也想不到,写前两个(第三个不知为不知)仍然用小说笔法。为了浮名竟至于这样,使我不能不想到品德问题。”(26)张中行的不满在于,你杨沫在小说中可以任意编排我,但既然是写“回忆录”性质的文字,就不应该再用“小说笔法”,随便给我抹黑了——甚至应该洗刷《青春之歌》给我带来的不白之冤。可是,这样一篇应该算是有争议的文章,杨沫却当“正史”,甚至想拆开插到日记中。后来在编辑劝告下,才单独收入日记。

我没有看见过原貌,所以不敢妄议日记的真实度。杨沫的儿子老鬼看到过,所以有的话可信,他在《母亲杨沫》中涉及到一些,可以管中窥豹。老鬼举了一些例子,可以看出,杨沫的改写确实不少,有时甚至观点颠倒。最戏剧性的是1958年2月11日的日记,秦兆阳被打倒,杨沫评论说:“(秦兆阳)是一个自私的极不老实的人”,“又如修改王蒙的小说,人家批判了这篇,他不敢挺身而出,反而一边也写文章批判它,一边又向作者暗送秋波地道歉,说是不得已而为之!这真是两面三刀,左右逢源,可是越闹越糟,聪明反被聪明误。”日记出版时,关于秦兆阳的评论被完全改写,而且加上了这么一句感慨:“我说什么呢?我只有什么也不说——沉默——沉默,无边的沉默……”(27)改成这个样子,一是不得罪老朋友了,二是表现自己当年很正直清醒。日记出版的时候,杨沫随意增删,违背了真实的原则,这一点被老鬼质疑。老鬼评论在评论母亲日记“补写太多”时说:“当时没有写就没有写。你不能过了多年后,要出版日记,就随意补充。把事实上原来没有写的日记创作出来,即使说明是事后补写,也不好。因为事后补写,却标明是当初的日期,等于虚构,损毁了日记的原汁原味。”(28)不虚美,不隐恶,老鬼并未替母亲文过饰非。但是,我想继续追问:杨沫为何增删日记?我以为是“修改后遗症”作祟:只求“现在正确”,不管历史和未来。作品可以修改,事实岂能修改?杨沫总是想与时代保持一致,不断随时代而修改作品,却最终失掉了自我——这是修改后遗症的来源。本来想通过袒露自己的内心和读者交流,却冒犯了纪实文体的忌讳,杨沫修改日记的举动弄巧成拙。我倒是想,如果有朝一日出版一本没有经过任何删节的“杨沫日记”,然后对照现在的版本,可能能看到更为有趣的内容,也能更抵达人性的深幽之处。

杨沫作为一位“革命作家”,在生命盛年写出《青春之歌》这样的呼应时代的作品,并以此奠定了文学史地位(29),但是,随着时光流转,《青春之歌》的写作和接受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杨沫却对此未有深刻认识。青春的容颜总会老去,林道静的生命激情在革命中迸发,也必然会遇到革命后无法延续的尴尬,而革命理论的无力自洽更制约了她的“发展”。从杨沫晚年的一系列作品看,她并没有有意识地反思革命想象落地后的具体问题,而是勉力支撑、遮掩漏洞,试图维护《青春之歌》展现出的审美范式。由林道静的“后来”联系到杨沫的晚年,不禁让人产生些许疑惑:革命大纛与个人经历之间,仅仅是在某个瞬间重合,然后擦肩而过?

注释:

(1)杨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670页。

(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

(3)毛泽东在1939年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就指出,“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要认清工农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进军”。《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30、531页。

(4)杨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671页。

(5)杨沫:《自白——我的日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页。

(6)杨沫:《自白——我的日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页。

(7)李杨认为,“‘性’与‘政治’的并置形成了构成了《青春之歌》这部‘成长小说’特有的艺术风貌”。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

(8)杨沫:《英华之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22页。

(9)杨沫:《英华之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95页。

(10)关于刘亚光事件,可参见《邹承鲁与三十年前的两起学术腐败事件》,该文说:“在所有被刘亚光利用过的人中,投入最深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作家杨沫。”《南方周末》2006年8月24日。

(11)老鬼:《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页。

(12)杨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54页。

(13)杨沫:《杨沫中短篇小说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页。

(14)杨沫:《杨沫中短篇小说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66页。

(15)杨沫:《杨沫中短篇小说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页。

(16)韦君宜:《思痛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第43页。

(17)刘卫东:《论韦君宜晚年的思想》,《扬子江评论》2011年第2期。

(18)杨沫:《杨沫中短篇小说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页。

(19)郭开:《略谈对林道静描写中的缺点——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中国青年》1959年第2期。

(20)杨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673页。

(21)杨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679页。

(22)杨沫:《自白——我的日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23)杨沫:《杨沫散文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520页。

(24)杨沫:《自白——我的日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561页

(25)张中行:《流年碎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54页。

(26)张中行:《流年碎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54页。

(27)老鬼:《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75页。

(28)老鬼:《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77-278页。

(29)有论者说:“尽管连作者都不相信《青春之歌》是自己写的,说是‘丑娘养了个俊女儿”,但就内外因的辩证关系来看,这并非是历史偶然和时代奇迹。从根本上说,50年代的外部语境与作家的个人世界是基本呼应的,《青春之歌》是作家的经历、气质与时代汇流的结果。”任茹文:《论<青春之歌>的创作心理》,《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