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49年5月初，夏衍从香港北上，在北平李克农家的合影。左起：钱筱璋、阿英、夏衍、李克农、袁牧之

夏衍终身都有着地下党情结

本来，在1935年初，蔡叔厚已经办好护照准备去苏联学习，因为华尔敦的被捕，果断决定留下来善后，当夏衍找到蔡叔厚时，蔡讲述了“怪西人”案的大致轮廓，他跟夏衍、孙师毅的分析是一致的，“现在主要的危险是袁殊，王莹的被捕就是一个例子”。

人称“蔡老板”的蔡叔厚，早年留日，与曾希圣在党内并称为“无线电双雄”，1929年夏，党的第一个电波就是从法租界蔡叔厚寓所传出的。1932年，蔡叔厚被远东情报局的佐尔格看中，作为中国党支援共产国际的骨干，蔡叔厚调出特科，被吴克坚派往共产国际中国组工作，成为一名红色国际特工。正是由于蔡叔厚的双重背景，使他出色地处理了后续的事宜。到了6月份，蔡叔厚的计谋果然起了作用，袁殊的“知日派”身份惊动了日本方面，军统将袁殊送到武汉“归案”，由此切断了军统在上海对远东情报局这条线索的追查，使萧炳实、刘思慕等人安全脱险。王莹也在两周以后被悄悄释放。

蔡叔厚在南京汤恩伯处得知，由于华尔敦拒绝回答问题，军统方面对蔡的这一条线一无所知，目前蔡是安全的。虽然袁殊已被送往武汉，但国民党可能还在追查与夏衍的线索，因此，要夏衍做好长时间隐蔽的准备。夏衍当即请蔡叔厚转告孙师毅，在电影界代他散放空气，说黄子布已经去了日本或北平。

爱文义路卡德路上的一座古老西式二层楼房，是一个白俄女人开的收费不菲的公寓，夏衍在这里躲藏了三个月，写出了多幕剧《赛金花》。

在夏衍的回忆录里，他没有回避袁殊事件对左翼人士及远东情报局的伤害，忠实的记录了下来，并且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应该说这不是他个人的结论，而是他、蔡叔厚、孙师毅，以及潘汉年的共同判断。

潘案发生后，“经过审查，由李克农出面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报告列了7个疑点……接着，报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二）潘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利用日本驻港副领事刻户根本和小泉都有正式报告。……但在当时情况下，‘左’风越来越盛，这个实事求是的报告并未引起中央的重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建议复查潘案时，这个报告才发挥了作用，成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重要依据。”（罗青长：《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上海党史研究》1996年第1期）

夏衍终身都有着地下党情结，他珍视这段峥嵘岁月留给他的不灭记忆，但是，地下党不能等同于特科。对此，国防大学的徐焰教授明确阐述过，中共地下工作主要任务不是搞情报，是争取群众。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所总结的秘密工作五大任务，情报工作只列在第四位。

徐焰还特别举了我祖父的一个例子：“早在80年代初国内播出一部在敌营潜伏的电视剧时，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文艺界前辈夏衍看过后便撰文叹息说，这些年轻编导不了解当年党的隐蔽斗争原则，利用女色、金钱收买和手枪暗杀等方式恰恰是中共地下工作所不允许的。”

这里所指的电视剧应该是曾风靡一时的《敌营十八年》，事隔多年之后，如果我祖父看到有些文章将他这样的老地下党与“谍战”混淆在一起，一定会对这种缺乏基本常识的观点摇头感叹。

还是回到1931年的夏天，潘汉年没有告诉夏衍，组织已经在考察袁殊，准备介绍袁入党，同时转入特科，而是透露了一个关于瞿秋白的消息：“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中央已经决定上海一带的文化工作由瞿秋白来领导，他经验丰富，和鲁迅、茅盾的关系也很好，今后，‘文委’开会时，他会来参加的。”随后，夏衍又用括弧补充了一句话：“不久后，阳翰笙也悄悄地告诉了我这个消息。”

这是情报工作的特点，也是潘汉年的风格。夏衍在《纪念潘汉年》一文中写道：“我曾问过他，他要我和杨度联系那一次，为什么连姓名也不告诉我？他说：‘这是纪律。’我说他见过大场面，如参加过长征，遵义会议后去过莫斯科，1936年到南京住在宋子文公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宋美龄找他谈话……这一类‘可资谈助’的事，连对我这样的‘老搭档’（这是‘文革’中一份杂志给我加上的罪名）也是严守秘密的。”

1982年，中共中央决定为潘汉年案平反，陈云在11月9日写信给夏衍，希望他写一篇文章纪念潘汉年。在信的结束处，陈云特地加了一句话：“文章只写你所知道的一段就可以了。”

在潘汉年领导的文化统战和情报系统的两条线上，夏衍一直是以半公开的左翼文化人身份被定位在前者的位置，这可以看作是潘汉年的安排，更可以理解为周恩来的决定。

1930年，周恩来离开上海前，考虑到潘汉年也即将离开，于是组织决定由夏衍和杨度单线联系。大约是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潘汉年约上夏衍，叫了一部出租车，开到上海旧租界薛华立路附近一座小洋房，把夏衍介绍给了一位五十出头的绅士，一上来，没有太多的寒暄，潘汉年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补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他，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也不说，我猜到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物了。出了门，他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停了一会儿，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我每月跟他联系一次，送给他一些党内刊物和市上买不到的‘禁书’，也和他谈些国内外形势——主要是我们所知道的中央苏区的战争情况。他从敌阵中来，知道许多北方军阀、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他还曾不止一次地把他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要我转给上级组织。最初我不知道他的真名，只知他是一位姓杨的秘密党员。后来逐渐熟悉了，他才告诉我：‘我就是杨皙子’。当时我也的确大吃一惊。”

这一尘封的历史场景，我祖父在《杨度同志二三事》和《纪念潘汉年》两篇文章中描述过两次，角度有所不同，在《纪念潘汉年》一文，他特别补充了在1978年潘汉年案尚未平反，不能写明的史实，“……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经人介绍，他申请入党，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经人介绍’的这个人，就是潘汉年，我当时不便写。”这次经历，也可以视作是夏衍日后从事统战工作的初探或试水。

夏衍在周恩来的视野中

1937年6月间，王莹再次转给夏衍一封信，凭着信封上的笔迹和那个“严”字，夏衍知道是潘汉年回来了。他们很快见了面，这次与1929年的时候不同，潘汉年的行动相当公开，他的电话和住址不再保密了。

7月10日，“七七”事变后第三天。潘汉年说要陪夏衍见一位朋友，“我们走进了一幢双开间的石库门房子的二楼，轻轻地叩门，开门迎接我们的是一位穿着白衬衫和深灰色西装裤的中年人，他和我重重地握手，第一句话就说：‘还是叫你沈端先同志吧。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正要开口，他又说：‘我，周恩来。’”

根据夏衍本人的回忆和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周恩来这次是有备而来的，他们对夏衍经过了长期多方面的考察，认为他具备承担更为复杂工作的能力，具体地说是来自两方面的信息：一、夏衍进入周恩来的视野很早，周恩来自己说：“大约在1930年，我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就读过你翻译的小说。”其中包括指定夏衍代表中共组织与特别党员杨度保持单线联系；二、是夏衍在“左翼十年”中出色的表现和组织能力。

潘汉年说：“以前的事，恩来同志都知道了。对今后的工作，他想和你谈谈。”周夏的第一次见面决定了夏衍以后几十年的工作方向。

周恩来告诉他，抗战爆发，国共合作在即，需要像夏衍这样早年在日本孙中山面前加入过国民党，又与吴稚晖、戴季陶等高层打过交道的人，今后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和各阶层、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人做统一战线工作。潘汉年开宗明义地说：“……中央已经同意了，你，还是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为好。”

周恩来明确地指示夏衍，要做好上海失守以后离开的准备，他耐心地给夏衍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然后说：“抗日战争不是很快能够结束的，今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你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作，做宣传工作、统战工作。当然，你可以编杂志、办报、写文章，但一定要争取公开，只有公开合法，才能做统一战线的工作。宣传和统战，都是党的重要任务……接下来，首先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要协助即将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办一张党报，即《救亡日报》。”

周恩来的一席话，使夏衍下了决心回答：“组织上决定了，我一定尽力去做。”

上海沦陷后，组织决定让夏衍南下。“记不起具体日子，大约是12月十六七日，汉年突然把一张赴香港的船票交给我，并说到了香港，会有认识你的人在码头接你。……在一个寒风刺面的日子，大概是12月19日或20日，我一早起来，收拾了带走的行李，对妻子吩咐了要注意的事情，又轻轻地在熟睡的沈宁、旦华额头上吻了一下，就直奔公和祥码头。……汽笛发出了钝重的声音，船慢慢离开了码头。黄浑的江面上，有几艘挂着太阳旗的兵舰，两岸几乎没有行人，出了吴淞口，想上甲板上去看看，太高兴了，原来潘汉年也在这条船上。”在潘汉年年谱中，这一段用的是“同船撤离”。

抗战是统一战线形成的大背景，也是夏衍正式进入周恩来领导的中共隐蔽战线参加统战工作的开始，而之前的工作只能算作是外围的阶段，这样理解应该是相对客观的。

在中共隐蔽战线中，统战和情报是两条线，互为明暗，时有分合或交叉，但不会完全重合。夏衍在这条战线上的非凡经历，离不开周恩来和潘汉年这两位最重要的人。

统战的经历对夏衍影响深远，他的交友是三教九流的，周恩来给他的任务就是“勤交朋友”，为党交朋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此，李克农跟他讲得更直白、更坦率：“站在外面骂娘算不得勇敢，深入敌垒去影响他们，才是你应尽的本分。在国统区，菩萨要拜，鬼也要拜。……文化人同志，革命的统战工作，戴白手套行吗？”

同时见过潘汉年和夏衍的人都回忆说，他俩像是兄弟

在我祖父留下的大量各类文字中，他都在反复强调自己的工作性质是统战，甚至在1965年1月“文化部整风”的检讨中，他也会写到统战工作对自己的影响：“在大约有十年的时期内，我主要是做文化界的统战工作，根据大后方当时的具体情况，组织上要我以非党的民主人士的身份和各方面接触，由于我立场不坚定，党性不纯，日子久了，不知不觉地就渐渐把自己看成为一个民主人士，很少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恰恰是这十年的文化统战工作，夏衍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度过了他自己革命职业生涯中最酣畅淋漓的十年。

周恩来、潘汉年、蔡叔厚和夏衍，也包括瞿秋白等等，他们对于革命的理想主义浪漫情怀，同时表现在坚贞不渝的革命家和才情兼备的文化人的双重气质上，两者交相辉映。

这是一群精神气质相同的中共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中国革命的一道别样风景。他们中很多人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大多数最后成了革命的殉道者，或以不同的形式，或在不同的阶段……潘汉年、蔡叔厚成了断线的“风筝”，瞿秋白就义前写下了《多余的话》讲述着另一个自己，周恩来则用爱好者的方式抒发着自己的艺术情怀。相比来说，夏衍最幸运，因为他的手里始终握着文艺的这支笔。

很多同时见过潘汉年和夏衍的人都回忆说，他俩有相同的气质，像是兄弟。夏衍秘书李子云在《记长者夏衍》中写得更有趣：“是因为他们都头发整齐、穿着丝袜（我第一次见到夏衍同志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也穿着丝袜），是因为他们都具有儒雅风度？还是因为他们都对晚辈表现了那样亲切的关心与爱护？他们之间有一种气质上的相近。夏衍同志在休息日，如果没有会议或外事活动，不是去逛邮票商店，就是去潘汉年家。”

对于他自己在隐蔽战线的诸多业绩，夏衍选择了缄默、无名、密不透风，因为他跟潘汉年的信仰是一致的，潘汉年用上海话说过：“吹捧自己的人顶着底。”（“着底”是上海话下流的意思）

隐蔽战线上的很多事情，宁可让其埋葬在历史的尘埃里，也不能成为坊间饭桌上飞短流长的谈资。

1955年，“潘汉年案件”后，夏衍在翠明庄被隔离审查写材料，此后，他保持了20多年有尊严的沉默。在此期间，假释的潘汉年夫妇曾经有过出来探访老朋友孙师毅、唐瑜的机会，他们回避了与当时仍在文化部副部长职位上夏衍的见面。

对于一场浩劫的来临，潘汉年夫妇是有预见的，1967年6月董慧给唐瑜、孙师毅两家的最后留言：“我们后天就要搬到小温泉去住了，让我再给孩子们买一次糖果吧，希望他们健康长大。今生恐难再相见了。”

“文革”中，在专案组的逼迫下，潘汉年用了一整段时间写了一份数万字的关于夏衍的情况材料。这是一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文献，反映了潘汉年高贵的政治品质和对老友的真诚负责。

夏衍在五六十年代写给潘汉年的6封信，得以幸存，收入了《夏衍全集》。字里行间，惺惺相惜，他对潘汉年依然是沿用1949年以前的称谓：开兄、凯。

有一封没有年份只有日期的信：“开兄：七日抵京，作出国准备，现在大体都就绪了，乘便你带个信。……前晚和李瞎公聊天，我问他我们这几个人的安排，他说一九五四年估计有七个资本国家要建交，还不能保险说不调。并问出了一些情况，他说柯大鼻不一定去英国，太老实，言外之意，希望你去。他并说，前开三人名单，你我之外的另一人，上面不是很同意。……夏衍 24/11”

李瞎公即李克农，柯大鼻指柯庆施，都是当时他们之间互相开玩笑起的外号。这封信与罗青长《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一文中：“进北平后，中央在考虑开展外交工作时曾议论要潘汉年担任驻英国大使。可见中央过去对潘汉年很信任。”两份文字比照，说明确有其事，而写信的时间，可以断定是1950年，第二年5月，夏衍即随林伯渠、沈钧儒等出访苏联和东德。

他在《访德杂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日记：

“（1951）6月12日 星期二 晴

……

8时，大会堂讲话，听众情绪热烈。11时回德累斯顿。

此城人口五万。以瓷器著名，仿制中国瓷甚多，市长赠仿制宜兴陶器盆一只。拟带回以赠汉年。”

潘汉年，江苏宜兴人。

据说，董慧临终前有话：“他会复活的……”

2018年2月27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