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家间的互动自然也会有“不友善”因而令对方“不愉快”之处。冰心和林徽因之间的一些颇带较劲味的连续互动行为就是典型的事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节目是冰心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所引发的反响，直到近年还有余响——所谓“林徽因冰心两大才女的恩怨情仇”之争，似乎成了近年热议的一个焦点问题。然而，这“两大才女”间的文学过节是否仅限于“太太的客厅”的范围、而其意义是否也仅限于文人相轻的意气呢？余窃有疑焉。因为，稍微扩大点视野而又仔细点观察的话，研究者就不难发现，所谓冰心与林徽因的文学过节，乃是一个比《我们太太的客厅》发生更早、范围更大、延续更久的连续互动过程，而其互动效应也相当复杂、意义更耐人寻味，远非一般所谓文人相轻、才女争锋那样简单。

1 来自“我们太太的客厅”的观察：沈从文和李健吾观点的片面性

查冰心与林徽因之间的文学过节，其最初的迹象据说是冰心在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创刊号（1931年9月出刊）上所刊《我劝你》一诗。此时的冰心已经搁笔一段时间了，但出于对丁玲文学才华的赞赏和不幸遭遇的同情，冰心还是提笔写了这首诗，以表示对丁玲的支持；而应丁玲之请去向冰心等北方女作家约稿的乃是沈从文，他既曾是丁玲的好友，更把林徽因视为生活和文学上的知音，所以当他从冰心那里拿到《我劝你》一诗后，立即敏感到这首诗的讽劝似有所指。对此，沈从文在1938年的一篇文章里有婉转的暗示——

冰心女士是白话文学运动初期人所熟知的一个女诗人。……直到她搁笔那一年，写了一篇长诗给另一个女人，告那人说：“惟有女人知道女人的心。”“诗人的话是一天花雨，不可信。”那首诗写成后，似因忌讳，业已撕碎。当那破碎原稿被另一个好事者，从字篓中找出重抄，送给我这个好事编辑时，我曾听她念过几句。……那首诗是这个女诗人给另一个女诗人，用一种说教方式告给他不宜同另一个男诗人继续一种友谊。诗人的话既是一天花雨，女诗人说的当然也不在例外，这劝告末了不免成为“好事”。现在说来，已成为文坛掌故了。[1]

沈从文所说的冰心长诗，显然指的是发表在《北斗》上的《我劝你》，只是沈从文凭记忆援引，个别字词与原作有点出入，如“惟有女人知道女人的心”当作“只有女人知道女人的心”。看得出来，尽管沈从文下笔也有所顾忌，但他所谓“那首诗是这个女诗人给另一个女诗人，用一种说教方式告给他不宜同另一个男诗人继续一种友谊”，其实已经近乎说破了——在那时的北京文坛上，除了冰心“这个女诗人”而外，那“另一个女诗人”及与其有特殊友谊的“另一个男诗人”，不就是林徽因和徐志摩么？并且，林徽因和徐志摩也恰好与冰心一同在《北斗》创刊号上发表了诗。事情如此巧合，很可能让所谓被讽劝者颇觉尴尬吧，但事实上，《我劝你》并未讽劝住什么人。到1933年9～10月间，冰心又在京派文学主阵地《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连载了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也立即被眼尖的京派文人看出来是讽刺林徽因及其沙龙文友之作，所以据说这篇小说不仅让林徽因本人很生气，而且几乎招致了京派文人们的“众怒”。比如一向温厚的李健吾在10年之后，还颇动感情地指证说——

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指林徽因——引者按），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察庙宇回到北平，她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时叫人送给冰心吃用。她们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2]

由于沈从文和李健吾都是人文俱佳、普受尊敬的作家和批评家，话既然从他们口中说出，那就不由人不信其为事实了，那也就难怪“林徽因冰心两大才女的恩怨情仇”成了近年的学界热门话题，网络上更把此事炒成了两位女作家到底谁才高、甚至谁美貌的较劲了——从网上那么多“冰心为什么嫉妒林徽因”的帖子来看，林徽因的粉丝显然多于冰心。网络炒作的非理性可以无论矣，介入论争的冰心、林徽因研究者都是严肃的学者，但若情不自禁地以各自研究对象的拥护者自居，也难免会因个人的偏爱而把问题的讨论引向简单化以至庸俗化。其实，揆诸情理，平心而论，才女也罢、女作家也罢，也都是凡人，她们之间的关系有合有不合、彼此看得入眼或看不入眼，都是人之常情，倘若她们只是相互恭维或只要对方恭维叫好，那倒未必是好事——谓天下之美尽在是矣，非美之也，是谀之也，此所以冰心对林徽因有看法，也并不是什么罪过，林徽因研究者大可不必为此愤愤不平，冰心研究者也无须为此而苦心替冰心弥缝，仿佛不为她解脱干系就心不自安似的，这又何苦来着。

事实上，简单化的倾向在沈从文和李健吾当年的言论里就已肇其端。他们所谓讽劝或讽刺林徽因之说，原不过是他们基于个人阅读感受和个人偏爱而来的猜测之词，冰心自己既没有宣布说她写那些作品是讽刺林徽因，谁又能断言她必定有那个意思呢——她的作品也明明题为《我劝你》和《我们太太的客厅》，而非《徽因，我劝你》和《林徽因的客厅》呀。当然了，我这样说似乎有点跟两位前辈抬杠的味道了，那么我愿意坦率地承认，我倒是倾向于相信冰心这些作品里确有林徽因的影子，否则林徽因的好友们也不至于一眼就认出了女主人的原型、林徽因自己也不至于如李健吾所说生气到给冰心送醋的地步了，而这些反应不也反证出冰心抓取林徽因的某些做派确也拿捏得很准么？可问题是，即使在冰心的这些作品里有林徽因的影子，那也不能简单地说她就是直接针对林徽因的“多事”讽劝或有意“讽刺”，更难说冰心的讽刺是由于她和林徽因是什么“仇敌”云云。因为，一个作家的创作总是基于自己的切身经验以及观察周围世界而来的间接经验，当他觉得这些经验足够典型、值得一写的时候，自然会把它们写进创作里去，而进入创作里的经验也必定会有所增删、变形、夸张，才能成为更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典型，也因此一个稍有素养的读者（更无论沈从文、李健吾那样的高级读者了），从某一作品里看到自己的以及熟人的某些影子，自不必大惊小怪，更不必简单地把文学形象与自己或自己的熟人划等号。对这样一个文学常识，身为名批评家兼作家的李健吾不可能不知；而身为名作家的沈从文自己就不止一次地这么创作过，他的小说《八骏图》和《自杀》就是著名的两例。有一位迂执的教授曾自动与后一篇中人对号入座，以为那作品是骂他的，沈从文不得不写信给他，诚恳地解释说——

我给您写这个信的意思，就是劝您别在一个文学作品里找寻您自己，折磨您自己，也毁坏了作品艺术价值。其中也许有些地方同您相近，但绝不是骂您讽您。我写小说，将近十年还不离学习期间，目的始终不变，就是用文字去描绘一角人生，说明一种现象，既不需要攻击谁，也无兴味攻击谁。一个作品有它应有的尊严目的，那目的在解释人类某一问题，与讽嘲个人的流行幽默相去实在太远了。您那不愉快只是您个人生活态度促成，我作品却不应当负责的。[3]

这话说得真好，借过来足释迄今所谓“冰心—林徽因之争”之众疑。

然则，为什么像沈从文这样富有经验的作家和像李健吾这样深明文理的批评家，会对林徽因的“不愉快”那么在意以至念念不忘，却对所谓冰心的“讽刺”耿耿于怀而毫无耐心去体会其作品的意义呢？这里面当然难免个人的偏爱与偏见。沈从文、李健吾都是很富浪漫才情的人，自然比较偏爱风雅浪漫的林徽因，而不免觉得冰心的人与文都保守过气了。沈从文在三十年代初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就说过：“冰心则永远写不出家庭亲子爱以外”,[4]“渭西”即李健吾在《林徽因》一文中标举出他欣赏的几位女作家，而独独把冰心排除在外，也都是基于同样的理由。人有偏爱，本不足怪。可是，沈从文和李健吾对所谓“冰心—林徽因之争”竟然那么敏感和在意，这恐怕就不止是单纯的个人偏好，而不能不牵涉到京派文人的人文理想及其限度了。

2 美丽的新风雅：京派的人文理想和冰心的冷眼旁观

此事说来话长，这里只能长话短说。就个人之管见，三十年代前期聚集起来的京派文人，多是社会地位相对稳定、生活条件较为优裕、因而可以比较从容地追求学艺的学院中人。他们当然也对现实有所不满，但又不愿像左右翼文人那样被介入现实所累，所以企图走一条与社会现实不即不离而能超越左右羁绊的中间路线，着意在风雨飘摇的十字街头之塔上构建其独立的“自己的园地”，倾心以“距离的美学”在不完全的现世营造一种与世无争、情理调适、趣味风雅的“生活之艺术”，这同时也就成为他们的文章艺术之精魂。由于京派文人的这种人文理想既汲取了西方从浪漫到现代的新风尚，而又承袭了中国本土的清流文人士大夫悠然自得的旧风雅，所以我觉得可以称之为“现代的新风雅”，恰与海派之“摩登的新感觉”相对应也相补充，共同丰富了三十年代的文化与文学。而不论是“现代的新风雅”还是“摩登的新感觉”，都瞩望于人和文贯通一体、生活与创作打成一片。就京派文人而言，最让大家敬仰的人文典范，当然是苦雨宅里的知堂先生，而最吸引人的人文典型，则非林徽因莫属。知堂的境界自然不是一般人所可企及的，加之知堂人到中年后的“生活之艺术”也不免清寂了些，所以大家虽心向往之，但能至者并不多，所以常到苦雨宅的只有几个偏爱中式风雅趣味的现代名士；林徽因的风雅显然更富现代情趣，所以比较喜欢西式浪漫风尚的现代文人，就多去她的客厅了。由此，京派文人集团又隐然分为两个并行不悖、间有交错的小圈子。李健吾和沈从文都是林徽因客厅的常客。顺便说一句，有研究者以为李健吾之所以对林徽因念念不忘，是因为当年还默默无闻的他得到了当时文学界知名“大作家”林徽因的提携而心存感激，这恐怕有点错会了意。实际上，当李健吾去见林徽因的时候，他已是创作十年、颇有成就的知名作家了，而林徽因则不论在学术和创作上都还在起步阶段。然则李健吾为何会对林徽因的赞赏那么感激莫名呢？这可能别有原因。那时的李健吾刚留法归来，欧洲的沙龙文艺传统不仅是他熟知的也是他向慕的，那样的沙龙女主持人例出于上流社会或富有之家，人首先必须漂亮善交际，其次当然最好也能略通风雅，但是否真有文学才能和文学成就，那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文人艺术家乃是把沙龙女主人当作一个可触发创作灵感的“文艺女神”之化身、一个浪漫的“生活之艺术”的偶像来看待的。就此而言，出身世家、留学欧美、美丽风雅的林徽因，不仅在那时的中国委实是独一无二的美丽才女，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可谓颖然秀出的美之化身，即使与主持布卢姆斯伯里知识精英沙龙的维吉尼亚·伍尔夫相比，恐怕也无遑多让——林徽因确实像伍尔夫一样极富文学天赋，但伍尔夫却未必能与林徽因媲美了。正是这一切，使得林徽因的客厅成了最吸引京派文人学者的去处。像李健吾一样，沈从文也对林徽因敬慕有加。尽管沈从文日常自许为“乡下人”而对“城里人”颇多讽刺，但那或许只是个表象，他骨子里其实是个特别向往现代新文化、尤其渴望浪漫感情生活的人，所以在他心目中浪漫风雅的林徽因不仅是自己文学上的知音，而且是情感生活的导师。有一则故事恰好说明了这一点。那是1934年的一天，林徽因在家中接待了沈从文。其时的沈从文还在新婚的余韵中，写于蜜月中的小说《边城》也正好推出，赢得了一片喝彩，所以朋友们都觉得苦熬多年的从文如今可谓感情与创作的双丰收，真是生活在美满幸福的生活之中，谁也没有想到他正深深地陷在一场婚外恋中而备受煎熬。深感难以自拔的沈从文不得不去向擅长处理浪漫感情纠葛的林徽因求教和求救。听着沈从文激动地倾诉其感情的困扰，林徽因十分惊讶而又非常惊喜，因为她由此发现了一个与自己有着相同苦恼的现代人沈从文。在开导了沈从文之后，林徽因特地写信给美国友人费正清、费慰梅夫妇报告了自己的这一发现——

不管你接不接受，这就是事实。而恰恰又是他，这个安静、善解人意、“多情”而又“坚毅”的人，一位小说家，又是如此一位天才。他使自己陷入这样一种感情纠葛，像任何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一样，对这种事陷于绝望。他的诗人气质造了他自己的反，使他对生活和其中的冲突茫然不知所措，这使我想到雪莱，也回想起志摩与他世俗苦痛的拼搏。可我又禁不住觉得好玩。他那天早上竟是那么的迷人和讨人喜欢！而我坐在那里，又老又疲惫地跟他谈、骂他、劝他，和他讨论生活及其曲折，人类的天性、其动人之处及其中的悲剧、理想和现实！……

过去我从没想到过，像他那样一个人，生活和成长的道路如此地不同，竟然会有我如此熟悉的感情，也被在别的景况下我所熟知的同样的问题所困扰。这对我是一个崭新的经历。而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普罗文学毫无道理的缘故。好的文学作品就是好的文学作品，而不管其人的意识形态如何。今后我将对自己的写作重具信心，就像老金一直期望于我和试图让我认识到其价值一样。万岁！[5]

在某种意义上，林徽因的这封信及其所说故事乃是京派文人浪漫风雅的艺术生活之实例，就像在某种意义上，林徽因本人乃正是不少京派文人心目中的文艺女神之化身一样，而当时的李健吾和沈从文正执迷于此，此所以当他们敏感到冰心的诗文对林徽因及其沙龙文友们有所讽喻时，才会那么在意和不快，也正因为执迷于此，他们也就难以自我反省其限度或局限，从而既低估了冰心诗文的意义，又夸大了林徽因的气愤且低估了她的反应态度和反省能力。

诚然，冰心在“五四”及二十年代的创作，大致如沈从文所说“不出家庭亲子爱以外”。可是，当沈从文在三十年代初断言“冰心则永远写不出家庭亲子爱以外”，那就未免武断而且不无偏见了。乍一看，冰心在二十多年末三十年代初创作量确是在锐减，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就固步自封、停滞不前了，事实上那时的冰心正在默默调整着自己的文学路向、努力扩大自己的社会和文学视野。这个自我调整和扩展的初步成果，就是不久之后陆续写出的《我劝你》和《我们太太的客厅》等诗文。此时的冰心之灵气和才气，或许不如年轻的林徽因那么灵光，但论修养、经验、眼界和气度，则人到中年的冰心就非年轻气盛的林徽因可比了。如所周知，冰心也曾是大家闺秀，并且也是见过摩登浪漫世面的过来人，但其为人与为文却始终不失朴实，而看人看事则眼光锐利而且严肃，所以她对三十年代京派文人怡然自得的那种现代新风雅恐怕并不怎么欣赏。惟其如此，尽管冰心的资历足够而且人也常在北京，她却从不介入京派的活动，倒是冷眼旁观着那些现代风雅的排场、美丽浪漫的做派，自不免觉得那风雅也有雅得俗不可耐之处、那浪漫也有虚荣自私的成分，其神气活现已足为某一类生活现象和某一类人物性格之代表，于是也就顺手把自己的观察写进了《我劝你》和《我们太太的客厅》等诗文中。所以无须讳言，在冰心的这些诗文中显然有林徽因以及不少京派人士的影子，当然，她在写作过程中也有所取舍、夸张和变形，即所谓文学的“典型化”，至于其创作目的，则恰可借用沈从文自我解释其作品的话来说，“就是用文字去描绘一角人生，说明一种现象，既不需要攻击谁，也无兴味攻击谁”。如果说这些作品有所讽刺的话，它们的锋芒式乃是指向摩登浪漫而不免虚荣造作的生活方式和艺术趣味的，而并非刻意要跟哪个人过不去或对谁拈酸吃醋了。就此而言，冰心的这些作品乃是迥然不同于流行风尚的反浪漫－反摩登之作，不仅鲜明地标志着她自己的创作走出了“家庭亲子爱以外”，而且在现代文学史上也具有不可轻忽的开创意义——自此之后，这类反浪漫－反摩登之作就不绝如缕，其集大成者则是钱锺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可惜的是，由于太执迷于京派的现代风雅趣味，沈从文以及李健吾都不能认识冰心这些新作的独特意义，却只把它们简单地视为讽刺林徽因之作，这足证即使天分及判断力很高的人，也会因偏见和偏爱而盲目或失察。而难能可贵的是，冰心自己既不纠缠于此，也没有京派文人那样的对左翼文学的傲慢与偏见。所以，当她看到丁玲在《北斗》上连载的小说《水》和在《文学月报》上发表的小说《夜会》后，她曾发自衷心地赞扬丁玲“有魄力，《水》，《夜会》都写得非常好，”而自叹“这是每人的个性，勉强不来的”。[6]但其实冰心还是从左翼文学，尤其是丁玲的左翼“新小说”中受到触动和推动，从而很快就致力于新的尝试，如小说《冬儿姑娘》（1933年11月写、次年1月发表在《文学季刊》第1卷第1期）就是一例。

至于林徽因看了《我劝你》尤其是《我们太太的客厅》之后，是否当真生气到送醋给冰心吃那样失态、抑或那只是李健吾的夸张渲染之词，已不可考，但她看了这些诗文后肯定不愉快，那大概是没有疑问的。这在她1936年夏受萧乾之托为《大公报》文艺副刊编“小说选”时有所表现。据说该书的编选范围是“一年多”来《大公报》文艺副刊所刊发的小说，但其实选文涵盖了从1933年9月《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以至1935年9月这两年间的小说，所以林徽因选了她很欣赏的萧乾小说处女作《蚕》（1933年11月1日发表）以及蹇先艾的小说《美丽的梦》（1933年10月1日发表），可是却舍弃了同一时期的冰心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1933年9月27日至10月21日连载）。且不论冰心当时的社会地位和文学地位远非萧乾、蹇先艾以至林徽因可比，单就这篇小说对生活现象、人性隐微的慧眼发现及其相当成熟的艺术来说，它也是理应入选的，然则为什么被摈弃了呢？我觉得有理由判定林徽因这样做不是出于嫉妒，而是由于生气。当然，以林徽因的聪明，她是不会直接表白自己很生气的，而是绕着弯在该书“题记”里借论《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小说创作之演变来说事——

前一时代在流畅文字的烟幕下，刻薄地以讽刺个人博取流行幽默的小说，现已无形地摈出努力创造者的门外，衰灭下去几至绝迹。这个情形实在也是值得我们作者和读者额手称庆的好现象。[7]

所谓《大公报》文艺副刊“前一时代”讽刺个人的小说，不就是《我们太太的客厅》吗！看来林徽因是当真生冰心的气了。生气自然情有可原，然而毕竟理不直气不壮，因为诚如沈从文面对对号入座者而为其小说《自杀》所做的辩解：“其中也许有些地方同您相近，但绝不是骂您讽您。……一个作品有它应有的尊严目的，那目的在解释人类某一问题，与讽嘲个人的流行幽默相去实在太远了。您那不愉快只是您个人生活态度促成，我作品却不应当负责的。”对这个简单的文学常识，林徽因不可能不懂。然而道理归道理，人情自人情，尤其对照着据说是她为沈从文开编《大公报》文艺副刊而写的代发刊词《惟其是脆嫩》里的话——

难道现在我们这时代没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喜剧悲剧般的人生作题？难道我们现时没有美丽、没有风雅，没有丑陋、恐慌，没有感慨，没有希望？！[8]

侃侃而谈的林徽因大概没有想到，她话音刚落，《我们太太的客厅》就出现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而这篇小说显然是把所谓“美丽风雅”的人事当喜剧来写的。当然，冰心未必是有意跟林徽因唱对台戏的，一则冰心并不是那样一个促狭的人，二则她也确乎不像林徽因那样才思敏捷，不大可能在看了林徽因的代发刊词之后短短三五天里，就立即构写出这样一篇相当复杂并且超越了其既往写作路向的小说，而更可能是应沈从文的约稿、遂将自己长期的观察和思考付诸笔端而已。但无论如何，冰心的这篇喜剧性地拿当时上流社会“美丽风雅”做派做题材的小说，紧接着林徽因的代发刊词《惟其是脆嫩》而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第2期上开始连载，也的确巧合得让林徽因起疑和尴尬。才女也是人，即使是深明文理的林徽因也有理不胜情的时候，她碰到如此令人扫兴和尴尬的巧合，自然觉得面子上下不来，而惟其正乃当年被京派文人学者趋奉为北京客厅里最美丽风雅的太太，那就难怪她特别地生气了。

3 毕竟不一般：林徽因和冰心心照不宣的相互回应

但是，林徽因毕竟非同寻常。即使她觉得冰心的文学行为是“不友善”的因而颇为生气之时，她的反应也是有分寸的，并且正因为冰心的作品喜剧性地描写了一些上流社会人士附庸风雅而其实雅得俗不可耐的做派，这对年轻的林徽因来说真不啻当头一棒，促使她警醒和反省，从而不论在做人还是在作文上都努力摆脱某种来自上流社会的傲慢与偏见，而将同情和肯定的眼光投向社会下层。这也就是说，一场不愉快的文学过节也会有积极的互动效应。

那积极的互动效应在文学上的表现，就是从此之后林徽因的文学创作其实深受冰心创作动向之影响，二人由此开始了一场心照不宣而又堪称积极的文学竞争。

比如说吧，冰心在《我们太太的客厅》里不仅写了一位美丽风雅、摩登浪漫的太太，而且写了一个洋气十足、附庸风雅的侍女Daisy，紧接着她又写了《冬儿姑娘》和《相片》两篇小说，前者通过一个老妈子的絮絮叨叨而又不无自豪的叙述，成功地塑造了一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冬儿姑娘之自尊自立的形象，后者则非常细腻地描写了一个来自美国的小姐与她的中国养女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位美国小姐厌烦美国的浮华生活，欣赏养女的娴静并同情其不幸遭遇，所以收养了她，二人情同母女、相依为命，可是当她带着养女回到美国后，发现养女因为爱情而日渐活泼，显示出青春的活力时，她又怅然若失，想带着养女回到她的“中国”了。由于所谓“太太的客厅”事件的刺激，林徽因自然很关心冰心接下来会写些什么，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她是看过冰心的这一系列新作的。然则林徽因会做出什么样的文学反应呢？她的文学反应就是创作出了《九十九度中》、《文珍》和《梅真同他们》等一系列作品。 这些作品，尤其是《九十九度中》，近年来颇受重视——重视它在艺术上的成功，特别是引入意识流的成功，但研究者似乎忽视了它不同既往的“思想意识”之改变。其实，改变后者比运用前者更难，所以殊为难得。读者应该不难发现，这篇作品在当年北平城罕见的九十九度高温下，通过一场寿宴和一场喜宴，不动声色地串联起北平社会的三教九流，上至福气逼人的达官富贾，下至为生存挣扎的贩夫走卒，中间穿插着婚姻不自由者的感伤和小丫鬟的饥饿，……既显示出难得的艺术笔力，也显示出难能可贵的社会关怀以至某种阶级分析意识。这在那时竞写着恋爱的悲欢、现代的风雅的京派文学中确实是独树一帜的。而推原林徽因在思想意识上的进步，则不能不说与冰心的“刺激”以及冰心所推崇的丁玲的创作之间接推动有关。最能说明这种推动的，乃是《文珍》和《梅真与他们》二篇。这二篇都以一个大家庭的丫鬟或者说上流社会之家的侍女作为主角，在前者是文珍，在后者是梅真。文珍是一个很能干但也很自尊因而绝不愿受上流社会“提拔”或“照顾”的丫鬟，而同样能干且很自尊的侍女梅真则在那个不属于她的家里处境尴尬，因为那个家既让她受过一定的教育，又让她处处为难，同样为难的还有她喜欢的二少爷，他们最后能否打破传统的偏见、结为青春的伴侣，面临着许多困难。《梅真与他们》并没有写完，归根结底与这个难题有关。无论如何，这些颇有个性光彩的丫鬟侍女形象能够出现在林徽因笔下，显然与冰心作品的刺激和启发有关。换言之，正是冰心的作品以及她所推重的丁玲的作品，推动着林徽因拜摆脱傲慢和偏见，进而走出她的客厅以外，看到下层妇女所处的不公平地位及其人格自尊，从而给予了倾注着深切同情和可贵理解的书写。尽管林徽因这么写带有对冰心不服输的意味，但其实当她这么做的时候已暗含着对冰心文学观的认同。然则，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文学竞争更有意义呢？

同样不俗的是冰心对林徽因等人的一些诤议的回应。

那是在1940年底，冰心因为丈夫吴文藻 “到设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担任参事”，[9]一向夫唱妇随的她也便随丈夫举家迁往重庆。而恰在这时沈兹九因事辞去了宋美龄任指导长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组组长的职务，宋美龄就热情邀请冰心来渝代行文化事业组组长职务，首先负责“蒋夫人文学奖金”征文卷的阅卷、评奖事宜。考虑到宋美龄原是美国威尔斯利大学的老学长，而又在抗战的艰难时世中有良好的表现，所以一向洁身自好的冰心只好应允，但答应只是暂代文化事业组的组长。此事本来无可非议，但那时的高级知识分子比较清高、好以远离官场自诩，所以一时之间也颇有人以攀龙附凤议论冰心。林徽因及其一些欣赏者就持这种看法。如林徽因在当年11月给其美国友人费蔚梅、费正清夫妇的一封信里，就不无讥嘲地报告说——

但是朋友“Icy Heart”却将飞往重庆去做官（再没有比这更无聊和更无用的事了），她全家将乘飞机，家当将由一辆靠拉关系弄来的注册卡车全部运走，而时下成百有真正重要职务的人却因为汽油受限而不得旅行。她对我们国家一定是太有价值了！很抱歉，告诉你们这么一条没劲的消息！这里的事情各不相同，有非常坚毅的，也有让人十分扫兴和无聊的。这也是生活。[10]

这是林徽因风闻冰心将行未行之际所写的私信，显然有些猜测臆断之词。但这样的议论却似乎在京派文人学者中暗暗流传不绝——直到两年之后，傅斯年在为梁氏昆仲及林徽因请求救济而写给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信中，有谓“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音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11]仍以冰心的才情与职位之不称为辞，足见成见与偏见之误人。其实，林徽因与冰心才性不同，未必可以是此非彼，而冰心作为新文学女作家的首座之地位乃是历史地形成的，其他女作家纵使年轻才高，恐怕也无法而且也无须去挑战一个既成事实，更何况三四十年代的冰心在创作上又有新的进展，只是她不是那样露才扬己的人，傅斯年有所不知罢了。不难想象，对诸如此类的议论，包括林徽因的议论，冰心虽然不可能亲耳听到，却不可能没有预感和风闻，但她却不以为忤，因为她知道人们那样说乃是秉持着君子爱人也以德故责之也严的人文传统，所以其实并无恶意而是为她可惜的。也正因为如此，冰心并没有让人们担心的事情在她身上发生：在1940年年终完成了“宋美龄征文奖”阅卷及评奖工作之后，她婉言退回了文化事业组组长的聘书与薪金，继续过自己清苦的作家生涯。稍后，冰心索性告别热闹的重庆，迁居到郊外的歌乐山，以无可挑剔的安贫乐道的五年“潜庐”笔耕岁月，回答了包括林徽因在内的文坛学界友朋们的议论、怀疑和担心，而也正是在这段潜心笔耕的岁月里，冰心迎来了她的创作的第二个收获期，贡献出了一系列被叶圣陶称誉为“苍劲朴茂”[12]的散文佳作……

韩子《争臣论》云：“《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林徽因虽然一度对冰心讽喻京派文人新风雅的诗文颇为生气，但从她随后的创作来看，她其实还是接受了冰心的批评而有所改变，此诚所谓“能受尽言”而不失风度。至于林徽因和傅斯年等人抗战以来对冰心的讽议虽然不过是因风生议，但冰心既没有生气也从未剖白自己的委屈，而是默默地忍受着、静静地以行动回答了他们的误解。“人不知而不愠”，这就是冰心的风度了。

2010年11月20日草于清华园之聊寄堂

 

注释：

[1]沈从文：《谈朗诵诗》，《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243～244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2]渭西（李健吾）：《林徽因》，《作家笔会》第30页，春秋杂志社和四维出版社，1945年。

[3]沈从文：《废邮存底·五·给某教授》，《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193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4]沈从文：《复王际真》， 《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39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5]林徽因：《致费正清、费慰梅·一（1934年）》，见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文学卷》第354～35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

[6]子冈：《冰心女士访问记》，载《妇女生活》第1卷第5期，1935年11月1日出版。

[7]林徽因：《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大公报馆，1936年8月初版，此据同年10月的再版本，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

[8]徽音（林徽因）：《惟其是脆嫩》，《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期，1933年9月23日。

[9]中央民族大学纪念吴文藻先生诞辰95周年筹备委员会：《中国著名学者吴文藻先生介绍》，《吴文藻纪念文集》第299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

[10]林徽因：《致费正清费慰梅·十三（1940年11月）》，见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文学卷》第379～380页。按，林徽因信中的“Icy Heart”即指冰心。

[11]《傅斯年致朱家骅》，附录于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文学卷》——此处引文见该书第393～394页。

[12]翰先（叶圣陶）：《男士的<我的同班>》，见1943年3月19日出版的《国文杂志》第1卷第4—5号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