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随着对共和国初期文艺界考察的深入，我们发现：此时的文艺界，因来自于对各种不同文学资源和文学力量的“整合”，呈现出远比想象中复杂的状况。众所周知，上世纪40年代末，中国处于政治变动的格局之中，文学艺术及意识形态的建构，不可能逃离这一时代背景而孤立存在。洪子诚先生在微观考察的这一过程中认为，“40年代文学格局中各种倾向、流派、力量的关系的重组”是此时代“文学界”的重要特征，“以延安文学作为主要构成的左翼文学，进入50年代，成为惟一的文学事实；20年代后期开始，左翼文学为选择最理想的文学形态，推进文学‘一体化’的目标所做的努力，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成为纲领性的指导思想；文学写作的题材、主题、风格等，形成了应予遵循的体系性‘规范’；而作家的存在方式，写作方式，作品的出版、阅读和批评等文学活动方式也都出现了重大变化”[i]。不可否认，在推进文学艺术及文艺体制的“一体化”进程中，共和国初期确实有很多措施[ii]支持着这一进程，但在具体地针对文学出版业的考察时，文学现象背后的“复杂性”，往往并不是我们能够体会到的，甚至在文学史的研究中，也常常被研究界忽略。

本文不打算对此问题做全方位考察，目前从事这一研究还存在很多困难。所以，本文中我们只准备选择一个小小的出版事例为考察中介，由此深入梳理共和国初期文艺界的一些基本情况，更确切地描述它到底复杂到什么程度。我们选择的考察对象是共和国初期开明书店这一带有私营性质的出版社围绕出版“新文学选集”的一些情况。

《赵树理选集》开明书店出版

一、最初：赵树理并没有进入“新文学选集”名单

目前的研究中，陈改玲对“新文学选集”有比较集中的关注，并形成了她对这一时段的文学史的微观考察，其阶段性结论中提出：“‘五四’以来的文学与解放区文学共同构成了‘中国新文学史’，为了全面展现新文学的成就，与‘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相配合，有必要出版‘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基于此，胡愈之的提议转化成了一次政府行为，并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入1951年的出版计划。”[i]1951年7月，经过严密而谨慎地编选之后，“新文学选集”丛书陆续在私营出版社开明书店印刷出版并发行。这一出版与发行的过程，一直持续到1952年12月。按照陈改玲女士的观点，“新文学选集”的出版，其实更直接得益于胡愈之的“建议”。

但最近在阅读蔡楚生日记的过程中，我发现陈改玲的推断和得出的结论是不确切的。据蔡楚生日记透露：1950年1月30日，政务院文化部召开编审委员会会议，决定出版“五四文艺”等八种丛书[ii]。1950年8月8日，《人民日报》通报了政务院文化部艺术局编译处拟出版的“七种文艺丛书”，它和政务院文化部召开的编审委员会打算出版的六种丛书相吻合，算是出书前的一种文学预告方式。其中，“五四文艺”丛书变为新的名字——“新文学选集”丛书。选集的名单大体确定了下来，包括：“鲁迅选集、郭沫若选集、茅盾选集、叶圣陶选集、蒋光慈选集、丁玲选集、田汉选集、闻一多选集、胡也频等选集、柔石等选集、许地山选集、巴金选集、老舍选集、洪深选集、朱自清选集、郁达夫选集、王鲁彦选集、艾青选集、张天翼选集、曹禺选集等。”[iii]1951年7月起，“新文学选集”丛书陆续由开明书店出版。由此看来，“新文学选集”这套书的策划出版，显然和有些研究者所说的开明书店的经济困顿关系不大[iv]，因为它在1950年初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已提上议事日程。

这里也产生了让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在新文学选集的确定过程中出现了“胡也频等选集”、“柔石等选集”？按照我们正常的理解，“胡也频等选集”和“柔石等选集”显然是“新文学选集”中的两册书。那么，他们是不是包含着“另外”的含义？我们知道，1931年2月，柔石、胡也频、洪灵菲、殷夫、冯铿五烈士杀身成仁之后，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政治斗争上产生重要影响，鲁迅的经典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正是为了纪念这五位被国民党枪毙的烈士[v]。他们在文学史上的成绩和叶圣陶、蒋光慈等人相比，显然并不明显。那么，这里的“胡也频等选集”和“柔石等选集”，是否是准备出版柔石、胡也频和其他烈士的选集合辑呢[vi]？与后面所作广告预告的24人名单作对照，我们发现：《殷夫选集》、《洪灵菲选集》、《瞿秋白选集》和《赵树理选集》被“遗漏”。按前面的“推断”，如果“胡也频等选集”和“柔石等选集”是和其他两位烈士的作品合辑，那完全是有可能的。如果说“胡也频等选集”和“柔石等选集”已经包含了《殷夫选集》和《洪灵菲选集》的编选，那么，《赵树理选集》和《瞿秋白选集》的“遗漏”，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vii]。这到底是“有意”漏掉呢，还是当时“新文学选集”本身在编选的时候，就是这个名单呢？1950年10月11日，叶圣陶在日记中写到：“上午治杂事。午后两点半至文化部，雁冰邀开新文学选集之编辑会议。编委缺席者多，仅余与雁冰、杨晦、丁玲四人会谈而已。此选集选五四以来作者二十余人，老解放区之作家不在其内，各选其文为一集，印行传世。”[viii]看来，故意“漏掉”《赵树理选集》出版的预告信息，这种推测是不可能的。《人民日报》的出版预告，显然并不是在有意地“漏掉”《赵树理选集》的出书预告。时为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当时也是“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的编委之一，能在日记中记下“老解放区之作家不在其内”的言语，这从侧面说明：作为解放区的作家，赵树理最初并没有进入“新文学选集”的名单。这说明，动议出版“新文学选集”之初，作家及作品的限定是非常明确的，这些作家必须是20世纪20、30年代成名的作家。按照赵树理成名来看，它已经是20世纪40年代文学成就的考察范围。这是其一。

同时，我们看看健在作家或编选者为每本选集写作《自序》或《序》的相关时间，从中窥探“新文学选集”这套丛书出版的“秘密”，这里大体按照《序》最终完成的时间为顺序先后排列如下：

（1）1950年5月，巴金完成《<巴金选集>·自序》。（2）1950年6月，老舍完成《<老舍选集>·自序》。（3）1950年7月29日，艾青的《诗选自序》写毕。（4）1950年7月，张天翼完成《自序》。（5）1950年8月10日，丁易写毕《<郁达夫选集>·序》。（6）1950年8月15日，洪深完成《<洪深选集>·自序》。（7）1950年8月24日，黄药眠写毕《<蒋光慈选集>·序》。（8）1950年10月15日，李广田写毕《<朱自清选集>·序》。（9）1950年10月22日，李广田又完成《<闻一多选集>·序》。（11）1950年10月，周立波写毕《<鲁彦选集>·序言》。（12）1950年10月27日，郭沫若的《<郭沫若选集>·自序》写作完毕。（13）1950年11月15日，丁玲写作《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作为《胡也频选集》的《序言》。（14）1951年1月22日，丁玲作《读殷夫同志诗有感》，作为《殷夫选集》的序。（15）1951年2月1日，叶圣陶写毕《叶圣陶选集·序言》。（16）1951年2月7日，冯雪峰写毕《<殷夫选集>·代序》。（17）1951年6月1日，丁玲写毕《<丁玲选集>·序言》。（18）1951年9月1日，冯雪峰写毕《<鲁迅选集>·代序》。（19）1952年3月12日，茅盾写毕《<茅盾选集>·自序》。11曹禺的《<曹禺选集>·序》和杨刚的《<许地山选集>·序》没有写下最后定稿时间。除了鲁迅写的《柔石小传》，魏金枝的《柔石小传补遗》和赵帝江的《我的爸爸柔石》两文，共同组成《柔石选集》的“序言”。孟超为《洪灵菲选集》写作的序——《我所知道的灵菲》——也没有明确定稿时间。虽然不能确定这几篇序言的最终完稿时间，但从1951年7月《柔石选集》、《洪灵菲选集》、《许地山选集》，1951年8月《曹禺选集》的正常出版时间中，我们可以确定这几篇文章完成的时间，是1951年7月、8月这四本选集出版之前。也就是说，上面陈列出来的二十多篇带有“序言”性质的文章，都是在“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确定各本选集之后，编辑委员会找到健在作家本人、或逝去作家的朋友（或亲人，或爱人，或学生）、或文学史家动笔写作出来的。所有健在作家，都是本人为选集写作序或序言，但赵树理却选择的是“代序”的方式。陈改玲指出，《赵树理选集》的序言是写作时间是“最早的”12。如果按照《也算经验》的写作时间来看，它的确是最早的。该文1949年6月10日写作、6月26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但我们知道，《也算经验》其实是赵树理在全国文代会上的“专题发言”稿，这是他为7月份的全国文代大会专题发言而写作的稿件，后来还编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中。真正编入《赵树理选集》做“序言”时，它被称之为“代序”。《编辑凡例》中曾有说明，就是在“新文学选集”所做的广告宣传中，一再表明，“健在作家”都是由作家本人为选集写作序言。

赵树理显然属于“健在作家”。既然是“健在作家”，他为什么不写《赵树理选集》的序言，以便区别于那些烈士新文学作家或病逝的新文学作家呢？共和国初期，赵树理忙于各种应酬，但与郭沫若、茅盾、丁玲、叶圣陶等比较起来，恐怕这个所谓的“忙”，并不是重要的“理由”，也不能成为不写序言的“借口”。要说“忙”，郭沫若（政务院副总理、文教委员会主任，全国文联主席）、茅盾（文化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人民文学》主编）、丁玲（全国文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等人，或许更忙。更何况，丁玲有三篇序言要写（一篇是《丁玲选集》的序言，一篇是已故丈夫胡也频的《胡也频选集》的序言，一篇是《殷夫选集》的序言），她能够腾出那么多时间，难道赵树理就不能腾出这一点点时间？同样的道理，叶圣陶虽然因“余以不愿重览己文，请灿然代定之”13，但在《叶圣陶选集》的“序言”的写作上，他还是亲自操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赵树理选集》根本没有经过赵树理本人的“编选”，而是“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以编委会的名义编选的。这是其二。

同时，《“新文学选集”·<编辑凡例>》这一文本背后透露出来的“信息”，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按“新文学选集”丛书《编选凡例》的规定，“我们的选集的对象主要是在1942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们”，“这个范围，······然而大体上是有这么一个范围，并且也在这一点上，和人民文艺丛书作了分工”14。也就是说，《赵树理选集》没有进入新文学选集的最初名单，显然是“合理”的。因为，赵树理本身是1942年后延安解放区文艺“形塑”的重要文艺家，他的文艺作品，有两部已经入选“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之中，即《李家庄的变迁》和《李有才板话》。这符合《“新文学选集”·<编辑凡例>》的内在规定。它显然是最初编选“新文学选集”的基本范围，叶圣陶日记可以作证。1950年10月11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到：“此选集选五四以来作者二十余人，老解放区之作家不在其内”15。既然“老解放区作家不在其内”，这就从侧面证明这份名单的“预告”，其中揭示出很多不确定因素，至少在1950年10月，“新文学选集”出版的最终名单并没有明确下来，即：“赵树理”并没有进入“新文学选集”的名单之列。也就是说，“新文学选集”最初的预告确实揭示了《赵树理选集》等书并没有被入选。这是其三。

我们把眼光再转向“新文学选集”各册甲种本初版的时间上。综合1951年7月至1952年4月“新文学选集”出版的甲种本初版，具体情况统计如下：

1951年7月出版初版的有17部，分别是：《郁达夫选集》、《闻一多选集》、《朱自清选集》、《许地山选集》、《鲁彦选集》、《胡也频选集》、《柔石选集》、《殷夫选集》、《洪灵菲选集》、《蒋光慈选集》、《郭沫若选集》、《丁玲选集》、《张天翼选集》、《叶圣陶选集》、《巴金选集》、《洪深选集》和《艾青选集》；1951年8月出版初版的有两部，分别是：《老舍选集》和《曹禺选集》；1951年9月出版初版的有一部，即《赵树理选集》；1952年4月出版初版的有两部，分别是：《鲁迅选集》和《茅盾选集》。

从“新文学选集”各册出版的时间上，我们看到：《赵树理选集》作为“新文学选集”单独出版的意义，它是唯一的一部单独出版的“新文学选集”。郁达夫、闻一多、朱自清、许地山、鲁彦、胡也频、柔石、殷夫、洪灵菲、蒋光慈作为已故作家，编选者对其作品的修改限度是有限的，不可能做较大的“修改”。健在作家叶圣陶、张天翼、丁玲、郭沫若、洪深和艾青，没有对作品进行大的修改，所以，这些作家的选集选本都能在1951年7月按时出版。但老舍16、曹禺17和他们不同，这两位作家对其旧作进行了大量的修改，最终耽搁了出版时间，被迫拖延到1951年8月。赵树理的作品，全是1942年之后发表的，根本不存在着政治上的“问题”，所以，“改写”对于《赵树理选集》的编选过程而言，是不存在的，他没有必要对其作品加以“改写”。这从侧面看出，《赵树理选集》的出版，显得很“仓促”。如果按照书籍出版进程来“衡量”，《赵树理选集》不可能进展如此缓慢。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赵树理选集》的出版，是在仓促中完成的，这也是它最初没有纳入丛书出版的原因之一。1951年7月，“新文学选集”各册陆续出版，20日的《文汇报》和《新闻日报》关于“新文学选集”出版的预告中，仍旧没有透露出《赵树理选集》出版的“信息”。最早对《赵树理选集》进行预告的，是8月1日开明书店自办刊物《进步青年》第238期刊载的有关“新文学选集”出版的书刊广告。

所以，从这些史料的勾勒中呈现出来的种种迹象均表明：赵树理最初并没有进入“新文学选集”的作家名单之中。《赵树理选集》得以“入选”到“新文学选集”的最终名单，显然是在仓促中促成的。那么，这种仓促因素来自哪里呢？

二、《“新文学选集”·<编辑凡例>》的“修订”与赵树理的“入选”

我们还得从“新文学选集”出版的“初衷”入手。

大家知道，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大政方针上实施的是“统一战线”政策。具体到文学艺术界界，1949年7月召开全国文代大会的“目的”，就是要形成团结和统一的局面，郭沫若在大会的“主题发言”中，曾这样强调到：

无产阶级领导的如何把这广泛的人民大众组成统一战线，这是革命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没有广泛的统一战线，没有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就不可能团结全国的力量，就不可能打倒敌人，就同样地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政治革命上是这样，在文化革命上也是这样。这一条重要的真理也同样地已经为中国三十年来的历史所反复证明。18

“统一战线”政策下政治意义的“实现”，是文代大会召开的最终目标，所以，在大会的安排上，主办会议的中国共产党，更强调大会的“政治意义”的实现。虽然大会中听到来自不同的声音，甚至是异议的声音，但大会的“主旋律”是确定的，并且按照既定的方向坚实地前进着。按“新文学选集”各册出版时的《编辑凡例》所署时间，我们可以推测出：1951年3月，《“新文学选集”·<编辑凡例>》最终被确定了下来。这与1950年“新文学选集”编辑规定透露出来的信息相比，显然有些微的“变化”。前面我们一再提及叶圣陶1950年10月11日日记，他明确地记载着“新文学选集”的编选范围为“老解放区之作家不在其内”19。但在1951年3月份的这份《编辑凡例》，最终修改了之前对“老解放区作家不在其内”的规定，它做出的规定是这样的：

“此所谓新文学，指‘五四’以来，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而言。如果作一个历史的分析，可以说，现实主义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主流，而其中又包括着批判的现实主义（也曾被称为旧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也被称为新现实主义）这两大类。新文学的历史就是从批判的现实主义到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便有了一个新的更大的发展，并建立了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最高指导原则。……因此，我们的选辑的对象主要是在一九四二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们。这一范围，当然不是绝对的，然而大体上是有这么一个范围；并且也在这一点上，和人民文艺丛书作了分工。”20

引文中提到的“人民文艺丛书”，指的是1948年8月开始编选，12月开始出版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到1949年7月，“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共计印出54种21，每种初版印数均为5000册22，由新华书店统一出版和发行。文代大会期间，这套书以54种包装成书箱，作为中国共产党华北局23赠送给文代会的“礼物”，奉送给各位参加会议的文代会代表24。“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有详细的编选宗旨和原则25，这里摘录如下：

一、本丛书定名为“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暂先选编解放区历年来，特别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各种优秀的与较好的文艺作品，给广大读者与一切关心新中国文艺前途的人们以阅读的方便。

二、编辑标准，以每篇作品政治性与艺术性结合，内容与形式统一的程度来决定，特别重视被广大群众欢迎并对他们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三、作者包括文艺工作者及一部分工农兵群众与一般干部，作品的体裁包括戏剧、通讯、小说、诗歌、说书词及其它一切文艺创作。

四、作品按体裁分编。同一体裁的短篇，大致按作品的主题和它所表现的革命时期的先后，分别排列，有时也照顾到地方的特点。同一作者同一体裁的作品达到一定数量时，则编成专集，长篇作品均单独印行。

五、本丛书以后拟陆续编选出版。

这份《编辑凡例》，显然是1948年8月“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编委会决定编选文艺作品之后，由丛书的编辑委员会最终确定的。它表明，“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是系统建构的文艺丛书，从“丛书以后拟陆续编选出版”可以看出：“中国人民文艺丛书”需要在逐步推进的过程中得以完善。历史经验后来也证明：它确实是系统性建构的文艺丛书。1948年12月，“中国人民文艺丛书”陆续由新华书店出版发行（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后曾改为该社出版）。直到1953年，这套丛书仍旧在不断地推出新作品，同时以再版本的方式出版曾出版过的文学书籍。

“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出版规划在前（1948年8月），1948年12月随即开始出版文艺书籍，“新文学选集”的出版规划紧跟其后（1949年底至1950年初，1951年7月才开始了丛书的陆续出版）。既然“新文学选集”出版的“动议”，是想和“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实现合理的分工，以便在出版的过程中避免重复。那么，这种所谓的“分工”，就应该像样地被确立起来。进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作家，都是在延安解放区经历过战争与火的考验，他们的作品集中在“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26。能够进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显然是来自解放区作家的“追求”，孙犁曾表达出这样的倾向27。进入“新文学选集”名单，显然更是一种政治价值的“选择”。对于已经逝去的作家，特别是烈士作家，此时编辑他们的作品富有强烈的“政治意义”。但对于健在作家，出版作品却包含着更大的政治风险。选择哪个作家，出版他/她的哪些作品，都必然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所以，对于健在作家而言，能够进入“新文学选集”的名单，就意味着共和国这一新政权对他/她的政治评价。

我们看看这些最终入选“新文学选集”的健在作家名单，并微观考察其基本的政治倾向及新政权对他们的“态度”，统计情况如下：

这里，我们所注意到的健在作家的“身份”，是指他/她在共和国初期的政治身份和社会身份而言的，而这里的“态度”，一方面指的是新政权对他们的接受程度，另一方面指的是他们对新社会的认同程度29。显然，郭沫若30、茅盾、叶圣陶、洪深、曹禺、巴金、老舍、张天翼，都是正宗的、文艺战线上的“统战对象”。丁玲、艾青和田汉，其文学创作的初创期，仍旧是当时文艺运动中重要的“统战对象”，艾青入党的时间是在延安时期（1942年之后），田汉入党的时间是1929年（南国社时期），但他们早已在入党之前都进入文学创作的丰盛时期。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特别是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他们在特定的文学发展阶段上，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文艺战线上需要的“统战对象”。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统战”成为“新文学选集”出版的最重要目的和意图。

那么，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赵树理选集》进入“新文学选集”显得有点不伦不类。难道共和国初期的文学战线上，赵树理这样的作家还需要加以“统战”吗？接着前面的话，我们知道，赵树理是延安边区成长起来的所谓“解放区作家”。他既然生活在解放区，并且在政治身份上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1937年入党），他本身是不需要再进行“统战”的，这样一个身份进入“新文学选集”名单，不是显得很尴尬么？同时，“五四”新文学虽然和延安解放区文学有内在联系，但其差别也是很明显的。赵树理和“五四”新文学之间，还存在着内在的“张力”，这样的文学史构想，是否存在着冒险的行为呢？

这就涉及到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为什么要修改“新文学选集丛书”的“编选范围”。诚如陈改玲指出的，“赵树理是解放区作家的代表，赵树理入选‘新文学选集’，就体现了茅盾等人在文学史观念上的努力态势，旨在建立‘五四’新文学与解放区文学的内在联系，来对抗建国前后那种把‘五四’新文学与解放区文学割裂开来的流行观点。”31或许这只是一个方面。在阅读《“新文学选集”·<编辑凡例>》的过程中，我发现《编辑凡例》在建构新的文学史框架上的努力态势。其实，共和国初期“文艺界”的领导人周扬、郭沫若和茅盾，早在1946年就开始注意到赵树理的创作上。我们的眼光集中到他们对赵树理的文学史叙述上。

文学史的叙述，必然要依靠文艺作品的出版为中介，不管是在文学杂志或期刊上发表，还是以文艺书籍的形式由出版社出版，赵树理的评价也不例外。1943年9月，《小二黑结婚》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印数居然高达20000册。1944年3月《小二黑结婚》重排再版，印数又是20000册。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彭德怀在推进《小二黑结婚》上的“政治影响”，但小说本身的“文学史意义”，或许才是它有这么高的印数的最主要原因。正如在重排再版的附加说明中，出版社是这样介绍的：“这本为老少爱读爱听的自由结婚的通俗故事，自去年九月出版以来，风行一时，不日就卖完了，本店为满足各地读者的需要，特再版发行。这次是用大字排印，并附有趣的插图”32。但此时的延安边区，因政治形势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部门并没有对赵树理表现出好感，反而出现这种论调：“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抗日，写男女恋爱没有什么意义”33。这种评价方式占据主流之时，赵树理的文学史评价是无从谈及的。1946年，边区文艺界把眼光还是转向了“赵树理”。1946年4月1日，太行边区文联刊物《文艺杂志》发表赵树理的小说《地板》，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地板》被《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附有对小说的评价，“象这样有深刻的思想性，同时又有相当高度的艺术性的作品，是很难得的，因此我们发表它。这在现时对我们是有教育意义的”34。《解放日报》对赵树理的小说进行转载并加上《编者前记》，本身已经表达出边区党（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宣传部门开始注意赵树理。同年，周扬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对赵树理的“出现”，进行了评价。他认为，赵树理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这正是他实践了毛泽东同志文艺方向的结果”35。周扬把“赵树理的成功”直接归功于毛泽东同志文艺方向的实践，也就是说，赵树理是在毛泽东文艺方向的指引下最终取得成功的，这是一种政治化评价，为赵树理在解放区文艺中的方向确定提供了参照。

在几乎相同的时间里，郭沫若和茅盾也把眼光注意到了“解放区文学”，特别是赵树理作品出现的意义阐释上。原来，在接受美国国务院邀请后，周扬于1946年7月到达上海，把延安解放区的两部书，分别送给了文坛领袖郭沫若和茅盾。这两部书，就是《李有才板话》36和《解放区短篇创作选》37。郭沫若在《<板话>及其他》中把自己的阅读体验清晰地表达出来：“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朴素的内容与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兴趣的”38。而在读了《李家庄的变迁》后，郭沫若直接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他认为，赵树理“是处在自由的环境里，得到了自由的开展。由《小二黑结婚》到《李有才板话》，再到《李家庄的变迁》，作者本身也就像一株树子一样，在欣欣向荣地、不断地成长。赵树理，毫无疑问，已经是一棵大树子。这样的大树子在自由的天地里面，一定会更加长大，更加添多，再隔些年辰会成为参天拔地的大树林子的。作家是这样，作品也会是这样”，“看惯庭园花木的人，毫无疑问，对于这样的作家和作品也会感觉生疏，或甚至厌恶的。这不单纯是文艺的问题，也不单纯是意识的问题，这要关涉到民族解放斗争的整个发展。口舌之争有时是多余的，有志者请耐心地多读两遍这样的作品，更耐心地再看三五年后的事实吧。”398月25日，郭沫若的书信（致陆定一）在延安边区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发表，其中包含他对解放区文艺及赵树理的评价，“我费了一天工夫，一口气把《解放区短篇小说选》第一辑和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读了一遍，这是我平生的一大快事，我从不大喜欢读小说，这一次是破例，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创世纪，这样可歌可泣的事实，在解放区必然很丰富，我希望有笔在手的朋友们尽力把它们记录下来，即使是素材，已经就是杰作，将来集结成巨制时，便是划时代的伟大作品，我恨我自己陷在另一个天地里，和光明离得太远，但愿在光明中生活的人，不要忘记把光明分布到四方。”40在阅读《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特别是《李有才板话》之后，茅盾认为，“由于两种努力的汇合与交互影响，解放区的文艺已经有了新的形式。这两种努力一方面是和广大人民生活且战斗在一起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为要真正服务于人民而毅然决然不以本来弄惯的那一套自满自足，而虚心向人民学习，找寻生动朴素的大众化的表现方式，另一方面是在民主政权下翻了身的人民大众，他们的创造力被解放而得到新的刺激，他们开始用的《万古当新》的民间形式，歌颂他们的新生活、表现他们的为真理与正义而斗争的勇敢与决心。《李有才板话》是这样产生的新形式的一种。无疑的，这是标志了向大众化的前进的一步，这也是标志了进向民族形式的一步，虽然我不敢说，这就是民族形式了。”41

经过郭沫若、茅盾的“文字宣传”，赵树理及其作品在国统区成为文学青年、文艺爱好者们谈论的话题，其作品也进入了更大的普及区域。1946年6月之后，上海文坛掀起了关于“赵树理”的一些话题，“《李有才板话》出版三版还是供不应求”42。连《解放日报》也报道了赵树理在国统区的影响力，“《李有才板话》在沪连出三版都已销售一空，买不到的人到处寻找借阅，青年群众中争相传诵，并给文艺界注射进了新的血清，大家对于解放区生活的幸福和写作的自由也因此更为向往。”43郭沫若和茅盾关于赵树理的作品的相关评价，都直接针对赵树理与解放区文艺的关系，同时也暗含着未来的新中国文学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1947年7月25日至8月10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指示晋冀鲁豫边区文联，举行有关赵树理的“文艺座谈会”。正是在这次会上，主持文联日常工作的副理事长陈荒煤提出了“应该把赵树理同志的方向提出来，作为我们的旗帜，号召边区文艺工作者向他学习、看齐！为了更好的反映现实斗争，我们就必须更好的学习赵树理同志！大家向赵树理的方向大踏步前进吧！”44

1949年3月，毛泽东文艺思想确立为共和国的总的文艺指导思想后，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经典文献，是每个文艺领导人、文艺工作者的基本任务45。文代大会以会议决议的形式，正式确立起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后，学习毛选成为一种日常的政治任务。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新文学史”观念的形成，它不得不依照毛泽东的思想作为指导。至于茅盾，由于他曾有延安之行（1940年5月），并且和毛泽东有个人的“私交”，早已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学习，转变自己的角色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忠实信徒，早在1948年间就已完成46。编选“新文学选集”，顺理成章地要演绎这样的文学史观念，那么，修改作品的编选范围，也是一种文学史观念变化的表现。1951年3月，最终确定“新文学选集”的编辑范围，正是郭沫若和茅盾的“新文学史”观念按照毛泽东文艺思想建构的必然表现。这为《赵树理选集》的“入选”打开了方便之门，它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新文学选集”之一部。

三、《赵树理选集》成为最大印数的“新文学选集”印本

1951年3月，《“新文学选集”·<编辑凡例>》的最终定稿，为《赵树理选集》最后进入“新文学选集”扫清了道路。一旦进入这一名单，我们发现：《赵树理选集》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首先，《赵树理选集》是唯一的一部进入“新文学选集”行列的解放区文艺作品集。这从侧面可以看出：主持“新文学选集”编务工作的“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着力塑造“五四”新文学和延安解放区的“新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发展线索，不仅体现在“五四”新文学时期，甚至在“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便有了一个新的更大的发展，并建立了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最高指导原则”47，这里我们可以做如是解读，“解放区文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优越于“五四”新文学。这恰如周扬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五四’以来，以鲁迅为首的一切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为文艺与现实结合，与广大群众结合，曾作了不少苦心的探索和努力。在解放区，由于得到毛泽东同志正确的直接的指导，由于人民军队与人民政权的扶植，以及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改革的配合，革命文艺已开始真正与广大工农兵相结合。先驱者们的理想开始实现了。自然现在还仅仅是开始，但却是一个伟大的开始。”48在周扬看来，赵树理的“出现”，是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的新的发展。延安解放区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之间，不存在着“断裂”的关系，相反，更主要的意义在于，赵树理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49。

作为独特的个案，既然赵树理在“新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有如此大的文学史意义，那么，《赵树理选集》的印数上，有没有特别的意义呢？这无疑会引起我们对《赵树理选集》的印数的注意，让我们把眼光转向各册“新文学选集”的印刷数量上。在具体考察 “新文学选集”各册出版的印数时，有研究者在这方面有一定关注，但在关注的过程中并没有对“新文学选集”各册做系统的、完整的梳理。我们也发现：《郭沫若选集》并不是印数最多的50。查《郭沫若选集》各版次的印数情况是这样的：1951年7月甲种本初版本印数为5000册、1952年1月甲种本再版印数仍旧为5000册，1952年6月乙种本（即普及本）初版印数为3000册、1952年11月乙种本再版印数为10000册，总计印数为23000册。这套“新文学选集”的其他作家选集的印数情况，是不是比郭沫若的少呢？据开明版“新文学选集”1951年7月至1952年12月印刷的数字统计结果，分别统计如下：

虽然我们没有发现《郁达夫选集》“乙种本”，但从1952年6月开始印刷“新文学选集”各册的乙种本开始，逝去作家最多的印刷数只有10000册（如《闻一多选集》），所以《郁达夫选集》的最终印数最高不会超过20000册，最低也不会低于10000册（即使不印刷乙种本）51。按照这样的最终印数册数的统计，我们得出的是这样的排名次序：《赵树理选集》印数是最高的（35000册），《丁玲选集》印数也不少，高达28000册，《鲁迅选集》紧跟其后（25000册），《巴金选集》、《老舍选集》、《郭沫若选集》的印数相同，达到23000册，并列第四。这就让人产生“疑问”：最初动议出版“新文学选集”，《赵树理选集》并没有纳入出版的视野中，而一旦进入“新文学选集”的出版视野后，它却成为印数最多的，其中缘由何在呢？

显然，作为私营性质的出版社，开明书店仍旧有自己的编辑策略和出版考虑。以最大量的印数来出版《赵树理选集》，一方面，可见赵树理当时在共和国初期文学界的“影响力”。我们知道，1951年、1952年开明书店并没完全停留在赚钱的目的上，它还有积极的政治进取精神，响应文艺界的基本方向——“赵树理方向”52。也就是说，《赵树理选集》以高达35000册的印数出版，是为了普及赵树理的作品，进一步在新解放区（也即原国统区）传播解放区的文艺创作，激发读者们对解放区文艺作品的“热爱”。《鲁迅选集》紧跟其后，与当时鲁迅的在政治上、文化上的地位，和执政党对鲁迅的形塑，有很大的关系。大量印刷鲁迅作品，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精神的形塑，切合了共和国初期思想界对鲁迅的反应。而巴金、老舍、丁玲、郭沫若作品的印数达到23000册，一方面是他们自身文学成绩的展现，另一方面也在于他们当时在文坛的地位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巴金，本身在文学青年中有着强大的影响，丁玲曾经直接指出了巴金作品的这种影响53。

另一方面，《赵树理选集》以35000册如此高的“印数”，占据着“新文学选集”的头把交椅，显然和开明书店这一“私营”出版业性质有很大的关系。私营性质的出版社，必然要以盈利为其最终的目的，虽然共和国初期，开明书店同仁们也希望出版社成为国营出版社。出版总署党小组研究后决定，“开明要求公私合营，但其最近表示并不急于公家投资，而希望解决其内部人事问题，并在出版工作上与公家分配”54。最后，出版总署做出“答复”：“据该店呈报现有资本约合上海折储单位150万个，存货原料亦多，按其本年度编辑出版计划，现有资产足可应付，故在此过渡时期应仍就其原有私人资本，继续单独经营，不必由国家投资”，“但在业务方面，我署可予以协助和指导，使其配合国营书店，进行并发展一定的出版业务，以逐步走向完全的公私合营。”55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出版总署希望开明书店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走上新生的道路。面对共和国初期极度困难的经济状况，出版一些既经济、又有政治效益的书，那当然是两全其美的事情。而《赵树理选集》的“入选”，本身就是政治效益的实现。在政治效益的基础上，大量印刷《赵树理选集》，其经济效益也有了相应的“保证”，所以，开明书店利用这样的契机，实现了政治与经济的“双赢”。这或许是《赵树理选集》成为最大印数的最好阐释。

结束语

1950年1月，政务院文化部动议出版七种文艺丛书，其中包含“五四文艺”，随之《人民日报》对这几种丛书进行了介绍，这套“五四文艺”丛书，就是后来的开明版“新文学选集”丛书。出版“五四文艺”丛书，最初的目的是和“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实现分工，专门针对1942年以前出名的作家的作品，从而建构起“五四”新文学史和共和国文学的历史叙述。而“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则立足于“选编解放区历年来，特别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各种优秀的与较好的文艺作品，给广大读者与一切关心新中国文艺前途的人们以阅读的方便。”56

不可否认，这两套丛书的“编选”，最终目的都是“形塑”中国新文学史的历史叙述方式。它们分工的“目的”，也是为了进一步确立这样的文学史叙述。在编选“新文学选集”之前，“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早已在1948年12月就陆续出版解放区文艺书籍，其中，赵树理有两种书入选，这就是《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赵树理选集》从最初没有进入“新文学选集”名单，直到《“新文学选集”·<编辑凡例>》对“新文学选集”的编选范围进行重新确认之后。显然，《“新文学选集”·<编辑凡例>》的最终定稿中，这样的“修正”，一方面是形成一种新的“新文学史观”，以便“五四”新文学和延安解放区文学在文学史的建构过程中，形成有效的叙述方式，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迎合当时的“读者市场”，出版《赵树理选集》显然是一个经济和商业的“卖点”。开明书店自创办以来，一直把青年读者作为自己的理想读者，既然新政权把“赵树理方向”作为全国文艺界的方向，那么，最大数量的印数来印刷《赵树理选集》，也成为形塑共和国初期文艺青年的最好途径。最终，开明书店把《赵树理选集》以35000册的印刷数量，实现了政治与经济的双赢。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共和国初期“文艺界”有关文艺书籍出版的政治文化含义，以及在这背后复杂的经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潜在影响”。

此文系2011年度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人民共和国初期文艺界的“内部清理”》（课题编号11YJC751112）和西南科技大学博士基金项目《“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整合”：新中国初期“文艺界”研究》（课题编号10SX710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洪子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指出，“文艺批评成为进行规范的主要手段”。而这里的“文艺批评”，有赞扬性的文艺批评，也有批评性的文艺批评。张钟等：《中国当代文学概观》，第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1231陈改玲：《重建新文学史秩序——1950～1957年现代作家选集的出版研究》，第26、35、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4蔡楚生：《蔡楚生文集》（第三卷·日记卷），第338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

5《今年内将编刊七种文艺丛书》，《人民日报》1950年8月8日。

6陈改玲认为，“开国伊始，读者热爱解放区作品，开明书店面临稿荒，经营颇为困难。此时，担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的开明书店股东胡愈之，萌发了编选‘新文学选集’的念头，他的这个想法很快就得到了文艺界其他领导人的呼应，遂成立‘新文学选集编委会’”。（陈改玲：《重建新文学史秩序——1950～1957年现代作家选集的出版研究》，第25页。）

7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对他们的论及将他们“经典化”，这成为后来文学史和革命史叙述的框架。

8冯铿虽然作为五烈士之一，但其文学成就并不明显，即使后来胡也频、柔石、殷夫、洪灵菲的作品单独成册出版，冯铿仍旧没有被纳入到作品的出版中。所以，这里的“胡也频等选集”、“柔石等选集”显然在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构思中，是两个作家的选集合辑。其实，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作家选集以及八十年代初期出版的现代作家资料汇编中，就把两个作家合并在一起。

9《瞿秋白选集》的“遗漏”问题，本文暂不对此作探讨，主要集中于对《赵树理选集》的讨论。

10131519叶圣陶：《叶圣陶集》（22），第136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1均根据各选集序言的最后定稿时间，以及作家日记中的信息透露。

142047“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新文学选集”·编辑凡例》，1951年3月。

16如老舍对小说《骆驼祥子》的大量修改，金宏宇指出其修改并不是“艺术上的改进”，而是“自我检讨的表现”。金宏宇：《<骆驼祥子>的版（文）本变异》，《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17曹禺对剧本《雷雨》《日出》《北京人》都进行了改写，特别是《雷雨》和《日出》的修改，严重破坏了其在艺术史上的价值。曹禺在《<曹禺选集>·自序》中特别强调，“譬如《日出》这本戏，应该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旧社会的控诉，可是当时却将帝国主义这个罪大恶极的元凶放过；看起来倒好像是当时忧时之士所赞许的洋洋洒洒一篇都市罪恶论。又如，我很着力写了一些反动统治者所豢养的爪牙，他们如何荒淫残暴，却未曾写出当时严肃的革命工作者，他们向敌人做生死斗争的正面力量。……”这些，都成为他最终改写剧本的“理由”。

18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总报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36-37页，新华书店1950年版。

21有回忆录认为，“人民文艺丛书”出版了57种，陈改玲采用了这种观点。但我查阅宋云彬日记和常任侠日记后，可以确定在1949年文代会前夕，“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出版的总数为54种。宋云彬：《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常任侠：《春城纪事》，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文艺报》创刊号上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广告》也说明仅仅出版了54种，这里我采用54种的说法，比较切合文代会前夕的基本状况。

22对1949年“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发行量的统计数字，第1版第1次印数均为5000册。

23《文代大会收到赠品统计》，《文艺报》周刊，第12期，1949年7月21日。

24叶圣陶、宋云彬、常任侠、阿英的日记中对此都有记载。

25《“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编辑例言》，见1949年出版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各书。

2648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人民文学》1949年创刊号。

27最初，孙犁是想把自己的作品交给康濯转交给“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编辑委员会，期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在这套丛书中占有一席。但最终并没有实现，之后，还是在康濯的努力下，孙犁的《采蒲台》、《风云初记》等作品进入了另一套文艺丛书“文艺建设丛书”的出版视野中。

28依据文代会后的全国文艺组织名单整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579-591页。同时参阅的资料还有作家的个人自传文字。

29在共和国初期，其实这种所谓的“态度”，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新社会的政治身份和社会身份。

30郭沫若虽然表面上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统战对象”，但他早在抗战初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32温儒敏编著：《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学习指导》，第33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342戴光中：《赵树理传》，第167、214页，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34《<地板>·编者前记》，《解放日报》1946年6月9日。

35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解放日报》1946年8月26日。

36内收《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

37收有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孔厥《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康濯《我的两家房东》、葛洛《卫生组长》、丁克辛《一天》、邵子南《地雷阵》、孙犁《荷花淀》、刘石《真假李板头》、韦君宜《龙》、秦兆阳《“俺们毛主席有办法”》和高朗亭《陕北游击队历史故事》，计11篇短篇小说。从解放区作家出版作品选和赵树理出版单行本中，我们可以看出赵树理在解放区文艺的形塑过程中重要的意义。

38郭沫若：《<板话>及其他》，《文汇报》1946年8月16日。

39郭沫若：《读了<李家庄的变迁>》，《文卒》，第49期，转引自郭沫若：《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二十卷》，第1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40两本书的书名号为笔者所加。郭沫若：《谈解放区文艺创作》，《解放日报》1946年8月25日。

41茅盾：《关于<李有才板话>》，《群众》，第12卷第10期，1946年9月。

43《沪文化界热烈欢迎解放区作品》，《解放日报》1946年8月29日。

44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人民日报》1947年8月10日。

45周扬在《新的人民的文艺——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中指出，“文艺工作者首先必须学习政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当前的各种基本政策”，“文艺工作者还必须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总路线，总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对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各种不同的具体政策作连贯起来的思索和理解”。

46关于这方面的内容考察，我在《五四的不同想象与思想分野：1948年文艺界中的茅盾和沈从文》中有详细的分析。

491949年王春写了一篇文章，专门介绍赵树理，“他是新文艺的爱好者，写过新诗、新小说，着实努力学习过欧化。但是从学校出来以后，他的创作思想变化了，他说要得文艺为群众接受，非通俗化不可。”从中说明赵树理和五四新文学的关系，突出赵树理对五四新文学的“新发展”。王春：《赵树理怎样成为作家的？》，《人民日报》，1949年1月16日。

50谢泳先生有这样的论说，“《中国新文学史稿》初版本的后面，附有当时开明书店的一个广告，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有帮助，尤其要注意其中的印数。郭沫若选集印数最高，似乎有特殊含义，按常规推测，有些例外。”他把29000元的定价当作了“印数”是明显的错误。谢泳：《<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版本变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6期。

51陈子善先生认为，《郁达夫选集》没有出版乙种本也有可能。因郁达夫小说中文字中涉及性描写，这与共和国初期文艺界的“洁化”有密切的关系，乙种本在这种情况下不出版也有可能。

52“赵树理方向”系陈荒煤和周扬提出的文艺方向，这为统一并规范解放区文艺的实践，产生过重要的影响。1949年7月文代大会上，周扬特别强调了赵树理写作出现的意义。

53“巴金的作品，叫我们革命，起过好的影响，但他的革命既不要领导，又不要群众，是空想的，跟他走是永远不会使人更向前走，今天的巴金，他自己也就正在要纠正他的不实际的思想作风”，“巴金的小说，虽然也在所谓‘暴风雨前夕的时代’起了作用，现在对某一部分的读者也还有些作用，但对于较前进的读者就不能给人指出更前进的道路了。所有这些作品所给与我们的影响，我们应该好好地整理它，把应该去的去掉它！”丁玲：《跨到新的时代来》，第175-17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版。

5455《出版总署党组小组会议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2册，第57、246页，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