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导读

不管时代多么浮躁，总有人执着于自己的喜爱，几十年如一日，洪流冲不走。朱燕玲就是这样的人。1985年从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到心向往之的《花城》杂志，三十多年来，她像是一位守城人，默默地守护着《花城》，孜孜不倦地为别人做嫁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平凡而又令人动容。本文选自《亚太经济时报》2018年3月1日第五版。

亚太经济时报：您是南京人，读书在南京，怎么想到来广州进《花城》杂志的？

朱燕玲：《花城》杂志1979年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创刊，一出生就带有非常强烈的开放色彩，一直延续至今。当时，《花城》与《收获》、《当代》、《十月》并称为杂志的“四大名旦”。《花城》杂志是“花旦”，与那三家杂志老成庄重的风格相比，它带有一种青春气息。杂志在创刊时，从栏目设置上就与北方杂志有很多不同。《花城》依托广东与港澳距离近这一地利优势，与很多港澳台作家来往频繁，开办了一个港台文学栏目，开始介绍国外现代派作家的写作手法、观念以及国际上的写作流派，这在当时都是闻所未闻的。《花城》杂志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朝气蓬勃的。

我于1985年来到《花城》杂志。现在想来，应该属于第一批毛遂自荐来的。我从南京大学毕业，本应被分配到江苏省社科院，但我不太想做研究，而且非常向往广东开放的气息，希望能去广东工作。我就写了一封信给《花城》，大概一两页纸。后来我得知当时编辑部在办公室大声朗读了我的信后，领导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之后主编范汉生来南京看望作家乔雪竹，顺便来见我，见面后他觉得我确实不错，又到南京大学了解我的情况。南大老师也极力推荐我，说我写东西挺好还会画画，于是他就决定要我。

亚太经济时报：作为《花城》杂志第六代掌门人，您认为您和前五代有哪些不同？

朱燕玲：我是在80年代改革开放的语境和环境下长大的，之前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就读，1981年在南京大学上大学。南大是一所非常具有传统思想的学校，比较有独立的思想意识。所以我不好“两口”，即口语化、口号式的东西，除了看中文学的艺术品质之外，还比较看中文学所承载的社会责任。或者这是我与田瑛主编的一些不同吧，他可能比较看中形式化的东西。

坚守三大法宝

关注现实 艺术第一

亚太经济时报：《花城》走过了近40年的路程，在市场的冲击、打磨和锤炼中，始终坚守着一个个文学的垛口。你们是怎么坚持的？坚持着什么？

朱燕玲：我们坚持两条，一是现实，二是艺术。杂志的风格与各个主编的不同指导思想有很大关系，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特点，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对现实的关注。最早的李士非和范汉生时期，杂志是非常介入现实的。一直到80年代末，杜渐坤任随笔主编后，也比较重视现实文学。那时报告文学是《花城》的主打栏目，作家赵瑜的《太行山断裂》、李卫星的《中国体育界》等报告文学都获了奖。

90年代初，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很多杂志纷纷改刊，以获得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纯文学开始走下神坛，《花城》却始终比较淡定。很多人觉得奇怪，位于广东这样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周围经济信息应该特别多，为什么《花城》杂志反而无动于衷呢？甚至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没有朝气的表现。现在回过头看，其实这是我们杂志的一种坚持，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文学就是文学。正因为我们处于经济发达地区，这种经济生活是一种常态，正如文学也是一种常态一样，我们可以始终保持一种淡定的心态，坚持前辈们倡导的“艺术第一”，保证艺术品质。

先锋文学 实验写作

亚太经济时报：进入90年代，先锋文学开始转型，《花城》却全神贯注关注先锋文学。为什么？你们怎么理解先锋的意义？

朱燕玲：1992年，田瑛对杂志做了一些调整，开始侧重先锋文学。有人说花城后知后觉，《收获》早在80年代后期就已经推出先锋文学，比如孙甘露、格非、余华等作家，而到90年代初这些作家都要开始转型的时候，《花城》才来搞先锋文学，我们因此被很多人戏称为“后先锋文学”。这时报告文学栏目已经停掉，田瑛的策略是《花城》只谈文本，不谈其他。

进入新世纪后，以前的先锋文学作家大多已经回归到现实主义了，先锋几乎没有了市场，《花城》杂志却还一直关注先锋文学和实验性写作，这受到很多人的诟病。确实从杂志的来稿数量来讲，先锋文学作品已经大大减少，但我觉得文本探索以及对汉语写作探索的精神永远值得鼓励。我们不能狭隘地理解先锋，认为它只是形式上的一种东西，其实它更是一种艺术姿态，是一种更包容的心态，是一种更加深入的思考。先锋文学不等于古怪，它是一种“创新性的写作”，先锋精神应该永远不死。

我接手《花城》杂志后，还是提倡先锋精神，也更关注文学界的最新动态，为读者展示众多名家的最新动态。比如2018年第一期我们刊登了莫言的两篇最新短篇小说《诗人金希普》、《表弟宁赛叶》以及一组诗歌《雨中漫步的猛虎》。对杂志来说，我们只是为其提供一个展示作品的平台，至于好坏，读者自行评价。但从市场反响来说，还是不错的。很多网站进行了转载，网友也在下面纷纷留言，大多是肯定的，大家觉得莫言在努力做一种尝试和改变，而不是局限在长篇小说写作上。也有人觉得不好，猜测莫言回归现实主义，是否和现阶段的倡导有关。我认为对于莫言这样一个大家，不会说市场倡导什么，他就去写什么，他只是在试图做一些改变。这种改变其实就是“先锋精神”的一种体现，我们不要因循守旧，在思想深度或形式上都要有所突破，这也是我们所期望的。

刊登后还发生了一件比较有趣的事。有一位莫言的山东老乡作者在豆瓣上写了一篇小说《围堵莫言》，讲述了莫言过年回老家后粉丝去各个地方围堵莫言的故事，他还把《花城》杂志及莫言最新作品的两个主人公金希普、宁赛叶也写入了小说中，写得非常生动。我觉得这篇作品很接地气，文学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我们强调文学的专业性，但专业的并不一定就要远离人民大众，它也可以与人民大众结合得很好。

关注新人 发现新人

亚太经济时报：在先锋文学包括文本实验上，《花城》杂志推出的最成功的作品或作家有哪些？

朱燕玲：比如北村、吕新、林白、陈染等一批先锋或后先锋作家。北村大概十几年前在杂志发过一篇长篇，2016年又和吕新一起发表了长篇作品，反响都不错。还有我们一直比较关注的残雪，基本每年都会刊登她的作品，她在国外的影响力比较大，获得了很多奖。

我们还有一个比较重大的举措就是挖掘新人，将新的梯队补充进来。有很多其他期刊不能发表的作品往往在我们这儿才得以发表，这也是《花城》包容性的一种重要体现。《花城》一方面支持文学形式上的探索，另一方面不唯名人是瞻，很多新人都是在这里被挖掘出来的。前些年《花城》推出一个不定期栏目“花城出发”，目的是为了培养新人，这不单单指年龄上的新人，还有些可能三四十岁一直坚持写作却在文学界没有什么名气的作家。虽然现在文学界有点浮躁，但中国之大，还是有很多安心写作的人，比如吕新，平时连讲话都有点结巴，却一直不紧不慢地坚持写作。我们就是要为这些安心写作却被忽略的人提供一个平台，让社会大众知道这些纯粹的作家。

2017年，我们把“花城出发”改成“花城关注”，邀请著名评论家、南京师范大学何平教授担任主持人，成为一个定期栏目，并扩大版面，更体现了我们主动的姿态。第1期刊登了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作品，他坚持写作了好多年，但大众对他不是很了解。我们杂志推出他的作品后，很多人就开始关注他，由他导演的根据他自己的短篇小说《塔洛》改编成的电影还获得了金马奖的提名，是一位非常不错的作家。

还有一位作者陈仓，之前是一位诗人。2012年我们发表了他的《父亲进城》，反响很大，很多读者打电话来说看完后非常感动。他自己也受到很大的鼓舞，没想到自己原来还有写小说的才能。后来一发不可收拾，发表了进城系列。他写的故事非常独特，受到了热烈的追捧。

现在很多杂志一提到新人就想到“小鲜肉”，都开了“90后”专栏，但我经过一两年的思考，觉得如果要持续长期做一个“90后”专栏，我接触的这些人可能还不足以支撑。并不是说这些年轻作者就一定要多么老成持重，80年代初格非也才20多岁，但他们一出来就给人一种朝气蓬勃的感觉，反而现在年轻人一出来就老了。可能是由于传统的文学杂志代表了主流，存在很多固化的东西，很多年轻人认为纸刊比较保守，由于互联网的兴起，他们将作品移到了自媒体。

诗意的花城

亚太经济时报：《花城》作为一本以小说为主的杂志，诗歌也是非常有名的。作为诗歌栏目一直以来的把控者，请您谈谈对诗歌的理解，您是怎样将诗歌栏目搞得有声有色的？

朱燕玲：《花城》杂志属于综合性期刊，我们和专业性的诗歌期刊不同，和其他一些刊登诗歌的综合性期刊也不同，这些期刊只是将诗歌充当一个补白的功能，而《花城》杂志长期以来坚持刊登长诗。我觉得要向读者推荐一位诗人的话，一定要较全面，两三首诗是不足以完整呈现一位诗人的，必须是一组诗或一篇长诗。所以《花城》杂志一直坚持给诗歌较大的版面，这成为一种传统。此外，我们较其他期刊给诗人的稿费也是比较高的。

我本人在学生时代也写诗，算是个校园诗人吧，当编辑以后觉得有才的人太多，就没再写了。但还是非常喜欢看诗歌，真正好的诗歌确实是非常高的文学形式，按照传统观点来讲，诗歌和戏剧要高于小说，可以达到更高的境界。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诗歌传统的国家，诗人这个群体一直非常活跃。而这些年以来，诗人的活动空间也不断扩大，诗人名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亚太经济时报：其他一些期刊编选诗歌的负责人可能换了又换，而《花城》杂志却一直是由您主持的，那么您认为80年代、90年代以及新世纪的诗歌有哪些不同？诗歌的选取是不是也和不同时期坚持的不同理念有关？

朱燕玲：之前《飞天》杂志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栏目叫“大学生诗苑”，我们《花城》杂志也有一个类似的栏目，我最开始是编辑这个的，因此接触了一大批现在诗坛上的“大牛”，如欧阳江河、骆一禾、李亚伟、王家新等，欧阳江河和李亚伟都获得过“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奖，《花城》杂志算是他们成长的平台之一。海子那首被诗歌青年反复颂唱的名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是在《花城》杂志首发的。进入90年代和新世纪后，西川、朵渔、陈东东、韩东、黄礼孩等一大批诗人都在花城上发表作品，可以说如今在中国诗坛上比较活跃的有名气的诗人都在《花城》上发表过作品。

实际上，诗歌的选取和编者有很大关系，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完全抒情性的东西或者完全口水话、过于日常化的东西，我选取的诗歌可能会偏于精英化的。有人认为诗歌就是分行写作，我不太赞同这种观点，它和散文有很大的区别，还应坚持“以诗言志”。互联网出现以后，口水化写作太多了，《花城》杂志作为专业的文学杂志，代表一种专业态度和标准，我们一定要在众多的作品中选出最好的。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如果没有遇到好的作品我宁愿不发，我还是坚持刊登一些有内涵的东西，要“捡到贝壳，不捡玻璃”。

亚太经济时报：您在选取诗歌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一些比较优秀的女诗人？

朱燕玲：余秀华、海男等都是非常优秀的女诗人，今年下半年我们准备发海男大概60首诗歌，因为她就是那类不受世俗干扰安静写作的作者。她不光写诗，还坚持写小说，一直保持着充沛的创作力。还有荣荣，现任《文学港》杂志的主编，曾经获得过鲁迅文学奖。