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社会风向有变，张伯驹先生也由臭变香，重新被人们认识，受到追捧。他传奇的一生，已为人所熟知，这里就不重复了。今年是他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各种纪念活动更是热闹，“一个张伯驹，半座紫禁城”的噱头被津津乐道，似乎大家都忘记了他凄凉的后半生。张伯驹先生一生起伏大，遇上了改天换地的时代大变革，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兴亡满眼，只剩斜阳”。

张中行先生在《负暄琐话》中说：

历史上有不少人物，一生经历变化大，如果先繁华而后冷落，他自己有何感触不能确知，也许热泪多于冷笑。在旁人看来却有些意思，因为带有传奇性。这样的人物有大有小。小的，不见经传，都随着时间消逝了。大的，见经传，为人所熟知的也颇不少。这可以高至皇帝，远的如宋徽宗，近的如爱新觉罗•溥仪；再向下降，在锦绣堆中长大，由富厚而渐趋没落的，自然为数更多。有不少也是有些意思，甚至很有意思。

这些很有意思的人，远些的如曹雪芹，近的，张伯驹先生应该就是其中一个。

黄永玉先生称赞他是“富不骄、贫能安”的“大忍人”。刘海粟则夸赞说：“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张伯驹潘素夫妇和中国画研究院（国家画院的前身）很早就结下缘分了，在研究院成立前后，他们多次应黄胄先生的邀请，到颐和园临时院址参加活动，现在画院仍然收藏有他们那时来院“作于藻鉴堂”的作品。可惜好景不长，1982年张伯驹先生寂然去世。几年后，画院也搬迁到白塔庵塔下新址。大约是1986年吧，潘素先生因为家里有什么事情，曾来画院借居三号楼画室，从春到夏长达几个月。此时潘素已孑然一身，我有幸参加了接待工作，近距离接触了被张伯驹惊为天人的绝世风华。自然，这时候的潘素，早已洗尽铅华，归于平淡。印象中我既感到惊艳，也没有名人的那种震撼，就像面对一位普通长者，慈祥可亲，不矜不夸，很容易接近。

记得有一次闲谈，她问我家住在什么地方，我答：北大蔚秀园，她随后淡淡地说，“那里很熟悉的，我们曾经住在旁边的承泽园”。当时我也没往心里去，后来读书渐多，知道了张伯驹先生在《春游琐谈》序里所说“余得隋展子虔《游春图》，因名所居园为展春园，自号春游主人”，指的就是这里。承泽园就是“展春园”，这是一座近两万平米的清代皇家园林，最后的园主人就是张伯驹潘素夫妇。潘素先生当时那种无得无失、去留无意的淡然神情，给我印象很深，后来确是让我震撼了。承泽园成为北大教工家属宿舍后，荒草萋萋，愈加残破。以后我再来这里时，感觉就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许宝蘅日记在1950年10月19日有：“赴伯驹约，所居在海淀之西，即庆亲王之承泽园也，观牧之《张好好诗卷》、山谷《诸上座卷》、展子虔《游春图卷》，《张好好诗卷》绝佳。”1951年4月8日又有：“乘电车至西直门，换三轮车至承泽园，颖人、伯驹为主人，集者三十余人，共设四席，以姜西溟《祝氏园修禊》诗分韵，拈得当字，午餐毕摄影，三时散。到蔚秀园访林焘不遇，遇殷维戊夫妇，四时到成府村访子受小坐，由燕京大学通过……”

1968年我随父母迁居北大蔚秀园教工宿舍，于兹五十年矣。这里曾是清末贵胄醇亲王奕譞的西郊别苑，与承泽园仅一河之隔，过去经常到承泽园里找同学玩，“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那时距离张伯驹搬离承泽园也不过十多年光景。承泽园风光依然，一条源自昆明湖二龙闸的小河，自西向东贯穿全园，在东墙外与万泉河相聚。同学家住的房屋，也许就是当年张伯驹珍藏“游春图”的所在。

许宝蘅日记里说的，通过燕京大学到成府访子受走的路线，就是当年我上小学走的那条路，进北大西校门（原燕京大学旧址），穿过湖光塔影的未名湖，出小东门，就到了成府村，穿过蒋家胡同，就是位于东大地的北大附小了。那时候我当然不会知道世上有个张伯驹，蒋家胡同还住过邓之诚。在邓之诚的日记中也有到承泽园和张伯驹往来的记载。许宝蘅到成府找的子受，就是缪荃孙之子，当时借居邓之诚的蒋家胡同寓所。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北京后海曾有一处自发的旧书旧货市场。我在这里买到过张伯驹先生刻板油印的《春游琐谈》与《丛碧书画录》，仿古线装，朴素大方。书中竟夹有张伯驹手稿《收藏西晋陆机平复帖经过》，写在普通的元书纸上。张伯驹潘素夫妇生前住处就离这个后海早市不远，想不到，我和他们的缘分还能这样不期而来。

六十年代张伯驹先生于役长春，积习不改，结社雅集。自费油印《春游琐谈》，他在序中说：

昔，余得隋展子虔《游春图》，因名所居园为展春园，自号春游主人。乃晚岁于役长春，始知“春游”之号 ，固不止《游春图》也。先后余而来者有于君思泊、罗君继祖、阮君威伯、裘君伯弓、单君庆麟、恽君公孚，皆春游中人也。旧雨新雨，相见并欢，爰集议每周一会，谈笑之外，无论金石、书画、考证、词章、掌故、轶闻、风俗、游览，各随书一则，录之于册，则积日成书。他年或有聚散，回觅鸿迹，如更面睹。都中诸友，亦月寄一则，以通鱼雁。此非惟为一时趣事，不亦多后人之闻知乎！

稍有现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六十年代是大讲特讲阶级斗争的年代，社会空气极为紧张。张伯驹先生此举肯定不合时宜。果然，《春游琐谈》出到第六集后，即无声无息了，春游社诸君子也都被雨打风吹去。1968年张伯驹先生头上的帽子，更从“右”派升格为“反革命”。后来的遭遇大家也都知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能说什么呢？

《春游琐谈》第一篇就是张伯驹先生的“陆士衡平复帖”，详细记述了他收藏平复帖的曲折经过，与我所得手稿“收藏西晋陆机平复帖经过”大同小异，这个“小异”也很有意思，值得说说，主要是捐献的经过。《春游琐谈》中说：“丙申余移居后海年已五十有九垂垂老矣，而时与昔异乃与内子潘素商定，将此帖捐赠于国家，在昔欲阻照夜白卷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我所藏手稿关于捐献的过程就详细得多：

北京解放后，五五年北京市民政局发动劝买公债，联系人为邢赞庭，徐冰之兄邀我出席，我声明将所藏古代法书卖给文物局，全部款购买公债，后我与文物局张珩同志商，按我原买价二十万以下十万以上作价，时张云川闻之此事，（说）购买公债不如迳将法书捐献给国家，室人潘素首先同意，我遂告知张珩同志，将晋陆机平复帖，唐李白上阳台帖，唐杜牧赠张好好诗，宋范仲淹书道服赞，宋蔡襄自书诗帖，宋黄庭坚诸上座帖，宋吴琚亲书书诗，元赵孟頫章草千字文，一并捐献于国家，一面写信报告给毛主席，由徐冰同志转呈。

作家章诒和在五十年代后期，曾拜潘素为师学画。从此他们两家结下了毕生的患难之交。她曾亲眼目睹了张伯驹先生戴帽“右”派后的生活，亲耳听他说收藏国宝的故事。章诒和在回忆录中说：

想起那些名贵得令人头晕目眩的收藏和崇高得叫人张口结舌的捐献。我坐在太师椅上，环顾四壁，很想找到父亲说的“奖状”。墙壁张有潘素新绘的青绿山水，悬有张伯驹的鸟羽体诗词，还有日历牌，就是没有嘉奖令。也许，它被置于卧室，毕竟是耗尽一生财力、半辈心血之物，弥足珍贵。一会儿，父亲起身准备告辞。我向张氏夫妇执弟子礼。然而，我礼毕抬头之际，眼睛向上一瞥，却发现“奖状”高高而悄悄地悬靠在贴近房梁的地方。“奖状”不甚考究，还蒙着尘土，……把极显眼的东西，搁在极不显眼的地方，浪漫地对待。

章诒和感慨的，是张伯驹夫妇不经意间流露的那种名士风范。举世滔滔，后无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