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很多时候，诗人个案研究被混同于关于这个诗人的文本解读，也就是说，“诗人个案”这个复杂的立体的研究对象被简单化为诗人的文本研究，至多也就是把诗人文本与诗人的生活经历简单地比附阅读，从而忽略了诗人与文本之间更为复杂立体的关系。面对独具个性的诗歌文本，我们还有必要追问，这种个性化的文本是何以发生的？为什么在同样的时代语境下产生的诗人是如此迥异，诗歌文本又是如此丰富多样？这就要考量同样的时代语境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诗人精神个性的生成，诗人自身的精神境遇乃至于隐秘的精神风暴又是如何外化到诗人的诗歌文本之中。新诗研究假如深入到发生学的层面，对诗人的个案研究就会日益突显，就可能会导致对诗人灵魂历程的研究要比其对诗歌文本贡献的研究更加紧迫。落实到这个层面的时候，在心理学层面寻求提供诗歌文本资源背后的精神人格基因，便可能在诗人个案研究中越来越有吸引力，也更有挑战性。

因此，从新诗史的角度来讲，我们对诗人个案的研究，就会既不满足于诗歌文献学，也不满足于发生学，而是运用文献—发生学方法，研究诗人精神人格演变的发生、发展及其这种精神人格的演变是如何外化到他的诗歌创作的，即做到“人”与“文”的统一。这种方法要求文本解读（创作文本）与人生解读结合起来，借用王国维的话叫“双重证据法”。而对于诗人人生解读最佳的途径无疑是研究诗人的自述性文字，这包括诗人自传、创作谈、文集的前言、后记（当然也包括他人撰写的诗人传记）。

发生学研究特别重视诗人早期经验的挖掘。在人格心理学领域，母爱的影响作用相对来说引起了发展心理学家的重视，而父爱对儿童的影响则被忽略了。实际上，母爱更多地有利于儿童的诸如关心、感到被接受被需要这种情感的发展，而父爱则有利于促进儿童在态度和价值观方面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一个人只有经历了这两种类型的爱，并且纳入到自己的个性之中，才有可能形成完善的人格。弗洛姆就认为，这种发展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成熟的一个标准。如果幼年时期的母爱扭曲以及父爱的缺乏，都会导致一个人的感受性乃至价值定位与众不同。我们可以通过对两位诗人——何其芳与柏桦的早期经验简单考察，来分析二位诗人的诗歌的精神图景是何以发生的。

二

我们先聚焦于何其芳晚年的诗文。粉碎“四人帮”以后短短的一年里，何其芳的创作欲望急遽爆发，创作了十万字左右的回忆录和十几首诗歌， 汇成了多色调的晚霞， 而其主旋律则是根深蒂固的毛泽东崇拜。何其芳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历经磨难而矢志不移。个中原因，除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方面的原因，还在于他在延安时期形成的毛泽东崇拜已经根深蒂固，甚至可以说，他这种深层的心理基因已经转化为一种信仰，他的毛泽东崇拜情结与马克思主义信仰情理交融在一起了，并且一直伴随他的终生。如果再深究的话，就会发现，他晚年的毛泽东崇拜和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崇拜都可以逆推到何其芳早期父爱的缺失，长达几十年的，精神人格基因构成了环环相扣的链条。

考察何其芳精神人格形成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出，父爱在何其芳的精神世界中是缺失的，他的父亲镜像的缺失，必然会使之在以后的岁月中寻觅另外一种形式的父亲镜像。发展心理学家认为，大约在 6 岁以前，儿童极大地依靠母爱以供养自己发展的条件。过了 6 岁，儿童开始把自己对于爱的需求转向父亲，在父亲那里找到发展自己的应付能力和价值体系的条件。成功地完成这种转变对保持心理健康是非常必须的，否则就有可能造成以后的神经和精神疾患。 [1]而何其芳的 6 岁恰恰是其早期精神人格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点。何其芳出生于四川农村的一个封建家庭，在 6 岁之前“他的性格基本上还是自由发展的，……父亲的威胁此刻还未直接降临到他头上来”。 [2]3 从他 6 岁左右开始，父亲那套严厉的封建家法管教，紧紧地箍在他的头上，动不动就对何其芳痛打。后来何其芳经常头疼头昏，可能与父亲粗暴的性格和残酷的鞭打有关。我们知道，在男孩的人格发育过程中，父亲模式对他的形塑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在何其芳的一生中，关于其他亲属如祖父母、母亲、姨母等都留下了很多文字，惟独关于父亲的文字，我们却找不到丝毫。或者说，在他的文字中，父亲形象是一个巨大的空缺。但是，我们可以在他的散文《私塾师》中间接地看到他的父亲在他心灵中的印象。文章中描写的私塾师鞭打他的孙子的情景其实就是何其芳幼时被父亲鞭打的情景的再现：

右手据着长长的竹板子，脸因盛怒而变成狰狞可怕了；当他每次咬紧牙齿，用力挥下他的板子，那孩子本能地弯起手臂遮护头部，板子就落在那瘦瘦的手指上；孩子呜咽着，不敢躲避，他却继续乱挥着板子，一直打到破裂或折断。

他感到那个打人者“十分可怕，十分丑恶，仿佛他突然变成了一匹食肉的野兽”。这间接地体现了他对于父亲的憎恶。 [2]4-6 本来何其芳的性格很害羞，个头瘦小，后来稍微开朗、活泼一些，但是 6 岁左右的父亲粗暴态度，使得他的性格再次变得抑郁、沉默寡言，孤僻与忧郁过早地笼罩了他的心灵。他对于父亲的反抗，起初是朦胧的自发的，后来，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这种反抗就成为必然的自觉的选择了。 1928年，何其芳结束了中学生活，打算出走他乡。父亲为他安排的前程是在家娶妻生子，看守家业。但是，何其芳执意到上海，进入中国公学预科。父子矛盾再次激化。大发雷霆的父亲“以断绝经济来威胁他”，于是他不得不过着经济短缺的苦读生活。

按照心理学的补偿机制，父亲镜像在何其芳心中的缺失，势必导致去寻求另外一种意义的父亲镜像去填补。我们注意到，自从他到延安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逝世，毛泽东的形象一直是何其芳精神上的崇拜对象。从他 1938 年写《我歌唱延安》，到 1977 年去世前的《毛泽东之歌》，一直贯穿着他对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崇拜之情。可以说，在何其芳的精神世界中，在很大程度上，毛泽东取代了何其芳的父亲形象，成为何其芳精神人格的镜像，并且转化为“卡里斯马”型权力崇拜。在 1930 年代，毛泽东成为中国革命旗帜的旗手，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象征性人物。很多人都把毛泽东写成“民族的巨人”、“民族之父”。人们对于毛泽东的崇拜就凝聚了历史上的卡里斯马崇拜情结。何其芳也不例外，他的卡里

斯马崇拜情结在他的关于领袖的诗文中可以体现出来。他的《毛泽东之歌》中有这样的内容： 1942 年 4 月有一次他去见毛泽东，“在我，当时是有着一种小孩子见到长辈的心情的。”回去的路上，“我们似乎从幼稚的少年时代长大了许多。”此时，何其芳已经整整 30 岁了。 1957 年何其芳写作《回忆、探索和希望——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十五周年》又回忆到座谈会的情境：“问题是重大的，而且是很尖锐的，然而毛泽东同志却讲得那样和蔼，那样亲切，就像是一个慈爱的长者。” [3]毛泽东逝世时，“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一定不要哭。毛主席是不会喜欢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哭泣的’。” [4]毛泽东在何其芳的灵魂深处，俨然一个“父者”形象。因此说，何其芳在延安走进体制并且融为体制一部分，成为革命机器上的一个齿轮， 其原因既有时代语境的作用， 同时又有精神深处对于父亲镜像的认同感产生的动力，而且，这种政治力量的伦理化，就极有可能内化到他的灵魂深处，甚至直到晚年也难以祛除。

三

童年经验对于诗人一生中的重要意义，在柏桦身上同样得到淋漓尽致的映现。如果说，何其芳的毛泽东崇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逆推到他“ 6 岁”时的父爱缺失作为源头，那么，柏桦这位“极端左翼的抒情诗人”的诞生，则可以追溯到柏桦童年时期母爱的缺失，可以追溯到他的至为关键的“ 6 岁”时的蛋糕事件。又是“ 6 岁”！正是这个事件，柏桦的人性基因里根深蒂固地生长出“下午情结”，也正是这个“下午情结”酿造了诗人柏桦的诗性基因。什么是“下午情结”呢？他在《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开篇第一段就定下了全书的调子：

下午（不像上午）是一天中最烦乱、最敏感同时也是最富于诗意的一段时间，它自身就孕

育着对即将来临的黄昏的神经质的绝望、啰啰嗦嗦的不安、尖锐刺耳的抗议、不顾一切的毁灭冲动，以及下午无事生非的表达欲、怀疑论、恐惧感，这一切都增加了一个人下午性格复杂而神秘的色彩。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典型下午性格的人。 [5]1

1956 年 1 月 21 日的下午，柏桦诞生于被柏桦称为“下午少女”的母亲。从此，“下午情结”成为柏桦的宿命。他说：“这令人紧张得如临悬崖的下午，生命在此刻哪怕听到一丝轻微的声音都可能引起本能的惊慌，可能被吓死。”“下午成了我的厄运……而培养下午，就是培养我体内的怪癖，就是抒情的同志嚼蜡……而时光已经注定错过了一个普通形象，它把我塑造成一个‘怪人’、一个下午的‘极左派’、一个我母亲的白热复制品，当然也塑造成一个诗人。” [5]1“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童年全被母亲的‘下午’所笼罩，……母亲是下午的主角，冥冥中她在履行一种可怕的使命。” [5]1 这个蛋糕事件使柏桦感到：“对未来无名的反抗激情，对普遍下午的烦乱激情，对本已完美的事物百般挑剔的激情也开始在我内心萌芽。我以离奇古怪的热情和勇气此次渴望迅速长大、迅速逃跑、迅速自由。” [5]7

如果母亲是柏桦“下午情结”的起源，那么，在柏桦 9 岁时，那位“脾气古怪、性格烦乱”、酷似母亲性格的女教师，则强化了柏桦身上的“下午情结”。她也是天天在下午折磨一个小男孩，也正是她对柏桦的“惩罚”，又在母亲的基础上加深造就了一个“极端左翼的抒情诗人”。幸运的是，柏桦的这种反抗情结逐渐超越了个人化，而融入了时代语境：“它使我加速成为一个‘秩序’的否定者、安逸的否定者、人间幸福的否定者。随着逃跑不断升级，我理解了‘斗争’、‘阶级’、‘左派’、‘解放’这些词语，它们在在一个诚实的孩子的注目下显得无限伤感、催人泪下，同时一股近似于自我牺牲的极端热情把我推向‘极左（自恋狂或虐待狂）的尖端。这尖端顶着诗人放肆的特征但没有怎么庸俗的快乐。” [5]9

童年经验中的“下午情结”影响到柏桦的整个生命历程。他在大学时期对波德莱尔《露台》等的接受，也正是对童年时代“下午情结”的灵魂呼应，这件事和柏桦 6 岁时期的“蛋糕事件”一样具有重要意义。自此，柏桦走出“睡眠的自由和真理”，达到更为清醒的生活状态，以“公然真实地发起高烧或假借呕吐”抗议“一切集中的或自愿集中的学习形式”，从集体学习中抽身而出，他说：“我一如既往地认为任何教育形式都是规训式的，甚至含有法西斯的意味。一个人从小就被强迫接受教育，这是你无法选择的选择，就像你只能选择你的父母，只能选择你所使用的语言一样。教育的权力高高在上，挥着它残忍的霸主鞭，它将某种你并非愿意的意识形态、价值观、道德原则甚至法律条文抽进你的肉体。规范化、字典化、等级化、秩序化、理性化通过既定的教育形式形成一套你不动脑筋、逆来顺受、好吃懒做的书写模式、表达模式和行为模式。” [5]67 此时，成年的柏桦，已经将童年时期无意识的情绪体验转化为理性的价值体系。

四

在《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里，柏桦不仅为我们研究柏桦本人的诗学发生学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材料，而且有利于研究近 20 年来中国汉诗的发生学以及现代汉诗转型的发生学。可以说，这部书本身就是柏桦自我发生学研究的最直接坦呈。他的自述文字是关于自我描述的描述，是某种程度的诗学自我反刍，具有某种元自述的味道。尤其让我们高兴的是，书中所显示出的不仅是柏桦对于自我发生学的精细剖析，而且也显出柏桦本人对于他人的发生学研究方法的运用。

柏桦在本书中对于万夏的分析与描述，也极富有诗歌发生学的研究价值。他概括了构成万夏诗歌不同阶段的二重性：一个是 1980-1986 年的“莽汉”时期万夏；一个是 1986-1990 年“汉诗”时期的万夏。前者是高唱青春反叛之歌的万夏，而后者则是古卧龙桥上对酒当歌的万夏，秋雨满楼头、诗句夜裁冰的万夏，换取红巾翠袖的万夏，诗歌江湖急先锋的万夏，民俗和中药中的万夏，谶讳中的宿命者万夏。 [5]140 这种概括是精当的。更有价值的是，对于万夏的诗歌变奏的内在灵魂的逻辑性，柏桦做了极富有新意的捕捉。柏桦捻出了万夏灵魂里的两个关键词：“宿疾”与“农事”。他发现，万夏早期生活里有四大宿疾：宿疾之一：自由着迷于绘画，以儿童的幻想与色彩对抗制度性因素，但是被排斥在艺术的制度之外，通往职业艺术家的道路被切断。宿疾之二：初中时期形成的“飞行”情结。万夏曾说：“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是掌握一架高行驶的飞行器，闪电般的疾驶。如果这一切不能办到，我就设想我的死亡是一次赤身裸体的在高空展开双臂的急速下降。”这种“飞行”渴望构成了万夏意图摆脱现实存在的虚无性形而上的力量。宿疾之三： 1979 年考取西南政法大学，由于体检不合格而不予录取，次年却落草于南充师范学院中文系，画家梦转向诗歌梦。宿疾之四：万夏从小到大对植物格外关注。这四大宿疾为解释万夏的诗歌发生学与迁移变化提供了人性基因意义上的支持。前三个宿疾，造成了万夏精神人格方面的偏执、任性、抗拒、颠覆、叛

逆，这是莽汉意义上的万夏。而随着时光的流逝，万夏前三个“宿疾”逐渐退隐，而早期对于植物的酷爱逐渐茁壮起来。他小时候就在家里自制阳台，种植十几种植物，一直到现在 40 多岁，仍然在室外用竹篱笆围起来三十平方米的花园。有两本书令万夏一直贯穿着对“绿色”的钟爱，就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人类的由来》。 [5]129-131 柏桦说：“植物也开始起作用了，它宁静、温润的形态、含蓄的生机契入那青年的目光，那绿意潜在地影响了他后来的诗歌。一匹烈马终于被纤纤植物控制住了。” [5]131 在经过了“垂直反抗”之后，万夏进入了植物的美丽湿润的风格，关于植物的宿疾，替代了前三个宿疾的风格，返回到汉诗精神之中，“宿疾”诗歌转变为“农事”诗歌。柏桦探究到万夏诗歌的发生学基因，敏锐地发现：万夏诗歌路向的改变其实仍然是其自身隐含的人性基因的消长的结果。

五

本文所论“诗人个案研究”的文献—发生学方法，源自夏中义先生在文艺学研究领域最初提出的研究方法。他在《世纪初的苦魂》 [6]、《九谒先哲书》 [7]、《王元化襟怀解读》 [8]、《从王瑶到王元化》 [9]等著作中，娴熟地运用文献—发生学方法，他对于 20 世纪十几位学术大师在体制内灵与肉的分裂、学统与政统价值抉择的矛盾与困惑，从价值根基上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剖析，鞭辟入里，震耳发聩，可以看作一份中国 21 世纪知识分子人格独立的黎明通知书。挖掘这些学者的精神世界之生成以及这种精神世界如何外化到他们的学术之中，惊心动魄地彰显其内在的精神痼疾，是夏中义“文献—发生学”研究方法的焦点。这种方法在张蕴艳的《李长之学术与心路历程》 [10]、施萍的《林语堂：文化转型的人格符号》， [11]艾晓明的《左翼文论思潮探源》 [12]、以及赵思运的《何其芳精神人格演化解码》、周兴华的《茅盾文学批评的“矛盾”变奏》等专著中得以集中展示，形成了文艺学研究领域颇为引人注目的学术力量，“发生学学派”的雏形呼之欲出。关于文献—发生学的基本学理，夏中义曾经论述到文献一发生学方法作为一种学术思维原则的特点：对给定个案的研究须分两步走：首先，在文献学层面对于研究对象本身做整体性逻辑还原；其次，又不止于文献学层面的陈述，而是旋即深入到发生学层面，沉潜到心理学层面去探询对象缘何生成。文献学研究旨在陈述对象“是什么”，那么，发生学研究则重在追问对象“为什么”。这种研究方法在学

理上具有极强的创新性，它“能建设性地校正‘历史决定论’对‘论世知人’法则的机械阐释。……教条化的‘知世论人’委实不同于发生学方法：假如说前者企图以历史时势来僵硬地穿凿个体命运；相反，发生学方法则主张可从微观定势角度来描述个体为何及其如何感应上述宏观时势——以免将个体沦为一面只配被动反射历史的镜子。” [13]

如果将文献—发生学研究方法运用到新诗的个案研究之中，无疑会深化“诗人个案研究”，就不仅仅停留在诗人的诗歌文本研究，而深入到生产诗歌文本的背后的诗人精神因素。诗歌文本究竟有什么重要意义？这种文本的意义又是如何通过诗艺的方式从诗人灵魂深处分泌出来的？诗人灵魂里的人性基因又是怎样在时代语境下生成的？诗人与时代语境又是怎样复杂的双向互动关系？于是，诗人个案研究就包括这么几个层面：一、诗人的诗歌文本具有什么价值？二、诗歌文本与诗人精神世界的关系怎样？三、诗人的精神人格是如何发生的？这样的文献—发生学研究，就会使诗人个案研究打通了“文本”—“诗人”—“时代语境”等三大要素，成为立体的研究，而非平面研究。这也为批评家选取个案研究的对象提出了更高标准，并进而意识到：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多真正有价值的“诗人”值得我们去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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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尹在勤. 何其芳评传[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 3.

[3] 何其芳. 回忆、探索和希望——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十五周年[C]//何其芳全集. 石家庄：河北人民

出版社， 2000： 180.

[4] 何其芳. 毛泽东之歌[C]//何其芳全集.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 377.

[5] 柏桦. 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 1.

[6] 夏中义. 世纪初的苦魂[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5.

[7] 夏中义. 九谒先哲书[M].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0.

[8] 夏中义. 王元化襟怀解读[M].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4.

[9] 夏中义，等. 从王瑶到王元化[M]. 南宁：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5.

[10] 张蕴艳. 李长之学术与心路历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1] 施萍. 林语堂：文化转型的人格符号[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2] 艾晓明. 左翼文论思潮探源[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4.

[13] 夏中义. “百年中国文论史案”研究论纲[J]. 文艺理论研究， 2005（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