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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龢典的寂寞身后事

来源:北京青年报 | 群姗  2018年04月20日09:28

《狂澜》 杨邨人 著 朱龢典 装帧 泰东图书局1929年3月

自从被鲁迅先生斥为“革命小贩”之后,杨邨人的名声似乎就再也未能好起来。可是,大先生的“骂人”常都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这就好比说一个人头上有“癞疮疤”,却并未否定其心肝脾胃仍是好的一样,后来人理应心平气和、公正对待才是。比如杨邨人还是“革命文学家”的时候,于1929年3月在泰东图书局出版的《狂澜》,便似乎不好一概否定。

《狂澜》收小说五篇、杂记四篇,所反映的基本上是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遭遇。其笔触虽不够细腻、感情不够节制,但关注同情劳苦大众疾苦的倾向是明显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四一二”事变不足两年的关键、敏感时期,还不时流露出对民众不满、愤懑情绪乃至反抗行为的赞扬,似乎看到了社会底层所孕育着的犹如“狂澜”般的变革力量,进而大有“振臂一呼”的气概。倘以是观之,则杨邨人不仅没有投机革命的行为,反倒是一幅“英雄汉子,慧业文人”的气局了。

为《狂澜》作封面的是几乎被人遗忘的朱龢典。他是浙江绍兴人,生于1896年,民国初期举家移居上海,1947年病逝。他曾师从弘一大师学习西洋音乐和美术,擅油画,早年曾从事音乐、美术教育,与叶圣陶、夏丏尊、丰子恺亦师亦友。后经丰子恺举荐,入上海中华书局任音乐编辑,曾主编大量音乐、美术书籍并产生广泛影响。此外,朱龢典还是一位颇为活跃的书装艺术家,尝与泰东图书局合作,绘制过不少优秀书封,如张资平著《爱之焦点》、郭沫若著《女神》、员子沙著《西湖三光》、王任叔著《殉》、易君左著《西子湖边》及倪贻德著《玄武湖之秋》等,《狂澜》仅为其中一例。

朱氏的书封作品,常会留下个性化的署名,即以连笔的方式先画出一个“u”或“v”,继而再顺着笔势画出一个外包的圆圈,很有些像现在人们所用的符号@。《狂澜》封面上的署名即处于右下部位,倘不留心察看,是很容易一滑而过的。朱氏如此署名,既不易辨识,涵义更不好解透,为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不少困难,即便是新文学版本收藏家姜德明也曾看走了眼,竟将标有此一款识、卢前所著《时代心声》的封面作者误判为倪贻德,倒是金小明读了易君左《西子湖边》的跋文之后,才揭开朱龢典封面作品署名的谜底。

《狂澜》的封面,作者采用了象征手法,以类古拙、粗犷的线条,画了一处被大水所包围的建筑群。画面除黑色线条和墨块之外,另以黄色设计字体推出书名,并在房屋建筑上同样着以黄色。整个画面看起来简洁、洗练、醒目,颇具装饰性和视觉冲击力,也不难从中体味到其内涵张力。浪卷波翻、黑暗深厚的狂澜似乎孕育、鼓荡着一种巨大的力量,正以不可遏制之势冲击、摇撼着那群建筑,这不正是杨邨人所赞扬、呼唤的深藏于底层民众之中的那种“狂澜”的力量吗?建筑群也并非等闲民居,两侧似乎是巍峨耸立的洋楼,紧紧挟持着金碧辉煌的中式豪宅,正是杨邨人于书中暴露的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象征,在狂澜的冲击下也呈现摇摇欲坠、岌岌可危的态势。观画者虽未见其“起高楼”、“宴宾客”,却也“眼见他楼塌了”。至于建筑群上的黄色,我以为那是灿烂晨曦的反射,正意味着黑暗的终结和光明的终将到来。信笔至此,虽不免强作解人之嫌,但在我究竟是颇感会心得意的了。

杨邨人竟因为骂鲁迅而一骂成名,如今大凡研习中国现代文学史或读过鲁迅著作的人,鲜有不知其“大名”者,尽管其文学水平并不高超;与这热闹形成对比的,是为《狂澜》作封面的朱龢典,不仅名字已鲜有人知,其留下的大量优秀作品,识者亦寥寥无几,“千秋万岁名”未必,“寂寞身后事”确然,想来让人耿耿于怀、唏嘘不已。

我们太需要现代书籍装帧方面的资料了,倘暂时无力系统整理出版的话,那么有关机构可否组织力量编写出版一本《现代书籍装帧艺术家大辞典》?为了我们曾经辉煌的艺术传统的薪火继承,也为了那久已忘却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