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口述者:刘富道

记录者:陈智富

时间：2015年7月20日、7月21日

地点：湖北省作家协会大院刘富道先生家中

刘富道，湖北武汉奓山人，作家。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院院长、《长江》丛刊主编。著有小说集、散文集、文学散论集、电影剧作集、长篇传记文学多种。作品《眼镜》、《南湖月》分获两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人生的课题》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天下第一街·武汉汉正街》一书获第四届湖北文学奖。

一 “处女作”不到一百字，这就是我的起点

1940年，我生于湖北汉阳南乡，土改时家里划为贫农成分。祖父不到五十岁就去世了，从此家道中落。小时候家里穷，但没有穷相；住在土坯屋里，却有满房古香古色的家具；父亲是农民，却出生于书香门第；母亲能读书写字，又是大家闺秀，对我的影响很深，教我读书认字，教我珠算，我蛮小就会了珠算的顶级除法——六规七二五除，还有留头乘（法）。

我上的是正规学堂——裕德小学。我上的初中是汉阳二中。1956年，我被保送到汉阳一中。高二文学和汉语老师邹国权先生在讲课时总是给我们灌输学术意识，让我懂得凡事可以这样看，也可以那样看，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主张。期间，我把学校图书馆所有的《文史哲》杂志全看完了，培养学术意识，培养做学问的兴趣。学校附近有家书店，马蹄形柜台的左手边摆放着文学书籍，契诃夫的一排小册子特别吸引我。我的兴趣广泛，不得不强制自己，离开左边的柜台，买其他书籍。我买过钱学森的《运筹学》、《光子火箭》，让我一辈子都受用。那时我成天想一个问题，宇宙为什么是无限的，无限之外是否有壁。还买了《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列宁的一句话鼓舞我广泛涉猎知识，他说：“只有用全人类的知识武装头脑，才能做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想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青年，仅仅因为说过一句“反正我的心是肉做的”，就遭到全班的三次批判。一个有理想守纪律而且各科成绩又好的学生，毕业时居然被评定操行丙等，被拒之大学门外。

我是个有大理想的人，上不了大学怎么办呢？首先得谋生。新沟农场的王天开书记，安排我到苗湖小学教书，正好那里差一个老师。第二年我转到新沟中学教书。第三年，我转到东山农场的东山小学，不久，魏庆云校长给我办了正式工作证，我现在还保存着有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委员会印章的证件。

教书的三年中，我没有间断自学。学什么呢？当数学家，当物理学家，是不可能了，因为没有实验室。我想，还是当个作家吧。邹老师曾在班上公开说，我们班三个同学词汇丰富，说到我时加了一个但是，“但是刘富道有时弄巧成拙”。后来，我悟出一个道理，成拙固不可取，弄巧却不可无，否则根本成不了作家。

1962年，在东山小学教书期间，我给武汉晚报的投稿两次被刊用。第一次是在“分金炉”专栏上，有一标题是《校长、中学生和小女孩的故事》，其中校长的故事出自我之手，写我们的魏校长自己动手修自行车车胎，可能不到一百字，我第一次看到我的大名变成铅字，在那段文字屁股后面的括号内。我倒是从标题上受到教益，我觉得编辑真能，能把三件毫不相干的事情，组合成一个所谓故事。

二 投笔从戎，打不死就写战争小说吧

1962年，东南沿海局势紧张，征兵数量大。到东西湖区征兵的听说是福州部队。我参加体检通过了，准备到前线去打仗，打不死就回来写战争小说。真的，那时想的就这么简单。我有三个舅舅是黄浦军校出身，都在抗日前线奋战过，不过命运不一样。只有四舅到了台湾，当上国军中将。四舅回来探亲时告诉我，1962年他在金门前沿阵地，当“反攻大陆”的尖兵团长。我听了觉得有趣，如果我真上了前线，外甥同舅爷遭遇上了，还真有戏呢，不就是一部小说吗！可惜，那一仗没打起来。我分到武警部队襄阳支队，算是到了保险箱里。因为我是由教师去当兵，第一次授衔多给我一颗星，授了个上等兵。我在连队第一次办墙报，就写了首诗《四颗星星亮晶晶》。我还写了第一篇真正的小说《击掌》，不过没投稿。

1964年，我调到支队政治处机关，除了主任单独一间办公室外，其他人都在一个大办公室办公。我当时还是战士编制，中士军衔，中队文书，在政治处算帮助工作。我的业务是写通讯报道，但我没少写其他文稿。1968年，我们部队整编为陆军五十一师，我被任命为师政治部新闻干事。我在部队写过各种文体，包括党委工作总结报告，包括各种文艺节目，诸如枪杆诗、对口词、相声、剧本、诗歌联唱等等，写相声还得过奖，就判决书没写过。

三 因祸得福，运气来了

我原来有个想法，新闻只有一天寿命，我的长远目标还是做文学创作。但是，进入“文革”期间，大环境已经谈不上文学创作了。我在部队做新闻工作，在写作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管用和先生常称道我的采访功夫，的确，我做新闻采访，练就一身采访功夫，又因为见多识广，积累了很多素材。1970年借调到新华社湖北分社（当时叫武汉分社）工作了大半年，这段经历更加强化了我的记者意识，对世事的看法自觉站得高了。

我们师有个团在河南施工中牺牲了一位战士，我接到军里下达的一个任务，写一篇报告文学。此前，我注意过有关报告文学的流派之争，我在写作时采取了折中路线，按照“可以合理虚构”的路子走。写出第一稿之后，再到部队和烈士家乡采访，发掘一些我虚构的故事，在现实生活还真有。第二稿是在河南新郑县工地写的，返回师部时途经郑州，送了一份打印稿给新华社河南分社（当时叫郑州分社），一位年龄较大的编辑接待我们，让我们第二天去听取意见。第二天去了，他第一句话就说，你写得像小说。我听了很生气，拿着稿子就要走，我心想你还不懂什么是文学。“文革”期间，文学已经湮灭了，稍稍有些文学性，都得不到容忍。我这一稿已经去掉了“合理虚构”。老编辑说稿件已经登记，不能拿走，又说了一些溢美之词，缓和了气氛。这已经到了1971年，是年纪念建党五十周年，湖北专门成立了征文办公室，吴耀崚老师被抽到那里工作。她和一位负责人接待了我，让我压缩了篇幅，在“七一”期间发表了。这就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报告文学《打前站的人》，四千多字，在《湖北日报》占了大半个版。那时田间地头，都有社员读它，还有读者摘抄其中的警句。全国报告文学奖评奖中断几年之后，再次评1990-1991年度全国报告文学奖，又让我赶上了，我的《人生的课题》得奖。很多人误以为这是我写的第一篇报告文学，其实我早在20年前就写过了，真还研读过一些作家的报告文学作品。我很喜欢黄宗英的报告文学的风格。

当时到河南新华分社去时，我带的两个报道员一道去了，这两个兵回到师里，就把老编辑的话当笑话传出去了。有一天早餐后回办公室，师政治部孙玉田副主任跟我走一路，他说：“刘富道，听说你写的报告文学像小说一样，你就写一篇小说怎么样？”一听这话，我脸发热了，但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可以呀。”因为我写过《击掌》，知道小说是怎么回事。1971年4月下旬，我把《打前站的人》送稿到北京，去了几个报社。到《光明日报》副刊部，编辑史美胜同我聊天，聊得很投机，他说五一到了，你给我写篇小说，明天送来怎么样？我说可以呀。回到招待所，睡了个午觉，下午四点多钟灵感来了，马上动笔写，吃了晚饭接着写，写了四千多字，标题是《首都钢铁工人之女》。史美胜看过，承认是小说，赞美一番，但没有刊用。

人们总说，要写熟悉的生活，但我所熟悉的生活不能引起我的激动。整编成野战军之后，我们师新组建一个高炮营，我就到这个不熟悉的部队，寻找新鲜的题材。在高炮营蹲了一个星期，我受样板戏《红灯记》的影响，找到了一个“密电码”，回师部很快写出小说《关键时刻》。

1972年5月份，我探亲期满，准备回部队。是晚上的火车。下午我到六渡桥逛街，看到一个书摊上居然有一本彩色封面的杂志，那时已经没有文艺刊物，只有一种《文物》杂志，是黑白封面。我拿起一本彩色封面杂志一看，咦，原来是《解放军文艺》，1972年第5期。久违了，《解放军文艺》！这是复刊的第一期。翻开目录，看到有《关键时刻》，正文第一句话是“高炮营打完靶回到营房”，这不就是我写的小说吗，我心里很激动。其实，正式复刊之前，已经出过试刊，其中就有这篇小说，只是我不知道罢了。原来，一年前总政征文，一级级下达任务，就是为《解放军文艺》复刊做准备。那时全中国已经没有文艺刊物，《解放军文艺》复刊的第一期，就让我赶上了。随后武汉军区政治部编辑的小说集《红芽》，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武汉军区出版的专集《带班》，我的《关键时刻》都放在第一篇。

这篇小说刊前刊后，都遇到了波折。发稿前，武汉市文化局一位领导人批示：“虽然不符合‘三突出’原则，但仍不失为一篇好作品。”就这样放行了。创刊号出来后，编辑部收到作家吉学沛的来信，高度评价了《我们的锤声》。那时还在“文革”期间，小说究竟应该怎么写，都在进行探索，我不过是回归了文学的本来的传统，不弄极左的那一套而已。

《解放军文艺》从1977年第10期起恢复发稿酬，正好这期有我的散文《青青大别山》。我收到46元的汇款单，这相当于当时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呢。这篇散文还得到总政治部的优秀作品奖，只是那时既无奖金奖品、也无烫金的奖证，倒是有一张打印的获奖通知书。这篇散文有个特殊背景，那是1977年初军队老同志对邓小平复出工作的呼声很高，并且敦促有关方面做舆论工作。这个任务就由总政到解放军文艺社，再由武汉军区到湖北省军区，最后落到我头上。武汉军区骆峰科长给我打电话，让我写一篇刘邓大军指挥高山铺战役30周年纪念散文，当时我并不知道上述背景，反正我答应下来了。

高山铺战役是我军在解放战争史上的关键一战，被称之为“口袋战”，战斗发生在湖北蕲春县大别山南麓，从高山铺到清水河一带，两边都是起伏的山峦，整个地形形如口袋。这是国民党军从鄂东进入武汉的必经之地。刘邓大军就在高山铺这个“口袋”两边设防，致使敌军全军覆没。解放军文艺社散文组编辑王中才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他看过我的稿子以后，专程到武汉来了一趟，还带来了编辑部的稿签。中才是一审，他这样写道：“看来散文还得这样写。”“文革”把散文的文风都搞乱了，他大概看到我的纪念文章，没有按照“文革”的套路写，所以感觉满意。我写了一些小细节，开头写不知不觉间进入了口袋，后面写一位村妇头上插着一只栀子花，表现人们对和平宁静生活的珍惜。

四 万里一句话催生了《眼镜》

1977年的一天，我在湖北省军区政治部值班室值班，晚上看印发万里副总理的讲话文件，其中提到希望文艺工作者多写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这下有灵感了。我原来有个小说题目《眼镜》，题不逢时，没写。现在可以写了。这就是获得1978年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品《眼镜》。

这个人物的原型在随县，现在的随州。1970年我被借调到新华社湖北分社工作时，到随县采访农业机械化推广经验，同行记者也姓刘。他在县招待所里偶然碰到他的天门籍同学，这位同学在华中工学院毕业后，分到随县的湖北油泵油嘴厂。我们就在县招待所聊天。我们三个人都坐在床上，床铺中间是两张条桌，我同他们面对面。此人戴个眼镜，个子高高的，瘦瘦的，当时大学毕业，到厂里只能当工人。他会帮同事打炉子，有点幽默感，还会玩点小魔术，很受工人喜欢。他说打炉子的诀窍在于，不能把炉膛的泥巴抹得太光。我问为什么，他说太光了，干了就容易开裂。泥面不光滑，反而透气性好。他每次回到武汉,也要帮助邻居打炉子。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当时我就想写这个人物。

几年过去了，一直想写而未写，因为万里一句话，又打开了我的思路，我就以他为原型，写一个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吧，还要写一个爱情故事。我还有一个音乐家犯迷糊的故事，时乐濛不知道时乐濛在哪里，也要写在这个人物身上。

当时，听说徐迟在写陈景润，《人民文学》在约稿，陈景润也是个爱犯迷糊的形象。我暗中和徐迟较劲，一心想赶在他前面发出来，大约在1977年10月就写完打印出来了。我们文化处有个干事把打印稿带回家去看，他夫人是武汉大学教师，这样就在珞珈山传开了，收获一片赞扬声。

1977年11月，我把稿子寄到《人民文学》，我想在明年元月号发出来。1978年第1期到了，一看目录，徐迟先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赫然在目，没有我的《眼镜》，我很纳闷。小说终于在1978年第2期顺利发出，获同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委会专家都是现当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有茅盾、巴金呢！

这篇小说现在看起来可能没什么特别，但是在当时拨乱反正的关口，从不同角度突破禁区。“文革”时期文学视爱情为禁区。我都抢了好几个第一。第一，写爱情小说我抢了个先。其二，写知识分子正面形象我抢了个先。其三，直接写“文革”场景我抢了个先。小说中有个人物外号“跳得高”，其表现非常活跃，这是最早进入文学作品的“文革”造反派的典型形象，也可以说写造反派人物我抢了个先。

小说发表以后，王朝垠先生跟我写信，在信纸边上附了一句话:“你的作品虽然发在第二条，但读者是当作头条来读的。”当时，还找范曾画了五幅插图。这个作品算是我的成名作吧，影响到底有多大呢？1980年，我到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有天到中国美术馆借阅资料，身上没带任何证件，摸了半天，从口袋掏出了一张北京公共汽车月票，身后一位青年看到月票上的名字，立即惊呼：“刘富道，《眼镜》!”

五 我怎么就成了一个不写部队的部队作家

1979年，我调到武汉军区创作组了，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对我说：“富道，你熟悉地方，就写地方生活吧。”其实，我的生活阅历很夹生，军队地方两边都不能说熟悉。

此前，我应邀到武钢引进工程生活，写了一部电影文学剧本《中秋月正圆》。我现在依然认为，这是最早有开放意识的电影剧本，前不久一位粉丝读了我的几个剧本，表示最喜欢的还是这一部。当时，经济改革刚刚揭开序幕，有感于武钢这种大企业体制的种种弊端，我想写一个集体所有制工厂的小说。我开了介绍信，到武昌区企业管理办公室，了解集体所有制工厂情况。当时南湖那一带有很多集体所有制工厂。我去了星火化工厂，这个厂属于武昌区狮子山街办事处管，通常就简化为“街办的”。我当年采访，骑自行车绕南湖转过几圈。

关于星火化工厂及其产品，写的全是真实的，那个爱情故事是我编织的，这就是1980年7月发表在《人民文学》并获奖的小说《南湖月》。这也是我时隔一年后第二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很多人说我是连续得奖。其实，1979年对于湖北作家来说是一个空白，没有人获全国奖。当时有个内部刊物叫《文艺情况》，有篇文章公布了重复改编电影电视剧的统计数字，这个小说被重复改编的次数最多。有上影改编的电影《湖畔》，有大连电视台改编的《月光曲》，有湖北电视台改编的《南湖月》，好像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那两年里，跟我联系改编事宜的人就有二十九拨。田中全先生的评论文章是《生活的固有的亮色》，周迪荪先生的评论文章是《生活的十足的真实》。为什么产生那么大影响呢？新时期以来很长时间里，弥漫着伤痕文学的氛围，很沉闷。我是用轻松的笔调，写一个“二等公民”赢得社会广泛的称赞和关注的故事。

两次获得全国奖，也让我在军内同行中的名声受损。1980年5月，参加解放军文艺社组织的东北之行笔会，出发之前到社里集中，晚上上火车前坐在大楼前面聊天，旁边坐了另一拨人，也许是在社里帮助工作的部队作者。那拨人中有人指着我们这边问，这个是谁？回答是“两次获得全国大奖的不写部队的部队作家刘富道”。你说还有这种说法！我不是奉我们部长之命写地方题材的吗！后来，我们创作组组长专门跟我说，刘富道写写部队吧。我说，可以呀。实际上，我当时并不熟悉部队的生活，因为我所处的不是正规部队，蛮夹生的。

我先到开封某军，再到商丘某师。一整个师，全在一个大院里，真是壮观呀。当时我已经当兵多少年了，我想想，21年了，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营房。从招待所的窗口望去，单杠双杠的沙坑方方正正，晾晒鞋子的土墩方方正正，很有意思。走在营区里，两旁的篱笆修剪得整整齐齐。凡目所及，全是直线加方块，不过这个小说标题《直线加方块的韵律》，是在写了三千字后，才突然从脑子里蹦出来。

这个部队是从浙江湖州换防过来的，有很多师首长家属没过来，她们不习惯这里的盐碱地的生活。我在招待所每晚看到小楼里的灯光黯淡。于是，我要写一位志在成为将军的热血团长。后来，我的模特儿果然当上将军了。这是后话了。

我在一个团里住下来，住的就是团首长的房子，通信兵在我入住当天就装上电话。我就在这里体验着一个没有妻子在身边的团长的生活，同时进行写作，写得很顺利。

我原本准备将这个稿子寄给《人民文学》，信封都写好了，因为要给军区创作学习班讲课，又从信封里拿了出来，没有寄出去。讲课用过之后，想到《中国青年》一位老编辑，她老跟我写信约稿，一想到她真诚的语气，决定将稿子寄给她了。她当时在南宁办笔会组稿，接到编辑部的电话，说刘富道的稿子来了，她当即回到北京，撤掉一篇稿子，发了我的稿子。同时，还送清样到《小说选刊》，两家杂志同在1982年7号发出来了。

《中国青年》发行量很大，当时有200多万份吧。就在1982年当年，共青团中央举办的全国性的五四征文评奖揭晓，我的这篇小说获得了“五四”青年文学奖。这个奖的规格一点不低，在人民大会堂颁奖，国家副主席王震出席，文坛重量级人物大都出席了颁奖仪式。王愿坚老师给我颁奖时笑着说：“富道，只要北京有奖，你就来了啊。”

前面说到武汉军区办了一个创作学习班，学员有几十个人，我以《小说从这里诞生》为题，从《直线加方块的韵律》的创作过程谈起，讲了创作灵感是怎么产生的，以及当时的小说创作，特别是部队小说创作误区等问题。这篇讲演稿发表在青岛的《海鸥》杂志。

新时期以来，武汉军区创作组创作很活跃，在湖北文坛占据很重要的地位。这可能跟当时的文艺科长（现在称处长）骆峰有关。他自己能写，又能组织全区作者写，为全区编过好几本书。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军队为什么能出那么多人呢？关键是全国处于万马齐喑的局面，军队相对宽松些，不是说有多自由，军队也有军队的特殊性，但上上下下都非常重视创作。1972年《解放军文艺》就在全国率先复刊。军队还有报纸，有出版社，也有财力。军队作家体验生活，天上地下，海岛边疆，都可以去。而且无论到什么地方采风，走到全国各地，都畅通无阻。所以说，军旅作家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还有政治环境，在普遍受到压制的时期，军队作家大多数被保护起来了。在突破禁区这一点上，有些地方上不敢搞，挨整挨怕了，但部队作家敢于写。我记得，1982年，我们武汉军区创作组组长崔洪昌写了中篇小说，题目好像是《别了，仕途雷登》，给了《长江文艺》。《长江文艺》准备发。有个编辑又把稿子送到我家里，说要我写个评论，当时家里有小木匠在做活，我顾不上瞅一眼，就让他把稿子留下了。等我看了稿子，才明白个中奥妙，当时发这篇小说会有风险。这篇小说批评的是军内的官僚主义、军内的不正之风。小说写到，新闻干事下部队了，部队热情欢迎至极，因为他们知道新闻干事是来涂脂抹粉的。创作组创作员下去呢，部队接待就很怠慢，因为创作是要揭露问题的。这个小说揭露了军队的阴暗面，作为地方上的刊物，你敢随随便便碰军队的问题？《长江文艺》想发，但又怕出事.。让我写评论文章同期发表，他们的用意不言自明，我是部队作家，让我表个态，我是得奖作家，让我表个态。良苦用心。我写了。

果然在这个小说发表后，在军区大院听到一些议论。正好军区政治部马兆昆副主任找我到他办公室去，他分到我们党小组过组织生活，我是党小组长，他经常履行党内的规矩，要向我这个党小组长“汇报思想”。我这次就顺便问他，崔洪昌这个小说怎么样？他说，挺好呀。我也说，是挺好啊。于是，我就拉大旗做虎皮，四处说马主任说这篇小说好，一些好事者就闭嘴了。

就像1982年我的小说《布娃娃和不定性儿》发表后，部里有个同事也跟我说：“听说你的那个小说有争议啊？”我当时严肃地说：“谁说的？”当时就把他震住了。在当时环境下，在军队内部，很多问题不能炒作。有的作家喜欢炒作，闹得影响越大越好。我的创作，要突破禁区，但我要预设安全系数，绝对防止炒作。

六 转业到省作协不是我的首选

1985年初，国家开始实行百万大裁军，撤销武汉军区渐渐成了定局。本来，广州军区创作室捎信来，要白桦和我去那边，跟我捎信说得很诚恳，家属小孩负责安排。早几年武汉市文联也要我去，我说一不进党组，二不管刊物，我可以去，这样就等于说不去了。这次是没有办法，想留在武汉，总得有个窝，说要我去我就答应了。

1985年4月，省委下了正式文件，省作协单独建制，从省文联分出来了，同时进行了换届选举，但是省作协党组人选一直定不下来。我是换届的当选副主席，又要转业到地方，我的档案就卡在了省委组织部。

1986年1月8日，我到省作协报到，黄毅老先生指着楼梯口一张桌子说，这就是给你留的办公桌。我哭笑不得。没有想到，我一心想当作家，却在这张办公桌前坐了十五年。省作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文学院院长、《长江》丛刊主编，我是顶着这一串头衔走过来了。因为我有过“汉阳事件”的体验，在任期间，没玩过“左”的一套，作为一个党组副书记，我忠实地做省委与作家之间的桥梁。

徐迟先生很喜欢我，几次托人给我捎信，让我千万千万写东西。1990年代，我写了报告文学《人生的课题》，他看了特别兴奋，推荐给一些人看了。这个作品获1990—1991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在北京颁奖时，徐公正好访问希腊回来，请他参加了颁奖活动。他坐在主席台上，看见我走过去，笑得很慈祥。当时《文艺报》发了一张照片，徐公是正面像，我是一个背影，像是他在给我颁奖。其实我是从他身旁的艾青先生手上接过的奖证。

也有人称道我，说我在任上培养了一些作家，我可从来没敢使用过“培养”这个词。别人称呼我老师，我的理解是客气，就像街上有人问路，称呼我师傅一样。我不会真把自己当个老师。我所做的工作，也就是看到一个年轻人有才，就情不自禁地拍拍他的肩，他或许觉得受到了鼓舞，仅此而已。

我分管《长江》丛刊，挂名主编，本来可以不管事，但有些事又不能不管。那时候《长江》丛刊自筹经费，难以为继，必须得管。譬如，我提出了一个“隆重推出”的战略思想。对于文学新生力量，要用通栏的大字标题，作者署名用大号字，连续几期推出同一位作家，这样就产生了比较好的效果。这都是职务行为，与功德关系不大。说到功德，真有，我亲手在《长江》丛刊上办了个文学梦专栏，受到学界人士的注意，首次出现在这个专栏的年轻人，还真成了气候。那时，《长江》丛刊隆重推出新人，我就亲手写导读文章。我给古清生写过《古清生带我们走进古巷道》，给徯晗写过《古宅走出个徯晗》。

七 一门心思突破禁区，到这个岁数还不安分

新时期之初，我有一天突然开悟，写了篇文章《无稽之中有真实》。我觉得，中国古典文学中，展示了很强的虚构能力，西方文学中更不乏虚构的经典之作，但到我们所处的时代，很多作品看不出有多少虚构能力了。我年少时的弄巧成拙也好，我后来的追求标新立异也好，可以说都是在探索无稽之中的真实。

1980年，我们那个中国作协文讲所五期，是在全国文坛开风气之先，把我们的思想都激活了。那些人说是青年作家，其实并不年轻，或者说真年轻的不多。最年轻的恐怕就是王安忆了。我那时候四十岁，比我年长的大有人在，但仍被视为青年作家，我们是被耽误了的不年轻的青年作家。那时候讲课的老师都是在京的顶级作家、教授，有吕叔湘、袁可嘉等等。其中对我启发最大的还是北京大学教授袁可嘉，他是现代文学史上九叶诗派的重要诗人之一。他的讲课，让我们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认识，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正好我是信奉“无稽之中有真实”的，袁公的演讲让我茅塞顿开，我只保留了他的讲义。他介绍说，西方现代派有“打倒巴尔扎克”的观点，巴尔扎克是我最喜欢的现实主义作家，是我买一个作家的著作最多的一个作家。但是，我觉得任何事物都会前进，文学也不例外，追求新的文学表达方式，并不妨碍我对巴氏的崇敬。从那时候起，我就跃跃欲试，想走出一条新路来。我的探索，并没有与传统决裂，我时时关注读者的接受度。

以往所做的小小不然的实验就不提了，我只想提三件作品。第一件是《布娃娃和不定性儿》，这个小说比一般的短篇的篇幅要长。小说有真实的人物原型。这个原型是刚病逝的连长，某军区的学习标兵。我先采访这个连长所在部队，后来又去采访他妻子。我先用我惯用的笔调，用的是第三人称，发挥我的幽默特长。但是，写过一章之后，我就觉得有些别扭了。他妻子是个人物，她与我的谈话有声有色，我把她的语言翻译成第三人称转述时，就完全失去她本来的色彩。我陷入困感了。如果我改用他妻子的视角来写，那么，那些连队战士讲述的故事，又都不是她能听到的故事，就无法表达了。而且，不用第三人称，我的幽默表达就无用武之地了。

于是，一场文字试验开始了。我就像盖房子一样，先做出一个个预制块，然后再进行拼接。具体操作是这样的，我先把与她的每段谈话，都整理出来，中间穿插有我们之间的交流场面。这是一类预制块。另一类预制块，就是我最先写的第三人称的叙述，继续做成一个个预制块。两类预制，各具特色，互不耽误。再总装起来。所谓总装，就是交错放置，成为一部有节奏感的、有整体感的叙事。

第二件实验作品就是我昨天说的《直线加方块的韵律》。这篇小说是采用了意识流手法。也不是为实验而实验。小说本身的故事情节，不过是些碎片而已。我昨天说了，我住在团首长的宿舍里，我编了一个故事，我从这个宿舍出发，到邮局取妻子寄来的包裹，这个包裹装有四千克茶叶，等于把我的汇款全部退回来了。故事就在两地分居中展开。我这一路上只有回忆，或者说是意识活动，不写意识流写什么，其实，再说一回，所谓实验小说，是生活的形式，造就了文学的形式。

第三件实验作品，是五万字的中篇小说《候鸟》。我到新疆叶城，去过前方哨所的后方基地。那个哨所在帕米尔高原上，海拔5042米，一年中有几个月是封山期，与外面断绝联系，像一个孤岛一样悬在半天云里。我写了《直线加方块的韵律》以后，就想再写一个与直线方块对应的圆，一个高原哨所战士与内地女孩的爱情故事。这部中篇小说的标题《候鸟》，具有象征意义，故事情节在哨所与九江之间交替展开，很有意思的，语言也很美的。昆仑出版社出版一套部队作家丛书，我的一本是以《候鸟》的篇名作书名，全书只选了上述三个作品。在这本书的自序里，我写了大伯父跟我说的一段话，他说：“富道，你现在写的小说也可以看，但是没有《眼镜》、《南湖月》那么晓畅。”听他一言，我很惊讶，他居然用了“晓畅”这个词。大伯父从我祖父读过书，但毕竟终生是个种田郎，可见他身上有许多被埋没的东西。那时，他已经70多岁了，还能看我的实验小说，虽然不觉得晓畅，但也看得下去，我以为我的实验成功了。我觉得，我后来的小说，文化高层次高一些的读者，读起来可能更有味道。

到省作协之前，那几年时而兴奋，时而苦闷，总在寻求新的形式，不满足于已有路数。朋友韩石山说，以你现在的名气，以你现在的文笔，写长篇小说，肯定会受欢迎。我呢，想法不一样，我在想如何标新立异，琢磨怎么突破原有的格局。虽然踌躇满志，却是步履艰难，那一段时间，我的作品数量不多。倒是退下来的十五年间，写了不算少的东西，其中三部长篇传记《天下第一街 武汉汉正街》、《汉阳事件》、《汉口徽商》。前一部的修订版得了湖北文学奖，2012年武汉图书馆经过多轮票选，它列入了最受欢迎的十本书之一。还有一部《刘富道电影剧作集》。新时期文学成就了我们，我们这样走过来了。我本不想当官，我只想当个作家。现在一身轻松地回到作家正席上，虽然已经七十有五，还在想着是不是可以弄点什么新名堂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